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竹平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文学把塑造“新人”形象提上了日程，而“新人”又被巧妙地置换为“青年”。于是“青年”、“青春”、“成长”就成了文学中最有力的字眼，一大批表现青年成长的“成长小说”也应运而生。而王蒙创作于50年代的《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年轻人写年轻人，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痕迹和情感体验，人物与作者形成了某种同构和重叠的关系。

一、青春·力量·改造

对清洁精神和本真理想的追求，是王蒙50年代小说的主题。《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前者对后者具有“原型”的意义。两部小说不仅在人物设置上有相似的地方，而且都表现出对于青春心态的反思。《青》写于王蒙19岁的年龄，小说形象地展示了青年人如何克服“家庭观念”，从“家”走向“群”，寻找归宿的故事。是有关青年人的灵魂改造，求证什么样的人才是“新的人”的问题。与宿舍大扫除形成映衬，文本中也展开了精神的“大扫除”，如郑波所言：“旧社会还遗留下许多灰尘蒙蔽在孩子的心灵上”，因此，文本的主旨是叙述先进的共青团员如何把来自旧世界的人改造成“新人”的过程。呼玛丽、苏宁改造成功的一个外在标志理所当然也是“身体”的复苏：苏宁痊愈后要求加入周小玲的篮球队锻炼身体，呼玛丽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而反面人物其体貌特征则是猥琐的、滑稽的，如苏宁父亲“眼睛像乞丐，袍子像穷秀才”；如此的夸张描写都显示其必然被摈弃的历史命运，而且在道德上也是予以否定的，如苏宁父亲的破坏活动以及对苏宁的毒打、李若瑟的反革命行动种种迹象都表明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宿命。

　　如果说，“铁屋子”是现代文学的经典意象，那么，到了当代则是大多数人从“铁屋子”里冲了出来，因此，如何把仍困于其中的人拯救出来，则成了青年共青团员的使命。在《青》中青年处于主导地位，“老”人的地位有三种情形：一是被侮辱被损害者（郑波和李春的母亲）；其次是腐朽、没落者（苏宁父亲、李若瑟）；其三是紧随时代潮流、与年轻人趣同者（袁先生）。先进的年轻人不仅有改造环境的能力，而且有改造他人灵魂的能力。在灵魂改造的过程中，既有新/旧的对立，又有个人/集体的冲突，小说侧重表现的是前者。在郑波—呼玛丽—李若瑟、杨蔷云—苏宁—苏宁父这两组三人关系中，苏宁、呼玛丽处于被争夺的位置，她们都是无力的，无主体性的，“错“不在她们，而在于造成“错”的人：苏宁父、李若瑟，因此对他人灵魂的改造最终简化为新/旧的斗争，这“旧”不仅体现在人物体征与精神面貌上，还体现在她们赖于生存的环境上。

二、成长·困惑·拒绝

虽然“十七年”文学被层层的意识形态遮蔽，然而透过政治的雾障，仍然能够窥见个人性/主体性的特征，王蒙50年代的小说就是假集体名义完成的青春叙事。在文本中始终贯穿着“我”作为一个青年人对青年人命运的思考，即关于个人成长的“成长”主题。在《青》和《组》交织着渴望成长和拒绝成长的复杂心态，由于青春期的过渡性质，既有想摆脱稚气和成年人的控制的心态；同时又想获得成年人的权力而产生的抵触成年人的生活态度、伦理准则的心理趋向。青春心态的两重性也表现在《青》和《组》中，一方面，青年人渴望摆脱童年的幼稚天真获得成年人的成熟和睿智；另一方面又惧怕成年心态的疲惫、淡漠，如《青》的序诗：“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故而表现出拒绝成长的姿态。

　　《青》写到年轻人的豪情壮志和迫不及待的“投入”时，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面对时间流逝而产生的急迫感和焦躁心理，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成长的心态。在此，“时间”似乎成了她们人生的障碍，杨蔷云为睡了一下午而沮丧懊悔，张世群则认为“睡觉时间太长”是大学生活的一大缺陷，林震更是觉得“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这种由“时间”带来的仓促感，颇有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味道，这一方面，来自个体生命成长、实现个人价值的热望，所以，林震怀着“被指引”的心态来到了组织部。另一方面在于时代赋予她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速发展，唤起了青年人投入社会、建功立业的欲望，比如赵慧文听到外面的鞭炮声、锣鼓声引发的焦灼感，因此，他们的焦灼是来自时代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

