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丽

　　“《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1]作为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它揭示了生命和存在的更深的意义，进一步说，它们自身构成了那常常被隐藏的意义，当我们领悟到它们的时候，如海德格尔说的，我们经常视而不见的，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感受不到的存在的深度和本原就向我们心灵的眼睛开启了”。[2]《红楼梦》是以贾宝玉的视角对世界进行观察的，宝玉应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全面准确把握贾宝玉的形象，无疑就成为认识解读该小说的关键了。

　　作为曹雪芹呕心沥血十数载而创造出的不朽艺术典范，贾宝玉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其最奇特处就在于贾宝玉决绝地否定了男儿群体的存在价值，凸显出女性化特征，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穿戴打扮。贾宝玉出场时先穿的是五彩斑斓的“金冠绣服”。见了母亲后，换了冠带。发式也变了，将短点的头发，结成小辫，在头顶中央用红丝扎上，又将长发编成一大辫子，从根到梢，缀上四颗大珠，辫稍再用金八宝的饰物扎上。“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靴（第三回）”。上下全是女孩子的穿戴。小说里宝玉的服装，从官服到便服，从夏装到冬装，款式之多，色彩之绚丽，居全书之首。

　　第二，长相。首次写宝玉的面容：“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换了装束后，“越显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在眼角。（第三回）”在贾母眼里，宝玉“生的得人意”；在元春眼里，他和黛玉一样“亦发比别的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在秦钟眼里，“形容出众，举止不凡”；在北静王眼里，“面若春花,目如点漆”,“真乃龙驹凤雏”,“果然如‘宝’似‘玉’”；在金荣等人眼里，“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在一般女仆眼里，“那样干净清秀”。作者用描写女性形象的香艳之语来极赞宝玉长相之靓丽,呈现出美丽的姿态容貌。

　　宝玉的女性化并不只局限于表面的服饰打扮，外貌长相，而更深层地体现在他的爱好、体质、性情、交际与生活方式等方面。诸如：其一、爱红癖好。爱红，实是女性的专属。可宝玉就爱调脂弄粉，爱吃盒里的或姐妹们嘴上的胭脂，爱闻姐妹们身上的“冷香”，“幽香”，“香油气”，爱穿着或佩带做工考究的女红。

　　其二，体质柔弱。宝玉的身体比许多女儿们要单薄孱弱。第十三回获悉秦可卿死讯时宝玉当场吐血；第五十七回听得紫鹃提到黛玉要走的玩笑，便大病不起；第九十五回丢玉之后又是状若疯癫；他自己也承认为了黛玉“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三十二回）”。不论宝玉这些病的心结究竟如何，体质的孱弱是不可否认的。

　　其三，敏感多情。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暴露自我情感，女性理解非言语行为——“非言语线索解码”。[3]女性在人际间的敏感性要强于男性。宝玉的自我情感暴露和敏感程度比其他任何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三回）正道出了他的这种女性气质特点。小说中数十次写到他哭，他为友人的生离死别、为凋零凄苦的情景、为一句感伤的诗、为姐妹们不理他而落泪，好象宝玉为别人落的泪比黛玉的自怜之泪还多。他说过：“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看来我竟不能全得。（三十六回）”世上女儿的眼泪，他竟痴心想要全得了。多愁善感也不亚于黛玉。宝玉多情，他除了心系黛玉，也敬爱宝钗，既倾慕妙玉，又留情湘云，对待平儿、鸳鸯、彩霞、香菱、紫鹃、晴雯等侍女，也无不殷勤。贾宝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联想、脆弱的感情，无不反映出女性的心态与性格特征。

　　其四、生活女性化。进住大观园后，贾宝玉整日与女孩儿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正如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六十六回），用史湘云的话说，“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袭人也说：“他偏又好在我们队里闹”（三十四回）。宝玉的生活是“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二十三回）”偏对女孩子们做的事情感兴趣。

