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抟

　　文学观念包括多方面含义。本文所说“观念”主要指作者评判社会、审视现实、思考文化等体现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侧重讨论思想内涵而非形式层面。所以侧重于此，因为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与接受中，这种“观念”问题至关重要。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思想一体化时代还是价值多元化时代，传统艺术主导还是新潮艺术风起，很多“轰动”过的作品主要就得于观念的冲击和感染。换言之，作者与读者都普遍怀有一种“观念情结”。

　　如17年时期小说创作，“为政治服务”促使它们必须立场鲜明，突出意识形态。而红色经典得到读者喜爱和评论界赞扬，也说明了当时文学接受的思想状况。新时期语境不同，但依靠“观念”冲击读者心灵仍司空见惯。伤痕文学开山作《班主任》，反思文学起步作《剪辑错了的故事》，改革文学滥殇《乔厂长上任记》，寻根文学代表《爸爸爸》，新写实文学率先者《单位》，反腐文学标志《国画》，都因为思想具有冲击力而引起广泛关注。《爱，是不能忘记的》、《西线轶事》、《人到中年》等，长篇小说《芙蓉镇》、《人啊！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船》等，它们产生广泛影响，同样得于“观念”的力量。

　　“观念”还成为评判小说流派的尺度。如王蒙在新时期最早运用意识流方法创作小说，但“新瓶装旧药”，新形式表达的思想仍较传统，以致人们不认可其现代主义身份。刘索拉晚出的《你别无选择》写法也新潮，但它被认为新时期真正意义的现代主义小说，则是因为表达了现代青年的叛逆与迷惘。观念还是成为评判现代主义与否的主要尺度。

　　新潮艺术时期，先锋小说形式革命甚至成为先锋与否的标志，但“观念”还是更见重要。如马原小说“叙事迷宫”表现了大胆的形式探索，但思想无甚新意也乏深厚，暴露出形式主义甚至“玩形式”之嫌。余华同样参与形式试验，但解剖人生的特殊理念，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四月三日事件》等呈现的冷酷和暴力，则成为其先锋思想标志。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酒国》、《檀香刑》等，语言汪洋恣肆，艺术狂放不羁，这固然感染读者，但其思想的深刻与丰富，却是保持其价值品位的根本。

　　被中国作家喜爱的马尔克斯小说创作或许最能说明思想重要。作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给世界现代小说提供了新颖艺术。《百年孤独》第一句话“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就震撼人心。这种时空倒置叙事方式能够激发人们遥远的历史想象，也被我们很多作家模仿。但马尔克斯艺术创新却与形式主义无关，完全立足“辞能达意”。马尔克斯曾说自己“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因为“在加勒比海地区，在拉丁美洲，我们认为，魔幻情境和‘超自然的’情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平常的、普通的现实没有什么不同”。文学良知则成为其根本信念。《百年孤独》以“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的期待而结束，但看到《百年孤独》问世后10多年间拉美世界依然苦难重重时，这位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获奖演说就充满了愤怒，面对世界激烈谴责了拉美独裁者暴行：五次战争和16次军事政变，两千万儿童不满两岁夭折，前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实行种族灭绝，遭受政府迫害而失踪12万人，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三个中美洲小国任意杀人，等等。可以说马尔克斯小说体现了“思想是文学的灵魂”这一古老而常青的道理。

　　我并非轻看形式意义，也绝非认为中国读者多“思想型”，但上述情况是事实。现在需要讨论的是“观念”的实际价值，因为它们差异很大。有的当时震憾人心，时过境迁后则发现是时代幼稚，如何评价其“昙花一现”？有的当时发人深思，至今仍有启示意义，原因何在？同样理想化，有的思考肤浅，有的有终极价值，又如何衡量？关键在于“观念”并非抽象之物，而是涉及历史传统、文化意识、现实语境等复杂问题，既体现了创作主体意识，也反映了时代取向、评论水平及大众阅读状况。我将从探索意义、思想深度和丰富性出发，这三种尺度既能检测思想实际价值，也利于对当代小说种种“观念”进行比较分析。

一、探索的可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是不假。正如五四新文学、建国后17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文学整体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但还有个事实：同一时代文学不仅有曲折起伏，而且会出现多种声音，其中体现了探索意义的思想值得特别关注。人们常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者，思想探索就有这种意义，其勇敢就是体现了独立意识或敢为人先的思考。

