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四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无疑是崇高的政治召唤，通过广泛社会动员，对“红卫兵运动”落潮后的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山下乡虽然是让知青接受“再教育”，但它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因此经过“再教育”而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便成为七十年代初中期关于知青成长道路的叙事主题。——如果说“教育”和“接受再教育”是时代与知青的基本关系，那么，包括《延安的种子》在内的创作，应该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的面貌，也传达了“时代精神”。“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对这段“成长史”的评价，则是在新的语境中依据新的价值判断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但历史曾经处于那样的状态。

　　在对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主题先行”的创作，往往是将人物置于“对话关系”中书写，从而将“教育”和“接受再教育”的宏大叙事转换为人物之间的关系，而作为关系者的彼与此通常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也就是说，作品中的人物既是个人但同时是阶级的替代物。“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具有如此显著的特征。

　　《延安的种子》的叙事由父与子（女）、贫下中农与知青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在“我”的叙述中，老战友纪正明和他的女儿、延安的“种子”纪延风在革命的谱系上构成了对话关系，纪延风承接的是父辈的革命传统和精神。此小说连接当下和革命史的方式，与“文革”初期有很大的不同。在“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时，革命作为历史背景被肯定，而无数革命者一时成为冲击甚至是打倒的对象，年轻一辈与父辈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背叛具体的父辈、继承抽象的革命传统，成为一种政治选择。但在《延安的种子》中，两代人的冲突消失了，父辈作为革命者的历史和年轻一辈作为革命者的现实在共同的事业中融为一体。这样的融合，既确认了接班人的正统位置也赋予接班人以历史的责任。

　　如果说青年与革命父辈的关系是“历史”的，那么，他们与贫下中农的关系则是“现实”的、在场的，而且是叙事的主线。在革命传统与青年成长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或者说有一个推手，即作为教育者的“贫下中农”，正是他们的教育促使知青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纪延风因抢救贫农社员受伤住院，看望她的田大爷对“我”说：“你不要光写她救人的事。你要到咱春风峪多访几个人。要写她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信咱贫下中农的话，怎样往心里钻，往劲儿上使。俗话说，‘松高百丈，并非一天长成。’延风这棵苗，是在咱春风峪的土壤上长起来的哟！”田大爷的这句话是对纪延风表现的评语，而纪延风的谈话则突出了田大爷的对自己成长的帮助：一个由外地遣返回村的姓杜的家伙，以关心为名，动摇他们扎根的信心，纪延风也因此有了情绪上的波动，此时，田大爷出现了。

　　一天晚上，我跟大爷在灯下选苞米种。大爷拿起一粒很饱满的种子问我：

　　“延风，你说这颗种子怎么样?”

　　我说：“这颗种子真好，一定能长出好苗。”

　　大爷说：“那可不一定呀!种子好是很要紧的一条，可是，你若把它种在花盆里暖窖里，就长不好。再说一根苗出土，要防虫、锄草、浇水、施肥，还要经得起风吹、雨淋，不然的话，这苗就长不成棵，开不好花，结不好果。这里头要经过多少劳动和斗争啊!”大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把“斗争”两个字说得重重的。我仔细体味着大爷说的这番话，觉得里面包含着很深的道理。

　　…………

　　大爷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大爷看你近来的情绪不大对头啊!你刚来时不是给我讲过你爸爸送你的礼物吗!可不能辜负革命老一辈的心哪!你把延安的革命精神继承下来没有?你不是常看你爸爸送你的毛主席的那篇文章，常学毛主席的那段‘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的教导吗?你这颗种子在咱春风峪扎根没有?延风，我看那个姓杜的家伙，总接近你们，他就没安好心。你是不是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了?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

　　田大爷的话，句句震动着我的心弦。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大爷，我错啦!……”

　　可以说，离开“贫下中农”，就没有独立的“知青”形象，这反映出“教育”和“接受再教育”这样的政治关系决定了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阶级属性。

