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大板块”造就出三大作家
一个几乎可称绝妙的现象是，从地理上来看，陕西分为三大块。由北向南依次为陕北、关中、陕南。而新时期的陕西作家在这三大块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文化习俗背景中，又涌现出了三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这就是陕北的路遥，关中的陈忠实，陕南的贾平凹。陕北地形破碎、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农耕条件差。迁徙流动的牧业、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使这里自古以来便民风浑朴，民性劲悍。久而久之，自然界这种严峻、崇高和阔大的美感类型便逐渐累积和演进为一种文化层面的审美感受，进而影响着文学艺术的风格和品味。当我们把陕北这片广袤辽阔的高原与高亢激越的信天游，与粗犷刚毅的陕北人，与路遥作品中屡屡出现的雄浑悲壮和慷慨激昂的美学感受，以及坚韧的生命感、深远的苦难感、传统的道德感和淳朴的诗意感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一切衬补得多么默契，又搭配得多么天然！
而关中物华天宝，平坦辽阔，精耕细作农业是其最重要的土地利用方式，由传统农作方式以及衍生的传统价值观念——稳定持重的心理趋向、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理性态度，用一种无声而久远的浸润影响着关中人。作为首善之区，儒家文化的旷久熏陶，礼度的严格制约，使关中文化势必形成一种端庄雅正的美学追求——当我们品读陈忠实的作品时，时时能够感觉到字里行间所透出的中正平和的气度、以及骨子里深厚的人文道德。我们不能不说，作家所描述的生活，所表达的感情，甚至所贯穿的思维，与关中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所托载起来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是一脉相承的。
陕南山水兼容南北，文化习俗不仅坐拥秦巴，而且融汇荆楚。正是这种人文基础的杂驳和多元，导致了陕南文学旷达张肆又清丽飘逸的特色。由于秦巴大山的阻隔，陕南自古远离政治中心，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少，民风不受约束，反映在文学上，思维便无羁，手法更自由，这也恰恰是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中显露出来的突出优势。
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三大地理板块中生长起来的陕西作家们开出名单——
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群中，有高建群、刘成章、曹谷溪、史小溪等。
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群中，有赵熙、邹志安、李凤杰、杨争光、吴克敬、冯积岐、李康美、王宝成、王观胜、程海、文兰、李春光等。
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群中，有京夫、刁永泉、蒋金彦、孙见喜、方英文等。
当我们回过头来整体端详这些从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们的文学作品、并细细品嚼其内在蕴涵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尽管这些作家们各有各的特点，但集结于板块的总体趋向却几乎惊人地一致。作为各自地域内的作家，他们的风格和品质早在动笔之前就已经被注定——三大板块作家们的文风竟以地域为界，被划分得如此清晰而整齐，以致我们不能不赞叹造物主的神奇！
在此之前，人们常常谈论文学的局限，一些人并常常将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思想、艺术以及表现手法的局限与作家们生存的地域联系起来。而恰恰陕西这三位代表性作家，是从他们各自熟悉的地域出发，又是通过撰写他们所熟悉的地域生活走进了全国著名作家的行列，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地域根本不能成为文学出现好作品和大作品的障碍。恰恰相反，它常常为作家们走向成功进行着有效的奠基。
二、不可或缺的地域托载
什么是文学上的地域特色呢？所谓的地域特色，是某一地区独特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文化心理等在文学作品中的综合表现，并由此影响到作家形成各自独特的语言和文学风格。无论路遥、陈忠实还是贾平凹，他们的创作都和他们所处的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长期积淀下来的心理模式和行为规范息息相关。对他们而言，自小生存和生活的地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依托，是他们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审美理想形成的产床。
应当怎样看待这样一种依托？
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其代表作《文化模式》中讲到风俗在个人文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时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同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
