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霞

　　香港学者曹本冶博士提出的一种以“信仰体系、仪式与仪式音乐”表述仪式音乐内外部关系的框架模式，其内容是：信仰体系呈现出一个民族对天、地、人、社会三者互动关系认知模式，仪式是信仰体系外向行为的展现，其演释过程自始至终包含了“音声”，而“音声”便是仪式深层意义及灵验性体现的重要媒介。①

　　笔者现在试运用“远～近”、“内～外”、“定～活”这三个基本的两级变量的境域作为方法学方面的思维方法来对河北任县北定村“西顶圣母”庆典仪式进行几点理论思考。

1.仪式中的近宗教与远宗教

“西顶圣母”庆典仪式的特点之一便是其民俗性与宗教性兼具且对比鲜明同时相辅相成。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大致可以把道教科仪部分划分为“近宗教”，而其余则为“远宗教”或“近民俗”（或称“远神”和“近人”）。

　　仪式中“近宗教”与“远宗教”的两个部分的关系是结合紧密同时又对比鲜明并且有相互排斥性的。

　　联系紧密之表现：从仪式构成人员来看，道教科仪班代表了“近宗教”，村民和前来助兴的民间表演队代表了“远宗教”，而他们共同构成了仪式的重要元素。从仪式内容来看，五天的仪式既包括了道教科仪班的道场（“近宗教”），又包括了如“沿街仪式”、“西顶圣母诞辰日兼善友表功”这些“远宗教”的民俗活动，他们共同丰富了仪式的内容，并且从古流传至今已然融合的相当自然，缺一不可。从仪式音声来看，“近宗教”的音声主要为道教乐班科仪法事时的音乐，“远宗教”的音声则主要包括穿插于各道场之间的民间吹打班助兴性质的演奏以及村民们号佛的音调。两者在风格上有鲜明的对比：总体上道教音乐庄重肃穆，民间吹打班的音乐热闹欢快；同时二者联系又是相当紧密，在每一个道场的开始与结束之前都有民间吹打班的曲调响起，往往还伴随着村民们的号佛声，自然地形成了“宗教”向“民俗”的转换与结合。

　　相互排斥之表现：仪式中“近宗教”与“远宗教”并不只是完美的结合，笔者在这五天中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正月十九日晚所进行的“西顶圣母庆典兼善友表功”这一环节并没有道士参加。于是笔者采访了郭砚奎道长，他向笔者表明“道士们不参与他们的封建迷信活动”。可见善友这个角色并不被道士们所接受，道士们认为善友就是“纯粹的封建迷信活动者”，他们还认为村民们在不明白道教教义前提下的拜神和烧香等行为属于“封建迷信”活动，并对此表示无奈。

2.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

对于整个仪式，笔者是局外人，而仪式构成人员（道士班、前来上香的村民、民间表演队）则是局内人。而对于仪式中的道教法事活动，道士们是局内人，其他村民以及笔者都是局外人。因此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概念是相对的。在此笔者主要探讨笔者与仪式构成人员之间的关系。

　　局外人与局内人来自两个完全不同文化氛围圈，因此必然在对仪式内容的理解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看法。笔者在此试以分析局内人和局外人对仪式中音乐的看法为例来进行探讨。

　　对于道士以及参与仪式的村民们来说，本来是没有“道教音乐”或“仪式音乐”这一概念的，他们将他们展现在道教仪式中所进行的唱诵活动，称之为“念经”。而“道教音乐”或“仪式音乐”则是音乐学工作者，即局外人给出的定义。对局内人来说，仪式的举行和意义是因为它具有“有效性”的结果，音声作为仪式中的重要有机因素，它必然也是“有效性”的，或至少是具特定意义的。②而对于局外人而言，我们在研究仪式中的音乐时，往往更看重的是其艺术性，而并非其宗教性和“有效性”，这便不可避免地造成很多仪式音乐研究中由于过分重视音乐而脱离了仪式这个大环境的现象，从而更加造成局外人与局内人对于整个仪式的不同理解，不利于局外人从更深的层次对局内人眼中的仪式进行分析。

　　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完全无法解决，这涉及到局外人在田野调查工作中如何以比较合适的方法取得局外和局内的平衡。以下是笔者的几点心得：