　　在非虚构的作品中，“贫下中农”这一身份的意义同样是重要的，梁衡散文《汇报》，抒发一个知青进京参加报告会前的思绪，为汇报所打的腹稿，也是回顾自己在贫下中农帮助下成长的历程。“刚参加完热烈的欢送会，又在打谷场上投入了一场激烈的夜战，我的心很难平静。最近北京市要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报告会，明天一早我就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委托去北京。”“整整五年啊！党和贫下中农的培育、教导、关怀……从哪个方面谈起！该怎样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呢？”开篇的文字，都突出了“贫下中农”对自己成长的重要性。随后，映入作者视野中的铁锹和镰刀则见证了贫下中农对自己的培育、教导和关怀。在农业学大寨的誓师大会上，老支书像对新战士授枪一样，把这把锹递给“我”说：“好样的，拿着它，让我们共同把河山重新安排。”在重新安排河山时，“我”也锻炼成长：“就是你，也不像当初那样钝了，已变得锋利、明亮，银光闪闪，焕发着一股催人向前的朝气。这是因为天天劈荆斩棘，铲沙挖土，才使你磨炼得这样银光闪闪。同时，也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思想得在斗争中炼红，才干要在实践中增长。”支部大会接收新党员的仪式上，老支书挺身站在“我”对面，“我”慢慢地举起右手，眼睛注视着那火红的党旗，注视着旗上那把闪光的镰刀，喜泪充满了“我”的双眼，“只觉得秋收起义的火炬，井冈山的硝烟，大渡河上的飞舟，一幕幕地在我的眼前闪过……今天，我成了一个新农民，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才真正理解到这把镰刀的分量。啊，闪光的银镰，你帮我理解到这把镰刀的分量。啊，闪光的银镰，你帮我理解了多少东西！我用拇指试了试它的锋刃，把它别在了背包上……”。

　　和《延安的种子》一样，《汇报》中贫下中农教育知青时也以某一物件作为象征物。这是“文革”小说常用的修辞手法，当改造山河也成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时，草木皆为政治的象征。《汇报》最后的结论，几乎可以视为纪延风这一类知青的成长报告：“五年来我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已由一个学生娃娃成为一名战士。我得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报告：‘敬爱的毛主席，您的红卫兵已经长高了。’我将向同学们说：‘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上山下乡，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必由之路。’我将向首都人民表示感谢：‘您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我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我迅速地锻炼成长。’”①

　　毫无疑问，贫下中农与知青的关系远非“教育”与“接受再教育”这样单一和政治化。这个时期的创作，即便写到贫下中农在生活上照顾知青，也是着眼于政治上的成长。在艰苦的乡村生活，贫下中农曾经给予的点滴之恩，都成为许多知青温暖的记忆。但“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删除了与政治无关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类小说对当年的生活也形成了种种遮蔽。除了对话关系被单一处理外，作为教育者的贫下中农自身的生命处境和乡村的困境在当时的小说不可能得到反映，而写作者本身在意识层面也尚未有这样的自觉。“文革”结束以后，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朱晓平《桑树坪纪事》等才以另外一种视角观察了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和他们曾经的乡亲。

　　五

　　就在《延安的种子》发表的这一年，1972年12月，知青家长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反映知青无米之炊的困境，毛泽东回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两封书信成为中央调整知青政策的契机，由此，知青生活的另外一种状态也就成为公开的问题。

　　李在上书中反映的问题之一是生活上的困难：“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另外一个问题则涉及到政治：“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我引用这封上书的部分内容，并非研究知青历史，而是强调知青生活的另外一面、可以说是阴暗面，是在当时最高领导的允许下被公开的。毛泽东的回信是1972年的4月，周恩来在这个月亲自召集会议处理知青工作中的问题，各地对知青政策有所调整，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一段历史。而如何对待知青工作中的问题，对待知青在农村的生活与思想困境，则是很大的分歧。在国家层面上，党和政府并不否认知青运动的问题，并且试图去解决之，而大的政策制约下，这样的调整也只能是微调，而不是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只要确认知青运动的大方向不变，那么任何对知青运动的批评都可能被视为破坏性的政治行为。在这样的大势中，作为问题的主体者知青的思想命运显然应该是文学关注的问题，然而现实又未提供这种书写的合法性——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局限。

