当代世界已进入娱乐经济时代，人类恣意追求消费过程中的“快乐”、“幸福”。娱乐经济的浪潮也席卷了中国，文学以娱乐业的方式进行包装、营销和炒作，诸如“美女作家”、“躯体写作”、“80后”青春文学等。文艺界娱乐化，通俗文学持续大热，精英写作日益边缘化。通俗文学本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一极，鸳鸯蝴蝶派凭借庞大的读者市场与新文学分庭抗礼，张恨水在读者大众中的影响不下于鲁迅，而左联、解放区、新中国文学都以大众化为目标，欲求群众的喜闻乐见。1990年代至今，通俗纪实文学、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以及各种类型的网络小说占据着广大的读者市场。在“过把瘾就死”的消费社会，纯文学敌不过找乐子的通俗文学。
然而，严肃小说写作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外部，其危机源自内部阵营的分崩离析，源自严肃文学精神的日益萎缩，叙事创造力、审美感受力、精神坚韧性的日益萎顿。本来通俗文学自去占有大众，严肃文学尽管独自前行，两者可以多元共存。但有一批作家在精神立场上自我取消，告别崇高，殊不知伪崇高当唾弃，真崇高却值得追寻，取消对真崇高、真精神的探寻，便摧毁了严肃文学自身根基。继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是当代知识界精神立场的自我取消，历代士大夫的清议传统、五四志士的启蒙主义失落了，现代文人的直面现实、社会担当意识被解构无余。严肃文学自动清空领地，让位给市场与娱乐产业。
其实，小说具有娱乐性本是无可非议的，小说本源于娱乐。古代小说源于民间的口头创作，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正是为了消遣取乐，话本小说就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鲁迅说了，小说“是起于休息的”，人“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小说“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自然，“娱心”绝不同于生理的满足、欲望的放纵、权力的恣睢，人的生命具有完整性，是身与心、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快感与道德、自然与文明、物质与精神的适度统一。
然而，现代文学中一直存在娱乐性与严肃性的对立、分离倾向。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娱乐、惩劝并重，但新文学的倡导者却轻视、敌视通俗文学，否定文艺的娱乐功能，主张文艺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当然，这也是新文学家的某种市场定位，他们企图以“严肃”、社会价值为“招牌”来排斥、压抑旧小说和大众文艺。到了1930、1940年代，因为政治和商业的多重因素，文学家开始倡导文学的大众化，但这种大众化反过来压倒了启蒙，工农兵化取消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立场，一味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小说写作的大众化潮流里，作家为取悦读者，损害了文学的现代性、启蒙性，常常向旧道德、旧文学妥协，如思想上男权主义沉渣泛起，叙事上各种模式陈陈相因。小说需要严肃地对待社会与人生，但又要有娱乐性，二者的紧张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里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调和，不是严肃排斥了娱乐，就是娱乐淹没了严肃。有少数作家能将严肃和娱乐适当结合，如张爱玲、钱钟书、赵树理、金庸，但张爱玲、钱钟书的市场较窄，赵树理、金庸的严肃性难以承受苛刻的挑剔，现代小说的严肃性与娱乐性难得有完美的结合。
小说娱乐性的困境有时源于其涵义解说失当，有时太泛，有时太窄。读小说令人身心愉快、精神自由，这即是其娱乐性。严肃小说家有时将娱乐性看得过窄，其实严肃地看待社会人世，深沉地思考宇宙人生，足以“娱心”，正是一种愉快和解脱，通俗小说中缺少了这种严肃的思考和艺术安排，也不可能给读者持续提供快乐。大众小说家有时将娱乐性看得太泛，感官的刺激、白日梦式的幻想其实不是娱乐，而是人生的消耗、负累和虚无，读这类小说不能寻乐，简直是速死之道。古典小说传奇志怪，离奇的故事、奇特的人物、奇异的环境、荒唐的世相，都能娱心骋目；现代小说，探索潜在心理的秘密、沉思宇宙人生的本相、玩味语言能指的游戏，惊心动魄，也能给人极大的快乐。卡夫卡小说对人的孤独与异化境遇的烛照、对现实的陌生化变形呈现、心灵与哲思的妙悟，常导人到精神愉悦的极致。然而当代小说既没有外在世界的历险，又没有内在世界的探索，只有类型化的官场、情场、商场、赌场故事，只有欲望的泛滥、意义的坍塌与人造的偶像、审丑的堆砌，如此必定不能深刻地满足现代人的精神消费，有悖小说原本的娱乐定位。