　　其五，奇特的两性观。宝玉有特别的自我定位，基于他对男女的认识、体认：“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二回）文臣武将一概都为“须眉浊物”（三十六回）。贾宝玉“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五十八回）”他培养自己的女性情怀，倾慕女儿一样的品质。他“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因为这些人要么是贾雨村似的“钓名沽誉”的“禄蠹”；而女儿“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华，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贾宝玉显然是个异类，也就是心理学所称的“性倒错”，因为“性倒错在第三性征上更象异性”。[4]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诸如生理、社会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贾宝玉也不例外。

　　首先是先天因素。形成宝玉性倒错的先天因素既非心理学家们所说的“遗传基因”，也并非美学家们所谓“历史积淀”，而是贾宝玉意味深长的前身，即被女蜗遗弃在青埂峰的石玉。女神娲皇氏“炼五色石”，致石有灵，从而具天地造化之神功，形象揭示出玉从石脱颖而出的根源和途径，也从发生学与本质论的层面上决定了贾宝玉的先天携带了女性化特质。作者将史前的“物”及现实的“人”、自然的演化与改造自然的补天之说、灵石被弃与入世体验等等融为一体，尤其是大荒山是洪荒原生态的，是神秘勃发的，也是情源、情发之地。宝玉就带着原生态的情和欲来到现实中。本质上人类天性中的“情”是人的自我，不是外在赋予的。玉石来往于仙界、人间的经历，诠释了它作为灵魂载体从玉石不分的“灵魂石”到高度分化的“灵魂玉”的全部过程。玉石分化后，“通灵宝玉”具有了“灵物玉”的最高品位。而女娲赋予宝玉最本质之物繁荣“甘露”，成为构成宝玉形象的物质与精神之内核。这才有可能使他与他所厌恶的泥做的骨肉的男性作彻底决裂，也才有可能使他与他所钟爱的用水做的骨肉的女性融为一体。

　　作者对宝玉身世及生命历程的的追溯，又充分地体现出作者悲切古今仙界尘世的生命思索。宝玉远涉洪荒与天界的出世及经历，应了《易·系辞传下》所云：“夫易彰往而察来，而显微阐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5]对宝玉身世的概括看似浪漫，生命目的似乎就是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体验尘世之人生。实则深深蕴含作者严肃的生命忧思：自远古灵石而来——历经仙界无才补天的悲号——幻形入世又惨然弃世复归荒山。这一过程不仅暗示着民族生存的终极境界与民族生存的原始境界的遥相呼应，且在对人物前生、今生、来生的“三生”诠释中，展示了一个潜在的然而却起着主宰作用的女性始祖所传播的女性文化。由此将史前的“物”及现实的“人”、自然的演化与改造自然的补天之说、灵石被弃与入世体验等融作一体，特别是将悠悠时空与人物瞬间生命、再历经梦幻与现实的劫难相结合追索、考量，其体悟生命角度之广博、感悟生命之深切，历数古今中外之大家也罕有其匹。曹雪芹打造的宝玉源自人性回归的“率性而动，动生抵触”，[6]以致成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生命形象。秉自然灵秀之气的仙石决定了贾宝玉的聪明灵秀，无补天之才的顽石则决定了他的“于国于家无望”，石头的前身赋予了宝玉正邪两极之性，使“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赋，必然铸就贾宝玉具有偏离、异常因素的人格形态。而《红楼梦》的永恒价值也就来源于作者用深邃的目光穿透浮华的生活表象，对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类文明本体意义进行形而上的久远审视。

　　其次是后天因素。主要是宝玉的生活和成长环境。因贾母溺爱，宝玉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份处闺帷内生活，朝夕相处于姐妹、小姐丫环之中，自然染上较多的女儿脂粉气。住进大观园，更是进入了女儿世界，生活在女性的庇护、偏爱、温情之中，进行着完全女性化的生活。“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正如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六十六回）。在这个女儿国里，连丫头袭人，也“深知宝玉性情……只拣那宝玉素喜谈者问之。先问他春风秋月,再谈及粉淡脂莹,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又谈到女儿死。……”（三十六回）。在这里即使是男性，也一定是用女性话语与宝玉相处，如宝玉的心腹茗烟在并不知宝玉焚香烧纸祭祀是谁时，却跟着祭拜说,“只是这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四十三回）。在如此生活环境，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难免。