　　我在前面曾经以食指为例，陈述老红卫兵最初的挫折感。诗人“怀着苦思不解的沉重”，“奔向十字架神秘的阴影”。食指在诗中抒发的思绪，大致反映了红卫兵运动落潮后、知青上山下乡前，一批理想主义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送别场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有生动的叙述。食指写于1968年12月20日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或许是当年传神的存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诗人用“雄伟”而不用别的措辞，也让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可能还有些“壮烈”。但是在一阵剧烈的抖动以后，“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知青恰似只风筝，感情的线绳在母亲手中，而命运的线绳不在母亲手里。

　　在今天我们读到的公开发表的小说中，“红卫兵运动”退潮后的精神和感情状态是阙如的，几乎是用了断裂的方式处理了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过渡状态，或者搁置了“红卫兵”的挫折感，承接是“红卫兵运动”时期的亢奋的理想，这样的断裂和有选择的叙述，确定了1972年以后的“知青文学”一开始就是另外一种也可以称为理想主义的叙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不始于“文革”，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则由1968年开始。这个过程除了政治力量的作用外，红卫兵自身也在发挥着作用。杨健在《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中提到，“在1968年冬，跨校际的红卫兵派系间的论辩、座谈以及大走串，使他们意识到‘阶级路线’、‘路线斗争’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从而完成了红卫兵向知青的历史性过渡。”1968年初，“三司”派系的红卫兵进行了两次讨论，论题为“20世纪后谁主沉浮？”在此前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两派红卫兵不公开的进行大辩论，探讨“运动后”的“反修防修”问题。杨健指出，“在这一期间的讨论中，新的乌托邦主义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红卫兵中蔓延开来。一些红卫兵已经组织起来到内蒙古等地插队，还有一些人则在筹备共产主义公社”②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在云南建立共青城，后来又有人在东北建立知青公社，实行“共产主义”。杨健认为，这种乌托邦主义也是源起于1968年初的大讨论。

　　由杨健的这段叙述分析，可以多少看到乌托邦主义又夹杂着极左思潮，对相当多的知青是产生了影响的。知青出身的学者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详细叙述了1970年代以后“极左派影响的加剧”。我们自然不能把《理想之歌》归为极左思潮之作，但通篇的叙述，确实显示了极左思潮对青年一代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以理想主义的名义出现的，这给当事人、亲历者在“文革”后带来了复杂的感情，也给历史研究者带来了难题。“一月风暴里/我到过上海港”，“长征路上/我到过红旗渠”，“文化大革命在我心中/埋下了理想的种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才是通向/革命理想的/唯一途径”。到了延安宝塔山下，“这时/正是在这时/我才开始填写/‘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这张严肃的考卷/我要做/我们鲜红的党旗上/一根永不褪色的/经纬线”。在这样的思路中，以《延安的种子》和《理想之歌》其实可以视为姐妹篇。

　　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显然不是诗情画意热情能够淡化和掩盖的，知青的道路在知青真正遭遇现实后开始分化。无处不在无时没有的问题与困难，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失去了“光泽”，知青中的思想者挣脱主流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出路。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他们始终需要思想的支撑。现实为思想提出了问题，使思想者在某些方面对“文革”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武器是他们所接受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而“文革”在他们的视野中已经偏离了他们的这一思想背景，在这一发现中，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责任。当时反思“文革”者未必都是深刻的思想者，但此时的反思预示了“文革”的失败。以前知识体系中所灌输的知识和常识，在许多知识青年那里遭到质疑，这是他们后来长久地反思无理性历史的开始。我们已经习惯把这种质疑视为精神觉醒的开始，其实，在我看来，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重新陷入精神困境的开始。知青徐浩渊回忆道：“我和另外的四个中学生选择在河南辉县插队，背靠着太行山，面对这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开始了农民的生活。每天，顶着繁星上工，披着夜露回家。吃着自己煮得夹生或烧焦的饭，点着小油灯读几行孟得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冬闲时，扒火车（没钱买票，偷坐车）回北京。看望别的地方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朋友。期间讨论会，辩论会，‘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大寨是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的现实阶级应该怎样划分？’文学、艺术、音乐、哲学，无奇不有，海阔天空。这时，社会上犹如欧洲的中世纪（Middle Ade）一片黑暗。但是这些知识青年的地下讨论会，和被现代人称为‘地下沙龙’的自发性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创作，犹如一线曙光，穿透‘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宗教式崇拜，开始了思想启蒙的征程。”

