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2012年9月,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以突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的意义),是指拥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
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传统村落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传统村落保留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衰落、消失的现象日益加剧,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刻不容缓。2012年5月10日,四部委联合召开传统村落调查电视电话会议,发起了全国范围的传统村落调查和保护行动。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传统村落具有5种功能,是传统文化、传统建筑、传统格局的载体,是保持传统农业循环经济特征的有效载体,是发展农业和农民庭院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的一种社会资本,是包括广大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民族文化之根。目前,我国尚未对传统村落作过全面、科学的调查,传统村落的底数不清,保护工作不成体系。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不少传统村落正在衰落和消失。开展传统村落调查,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刻不容缓。”
“传统村落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因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历史信息、意境深远的文化景观,而具有史考的实证价值、史鉴的研究价值、史貌的审美价值。如果传统村落消失,失去的不仅是可见的形态,更可能是我们的历史密码和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世界遗产和风景名胜区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源认为,“为了历史的传承,为了保住子孙的文化根基,传统村落的保护刻不容缓。”
传统村落加速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村落文化一直在中国历史上被漠视,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社会审美取向都将乡村文化视为俚俗、简陋、粗糙、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第二,发生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急剧而猛烈,但文化的转型还没做足准备,出现断裂;第三,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重经济、重科技的同时没有给予文化建设同样的重视,村落文化在大背景下更加得不到关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传统村落摸底调查,在各地初步评价推荐的基础上,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评审认定,于2012年12月9日公示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决定将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等第一批共646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宁年村富宁屯、三家子两个满族传统村落入选。新宾满族自治县作为清王朝的发祥地、满族人聚居的地方,由于还没有做过村落调查不在其列,辽宁省、吉林省无有一村入选。东北三省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满族聚居的地方,由于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做过调查,还没有引起相关政府府门、学者的足够关注。
新宾历史悠久,和满族兴起的历史、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早在公元前82年,西汉就在新宾设立了管理北方的行政机构——玄菟郡。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新宾赫图阿拉城登极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奠定了清王朝268年的基业。新宾一名的由来,据《新兵堡九圣神词碑》记载:“盖我皇大启鸿图,诒谋燕冀路径如兹,得新兵一旅,冲锋对垒……而有力此堡”,故称之为新兵堡。后来,此地“人事日繁,商辏有四方来宾之象”,遂改名为新宾堡。更改县名时,便以“新宾”而命名。原名兴京取“发祥”之意。因清太祖曾创业于赫图阿拉(即新宾老城),故含有龙兴京城之意,尊称赫图阿拉为“天眷兴京”,形成了许多由满语称呼和含义而命名的自然村,这里拥有众多极具满族典型性的传统村落,记载了满族文化与民俗史。
据《兴京厅乡土志》记载的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兴京人口数是232,881人,其中满族人口144,794人,占当时总人口的62.2%。新宾境内横贯全县九个乡镇的最长河流是县境内流长119公里的苏子河。满族活跃期的前清至清末,满族的大多数家户居住在苏子河两岸较肥沃的土地上,至今在河两岸及其支流各地都有古老的满族集居的村落。
新宾满族传统村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满族历史文化信息,是满族历史文化活态的传承。然而,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步伐的加快,新宾大批满族传统村落濒临消亡,村落中的历史建筑、传统民居、文物古迹大量拆除,具有传统特色和典型代表的村落整体布局遭到严重破坏,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的完整村落越来越少;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正在被西方文化逐渐替代;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生活习惯只在老年人中沿用着……因此抢救和保护工作都显现出刻不容缓的架势。
全县需要进行一次比较细致深入的调查,全面掌握新宾满族自治县传统村落的数量、种类、分布以及生存状况,包括村落基本情况、村落传统建筑、村落的选址和周边自然格局的融合、村落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落人居环境现状等等。
现在已到了关乎新宾满族传统村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何进行村落调查、如何抢救和保护村落的这些文化遗产是今天面临的严峻问题。
满族的根就在村落里,大量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跟村落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发源地。村落是农耕文明最小的社区单位,人们在其中生产、生活;村落里同时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满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全部都在传统村落中,而村落本身无法归类到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一方。
在我国,物质文化遗产归国家文物局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归文化部非遗司管理,村镇建设归建设部村镇司管理,有些业务又归农业部管理。如此一来,传统村落的保护哪头都不靠,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专门负责。以前,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定出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其评定标准更多的是从建筑方面考虑,而忽略了村落的文化价值。
新宾满族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着很多问题,每个传统村落的历史、环境、居民等各不相同,保存现状、所处位置不同,所以有着巨大的多样性,故而传统村落的保护没法有一个统一标准或规范,而是要针对每一个村落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再对症下药。但这正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国专门研究传统村落的专家学者太少了,在新宾地区就几乎没有,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没有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而且只剩下一个或两个传承人。没有专家的研究、监督,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很容易变成一种盲目迎合当前市场需求的“商品”,从而失去其文化内涵和传统手工技艺。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旦进入了名录,当地政府就放手不管了,更多地被政绩化、产业化,其实这样反倒加快了这些‘非遗’的消失速度。
例如:上夹河的腰站村,是清代关东最大的一座皇族村。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九月,一个名叫阿塔的人带着十三个儿子中的七个(另六个留在京城)由京城辗转回乡出任永陵副尉(后任总管),路经此地,见这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便下马对儿子们说:“这地方风水不错,咱们要占!”遂留下六个儿子在此安家,独带十二子巴图到永陵赴任去了。阿塔是努尔哈赤三祖父索长阿之嫡孙,回乡守陵前官至山西太原巡抚。他这句咱们“要占”便成了这个村庄的名字,几百年过后,他与六个儿子遂成为腰站村所有肇姓人的祖先。
如今,腰站村大约有近千人口,村子也分为腰站、西堡、胜利几处。当年,阿塔要六个儿子分别在村子的东、南、西、北、中及后山根各建宅院,分支自立,繁衍生息,胜利村的肇姓人即阿塔第九子尹登的后裔。现在,这座爱新觉罗家族的房子是整个腰站村最古老的住宅,主人肇中华,建筑仍保留着鱼鳞瓦、“盘肠”窗花、狍蹄子窗钩、梳妆镜、万字炕、镶珐琅瓷片的木柜、雕龙屏风、满族人种地的农具等等,展现了满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村落里还有古钟、老庙遗址等等,以及散落在屋旁地拢间的老房瓦片、石柱雕花,如果还没有相应的调查、抢救和保护,百年老宅被拆除减少,传统村落日渐消失。
保护与利用才是对传统村落和“非遗”的最好保护。《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传统村落保护应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持续性。尊重传统建筑风貌,不改变传统建筑形式,对确定保护的濒危建筑物、构筑物应及时抢救修缮,对于影响传统村落整体风貌的建筑应予以整治。同时,要正确处理传统村落保护和村民改善生活意愿之间的关系,在符合保护规划要求的前提下,优先安排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积极引导居民开展传统建筑节能改造和功能提升,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人居环境品质。在延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适度发展特色产业,增加村民收入。纠正无序和盲目建设,禁止大拆大建。此外,要建立村民参与机制,在制订保护发展规划、实施保护利用等项目时,应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抢救与保护满族传统村落、才可能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文化空间,才可能使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真正的保护,才可以使满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注释:
1、《满族发祥的摇篮——新宾满族家族民俗背景探查》,乌丙安,中国民俗学网
2、《保护利用传统村落势在必行》,仇保兴,《今日浙江》2012年16期
3、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已经启动》,冯骥才,新华网[引用日期201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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