应当说，鲁斯·本尼迪克特非常精彩地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地域文化是不可回避，甚至不可抵抗的。它与生俱来地伴随着一个人成长。
对许许多多的作家们来说，他们常常向往的一个字眼是突破，并且他们都能够十分清醒和正确地认识到：突破必须有基础，基础越广阔越坚实，跨越和腾飞的步伐就越大。
这个基础是什么？
突破当然依托于诸多的条件。比如更加扎实的艺术功底，更加广阔的艺术视野，更加深邃的人文思想，所有这一切都为作家的成长奠定着不可或缺毫无疑问，陕西三位代表性作家所取得的巨大文学成就与他们在地域文化上的秉承与坚守是分不开的，这吸引着无数年轻一代陕西作家们对他们进行着一种下意识般的学习和秉承，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正是这种虔诚的学习和秉承，引发出我们的担心。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技迅猛发展并引发人类巨大创造能力的时代。如果说从前人们高喊“一天等于二十年”是在不正常的政治高压下不得不为之的浮夸，那么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它所带来的创造能力和生产能力，已经完完全全地实现了前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奇迹。当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创造能力降临在我们头顶时，一方面带来了空前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空前的思想困惑。仅以农村为例，那些不久前还只能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农民，已经越来越多地离开了土地，并日益加入到城市的行列中。即使那些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也随着迅猛的城镇化进程，摇身变成了城市人或者准城市人。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所引发的经济革命和意识变化，使得我们原本的生活领域和生活内容得到几何倍数般的改变和扩展。这种改变和扩展是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难以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在新的生活面前，当代城市文明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切——不仅是成功、进步的，卓越和活跃的现象，甚至人们议论不休的时代烦恼、时代困惑和时代问题统统无法进入新一代陕西作家的创作视野。
从本质上来说，每一代作家都有每一代作家的创造，也都有每一代作家的局限——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要求曹雪芹紧跟时代，甚至超越时代，去写今天的科技革命和信息社会，即使他呕心沥血地“披阅三十载”，也绝对不可能实现。也正因此，那些要求作家从思想到艺术、从表现内容到语言方式都紧密地与时代同步，否则便认为落伍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事实上，阻碍陕西文学在新形势下大步发展并引起我们担心的，并非那些代表性作家、或者那些已经成熟了的作家们对各自“地域”的顽强坚守，而在于他们身后那些年轻的、尚未在文学道路上充分体尝到艰辛和劳顿的年轻一代，正在亦步亦趋地对他们的辉煌成就进行持续的秉承和紧跟，进而完全忽略了他们原本安身立脚的“地域”。他们没有意识到，描写和表现当代的全新生活，不仅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而且应当是他们的天然承担——他们对前辈作家恭敬而虔诚，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当他们不仅在创作手法上，甚至在创作领域的拓展甚至创作素材的搜集上，都只进行继承和沿袭，而不进行开掘和发现时，我们不能不对此担心。
历史上看，陕西文学始终偏重于农村题材。截止目前，陕西文学整体上仍然偏重于农村题材，这并不是坏事，也是由许多基本条件形成的，但同时，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远远不是农耕时代，这就同时说明了陕西文学的某种缺失。之所以如此，或许与新一代作家们自身修养不足，以致缺少新时代的思想认同和文学领悟有关；或许与他们本身还缺乏现代工业社会生活以及都市文明的深彻体验有关。再或许，今天这个世界是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爆炸思想泛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沉淀。但无论如何，陕西如此庞大的一个新生作家群，他们创作的关注点的基础。但它同时也在为所有人的成长——无论他是艺术家还是思想家，无论他从事着复杂劳动还是简单劳动——奠定着基础。因此，这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但是真理一旦无限宽泛，就会失去它的实际意义。
文学艺术创作这项劳动对作家有一个特殊的限定，这就是它更需要具象和局部。无论多么宏大的思想也无论多么有意义的主题，都必须有机地融解在具象和局部中。作家是文学创作的操刀者，他必须从最具体的细节开始行动。而每一刀的切入是否合适，除过经验之外，往往取决于他对这些具体细节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论家们正确地总结出：作家要成功，必须从写他熟悉的生活入手。