　　1）丰富自身的知识层面，对要进行研究的仪式进行较全面的掌握，包括仪式的历史背景、参与人员、仪式发生地的地理位置等等。

　　2）摆正心态，不要仅仅以局外人自居，而应该在仪式过程中抓住机会尝试站在局内人的角度对仪式进行感受。

　　3）要与仪式参与者保持较深入的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够进行更多的交流从而了解局内人的想法。

3.仪式中音声的“近音乐”与“远音乐”

由于在研究过程中所有出现在仪式中的声音都属于“音声”的范围之内，笔者在此运用“近～远”两级变量思维方法将进行划分，可以一图来表示：

　　在道教法事音乐中，经曲中非念白的部分、吹打曲中的吹管乐都属于音乐性较强的音声，道士们自己称只有这两种才能算做所谓的“音乐”，而其他的音声如穿插在道场中的念白、灵咒等偏向语言性的音声，或者吹打曲中的打击乐，道士们则不认为其为音乐，这其实又涉及到局外和局内观的问题，在我们局外人看来，念白、灵咒等同吹管乐一样属于音声的范围，只不过它们更加偏向语言性，属于“近语言”的音声。

　　仪式中除去道教法事的部分，村民们的号佛声是最具代表性的“近语言”的音声，但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它是“远音乐”，但它同样具备音调上的韵律和节奏上的统一性。另外在善友表功时的唱段，笔者认为它是“近音乐”的，但村民们由于更加注重善友所唱的歌词内容并不注意善友如何去“唱”，因此他们认为这是在“说话”，是“近语言”的。由此也能看出“音乐性”和“语言性”并非是两个绝对的概念，局外人和局内人对其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4 仪式中的“固定”与“非固定”因素

文化传统的演变，实质上是其本身组成结构之固定与非固定因素的相辅相成关系之运作过程。③笔者在此以“定～活”的两级变量思维方法分析“西顶圣母”庆典仪式中的“固定”与“非固定”因素。

　　

5.关于仪式本身的其他几点思考

1）信仰体系的综合性

　　从表面来看，“西顶圣母”庆典仪式属于以道教法事为主、并且是由道教协会参与承办的活动，但事实上此仪式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最明显的表现便是穿插于每道场之间的村民们的号佛声，“南无，阿弥陀佛”明显是佛教的语汇，然而村民们对此并不敏感，道士们对笔者说，“改了多少年都改不了，随他们去吧”。这是典型的佛道合一的体现。

　　2）仪式中女性的重要作用

　　五天的仪式中，笔者发现女性占了村民们的百分之九十之多。尤其是与神灵越接近的环节女性越多。这样的现象引起笔者兴趣，经了解，主要原因有三：一为“西顶圣母”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女性，她的信徒自古以来便以女性居多，这现象在全国的哪个省份都一样；二为北定玉皇庙具有重要的女性代表意义，因此妇女对于玉皇庙的活动表现得更为虔诚；三为北定地区信奉神灵和宗教的多为女性。于是便构成了这样一个以女性居多为特色的仪式。

　　注释：

　　①关于对曹老师的理论模式的解释，参考：杨民康：《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中国音乐学（季刊），2005年第二期，第23页。

　　②③出自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第39页、第40页。

　　①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

　　②杨民康.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J].中国音乐学（季刊），2005，（2）.

　　③刘红.仪式环境中的道教音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1）：19—27.

　　④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J].中国音乐学（季刊），2003，（2）：5—15.

　　⑤钱建明.道教音乐及其科仪功能的演化[J].交响，2000，（6）：20—24.

　　⑥曹本冶.“仪式音声”的研究：从中国视野重审民族音乐学[J].中国音乐学（季刊），2009，（2）：6—31.

　　⑦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J].中国音乐，1990，（2）：17—19.

　　⑧于立柱、郑颜文.巨鹿道教音乐地方性特征刍议[J].中国音乐(季刊)，2005，（3）：65—73.

　　⑨于立柱、李涛、安娜.浅析巨鹿道教打醮法事科仪音乐的文化交融——巨鹿县西佛寨村打醮法事活动考察[J].邢台学院学报，2005，（12）：17—19.

　　⑩袁静芳.河北巨鹿道教法事音乐[M].台北：新文艺出版公司，1998.

　　?于立柱.巨鹿道教打醮法事科仪音乐的考察与研究.同等学力申请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11月.

　　?史新民.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宗教音乐卷——道教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