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跃升

　　中国自古就是南北文化分流发展并相互交融的国家，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黄河的中原华夏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长江中游蛮夷的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两颗璀璨的明珠。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的差异，与中原的《诗经》相比，《楚辞》是楚人特殊的文化心态的结晶。

一、蛮夷本色对《楚辞》开放性想象的影响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楚人自先秦起就被称为“荆蛮”、“楚蛮”、“蛮夷”。《诗经·小雅·采杞》中说：“蠢尔荆蛮，大邦为仇。”《诗经·商颂》曰：“维汝荆夷，居国南乡。”《礼记·曲礼下》云：“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日子。”《国语·晋语》亦称：“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时因“楚为荆蛮”而“故不与盟”。《孟子·滕文公》云：“楚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春秋公羊传》又云：“楚，夷国也，强而无义。”《左传·成公四年》载：“楚虽大，非我族也。”《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伐随时云：“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人敝甲，欲观中国之政。”由此可知，楚人的蛮夷本色是得到公认了的事实，这种特定的民族特性对文化心理影响深远。同时，楚文化又是在长期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它在初兴起时与中原文化相比，居于从属地位，是处于外围的边缘文化。楚人在文化上与中原同源，楚国的远祖同颛顼高阳氏有一支之代孙，一个名叫季连，开始姓芈，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文时，季连的后裔有个名叫鬻熊，他的曾孙熊绎，在周成王时，因为祖上有功，被封于楚，居丹阳，在今天湖北省秭归县境内，建立楚国，就已经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1]（P34）当时楚是江汉间小国，经济文化落后，且远离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在种族类别、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因此，北方诸侯常以文明者自居，楚国总被认为是僻远南方的一个小国而备受歧视。[2]当时的中原文化模式，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即以王室为天下共主，按照尊卑亲疏和内外远近划分政治地理区域，其中贯穿着强本弱末、恩威并施的统治政策，体现着“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政治原则。在经济上，这种制度由于“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3]使得中原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政治上，由于诸侯有帮助天子征战的义务，因而大大加强了天子对诸侯四裔的统属关系；在思想意识上则更牢固地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观念。中原作为天下的地理、政治、文化中心，不但自身在固有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向前不断发展，而且以其先进的文化向四周辐射扩散，吸附和征服四方邦国和民族，不断扩展旧有文化圈的地域范围。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共主”的统治方式导致了文化心理上的定向趋势，即中原地区获得了一种睥睨四夷的优越感。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不以中国从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这种文化价值判断不仅流行于中原，而且普及四夷，得到普遍的心理认同。地处夷夏之间的楚国自然受到这种社会普遍心理的影响，产生自卑情绪。楚地偏处南方一隅，山林众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人的生活习气，刀耕火耨，生活艰难；地域上处于中原外围，文化上又源于中原，具有从属性，在与中原诸国的交往中备受冷落，楚人内心充满了自卑。“不与中国之号谥”虽是骄横之辞，也有自卑之心。然而正是这种文化自卑情绪刺激了楚人开放的文化心理，奋发图强，以达到自强于天下的目的。正因为楚人从不以中华正统自居，所以楚文化也从来没有中原文化那样的中心辐射的优越感和排他性，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一面北和诸夏，“跋涉事天子”（《史记·楚世家》）；一面南抚蛮夷，联合巴、越、等少数民族。正如《左传·襄公十三年》中所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这种“南下抚有蛮夷，北上以属诸夏”的发展道路，是在与蛮夷杂处的现实环境和服务中原王朝的现实需要下逐渐形成的。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机。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的这种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的思想都要先进。楚先民从中原南迁到江汉蛮荒之地，身处于土著荆蛮中间，为了生存必须与当地的荆蛮和相邻的蛮夷友好相处。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楚人与他们建立和睦的关系。《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熊通说：“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可见楚国当时的民族政策非常开放和兼容，很得民心，蛮夷因而“皆率服”。同书又载，熊绎五代孙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可见，楚人在江汉地区一直是深孚众望的。楚王熊渠的“奄征南海”的活动，得到了江汉间蛮夷的拥护和支持，征服了南方的大片地方，颇有些顺应民意的意味。从史籍中看，楚人也从来没有流露出像中原文化那样的对蛮夷的极端鄙视和仇恨的心理，所以能够开明地、迅速地“奄征南海”，将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发展成为几乎拥有南土半天下的赫赫大国。也许正是因为楚文化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融入到了蛮夷之中，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显示出极强的兼容性，所以表现出博大而又开放的文化心理。就像拥有蛮夷族鲜卑血统的唐代君主一样，兼收并蓄，呈现出极大的优势。《楚辞》的那种浪漫想象的抒情就是楚文化这种蛮夷开放性文化心态的结果。

