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香丽

一、村庄的声音及救赎意义

《凿空》是一部关于声音的小说，它从声音开始，又以声音结束。这里的声音指的是乡村原生态的声音，刘亮程用“驴叫”给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出口。当然，他敞开乡村的声音，根本原因还在于“声音的救赎意义”。小说通过叙述者张金在城市机器的轰鸣中失听，又借助乡村声音企图唤醒自己听觉的故事告诉我们：村庄的声音才是恒久的，才能真正换回我们失去的世界。

　　“世界要变了”，当石油井架进驻阿不旦村的时候，人们就预言到了这一点。老鼠为了抗拒人类的暴行，悲壮地死亡，而与人生活了几千年的驴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刘亮程是通晓“驴性”的，在他的眼里，驴是有生命的。驴容不下任何比它大的声音，因此，它们和拖拉机、汽车、石油大卡车、警车比叫声。驴叫得最厉害的一次就是“万驴齐鸣”。驴叫的声音、驴叫的颜色、驴叫的形状，刘亮程以通感的手法将“驴叫”的场面写得惊天动地。整个老城被驴叫淹没了，更为重要的是：“驴叫”时，“狗跟着吠，鸡在鸣，羊在咩，牛在哞，路上跑的汽车在呜呜……所有声音都给驴叫帮腔。驴鸣直冲青天，在高空炸开，天空变成驴鸣的天空。其他声音攀缘而上，驴鸣把大地上所有声音连根提起，那些埋在尘土下的声音，沉入坟墓的声音，压在舌根快要烂掉的声音，在更深处石油钻头绞疼大地心脏的声音，全部地被驴鸣叫醒，朝上升腾。”①驴为什么叫？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官方将之视为有组织有预谋的谋反事件；裴教授认为这不过是对人类“灭绝暴行”的一次集体示威；“驴师傅”阿赫姆则从驴与坎土曼的关系入手，将驴视为先知先觉者，他们洞悉到“坎土曼、驴、人”共处的世界要变了，所以不得不叫。动物如此，人何以堪？面对现代化无可阻挡的历史进程，阿不旦村人也希望能像驴般叫一叫。

　　由此可见，“驴叫”不过是对工业化声音的抗拒。毫无疑问，这种抗拒微乎其微。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对机器生产有着隐秘的欣喜，毕竟，在落后的畜力与先进的机器面前，农民和许多人一样会选择后者。问题在于，人与动物“依存关系”的终结并不那么简单，它还意味着村庄终结环节上一个链条的中断。除此之外，刘亮程强调了动物消失之后，人的生存方式及精神世界的转变。每失去一种动物，人的内心就会被掏空一次，其孤独感等现代情绪就会增加一分。

　　然而，刘亮程对此并不悲观，他将“工业化”的声音视为外来的、短暂的声音，远不如村庄的天籁长久。“拖拉机、挖掘机的声音虽然强大，但它们也会很快消失，最后留在生活中的还是乡村的声音……声音是最可靠的，我就想恢复声音世界，只要这个声音存活，村庄就不会消失。”“那些嘈杂的声音到底是要走的，但留下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村庄。好在，村庄依靠声音有自我修复能力，它会慢慢把以前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恢复。”②然而，作为乡村文化符码的声音，真的能够唤醒曾经的乡村吗？

二、坎土曼的“让路”与“乡村风物”的消失

不言而喻，刘亮程是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的。他站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广阔背景之上，细致入微地审视和感悟我们正在消失的村庄的日常生活，考究我们司空见惯的乡村风物，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坎土曼”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农具，然而，农具的背后承载的却是一段乡村历史。刘亮程用了一个词来表示其现代性境遇：让路。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落后的农具是无法与象征着现代文明的机械相较量的，因此，坎土曼的“让路”才真正体现了农民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悲哀境地。