　　首先肯定思想的探索意义，不是重复一种评判常识，而是当代小说“观念”表现中，表达探索性思想不仅需要勇气，而且往往起到破冰作用，冲开思想闸门。探索性思想可能并不成熟，可能还有矛盾，甚至只是强调某种思想常识，但在特定时代语境却难能可贵。

　　建国初期小说创作基本成为政治舆论工具，谈不上思想探索。其历史叙事的主题一体化就不说了，描述新事物而应有探索性的创作，也是迎合意识形态。柳青《创业史》可谓典型。仿效苏联“集体农庄”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具有试验性，《创业史》却认为它们不仅是“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史诗性运动”，而且一定“千年万年长”。长安十四载、根落皇甫村的柳青，按其深厚生活基础，倘能摆脱盲从“上级精神”，遗憾会少得多。“双百”方针时期出现的《组织部来了个年青人》、《改选》、《在悬崖上》、《红豆》、《田野落霞》、《西苑草》等“干预生活”作品。它们产生与当时鼓励“鸣放”有关，但这些作者还是显示了勇气，发出了自己声音。不过除特殊情况，17年小说思想探索非常有限。

　　新时期以后小说情形当然不同，不过思想探索状况也变得较复杂。

　　伤痕文学揭示文革现代迷信而有启蒙性。文学“启蒙重演”也从伤痕文学始。《班主任》和《伤痕》可谓发轫之作。它们都曾“轰动”，但今天看不说艺术粗糙，观念也肤浅。

　　但为何肤浅的《班主任》和《伤痕》（包括《神圣的使命》等一批小说）发表后立刻引起“轰动效应”呢？原因就在于敢为人先。尽管悲愤控诉只是传达了民众情绪，但当时是两个“凡是”时期。不仅没否定文革，且继续维护现代迷信。这种语境中，《班主任》等当然体现了探索勇气，也必然先声夺人。看似“昙花一现”，其实已“定格”于历史。对于这类粗糙作品能在文学史占一席，评论者总有些不平，觉得“便宜”了它们。我原也这么想，至少觉得幸运。实际它们入史绝非没有道理。多少人会去“第一个吃螃蟹”呢？

　　相对伤痕文学，上溯17年极左思潮问题的反思文学，思想整体就有探索意义。这种重返历史本身就解构了将文革灾难归咎“四人帮”的肤浅命题，也拓展和明确了伤痕文学含糊与犹豫的思考，由简单政治批判进入人道主义话题。如《芙蓉镇》、《人啊！人》、《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灵与肉》等诸多作品，都开始明确思考政治运动中扭曲人性、轻视个体生命等人道问题。这既是反思文学思想力度所在，也是频频引起反响的原因。最早涉及“反右”的《天云山传奇》更为不易。全国范围“右派”平反工作明显迟到，很多当年参与“反右”的人们思想上也有抗拒。面对这种现实环境，为“右派”昭雪本身就需要思想勇气。早期反思文学当然存在局限。流行的“忠良落难”模式就是缺乏深度思考的集体记忆。“忠良”其实是体制内谏臣。而《绿化树》则存在有人批评的批判极左又认可“思想改造”的矛盾，章永璘精神发展为极左思潮的合理性提供了例证。

　　从文学思潮看，改革文学具有呼应时代的显著特征。这种从历史回到现实，文学独立性并不突出。但《乔厂长上任记》等开拓性作品的思想探索也难能可贵。相比当时发达国家企业管理水平，“乔厂长”的管理理念还是初级水平；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深层问题也几无思考。但放在当时中国工矿企业及社会思想状况看，蒋子龙就是“第一个吃螃蟹”。当时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乔光朴”成为不胫而走的改革者形象，就是有力证明。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被文学史忽视。当然理想化也是改革小说通病，盲目乐观导致不少改革小说思想轻飘。