　　对于知识青年思想者的意义，有学者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中国思想史上所以应当有他们的地位，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辉煌的杰作（虽然也有），而是因为他们的探索开创了后来中国思想史上一些重要思想流派的先河。仅就目前所知，知识青年思想者们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对官僚特权批判性的思考，为民主与法制的呼吁，在政策方面对农村责任制、工矿奖金制度、物质利益原则的反思，在文学方面以白洋淀作家群为突出代表的创作尝试，在理论方面对人道主义、人性的重新认识等闪光的、富于个性色彩的‘异端’思想的涌现和撞碰，无疑是‘文革’以后思想解放大潮中很多思想潮流的直接来源。”③

　　我在讨论李锐小说时说，在这个意义上，“山”与“乡”是一座“坟”，那里面埋葬了他们的青春，但也因此获得了立足中国本土的可能。在这样的境遇中知青一代对精神困境的追问和对中国人处境的体察，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追问和体察中，一些知青的“本土中国”观点逐渐成型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知青在新时期能够率先有所作为，与这样的思想经历有太多的关系。④而这样一个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反的思想孕育过程，无疑不可能成为“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的书写内容。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时代的限制，同时也是写作者思想素质的限制，长期以来，我们缺少先觉者，多数被称为“先锋”的作者或者作品，通常不是产生于思想的黑暗时期，而是在黎明到来以后。

　　六

　　1974年的批林批孔，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都在知青生活中留下了深重的痕迹。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林彪的“变相劳改”论以及“右倾翻案风”，成为知青政治生活中的批判对象，对孔老二的批判被视为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而对后二者的批判则是路线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面临了新的考验。

　　柴春泽的故事，或许还有人记得。今天重读1974年《辽宁文艺》的报告文学《决裂旧观念的闯将——柴春泽的故事》，我们会有许多感慨。根据这篇报告文学的叙述，中学毕业时，柴春泽带头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字报开头的四句是：“广阔天地是战场，共产主义是理想，扎根农村干革命，誓把一生献给党！”1971年12月23日，在到达农村后的第一天晚上，柴春泽在炕头写下了这样的日记：“今天是多么不平凡的日子啊!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指示发表正好三周年，我和我的战友，登上奔赴我们向往已久的新家乡——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安家落户……”“从此，我离开了学校，来到了新课堂。学生时代过去了……从今日起，我就要和我最好的老师——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从环境上看，农村比城市是苦些，煤油灯代替了电灯，但我的心更明，眼更亮了；离家乡远了，离父母远了，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更近了。我将在农村三大革命实践中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但不久，柴春泽就遇到了李庆霖上书中提到的特权和“走后门”的问题。1973年8月父亲给他的信中说：“当前有一件事和你谈一下。你要有个准备，不过现在还不需和别人讲，即上级有指示，在煤矿工作的同志，其子女矿上用人时优先采用。现在矿上准备要补充人员，这次有可能将你抽回来(这次要男的，不要女的)。据此，如果定了，我通知你时，要无条件地执行，如果公社等部门征求你的意见时，也得听盟煤炭局和我的意见。对这个问题不准有其他的想法，必须回来(机会难得呀)。”

　　这封信在后来被公开了，而在柴春泽看来，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与他父亲的冲突。我们简化这个故事的复杂叙述，将柴春泽的基本想法凸显出来。在接到父亲的信后，柴春泽的状态是：“小柴极力控制着翻滚的心情，冷静地想：上次，父亲来信让他转‘点’，经过自己正确处理之后，父亲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并做了自我批评，支持他在农村扎根。过了一段时间，为什么又出现反复了呢?小柴想不通，实在想不通啊!”他的父亲从小给地主当牛做马，地主婆打伤了奶奶，气死病中的爷爷。他父亲“为给穷人雪恨，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武工队，和日本鬼子，汉奸恶霸，进行英勇斗争。敌人曾悬巨赏，收买他和另外两位抗日战士的头。解放后，父亲一直做党的基层领导工作，而且，不止一次地用这些激动人心的革命家史，教育他和弟弟妹妹。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今，难道父亲把这段革命经历忘记了吗？”柴春泽对父亲的质疑，在这里已经由父子冲突演变成为革命与否的问题。