　　与渴望成长同时产生的是对成长的恐惧，原因在于对成年人疲惫、冷漠精神状态的厌弃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拒绝。“为什么我忽然要长大呢？”在《青》中表现出成长的焦虑和困惑。那么如何克服焦虑呢？文本中给出了办法：“而所有的衰颓，所有的疲倦，所有的老年人的无动于衷，就会在这再现的春日阳光下黯然失色，悄悄地消褪下来。”试图通过再次“重逢”来延续青春，然而成长的焦虑似乎并没有解决，在《组》中青春心态和成年心态的对立与冲突就变成了显在的命题。因此，这部小说的主旨就演变成了两种心态的斗争，青年心态与老年心态被处理成激进/保守、求变/僵化的冲突。如果说老年心态在《青》还是一个空洞的所指或是一个未展开的话题，那么，在《组》已具体化为刘世吾的精神状态。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是郑波与黄丽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青》中郑波对黄丽程既有钦佩又有质疑，即“黄丽程为什么要结婚？”如果说结婚是女性的成长礼，那么，这种对婚姻的拒绝，不正表明了郑波对成长的恐惧和推延吗？同时在文本中结婚被理解为世俗化、庸俗化。而林震对刘世吾的态度同样是复杂的，然而与《青》不同的是，林震一方面对于刘世吾“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给予毫不留情地否定，同时对于其敏锐的眼光、强大的工作能力又不无钦佩，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渴望成长和惧怕成长的矛盾心态。

　　建国后，如何永葆革命青春、发扬革命传统成了文学的重要命题。缅怀革命史是有效的途径，对世俗化的拒绝是另外一种路径。然而，在《组》中环境、对象毕竟发生了变化，林震欲改造的对象不再是昔日的同学，如果同学之间还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从而引起对方思想的转变，那么如今面对的是革命前辈，建国初，对革命前辈普遍持敬仰、肯定的态度，而揭露与质疑便有点大不敬的味道，所以与郑波、杨蔷云的通体光明、富有力感相比，作家似乎有意放大了林震的弱点，给人以无力之感，如果说在《青》中郑波们还处于主导地位，代表正确的一方，是“大多数”的话，那么在《组》中林震则显得势单力孤，是被嘲弄被讽刺的“少数”。这一人物也融进了同样同龄人王蒙的人生体验和真实的精神状态。“渴望被指引”是林震的心理动因，换句话说他是怀着成长的渴望来到组织部的，面对沉闷的生活，形式化、机械化的工作方式对生命毫无意义的销蚀，林震不免失望。有意味的是，与林震始终“生活在别处”相同，刘世吾也不断地游走在“现世”与“别处”，在他那里，文学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是断然割裂的，文学与过去是诗意的存在，而现实则是无奈的承担，在一定程度上，刘世吾同样表现出回归“青春心态”的想象和向往。

三、世俗·日常·爱情

“十七年”的爱情故事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赵树理式的“复苏”的乡村爱情；第二种是林道静式的将爱情融入革命的“革命式爱情”；第三种是青年自觉地献身于集体事业，拒绝了包括亲情、爱情在内的私人情感。三种模式都是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的爱情，然而在规训之下，尚有“另类”的爱情言说，因为爱情作为一种青年男女自然萌发的情感，它有时也会独立于政治之外，当它离开了具体的政治语境就会形成一个自足的“爱情”故事。王蒙笔下的爱情故事颇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味道，如此的爱情描写仍然透射出青春人特有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把爱情与世俗、衰老联系在一起，正如郑波对黄丽程“为什么要结婚”的追问，同样在郑波眼中，“她（已婚的黄丽程）的眼角已经有极细碎的放射纹，她的脸没有血色，好像血被什么东西吸去了。”无独有偶，赵慧文的脸也是苍白而忧伤的，如果说爱情尤其是结婚意味着“老去”的话，那么她们当然要拒绝结婚甚至爱情了。在文本中，革命和爱情被处理成对立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黄丽程重返母校抑或是新生命的悸动，唤起的不是革命的激情，而是被革命淹没的初恋的感觉；而赵慧文消褪的青春激情也是通过一个更鲜活的异性生命的“介入”被再度唤起（何况赵慧文与林震的关系带有一定的爱情色彩），据此推断，在文本中作者对爱情本身仍持肯定态度，由此，重新解读王蒙笔下的爱情故事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他的爱情叙事中始终包含着个人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冲突与纠缠。