　　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文学与改革文学没有衔接关系，但从观念情况看，两者却形成耐人寻味的比较：对于改革文学的理想化，新写实可谓一种清醒证明。如《单位》、《官人》、《不谈爱情》、《风景》、《特别提款权》、《单身贵族》、《纸床》、《一地鸡毛》、《瑶沟人的梦》等所揭示的现实特权及国民意识，击碎了一厢情愿的“改革神话”。有人批评新写实展示灰色生活，缺乏理想，其实这恰恰显示了新写实的“新”：敢于直面现实的冷峻思考。这也激发了反腐文学创作，如《国画》、《沧浪之水》、《欲望之路》等，包括《废都》、《欲望的旗帜》、《桃李》和《所谓先生》等知识分子书写，都揭露和批判了权力不良问题。

　　尽管思想价值差异明显，但探索总要勇气，也能起到破冰作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全是服从的诺诺而无直言的谔谔，这种文学当然可悲。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的表现就很有启示意义。库切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耻》（当年就获得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描写了黑人治下新南非的混乱。白人统治时代的种族歧视被黑人的仇恨“报复”所替代，而且导致触目惊心的杀戮。库切警告：备受指责的白人统治虽已过去，但新南非并不令人乐观。如不能正视新问题，苦难将不断发生。但《耻》不仅引起政府要员不满，自由知识分子也跟着指责。库切成为众矢之的而移民澳大利亚。库切获诺奖后，南非政府向他表示了和解（也得于当时南非总统姆贝基的开明和南非社会的进步）。对此有学者发出感慨：“许多评论家认为库切是当代的卡夫卡，其实我要说，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一样地不会讨好任何一个当权政府。”其实不论是鲁迅、库切还是卡夫卡，都是敢于正视的“谔谔”之士。

二、深度的永恒

在特定现实语境中，观念的探索和突破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深度，感染力就难以持久。伤痕文学将文革灾难归咎“四人帮”，反思文学“忠良落难”模式，改革文学的理想化，都是缺乏思考深度的表现。“新”总会变成旧，思想深度却有长久意义。

　　经典往往最有说服力。我们不妨就看一个短篇小说的表现。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1940年逃往巴西，在那里写了他最后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又译《象棋大师》）。这个短篇经典的主题是反法西斯的，但不限于具体控诉，而是指向了人类文明与人类生存意义。

　　小说写了两个与象棋有关的人物：一个是琴多维奇，一个是B博士。

　　琴多维奇是个智力低下、头脑迟钝的低能儿，学习很差，生活各方面都不行，但唯独有象棋天分。他17岁已获得很多锦标赛胜利，18岁成为匈牙利全国冠军，20岁成为世界冠军。但其下棋目的就是为了金钱。不仅下棋风格粗鄙，对待业余选手也很冷漠甚至蛮横无理，成为一个没有人性的“象棋机器人”。对于一个低能儿，琴多维奇可谓获得了相当的个人成功；但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意义和存在理由，则意味着一种非常危险的价值观。

　　B博士是小说中更重要的人物。他出生于奥地利古老的名门望族，受到良好教育，本人是律师。战争中被关在盖世太保总部一个单人房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作，没有什么声音可听，没有什么可看”，盖世太保就是要从精神上折磨他，让这个具有良好教养和高智力的贵族后代处于一个精神荒漠中，以达到打击、摧毁被统治民众的意志和精神。就在处于精神崩溃边缘之际，B博士冒着生命危险偷到了一本《象棋棋谱》，这解救了他的精神危机也救了他的生命。三个月时间中，B博士将《象棋棋谱》中设置的150盘棋谱一遍遍的下，背得滚瓜烂熟，又设法自己跟自己下。但蜗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角落里，靠这种单一的极端的智力游戏，还是无法获得真正的精神解放。B博士最终得了“象棋狂热”，后又发展成“象棋中毒”。也就是说，精神不能成为唯一的生存方式，况且是围墙中的这种被异化了的精神。

　　琴多维奇只是毁了自己，B博士则象征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小说由此控诉了法西斯主义毁灭人道、破坏文明和打击信仰的罪行，同时揭示了一个重大话题：人类应该怎样生存才是健康美好的。这种终极探询的思想深度也构成了作品的永久价值。