　　刘亮程设置王加这个人物可谓别出心裁，借助他的研究我们可以窥知“坎土曼”与历史的巧妙勾连。作为历史的见证，坎土曼的磨损速度和形状变化，不仅能够勾勒出不同时期的历史图景，还能还原该时期的时代情绪：“大跃进”时，“坎土曼”由夸张的大到变小是与人们高昂激情的涨落紧密相关的；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坎土曼回到平常模样——大而厚实，这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人有了生产的动力；世纪末的坎土曼，坚韧锋利，头稍长些，这源于人们的浮躁情绪；“西气东输”工程准备动工时，坎土曼明显变大，寄托着人们的“大希望”……但是“西气东输”工程之后的“坎土曼”又会怎样呢？它回到了铁匠铺变成一堆废铁，这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农村是怎样的一个世界，阿不旦村人将其理解为一个坎土曼的世界。这种观点，未免狭隘，但也不乏真意：“几千年来，被农民们世世代代拿在手上的农具，就是他们的手和脚，就是他们的肩和腿，就是从他们心里日复一日生长出来的智慧，干脆说，那些所有的农具根本就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人和自然相互剥夺又相互赠与的果实。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实是一部农业文明史，是被农民手上的工具一锨一镢刨出来的。”③这也是为什么王加无论从哪个角度开始临摹佛窟壁画，坎土曼始终是整个壁画的中心。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农具的历史关系荡然无存”，乡村的一切风物都变了模样，只剩下了机器的轰鸣声。“坎土曼”作为农具的代表，它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农民、农村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消失，也意味着农民生存命运的改变。我们看到不仅是“坎土曼”的无能为力，更是农民的无能为力。他们手握“坎土曼”时的奔走呼吁不过是一场无望的等待，除了等他们别无他法。

　　刘亮程是深谙“梦想诗学”的作家，同样的，他笔下的阿不旦村人也是善于做梦的，他们一直抱着最坏的打算，以“总有坎土曼的活”聊以自慰，却在梦醒的那一刻忍受撕裂之痛。就这样，刘亮程借助一把农具不动声色地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无望勾勒出来。

三、被“凿空”的村庄

阿不旦村不过是一个缩影，是中国当代村庄命运的一个集中体现。近年来，“陷落”、“消失”、“终结”等词一直与村庄相伴而行。刘亮程选择了“凿空”一词，来喻指村庄的现实境遇。其显在之意是村人与工业挖掘的集体共谋，导致村庄被挖空了。张旺才无意识的挖洞和玉素甫有组织式的挖洞，还有许许多多阿不旦村人挖洞的行为造成了村庄的“凿空”局面。地下暗无天日的挖掘与地上明目张胆的工业挖掘同时进行，阿不旦村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被挖掘，坎土曼、铁锨、挖掘机、钻机等各种各样的工具毫不怜惜地伸向地下。就这样，阿不旦村被挖空了，整个村庄凌空蹈虚。

　　“地被捣疼了”，这句令人怅然的话并没有阻止人们对“地”的挖掘。在某种程度上，阿不旦村人是极为清醒的，书中处处用村民的视角以陌生化的手法写出他们对现代化发人深省的见解，“地要有肠子，也被它（打油井的钻头，笔者注）捣断了，要有心肝肺，也被它捣烂了。地能不疼吗？”④在“西气东输”工程开始以后，村长亚生认为“村庄的寂静生活熬到头了”。乌普阿訇对玉素甫说，外面的世界早就变了，“在你有生之年，会看到许多东西消失，只有你希望的东西不会到来”。的确，随着石油井架而来的，还有数不尽的美容院、洗头房，林立的高楼，酒店。然而，阿不旦村人始终期望的给坎土曼找一席用武之地的愿望终究没有到来。进而言之，人们渴望保住传统文明那种静谧生活的希望落空了。

　　然而，仅仅指出“空”的实体意义还远远不够。袭用一种经典的观点：乡村永远是哺育人们精神、诞生田园牧歌梦的温床。然而，一旦地下被挖空，成了一个“黑洞”，人们则会不期然掉进去，身陷囹圄。声音、农具等一切村庄文化都消失了，更为重要的是与“村庄的灵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精神也逐渐空虚了。那些消失的东西换来了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电视、汽车等等，但每当“人身边消失一个生命，人的世界就泯灭一次”，人会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荒谬。人是否意识到一点，意识到了，但无能为力。诚如裴教授感慨的那样，要保留一点古老陈旧的东西真的很难。现代性无处不在的威力，使得人们只能裹挟其中。驴影响了龟兹经济强县的美好形象，机械时代迅速取代“畜力时代”。毛驴被换成了三轮车，坎土曼将成为文物，村庄会被集体搬迁……也许在某一天，它们会成为“物质遗产”或“非物质遗产”，成为佛窟的壁画，成为人们啧啧赞叹的景观。或许，在这个时候，它们的意义才得以重新发现。