　　不可否认，爱情感觉的描写和爱情心理的阐释成了作品中最精彩最富有诗意的内容。在和田林初逢之后，在郑波眼中，虽然是雪天但也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温暖，她甚至哼起了儿时的歌谣，如此描写充满了生命力的跃动，透露出因爱情的萌动引发的内心喜悦。突出描写了爱情的“感觉”，感觉再次进入文本，尤其是和田林从公园回来之后，想找些事情做的烦躁心理以及三篇日记中流露出的对这种情感的既留恋又拒绝的复杂心态，昭示出私人情感与革命事业的矛盾。作者不仅从“身体”层面突出其青春气息，而且对爱情起源进行了“另类”阐释，写出了爱情本身的复杂性和爱情心态的微妙性。与郑波断然拒绝爱情不同，从来没有私事的杨蔷云是不知不觉陷入“爱情”之中的。在小说中，通过“雨中寻找”、“暑期造访”等细节展示了她和张世群日益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雨中寻找”多层次地展示了人物的爱情心理。她对张世群的牵挂已经到了魂牵梦绕的程度，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潜意识、梦境是人的真实想法，然而，作者并没有使他们的爱情有一个合乎理性的发展，最后，当爱情即将明朗化的关键时刻，张世群却说自己另有所爱，一个浪漫的故事戛然而止，他们的关系最终未能逾越友谊界限，杨蔷云由感伤陡然变为坚强似乎也缺少心理依据，但叙述者对爱情心理的隐曲展示仍然成了作品中最耐人寻味的内容。如果说50年代爱情的关键词是“志同道合”的话，那么上述两对恋人无疑是最理想的、合乎时代要求的，然而作者却选择了舍弃。无独有偶，当爱情来袭的时候，梁生宝也取同样的态度。由此可见，对于爱情的拒绝已经成了某种“时尚”以此表明对事业的忠诚，这无疑是受到了苏联文学尤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响，这本书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作家，不仅是保尔钢铁般的意志还有他处理爱情的方式，都被一代青年作家效仿。保尔面临爱情和革命的两难境地时，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断然舍弃爱情。然而，王蒙50年代的作品毕竟呈现了爱情本身的内容，并没有被完全政治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小说无疑也是爱情心理小说。

　　在《组》中，叙述者也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心理作了逼真细致的描绘，年轻貌美的女性赵慧文与林震志同道合，这预示了爱情发生的可能性；赵慧文的已婚身份又预示了婚姻的不可能，尽管两个人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却不可能成为恋人，于是就出现了合生命性与合道德性的矛盾，在此表现了作家越轨的笔致，这一点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有某种相通之处。然而，作者似乎又超越了“道德的樊篱”，在处理林、赵关系时，带有浓重的情爱意味。在50年代政治话语一统天下的时代，个人情感显然被政治化了，然而在王蒙的作品毕竟呈现了爱情的本真内容和青年人真实的生命体验。综观50年代的小说，爱情仍然是无法克服的焦虑，这焦虑反映的恰恰是革命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人成了革命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自足的生命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青年一代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完成自我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又压抑了人性，造成生命的异化，因此，王蒙50年代的小说中总是革命的积极性战胜了“小资”情调，摆脱了情感的困惑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矛盾，到了他的“季节系列”中才得以解决。主人公一方面投身革命，一方面享受爱情的甜蜜，爱情的结局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改写。

　　王蒙50年代小说从革命、爱情、成长等诸方面呈现出青春的面貌，展示了青春心态与成年心态的对立和冲突，并表现出对此两种心态的思考，从《青》对老年心态的断然拒绝到《组》中对两种心态的理性审视和思考，与主人公的日益成熟相伴生的是作者心智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