　　可以说《象棋的故事》出色证明了思想深度的意义。经典难得，但我们当代小说“观念”表现也能够说明深度的重要。我们依然可以从小说流派和小说思潮中进行梳理。

　　如伤痕文学，不少后来作品就比早期作品思考要深刻。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危楼记事》、《远村》、《老井》，以及更晚发表的莫言《白棉花》、南台《离婚》、张玉良《道场》和陈世旭《镇长之死》等，都还是写文革，但不再局限政治表象，而是深入文化心理寻找根源。李佩甫《会跑的树》和柯云路《黑山堡纲鉴》是更晚出版的长篇小说，前者中农家子弟冯家昌“忍”字当头的生存哲学以及投靠强势的功利主义，后者所展示的“黑山堡”封建王国中发生的种种荒唐，思考不仅独辟蹊径，而且深刻揭示了文革时期权力统治本质。

　　不过有些后期作品也存在早期问题。从思想深刻看，冯骥才1985年发表的《感谢生活》还不及作者获得1980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的《啊！》。《啊！》刻画的吴仲义形象以及人人自危和人人互危情形，深刻揭示了文革政治。《感谢生活》表达的“感谢苦难”与庆幸“劫后余生”，明显是思想倒退。尽管作者说这是为了寻找和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元气、民族情感，以及我们民族对待苦难和战胜苦难的独特方式”，但“民族精神”要如此显示，就像很多人说的宁可不要这样的“生活”，忍辱负重的劫后余生也不值得庆幸。

　　但后期创作比早期创作要深刻还是普遍现象。反思文学表现更明显。1990年代出现的“新反思小说”，如杨绛《洗澡》、从维熙《走向混沌》、杨显惠“夹边沟系列”，王蒙“季节系列”、尤凤伟《中国1957》和方方《乌泥湖年谱》，都是重新反思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遭遇，思考明显更深刻了。这种深刻相当程度得于真正直面历史悲剧。从维熙以往“大墙小说”有浓重理想，《走向混沌》则明显不同。杨显惠以往作品也理想化，“夹边沟系列”则以彻底的真实而感动和征服了读者。该系列开篇作《上海女人》展示的悲惨就令人震撼：上海女人千里探夫来到夹边沟，到劳改队后才知劳改的右派丈夫已饿死。欲哭无泪，她只是哀求难友将丈夫骸骨取出，然后用带给丈夫御寒的一件大衣包好，硬是背回上海重葬。这种浸透血泪的真实，这种拒绝肤浅理想的呈现，实际恰恰得于深刻的历史思考。

　　再看新世纪小说“观念”表现。底层叙事是新世纪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它们思想表现也较复杂。既有直面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出现了“底层道德优胜”的片面理解与乡土本位的回归意识。但很多底层书写还是表现了深刻思考。其中有两种思考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揭示。

　　如陈应松《母亲》中，原本孝顺的子女最终默认“搞死妈”，因为本身生存就艰难，母亲瘫痪无异雪上加霜。由此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让母亲痛苦活着，体现孝心，但代价如二哥说的：“妈不死，青香可能就会拖死，大哥可能就会累死。”二是“搞死妈”，都早点解脱。后者当然大逆不道，子女也有强烈负罪感。但作品将苦难推向极端，突出道义折磨，真正传达的却是社会质疑。这种家庭悲剧折射的深层矛盾，当然发人深思。城市下岗职工问题早有关注，《翅膀硬了》、《钳工王》和《孔雀绿》等都曾引起反响，曹征路《那儿》和《霓虹》被称为工人阶级“新伤痕文学”则是另有反思，指向了“国家历史债务”。两部作品也以悲剧性引人注目。如下岗女工倪红梅在工厂破产后，万般无奈沦为暗娼。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本身也值得反思，但“国家历史债务”却触及到中国政治化经济的很多问题。

　　二是对现代国民性的深入思考。

　　揭示现实问题固然是底层书写的普遍思考，但不少作品还进入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反思，继续了当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这无疑强化了现实思索的深刻程度。如胡学文《命案高悬》讲述的是现代乡村权力悲剧就是如此：农家妇女尹小梅违反乡里政策牵牛进草场吃草，结果被乡长毛文明和乡派出所焦所长活活整死。问题不在于乡里政策如何，而是一个活生生女子被蛮横害死（害人者还以拙劣借口来掩盖真相）所说明的权力意识。成天喝酒的毛乡长威慑群众的口头禅是“别和政策对抗”，正如他威胁尹小梅时所说“想搞对抗，没门儿！”权力威慑下，卫生院长独眼周，尹小梅公公黄老大，开杂货店的三结巴，徐娥子的窝囊丈夫，风骚的王虎女人等，都成为冤案掩盖者。而毛乡长在官官相护的权力结构最终无事。“命案高悬”说明了干部滥用职权和群众精神失败，也喻示了封建专制文化的阴魂不散。