当代小说创作之弊不在追求娱乐性，而在泛娱乐化，泛娱乐化之弊在其非真娱乐：
一、当代消费社会中小说娱乐性的片面化与单向度特征。
人类的娱乐总是与其他生活结合在一起，没有孤立的为娱乐而娱乐，与人类生存不相违背并有所裨益的娱乐才有意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总不宜以游嬉消遣我们的闲暇。如果这样，则‘游嬉’将成为人生的目的（宗旨）。这是不可能的。游嬉在人生中的作用实际上都同勤劳相关联。”而在当代小说里人生的整体性往往被割裂了，生物性完全支配了人物，从王安忆、刘恒到苏童、刘震云，小说家们突出遗传因素和生物本能，人失去了主体性，成了命运、欲望和快感的奴隶。邱华栋的《公关人》、《时装人》、《钟表人》中的人物都是平面化、符号化的。在少数优秀小说家如刘震云那里，对生物性的描写包含着深刻的反讽。但在更多的小说里，一切希望和积极的感情都丧失了，人彻底屈从于碎屑的、兽性的现实。在苏童的小说里，多的是这位小说市场设计师娴熟摆弄出来的噱头，诸如伤感泛黄的怀旧、对传统的肤浅留恋、诱惑人心的堕落女人、惊悚的黑帮传说和鬼故事、离奇不经的寻宝之类，但其中甚少真正的创造性、思想性、艺术性。这些设计能给读者短暂的娱乐，但与现实人生缺乏血肉关联。出版资本策划了下半身写作，作家声称“在写作中最大的快乐就是重新发现自己的感官，通过感官发现语词”，片面强调感官，忽视理性、社会性。女性下半身写作常常并没有发现女性独立的自我，相反仍然是男权文化的回声和文化市场的玩偶。单向度夸大膨胀感官感受，在莫言、张炜等人那里就已达到极致。在较好的例子中，感性体验得以解放，营造出诗意的境界，但更多的是因为缺乏现实人生的历练、构设情节的能力和语言表现的控制力，所以只能任由感官感受肆意奔窜，废话堆砌。缺乏鉴别、升华和反思的想象、感官感受往往泥沙俱下、不堪入目。
参考娱乐业的造星模式，出版商打造出某些偶像作家，红极一时，但文学终究不是娱乐业，明星作家最终必须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来才能真正立足于文学界。出版资本与大众传媒合作捧红小说家，其作品往往也能畅销热播。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首印量即高达70万册，出版后四个月就获评《亚洲周刊》所谓“十大小说”。然而小说中每个人的讲话都像韩寒，细节描写苍白不实，一般读者无法卒读，就连作者的粉丝也无法进入真正的阅读过程。韩寒另一部小说《像少年啦飞驰》甚至被誉为力作，但其情节是模式化的：对他人的完美女友的幻想；在乱世中寻找一个特别的女人。小说迎合青春期读者的幻想，只能说是文字游戏，作者缺乏架构长篇小说情节的能力以至意识。
像韩寒这类小说家，从娱乐业经营的角度来看的确是成功的，出版团队进行商业包装，安排媒体炒作，获得大批粉丝的追捧。但粉丝追捧的是偶像，而不是其作品。韩寒这种青春偶像集合了多种青少年流行白日梦的因素：年少成名、少年神童、差生对教育体系的神奇胜利、财色兼收、大众情人、多才多艺的天才、社会批判者等等。受众消费的是他们自己投射在偶像符号中的象征意义，出版团队在包装炒作时迎合的也正是受众的白日梦。
文艺娱乐市场打造的作品与整个娱乐经济关系密切，有些作品当中植入了类似热播电视剧中的嵌入式广告，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堪称时尚品牌指南。郭敬明与韩寒都被进行了时尚包装，韩寒便是时尚的赛车手，偶像作家也与综艺娱乐节目及影视明星密切合作，如此便带动了整个娱乐产业链的发展。
二、当代小说创作泛娱乐化潮流的巨大吞噬力。
文艺的娱乐性本来不是纯生理感官的，更属于心灵。但在消费社会里，一切都沦为了消费的对象，“深度”和“意义”丧失了，启蒙文化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游戏和符号狂欢。特立独行的小说家王小波也被大众传媒和文艺市场塑造为文化英雄，被“偶像化”，在流行文化中被消费。娱乐文艺能吞噬、消解、转换其他文化产品，精英文化、意识形态文化被娱乐产业转换为笑料和玩物，如：表现作者心灵痛苦的《废都》被消解为作家的乱性私生活，看透了人生悲喜剧的张爱玲被玩弄空虚游戏的都市白领当作偶像，作家靠其美男、美女身份来赢得市场，苦大仇深、解放人类的革命叙述被游戏化为“红色经典”。小说《红色娘子军》大写特写洪常青引诱吴琼花，吴琼花与有妇之夫的婚外恋关系；小说《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对胡传魁投怀送抱，又迷恋郭建光。这些革命女性成了性放纵的符号，在娱乐产业化写作中，性和欲望不投向外部对象，而陷入没完没了的自我生产、自我复制、自我消费的循环圈之中。继“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后，一些小说展示现实生活苦难，描写社会底层，但最终只是刺激、满足读者的同情心、震惊感，消费底层的“苦难”而已。在社会矛盾激化时，社会情感急需宣泄的通道，公众不满急需表达的渠道，这里也蕴藏着市场化小说写作的无限商机。出版市场、意识形态合谋，产生了一批“主旋律”小说，在这些小说中社会矛盾得到了象征性的解决，既满足了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又抚慰了读者的心理。苦难的展览，正义的悲剧，都达到了宣泄情感的效果。