如果继续沿着这三位作家的创作走向探究，我们会发现，从八十年代文学热潮兴起至今，有多少次令人眩目的潮头一次又一次地涌来，这些潮头固然冲刷着旧有的秩序和规则，却也同样冲刷着每一位作家赖以立脚的根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眼花缭乱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眼花缭乱即使在我们所尊敬的这三位作家身上也仍然会得到某些显现。但是可贵在于，他们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能够做到什么，应当怎样去做，从而坚定地植根在自己最熟悉的土壤上不懈开垦，并最终耕耘出一次比一次更辉煌的硕果——对这三位作家来说，地域不仅是他们熟悉的生活领域，而且是他们创作素材的来源；不仅给他们以创作的自信，而且给他们以创作的灵感。
文学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区别于工业产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一定为读者打开着一扇全新而独特的生活窗口。正是通过阅读《红楼梦》，我们知道了几百年前的封建时代曾经有那样一群人，过着那样一种生活，有着那样一种判断是非的标准，执行着那样一种做人做事的规则。而一部《水浒传》，却又将我们带进了和《红楼梦》完全两样的生活领域和道德评判。如果说由于作者出色的艺术功底使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鲜活灵动和可触可感，那么独特的地域特色不仅烘托了人物的鲜活，并且使人物从语言到行为都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艺术审美体验。假设《人生》中没有了从语言行为，到思维方式和环境特点的一切黄土味儿，巧珍这个人物就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丰富和丰满，《人生》这部小说也就绝不可能带给我们那样充满质感的心灵震撼。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几乎每—位作家，在创作中往往是下意识地站在某种地域文化的立场上书写与言说的。应当看到，地域特色是一项涵盖极广的内容。它不仅是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风土人物，而且是由此形成的一系列生活习俗、文化积淀和环境特色。正是这些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环境大背景，成为一部作品须臾不可离开的、最扎实也最鲜活的形成基础，成为文学艺术形象立根站脚最坚固也最可靠的承载。
三、陕西地域文化现象派生出来的桎梏
更多地是师承而不是发现，这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尽管具体到每一位作家，从生活行为上从来都接受并欢迎着新时代的所有——至少是物质上的一切，但思想观念上对现代工业社会生活的冷落，对科技进步的麻木、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误解和隔膜，乃是陕西文学中至今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倾向。不容回避的是，与上一代作家自小便浸染在生活中，因而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源不同，陕西年轻一代作家似乎至今仍然处于一种窘困的状态：他们恰逢社会文化转型，却既无民族悲剧生活的深刻体验，又缺少京沪及沿海青年与社会同步成长所促生的自由个性与前沿风习。换句话说，他们既缺少传统生活的体验及记忆，又缺乏现代生活和价值理念的体验和洗礼。或许，这也是造成他们对当代生活——无论是农村生活还是城市生活——产生着隔膜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说的是，陕西作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并且绝不仅限于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地域。比如以叶广芩和王蓬为代表的，包括了冷梦、张虹、景斌等同代作家，以及红柯、李春平、王晓云、徐伊丽等更年轻的作家群体，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有一种越来越具锋芒的感觉。就纯粹的籍贯而言，王蓬、张虹、李春平、王晓云等都属于陕南，但他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和气度，却相当程度地脱离了原本的籍贯地域，这使得他们的创作无论题材上、内容上、手法上都显得丰富而活跃，进而对读者群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涵盖。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作家真正浸染于中的生活，其实是脱离了单纯意义上的地域籍贯的，这使得托举他们的“基础”更加广阔，也使得他们表现出来的生活更加丰富。尽管由于身处陕西而未能尽情地彰显陕西地域特色，使得他们在整体的成就上容易被理论工作者们疏忽，但公平地细数他们的成就，一定会发现他们思想观念上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性，同时感受到他们艺术创作上日趋明显的杰出点。或许，这恰恰是今天陕西许多年轻一代作家在师承和沿袭中不知不觉的流失。我们衷心希望那些原本就置身于当代“前沿”生活中的陕西年轻作家们，能够从陕西经典性作家身上汲取最有益也最本质的经验，牢牢地扎根于独属于自己的“地域”和“领域”，进而实现对当代生活由量到质的一次大步伐的文学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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