　　村庄，一度被视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它的“空”不仅意味着传统文明的解体，也意味着人类精神家园的陷落。“村庄的终结”所衍生的命题，远远超出生态的意义，精神层面的思考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我们注意到，刘亮程强调了“挖洞”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将村庄消失的原因指向了人类自身，人类才是村庄真正的“掘墓人”。

四、村庄的终结及再生

《凿空》的封面上写着“这是一部打开新疆真实生活的书”。如何理解“凿空”之意，如何理解村庄的现实境遇？都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赵本夫的《即将消失的村庄》、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电影《消失的村庄》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现，《农民的终结》、《推土机年年作响，乡村变了》的被重视都将“村庄的终结”提上了日程。以自然村落形态构成的中国传统社会正在解体，“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村庄生存状态也日益瓦解。现代化在带给村庄许多便利的同时，也以暴力的手段摧毁了原有的村庄。

　　孟德拉斯所提出的“农民的终结”是“小农的终结”，“乡村的终结”是“原始自然村落”的终结。就中国而言，问题绝非如此简单。我们的文学常借助“被城市化体验”反映城市化进程中各种利益博弈下人们的心灵激荡。《农民的终结》中提出一个概念：象征性现代化，借指农民只接受了现代化的表象。笔者将它借过来，用以指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中描述的那些仿若“城市赝品”的欧式建筑。在这些建筑里，承载的仍是破旧的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以及地地道道仍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在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这也是刘亮程所说的“二度贫穷”，新农村建设“外新内旧”的困境。“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地，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⑤随着现代化的迅速推进，村庄的一切沦为资本流通的一部分，“土地”的本源意义逐渐消失，沦为市场流通的一部分，致使日益贫瘠，“土不养人”的局面令人唏嘘不已。因此，梁鸿才说，现代化似乎与农民毫无关系，反而更强化了他们的“他者”意义。

　　楼房、家用电器等这些外在的现代化设备在乡村日益常见，可我们忽略了一点：乡村仍然是一具空壳，农民涌向城市，村庄真正成了年迈老人与留守儿童的世界。此外，外在景观的现代化与内在的农耕思维严重不相称，而且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据学界2004年的粗略统计，“由于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村落并入都市等原因，现在在中国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⑥面对如此惊人的速度，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是当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廉价的道德谴责者，是怒斥“病态的都市化进程”还是保持乐观的精神期待村庄的再生。《农民的终结》里的确提到村庄的再生，我国的江南农村以及“人去楼空”的村庄也逐渐复兴，南方诸如广州确实出现了许多“城中村”，但这是否会意味着我们思考的终结。

　　约克.米勒在《推土机年年作响，乡村变了》中所绘的七幅图意在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王林在《被改变的，不只是自然》中思考“人的异化”以及人类如何在都市中也建立起“心中的田园”。刘亮程思考的是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保留传统文化。他说，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但精神层面的东西你要保有。我们光说传承文化，文化是最细节的东西，你把某一个细节给它扔掉，跟它相连的文化链条就断了”，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的东西植入农村，但不能把传统的珍贵的东西全部扔掉，尤其是那些具有传统气息的文化遗产。

　　这些其实是“村庄终结”的衍生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已迫在眉睫。那些成为“生活区”或“第二居所”的村庄，不过是都市人追求“田园心境”的一种外在体现，是对业已消失的村庄的一种祭奠。至于那些离城市较远，但因新农村建设而重获新生的村庄，无论是外在景观还是内在的生活习俗均日趋城市化，终有一天也会再次终结。因此，村庄在何种意义上的“再生”还是一个未尽的命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势必消亡，但全然摒弃乡村文化底蕴，“唯城市化”的发展思路并不可取。

　　注释：

　　①④刘亮程：《凿空》，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第7页。

　　②王蕊：《作家刘亮程自评重生活轻故事》，《京华时报》，2010年5月7日。

　　③李锐：《农具的教育》，《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

　　⑥李培林语，见法·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农民的终结》一书的译者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