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广义

　　生态女性主义概念自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人与死亡》中首次提出之后，其理论和实践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其研究者主要为欧美发达国家大学或研究所里的女性主义学者。但随着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加剧，女性和男性一样越来越远离自然，尽管她们有很多仍然行使着母亲的职责，也身兼主要的家务劳动，但已经很少与自然直接接触，因此她们的研究核心逐渐集中于概念问题。与此有所不同的是，起步较晚的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由于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妇女常常身处“看不见的底层”，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面临的经常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并立足于本土知识体系和基层运动，因此，其研究更为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理论更具现实性，也能更好地与群众运动互动，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一支生力军。这一理论于20世纪70、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给中国的理论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国内研究者从各种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界定与分类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一种政治以及社会运动。这种理论认为从文化上来说，妇女与自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男性是与自然为敌的群体，他们把世界当成狩猎场；而女性则是与自然和睦相处，自然的退化与社会对女人的压迫必然存在某种必然的关系。因此，相比较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为保护自然而战。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只要仍然存在自然的斗争，那么对解放女性或其他受压迫群体所做出的全部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要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尽管生态女性主义都赞同并认可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是导致性别歧视与自然歧视的根源，但是她们对于这种联系是在社会、文化还是生物、心理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几个流派：

　　1、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本质”特征，认为自然与女性的本质是密切联系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是通过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的，赞美女性人生的仪式，如月经来潮、生育及女神崇拜（大地母亲）等。妇女是自然唯一的希望，只有传统的女性美德能够改善社会关系，能够培养出更少侵略性、更能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2、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在最著名的强调妇女与自然联系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中，斯塔霍克认为女性通过自身的特殊体验，如月经，生育的痛苦，哺育的喜悦等开始了解人类与自然是同一的，这是男人所不能了解的。女人所需要做的是开辟大自然的空间，她们可以在那里实践任何一种以大地为基础的精神信仰，去全身心的拥抱和歌颂生命。

　　3、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她们也思考妇女与自然的联系，然而，他们削弱了妇女与自然的联系，认为，女性是通过其长期以来所履行的社会角色与自然接近的，如怀孕，生育，照料孩子，做家务等。她们承认性别的社会建构根源，研究社会生态学，关注社会变迁，尤其关注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以及在地球上持续性的生理与社会再生产中的女性的作用。

　　4、改革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改革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如玛利亚·米斯(Maria Mies)和范德娜·史娃(Vandana Shiva)指出女人比男人更关注空气、水、土壤和火等要素是因为她们更多的从事日常生活的工作，她们主张自然有她自己的主体性，因为自然是可以被消耗殆尽的，我们必须保护她，人们仅仅在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利用自然。男人必须开始一场重新界定他们身份的运动，人们要彼此联系起来结为整体，在保护生态的工作中救治地球。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

生态女性主义者质疑发展的概念，认为发展是基于西方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关于经济进步的概念而形成的。从文化上讲，这个概念具有局限性，但却被奉为神明在全球通用。但它带有霸权主义特征，还违背女性运动所强调的基本价值观。女性运动的价值是去听取无权者的呼声，尊重差异性；而发展概念不重视个体，只是从经济角度评估人类与社会的进步，却不考虑文化、社会、政治、精神等人类的贡献。她们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如果两性差别能被考虑在内，发展计划的实施一定会取得巨大进步。

　　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发展本身已成为问题；女性的“欠发展”不在于对发展的参与不够，而在于她们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得到利益。经济增长是新殖民主义，是从最贫困的人们的手中剥夺资源，是国家的精英取代殖民者以国家利益为名在强大技术力量的武装下所进行的剥削。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男、女全都贫困化了，女性尤甚。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女性不幸的根源在于，发展是在毁灭自然资源，生产和增长的概念基本上是男权主义的。男权主义把以破坏当作为生产，导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他们将被动性视为自然和女性的天性，否定自然和生命的活动。生态女性主义者还指出，存在两种不同的生产和两种不同的增长，即良性发展与恶性发展(maldevelopment)。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在恶性发展（即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女性价值被降低了，原因有二：一，她们的工作是与自然进程同步的；二，一般来说，为满足维持生存所做的工作被贬值了。女性主义的原则将会改变恶性发展的男权主义基础，它主张的是跟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发展，而不是跟破坏联系在一起的发展。发展应是以人为中心的过程，因为人既是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的工具。

三、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译介

生态女性主义的根基最早可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法国女性作品，80年代生态主义思潮的勃起使生态女性主义取得重大进展，90年代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流派而为世人所瞩目。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始于国内学者对其著作的译介，1979年吕瑞兰翻译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揭开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其后，1988年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的《自然女性》一书被认为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中国是在1996年关春玲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期刊上的一篇综述性文章《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作者简要介绍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主要观点。而后《国外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了诸多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文章，如张妮妮译介的《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中的彻底的非二元论》、秦喜清译介的《生态女权主义的重大贡献》以及王治河的导读性文章《斯普瑞特奈克和她的生态后现代主义》。这些文章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0年前后，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在中国更加深刻，出现了一些专门介绍生态女性主义知识的著作，各类综述性文章涌现，主要归纳并介绍了西方生态主义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主要流派和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同时，我国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与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多学科视角下的多元生态女性主义。

　　中国的妇女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由于中国妇女解放的特定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淡薄乃至于缺失，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另外，中国所谓的“女性和环境”的研究，仍是以性别和环境工作的关系得出的，忽略了两者之所以形成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虽然受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大家都提到了要把性别意识纳入到对妇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但目前的研究仍然很难脱出生理性别的束缚，更别说要建构自己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令人可喜的是尽管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在我国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学者越来越多，不但有日益增多的女性主义论著，单篇论文也随着国内生态女性主义人文项目和课题的研究而逐渐增多，除此之外，更有众多硕博论文涉及此一领域。而这仅仅只是数量上的一个变化，更为显著的一个可喜变化是，最初生态女性主义传入中国时主要是宗教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到了21世纪，它已经与多种文化、多种学科结合了起来，使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焕发出特有的活力，相信中国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会在取得越来越多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