　　反思现代国民精神沉沦，事实成为底层书写一种深刻标志。如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通过农村少女巧巧被人拐卖的遭遇和反抗，让我们看到了某些底层人物的精神丑陋。人贩子不必说，而养路工大宏买下巧巧是要与弟弟二宏共同“细细的分享，一点都不浪费”，虽与贫穷有关，但更与愚昧野蛮相连。乔叶《锈锄头》中郊区农民石二宝是个城市拾荒者，经常顺手偷窃。偷窃难免被发现，石二宝便定下面对事发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轻犯我，我轻犯人，人重犯我，我重犯人，人死犯我，我死犯人。”这种“盗亦有道”充分显示了其愚昧蛮横。刘庆邦《神木》描述的两个渴望发财的农民竟将同伴砍死的罪恶，更没精神底线。毕飞宇《玉米》呈现的“报复”则令人震惊：村支书王连方利用权力乱搞女人当然可恨，村民敢怒不敢言当然可悲。但更为可恨可悲的却是王连方垮台后，一些村民竟将还是小孩的玉秀与玉叶拖进草垛强暴，而且无人干预。玉米从痛恨父亲到非权势人物不嫁，则是出于残酷现实。村民毫无人性的报复显示了可怕的精神状况，作者思考深刻也由此可见。

三、丰富的魅力

评判当代小说“观念”价值，思想丰富是又一重要尺度。丰富相对单一而言，意味着思考的多角度与视野开阔，能够揭示错综事物与复杂关系，给人们提供多种感受与思索。换言之，情节进展、人物刻画、场景呈现和细节描写所包含的思考，应该有相关的辐射性。

　　不妨先看思考比较单一的现象，就能大体说明思想丰富所在及其重要性。

　　王十月《国家订单》在底层叙事中较为特别，是它避开底层叙事某些流行意识，如劳资对立、城市歧视、社会保障等，切入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存在的竞争风险。如小说中的加工厂小老板，对工人不仅不苛刻者而且有情有义；拖欠工资也不能怪他，因为实在拿不出钱，自己也提心吊胆过日子；赶制20万面美国国旗，工人们疲惫不堪，小老板夫妇也是拼命干。整个故事中，劳资之间没有道德纠缠和权益冲突。工人张怀恩累死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的风险。客观说这种审视当然也反映了一种市场经济真实情况。

　　但就思想丰富性看，其思考角度显然单一，视野局限明显。并非说审视问题都要“面面观”，关键在于不能避重就轻甚至本末倒置。中国市场经济根本问题恰恰不是“看不见的手”（那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权力控制市场。这种“伪市场”带来的是行业垄断、权力求租与潜规则流行。吴敬琏曾指出，权力控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机制的市场经济有根本差异，后者才是被法律制约的真正市场经济。《国家订单》回避这些重要问题或许并非有意，但与思考角度比较单一有直接关系，这也导致其思想力度明显减弱。

　　思考的单一与丰富，或者说相对的单一与丰富，在比较中最容易显示。

　　如底层叙事的“城市异乡人”书写中，有种“城乡二元对立”思想非常流行。具体说，就是在展示进城农民艰难处境时，往往将这种不良环境归咎城市人的歧视与敌意，从而谴责城市道德败坏与城市文明势利，同时流露出乡土本位意识。如孙惠芬《民工》、陈应松《太平狗》、荆永鸣《大声呼吸》、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和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等都是如此。但“城乡二元对立”模式不仅绝对化，也恰恰显示了思考单一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都属同一文化系统，有很多交汇和同构。很多城市问题在农村同样存在。

　　当很多“城市异乡人”书写激烈批判城市时，罗伟章《我们的路》则显示了辩证意识。该作也写了进城农民的艰难与悲苦，但并没有忽视乡村生活和农民自身的陈规陋习。小说中春妹遭遇最可怜：进城时还未成年便做妓女，不到十六岁又被人欺骗当了单身妈妈。可是知道消息的村人谈起春妹时，却不仅没有同情还幸灾乐祸。正如小说议论的：“乡里人总是对别人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特别当他们碰上一个可以糟蹋的人，不是抚慰别人的痛处，而是揪住不放”；“我”由此感叹：“城市挂着一把刀子，乡村同样挂着一把刀子，一个硬，一个软”。作者这种感受完全可以得到经验证实，而这种多角度恰恰体现了思考的丰富性。