　　在报告文学中，柴春泽因为革命导师的教导，终于想通到了父亲的问题：

　　革命导师的话，一下子使小柴明白了：“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去的。”父亲思想上其所以出现反复?正是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在起作用啊!如果都像父亲这样，农村谁来建设?玉田皋何年才能变大寨?这时候，玉田皋的贫下中农，青年点的伙伴，一张张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孔，浮现在小柴的脑海里，给了他勇气，给了他力量。他认识到，父亲动员他转点，仅仅是这场斗争的“序幕”，而这次动员他回城，正是这场斗争的高潮。作为毛主席的革命青年，面对着旧的传统观念，柴春泽，他要挑战了!

　　当别人劝柴春泽不必伤害父子感情时，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想过。我们是父子关系。但从党的立场来说，我们又是同志关系、革命关系，它比父子关系不知道要高多少倍。我相信，父亲一定会支持我的!”他给父亲写了这样的回信：“爸爸，您同其他很多革命老前辈一样，在战争年代同敌人斗过，在枪林弹雨中冲过锋，陷过阵，那时你们那样干，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家如何，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因而打下了今天的江山。可是，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我们好与坏，关系到中国革命千秋万代问题。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有什么家，甚至还会有什么我们自己现在的政治地位？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很快，《辽宁日报》以《小将们的挑战》刊登了这封信，不久《人民日报》又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登了柴春泽的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一天向全国广播。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如何成为接班人。“文革”结束以后，柴春泽有另外的遭遇。在相关的访谈中，他依然不后悔当年的言行，他对父亲有歉意，但父亲认为他当年的做法是对的。柴春泽自己说他有“知青情结”。

　　无论是当年的文本还是泛文本，都留下与今天的语境和价值判断相抵触相冲突的问题，如何在历史的叙述中处理这些问题，处理文学思潮的起承转合，处理一代人的思想历程，在今天的研究中仍然是个难题。

　　事实上，“红卫兵运动”的退潮，改变了青年一代的角色，也改变了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面貌。冠以“知识青年”，并不是文化上的命名，即使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如果去上山下乡也被称为“知青”，知识青年是被赋予了政治概念的命名。后来的历史表明，知青真正获得知识分子身份，还需要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包括知青与艰苦环境的斗争，包括个体生命的磨练和际遇，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中获得思想的能力。这一代人的思想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革”结束以后的中国社会。大多数知青怀着“大有作为”的理想到农村插队，前提条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知青这一代人时，还是不能忽略这样一个历史常识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已经改变了知青在“革命”中的位置。可以说是颠倒了一个位置。知青这个身份并不承担启蒙的角色，相反，而是要接受“再教育”。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政治规定和制度安排。因此，即使部分知青具有“启蒙”的能力，但在当时的规定和安排中并不具有合法性。正是这样一个位置的变化，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与“民众”（在阶级的意义上是“人民”）的关系。应当说这是大多数知青共同的思想经历，但是当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在后来真正获得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后，他们对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和立场却有诸多差异甚至是大相径庭，这一批人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①梁衡：《汇报》，《内蒙古文艺》。

　　②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过渡》，《中国青年研究》1997年。

　　③印红标：《坚冰下的潜流：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思潮》，《中国青年研究》。

　　④作家李锐在和笔者的对话中说：“我的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和中国的现状就很像，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之中，而且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摸索过程之中，这种混乱的状态本身也导致了许多人的思想互相之间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补。我觉得这种内耗也说明很多人没有渐渐地把中国想透彻，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对中国面临的历史问题没有想透彻。比方说左翼知识分子或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争，我的看法是，无论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还是自由主义的那些观点，都不能直接拿到中国来，都不完全切合中国，根本都不是。你按照任何一个理论的理想模式来讲中国，那都不对，都不是那样的，都不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