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中的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位反对封建，追求现代性的典型人物。出生在大地主家庭的林道静，其佃农生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惨遭迫害致死。童年时候的林道静一直备受养母的虐待和凌辱，心里早已有了反抗的意识。当养母提出要她嫁给胡梦安局长时，她大声呼喊着：“我宁可死了，也不能做他们那些军阀官僚的玩物！”。[1]为了不做军阀官僚的玩物，她发誓她要永远离开这个可恨的家庭，永远不再登这个罪恶的大门[2]。于是毅然离家出走，这决裂式的反抗，既是反抗自己的封建家庭，也是对当时传统生活方式的反叛。她这个曾经地主家庭的小资产阶级家的“小姐”，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道路。
一开始的林道静，盲目地离家出走，投奔北戴河的表哥。当她真正遭遇了困境时，她开始渐渐清醒，思索着她离家出走后半个月的遭遇。也许正如林道静自己所想的一样，“她竭尽了全副勇气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开血口想要吞食她的社会”[3]没有了任何依靠的林道静选择了毫没有顾惜地纵身扑向怪啸着的狂涛巨浪，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幸而得到了北大学子余永泽的相救，他的爱情给了林道静的生活一道曙光。
余永泽给了林道静所有关于爱情的幻想，林道静也回报着余永泽爱情。这场自由恋爱本就是林道静所想要的，于是她倾尽全力地维护着。但是同居后，当她看到余永泽这个曾经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如今成了为了自己的名利巴结贵人，对自家佃户毫无同情心的人后，她对爱情的幻想开始破灭。也许正是因为她有着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以当她知道“她深爱的人，原来是这样的自私”[4]时，她只是伤心难过，却仍然下定不了决心离开。
她与余永泽在思想上已经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了，生活就像林道静的心一样一潭死水，不起波澜。但是卢嘉川和一群北大爱国青年的出现，又重新点燃了她心中对于生活的热情。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向上的热情和爱国爱民的责任感，好像甘雨落在干枯的禾苗上，她空虚的。窒息的心田立刻把她们都吸收了。她心里开始激荡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5]她开始想要反抗这如一潭死水般的生活，去追求一种更为高尚的革命目标。这时的林道静，对革命有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和英雄式的幻想。“她时时被那里面澎湃着的、对于未来幸福世界的无限热情激荡着、震撼着，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与满足。”[6]
她虽然知道她与余永泽之间已经有了一道不可弥补的裂痕，这裂痕随着她对于新生活的奔赴，在日益加深。[7]但是处在革命初期，思想尚不成熟的她竟以为革命者是不应该关心个人问题的，于是她一直忍着，希望能够和余永泽凑合下来。此时的余永泽成了林道静反抗传统生活方式，追求现代性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生活毫无方向感的林道静，甚至还请求卢嘉川，盼着党来救她这个快要沉溺的人。但是与余永泽多次的争吵后，成熟起来的林道静最终冷静地提出了分手，随后搬离了他们同居的处所。她又一次反抗了这个束缚着她的家庭，再一次获得了平等与独立。在林道静看来，精神需求比爱情或者说物质上的追求更为重要，于是她抛弃了与余永泽的“俗世”生活，也否定了白莉萍的奢靡生活选择，去追求她所认为的高尚的爱情和生活。
在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反叛中，林道静不留余地。她所想的就是做个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现代人。她不肯接受养母给自己安排的婚姻，离家出走，和自己爱着的余永泽同居。但在同居的时候，她一直试图找工作，不依赖余永泽。就像余永泽说她的那样：“你真像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东闯西闯。”[8]与余永泽分手后，毅然搬走，自己独立生活。而后又因为革命宣传单的事被抓到监狱，得到胡梦安局长的保释。胡梦安百般利诱，林道静都不为所动，偷偷逃离了北京。