二、神秘巫祀对《楚辞》奇特想象的影响

楚地有着浓厚的巫文化传统，那里的风俗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记载，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先民因生活所迫勤于农耕，很早就重人事而疑鬼神，重实际而黜玄想，文学艺术愈趋于现实主义。而长江流域的楚人则认为“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崇神信巫是千百年来楚人根深蒂固的一大传统。[4]《汉书·地理志》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5]清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言：“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以然。”并具体谈到“岁晚用巫者鸣锣击鼓，男作女妆，始则两人执手而舞，终则数人牵手而舞。……亦随口唱歌，黎明时起，竟日通宵而散。”[6]《九歌》就是楚国巫风祭祀的歌舞，屈原将它加工改编成楚辞。不仅如此，这种信鬼祀神而崇奉巫风的习俗，也极大地影响了《离骚》等作品的抒情方式和内容，为楚辞增添了浓郁的浪漫色彩。浓烈的巫风培养了楚人对于神灵顶礼膜拜的虔诚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怀。这种具有某种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风与中原的理性主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中原地区进入“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时代时，生活在楚地的人们还在对着他们笃信的自然神祗虔诚地祈祷。当孔子将“黄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极为巧妙的解释时，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经被消解殆尽了，而楚地的这种宗教传统和神话传统却继续存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巫风所留下的文化痕迹，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响力就可见一斑了。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探讨楚地的神话传统对于屈原的艺术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楚国由于巫风浓厚，使得神话避免了历史化的灾难，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话。这些神话和原始宗教融为一体，渗透入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多种途径给楚国的文学以巨大影响。在楚地的神话系统中，神话人物经历了一个神的人化的过程，在最开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于人的兽性，其形态与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神便开始走下神坛，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话人物。但她们无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这与望君归的思妇又有怎样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这与怀春的少妇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但她们毕竟是神而不是人，她们可以“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正是这种似人似神的境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同于中原地区礼教匡缚的浪漫情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片沃土，我们很难想象屈原能够写出如此奇绝的诗篇。

三、南方人性轻柔对《楚辞》浓郁抒情的影响

丘琼荪云：“北人性刚，南人性柔；北人的意域偏于现实，南人的思想近于浪漫。”[7](P29-30)刘师培从地域因素分析了楚人多情的缘由，他说：“大底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多为抒情言志之作”。[8]这种情况不独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辞》与《诗经》，南北朝的民歌也仍然是这样，南朝民歌基本上是情歌，委婉含蓄、温柔缠绵。由此看来，南方人是多情的，也善于抒情。《楚辞》正是南方人抒情的结晶。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的祖先，本是上古帝王颛顼氏。《史记·楚世家》也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可见；楚国的远祖同颛顼高阳氏是一支。后因功被封于屈，瑕的后代便以屈为氏，屈原就是屈氏这一支的。在楚国公族中，屈氏受封最早，族人最盛，绵世最久。从春秋到战国，屈氏的子孙或为将，或为相，或为官，或为吏，都是显要人物。[1](P34)战国初期，强大的楚国由盛而衰，在内权贵们昏庸无能，怀王不察，导致内政连连失误；在外，秦国虎视眈眈，屡次中秦奸计，导致怀王入秦而不返，国势逐渐衰落。具有政治卓见的屈原眼看着自己祖先的基业将毁于一旦，祖国秀丽的山河将被践踏，自然会义愤慎膺，并试图力挽狂澜。可是，自己却屡遭群臣的谗毁，使怀王对自己疏而不用，以致忧思成疾。司马迁也正是这样解读《离骚》的创作动机的，他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中谈到中国南方地理环境与文艺思潮之关系时指出：“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水明媚，富有自然资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思的优闲。因而民风较为浮华，富于幻想、热情、诗意。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唯美的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9]《楚辞》的产生与楚地人们的人性轻柔、多愁善感是分不开的。结语，楚人的蛮夷本色、楚人神秘巫祀的习俗以及受楚地山水孕育而成的轻柔人性，造就了楚地人民富于神奇想象而又多愁的独特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正是《楚辞》的诞生的原因。

　　[1]聂石樵.屈原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陆跃升.试论屈原忠君爱国的内在渊源[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3]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6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台北：台北广文书局，1969-00

　　[7]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4

　　[8]刘师培.南北文化不同论[M].《刘申叔遗书》第十五册，宁武南氏校印本

　　[9][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M].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77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