张炜的《能不忆蜀葵》批判当代消费社会，张扬理想主义。然而这种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其自身也被消费了，它沦为了消费社会的一幕戏剧，小说激越的理想主义、夸饰荒诞的描写成了消费社会里某种叫卖的姿态。张炜向来短于情节虚构和细节编织，以至无法架构起一部结实饱满的长篇巨制，人物理念化，细节经不起推敲，这深刻地暴露了一个理想主义作家在消费社会的浮躁和焦虑，这是更具讽刺性和悲剧性的。面对消费社会，作家徒留抗议的姿态，却缺乏足够的心灵力量去抗衡。
三、当代小说写作娱乐化的非现实性。
由于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代一些学者视“现实”的客观性为子虚乌有，认为任何“现实”都必须借助于语言符号才能得以显现，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事实上，符号和文本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人们安心于借现实的符号性来逃避现实，却放弃了善用符号来直面现实、掌控现实。北村的《陈守存冗长的一天》企图消解时间与历史，小说的叙述总是返回到“一声枪响”这一点上来，因而现实的线性时间被消解了。在这里小说写作成了文字游戏，一种肤浅、自恋的文字游戏。单是怀疑真实是容易的，满足于这种怀疑是轻率、浅薄的，在怀疑的同时能审视这种怀疑并逼近真实才更有意义。王朔《玩的就是心跳》暴露了所谓后现代小说的“娱乐”本质。在这里和通常的先锋小说一样，真相被悬置了，主人公无法回忆起任何可靠的东西，他所追寻的女人身份不确定，他自己的身份也不确定。流氓的黑话与党的语言混同起来，正如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尊卑、善恶、神圣和低俗，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一切都不确定了。又像古老的《庄子》和《红楼梦》：真假、好了、彼此不分，一切都是游戏。但是这种情节的取消、废话的堆砌，只是止于表明意义的匮乏。就娱乐的精神自由的涵义来看，当代小说的娱乐性不是过度了，而是不够。对现实的坚守和探寻、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和关怀，才有真正的精神自由与快乐。就娱乐的身心愉快的涵义来看，当代小说的娱乐性也不够，当代小说多的是感官的刺激、欲望的放纵、空洞的游戏，这只是人生的负累与虚无。
市场化小说写作带来的娱乐是轻松愉快或狂放恣肆的，但其中也有危险和毒素。批判的姿态经常被消费，既有出版商对正义、批判表演者的蓄意包装，也有消费社会对正义和批判的消解和亵渎。出版市场、娱乐产业与某种主流合谋，小说界将只剩下没头没脑、没心没肺的娱而不乐。
注释：
①洪子诚：《“人文精神”与文学传统》，《文艺争鸣》，1995年第6期
②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③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3），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④（希腊）亚里斯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410页
⑤林白：《在写作中发现自己的感官》，《像鬼一样迷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⑥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⑦刘复生著：《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⑧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巴赫金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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