　　我们再来比较两个涉及道德问题的作品，单一与丰富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格非《不过是垃圾》是个展示当下欲望并进行道德批判的典型文本：李家杰和苏眉是大学同学，大学时苏眉气质脱俗也骄傲，包括李家杰在内的倾慕者不少。多年后同学聚会，李家杰和苏眉之间发生了彻底颠覆同窗情谊的故事。已是企业家的李家杰“搞定”苏眉，绝非男女同学的旧情复燃，而是300万与肉体的交换。尤其讨价还价过程，用网络语言说就是很“雷人”。主题非常明确，就是金钱战胜了道德。“不过是垃圾”也表明了作者的评判。

　　徐锁荣小说《借种》则写了一个借腹生子的特殊故事：农村女子阿莲答应替自己老板（其老婆不孕）生孩子，这种行为显然违反社会道德。而经过内心激烈斗争的阿莲所以答应，因为走投无路：丈夫常年卧病还要每天吃药，两个孩子又在上学，阿莲就是累死也无法维持这个沉重家庭。为解燃眉之急才作出了这种不道德的选择。小说还传达了一个信息：阿莲丈夫病后丧失了性功能，而借腹生子过程中阿莲与老板逐渐有了感情，尽管她非常愧疚。

　　虽然作品内容不同，但思考角度与思想状况还是可以比较。前者思考明显比较单一，后者思考显然比较丰富。同样不道德，后者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感受。我们对苏眉完全可以接受“不过是垃圾”的谴责，但评判阿莲就令人为难。并非说贫困可以成为借口，但对阿莲进行道德评判显然困难。即使后来发生感情问题（老板对阿莲很好），其实也是人之常情。

　　《借种》使我想起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柔石作为左翼青年作家，这篇小说并没表现阶级反抗意识，但这恰恰使得人物形象更为真实。悲惨的“典妻”故事中，最可恨的不是秀才家而是春宝娘的丈夫。这个兼做农活的皮贩抽烟、喝酒、赌博，无用不说还无良无耻：将刚出生的女儿投入沸水烫死，又私自将妻子典卖。春宝娘也只能忍辱负重，默默承受“为奴隶”的痛苦。小说表达了对社会的愤怒与悲哀，但却得于真实而丰富的人性刻画。

　　鲁迅经典小说更有说服力。鲁迅小说思想深刻最为我们赞道，这种深刻其实往往得于思考的辐射。《阿Q正传》很多神来之笔就体现了这种思想特征。如阿Q躺在土谷祠做“要什么就是什么”的“革命梦”时，处罚人物的先后秩序就颇有意思。阿Q心里“该死”的有好些个，但“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经常压迫阿Q的赵太爷“第一个该死”很自然，为何将小D排在赵太爷前面“该死”呢？这绝非随意之笔。阿Q眼中，小D地位还在王胡之下。这个可怜虫竟然敢和他“龙虎斗”，还打了个平手，阿Q自尊心大受伤害。王胡揍过阿Q一顿好的，阿Q也气愤，“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但心有余悸，身强力壮的王胡便排在了“该死的”末位。阿Q的欺软怕硬就这样通过多种人物关系得到显示，也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药》中一些描述同样具有思考的辐射性。除了刽子手康大叔和敲诈钱财的牢头阿义，听听花白胡子、驼背少爷这类茶客对话就真是振聋发聩：“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这些细节显示了深刻思考，但恰恰得于各种“国民嘴脸”的合成。深刻无疑重要，“片面的深刻”也有其价值，但不难发现：优秀小说的深刻，不仅往往与思想丰富相连，而且深刻与丰富也会相得益彰。

　　注释：

　　①《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朱景冬等译，第30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马尔克斯部分，第686、68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③湖畔：《（绿化树）的严重缺陷》，《文艺报》1984年第9期。

　　④恺蒂：《和库切一起沉默》，《万象》2003年第12期。

　　⑤冯骥才；《十年再回头》，《小说选刊》198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