　　另外，在贾府中，围绕着贾宝玉的教育圈，是以最有权势的贾母、王夫人、元春这三代女性所构成的坚固的、稳定的女性文化教育圈。三代女性与宝玉的关系实质上是女性文化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贾母因宝玉是自己的亲孙子，又长得极像他爷爷，故“爱如珍宝”、“极溺爱，无人敢管。”（三回）视宝玉如“命根一样”（二回），以女孩状娇惯宝玉。中年丧子的王夫人，膝下只剩得宝玉唯一亲生儿子，故“素爱如珍”（二十三回），且“母以子为贵”的传统，使得她对宝玉更是宠爱有加。尽管为给儿子营造出符合传统规范的成长环境，王夫人不惜把宝玉身边的晴雯与金钏儿逼死，但鉴于宝玉的顽劣天性，王夫人还是由着宝玉的性子，放纵着他。元春只有宝玉一人为同父同母所生，她与宝玉“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形有如母子”，入宫前与宝玉“同随祖母，刻未暂离”。入宫后对宝玉“眷恋切爱之心刻未能忘”（十七、十八回）。就在省亲片刻，也不忘询问弟弟功课进展。宝玉身处由祖母、母亲、姐姐三代女性构成的牢固且影响巨大的女性文化教育圈中，这牢牢把握住了对宝玉进行女性话语熏陶和教育的权力。这个女性文化圈中，不允许任何男性话语的介入的，即便是贾母的儿子、宝玉的父亲贾政也不行。贾政因宝玉不求学业进取还在外惹祸痛打了他，遭到贾母、王夫人激烈干预。王夫人说“先勒死我，再勒死他”。贾母更是气愤，“先打死我，再打死他……”（三十三回）。贾政迎来痛斥使自己无地自容，最终放弃了对宝玉的教育权。还有，警幻仙姑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她也是对宝玉进行女性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启蒙者。她在西方是宝玉前生的神瑛侍者下凡造历幻缘与黛玉前生的绛珠仙草以泪还甘露的放行者，在太虚幻境中，她通过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十二支曲以及相关的图画、判词等对宝玉进行了有效的女性文化的教育与启蒙。

　　我们知道，一个人后天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教育条件在其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人们认识宝玉时也更多地强调了后天的因素，认为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内，生活风气比较干净，封建礼教的统治相对薄弱，贾宝玉较少地受到外界污浊风气的影响，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大胆阅读一些具有市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的杂学野史，有较多的机会了解青年女奴们的美好心灵和不幸遭遇以及贵族少女们的内心苦闷，女人多是英雄，智慧，洁仙，贾宝玉一味弃男纳女，他心里面也颠倒了男女位置，在与女人交往时，客观模糊了性别界限，往往存在心里预设，自觉不自觉地包容女性，擢升女性，张扬女性。另一方面说，男人在成长中是需要偶像的，需要父兄辈的言传身教作为行动指南。而贾府中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成为宝玉成长中的正面偶像，能够对宝玉施加正面的、有效的教育，父亲贾政的简单、粗暴的教育只能促使宝玉更加逆反。

　　综合来看，体现在贾宝玉身上的女性文化，也表现出作者，对他所感触到的行将衰败的现存男人统治社会形成的男性文化之反思以及对人类性别存在发展之寻觅与探索。

　　[1]周汝昌 周伦苓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工人出版社 1989出版 12页

　　[2]陈文忠 文学理论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292

　　[3][美]珍妮特海德 约翰德拉马特 贺岭峰等译 人类的性存在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414

　　[4]卡罗琳·G·海布伦 迈向双性的认识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3:165

　　[5]中央编译出版社校订 周易本义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56

　　[6]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