对传统生活方式中的婚姻和爱情的反叛，也许还只能说是她为自己个人所做的反叛。但当林道静第一次在北戴河看到日军侵略中国华北三省的消息，听到爱国分子卢嘉川对自己分析的国内形势后，她开始走上了反对封建和抗击日本侵略的道路。一开始的林道静，有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和英雄式的幻想。她不管理论书籍能不能消化，也不知如何去与实际结合，只是被奔腾的革命热情鼓舞着，渴望从书本上看到新的世界，找寻到她寻觅已久的真理。[9]“三一八”纪念日那天，学生们集会游行时惨遭杀害才让她意识到反动统治力量的强大，如此单纯的林道静第一次意识到革命的艰难和必要的牺牲。她也开始从英雄式的幻想慢慢走向现实，在现实中真正反抗。
参加了几次集会游行示威后，林道静已经渐渐地往革命的路上靠拢。即使此时她还不知道到底如何革命，但是她的心已经倾向于用行动反抗了。她再也不是当初那个说着：“我斗争着，我反抗过，可是，我并没有找到出路”[10]的林道静。而后，在没有找到组织的情况下，林道静第一次一个人发传单，就表现出了革命者应有的智谋。
在定县，一开始不知道如何革命的林道静，在李孟瑜的启发下，开始利用自己教员的职位之利，团结能团结的教员和学生，努力做着革命宣传的工作。这很有力的促进了定县革命工作的开展，并直接促成了教员和学生们轰轰烈烈的请愿活动。此时的林道静，已经有勇气向李孟瑜提出“你可以介绍我参加党吗？”。[11]随着对革命理解的加深，林道静希望能够参加共产党，同许许多多的革命人士一起，为了中国的现代化革命奋斗。
被安排到大地主宋贵堂家教学的林道静，在这里她见到了儿时玩伴的父亲，也是自己家曾经的佃户。是他对林道静的恨，让林道静深深反省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她一直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她自从受了卢嘉川等同志的教诲，又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讲阶级斗争的书籍以后，她便自以为站到了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一边。便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地变成了无产阶级、阶级仇恨只是书本上的。”但是在今天，她才沉痛地想到原来她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家，她所理解的阶级斗争竟是粉红色的或者灰色的，而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竟是血淋淋的现实。而后又无意中目睹了佃农无米下锅，偷割地主宋贵堂的麦子被打。这深深地激发了林道静的同情心和反对封建地主的决心。
通过几年来对英语零班进行任务型教学法的尝试后，笔者认为，任务型教学法对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比其他教学方法，任务型教学法有很多优势：
被抓到先兵司令部的秘密监狱，严刑拷打依旧不能使林道静屈服，此时的林道静为了革命是无所畏惧的。面对严刑，林道静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挺住，咬牙挺住！共产党员都是这样的。”[12]当初被抓到监狱，胡梦安的百般利诱都不曾让林道静屈服，今日怎能屈服在严刑之下。她不似叛徒戴愉，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就开始动摇，成了革命里的叛徒，林道静有着强烈的革命责任心和使命感。
监狱中的严刑拷打非但没有摧毁林道静，反而更加坚定了林道静的革命信念。同林道静一起关在监狱的共产党员林红，一直对林道静进行着革命的教育和帮助，这让她更加相信“敌人再也不能分开我们—我们永远是革命集体中的一份子。”[13]监狱中的非人生活非但没有打击林道静革命的信念，反而更加激励着林道静为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这个时候的林道静，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位曾经经受不住生活压力想要自杀的软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最终选择了投身于党，献身于党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正如林道静出狱后入党时所说的“从今天起，我将我的整个生命无条件的交给党，交给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崇高的事业……”[14]
注释：
[1]杨沫.《青春之歌》[M].第4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
[2]同上，第 5 页
[3]同上，第 7 页
[4]同上，第 15 页
[6]同上，第 31 页
[7]同上，第 525 页
[8]同上，第 13 页
[9]同上，第 32 页
[10]同上，第 28 页
[11]同上，第 69 页
[12]同上，第 77 页
[13]同上，第 106 页
[14]同上，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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