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武

　　晚清谴责小说是一种批判性书写，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以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为主旨。这种批判意识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担承社会责任的使命感，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志于道”的人生信念在文学中的根本体现。但同时，在谴责小说里，这种严肃理性的批判精神却同日益发展的城市商业经济混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商业化的批判性书写特色。

一

近代商业的发展，尤其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商业都市的形成，大大推动了小说的流行。从谴责小说的批判性书写上，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商业性色彩的文化特征。

　　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早的城市，正像租界被强行介入中国领土一样，上海的现代化也是凭借外力被嫁接到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在清代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状态时，当清朝统治系统内还没有出现近代城市的管理体系时，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就从租界移植西方近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开始，逐渐完善起来。随着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拓展，由租界肇始的这套近代化城市模式的影响不断延伸。”［1］由于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的存在，上海获得了相对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批判犀利的晚清谴责小说大多产生于上海。因此，除了《老残游记》，其余三部谴责小说的批判书写的环境空间都与上海密切相关。

　　晚清谴责小说中不但有对商业色彩浓厚的近代化城市形象描述，而且对城市中充满近代色彩的各种商业活动也作了形象的描写。欧阳健曾经评价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最先把资本主义商界引入小说创作的作品”［2］，该作品以主人公“九死一生”为情节线索，广泛描述了其走南闯北的行程中与之相关的各种商业活动，其中涉及二十多个城市和十多个商业部门，并且还出现了能同时在上海、南京等通商口岸城市开各家分号的近代意义的商家吴继之这个人物形象。不仅有丰富的民间商业活动描写，晚清小说中还描述了官方的商业经济行为。《孽海花》第六回中国政府用三百万银子买了旗昌洋行轮船，改名招商轮船局。在作者看来，“这件事，总算我们中国在商界上第一件大纪念。”由此可见，晚清时代的商业化色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到包括文学创作在内各个领域。

　　从谴责小说的批判性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近代社会商业的两种态度。一种从肯定商业发展的角度，通过商人的艰难处境和商业环境的恶化描述批判晚清腐败官僚对商人的剥削、压制。如《官场现形记》第54回，某地方官梅扬仁借提倡商务之机来摊派敛财，对商民勒索盘剥。“上头的公事是叫地方官时时接见商人，与商人开诚布公，联络一气。地方有事，商为辅助；商民有事，官为保护。”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梅扬仁却从“地方有事，商为辅助”的一句话找到强迫商人捐钱的借口。这里，作者站在商人群体的立场进行批判叙事，肯定了商人利益的合法性。晚清时期，随着西学的进入，加之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而导致的存亡危机，知识阶层越来越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因此，作为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叙事，商业叙事显示了包括谴责小说作家在内的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期待。另一种是流露出对商业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丑恶现象的痛恶，批判了商界的骗术、道德水准和社会风气的恶化等种种现象。李伯元在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文明小史》中，写出了由于对西方商业文明扭曲地接受，所造成的人性沦丧和社会风气的恶化。正如文中贾老太太的担心，“上海不是好地方”，“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撇开陈腐的本意，其叙说还是相当真实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是集中笔墨描述了商界各种各样的骗术奇闻，突出“人心险诈，行骗乃是常事”的要义。如第五回珠宝店老板包道手骗伙计们的钱，第七回钟雷溪骗取钱庄二十多万两银子然后捐官，第四十三回盐商作弊等等。很显然从这两种态度可以看出，在文化转型的时代语境下，谴责小说作家在对传统义利观的接受和突破上表现出矛盾复杂的价值困境。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价值观在晚清特定的时代其合法性已遭到质疑，商业文化已浸透进时代环境，包括晚清小说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正视这种时代氛围和它的积极性。然而，当发出“世风日下”的感伤时，这类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守望恋恋不舍；加之这又是一个价值虚无的时代，各种丑恶、贪婪、卑鄙无耻的行径出现在每一个领域，商业文化也不例外，它同样成为晚清谴责小说批判叙事的工具，借以描述那个混乱不堪、毫无希望的时代。

二

晚清谴责小说大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结集出版的。在以报刊为媒介获得信息时代，作家们往往大量采集报刊新闻作为小说材料，①而这些众多的新闻琐事逸文要想全部容纳进小说文本中，就必须采取多个故事段组成的情节模式将其连缀起来，因而无法集中笔墨描述一个中心人物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同时，报刊小说不仅要求每一回相对完整，还要求每一回都有“闪光点”，能吸引读者。因此，晚清谴责小说依据的商业化媒介载体直接促生了空间化的叙事结构模式。

　　所谓空间化结构模式，与时间化结构模式相对，是一种追求反复与同一性特征、非线性发展的共时性结构。小说叙事往往以一个个空间场面的并置代替了传统小说叙事的连续性，追求一种情节上的片断感。小说并置强调的是打破叙述的时间流，并列地放置那些或小或大的意义单位，使文本的统一性更多的不是存在于时间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中。在结构上，报刊小说往往要求作家在创作时必须每一回都要设置一个相对完整的情节构成。梁启超就清楚地认识到报刊小说的这种要求：

　　寻常小说一部中，最为精彩者，亦不过数十回，其余虽稍间以懈笔，读者亦无暇苛责。此编既按月续出，虽一回不能苟简，稍有弱点，即全书皆为减色。［3］

　　传统小说更注重小说的整体布局，报刊小说则要求每回自成整体，自含趣味，而且高潮迭起。很显然，传统小说中的固定人物和单一情节是无法满足这个要求，于是，应运而生的是如晚清谴责小说各种结构模式，如陈平原所说的珠花式、集锦式等。这些结构都具有空间化的特征。

　　谴责小说大都缺乏一个贯彻始终的单一情节中心，而是由众多情节单元即故事组构成，每个情节单元相对独立地表达着各自内容。

　　谴责小说的结构特征往往被认为松散杂乱、缺乏整一性，自五四以来就受到国内学界的批评。那么，这些谴责小说的结构形态到底是否具有艺术整一性呢？近年来，一大批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对此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这其中，除了欧阳健在其论著《晚清小说史》中对《官场现形记》的“弧圈结构”［4］论述外，西方学者强调小说各个故事组间存在深刻的语义统一这一理论最有说服力。晚清谴责小说的结构艺术在他们看来，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因为每部作品内部都遵循着同一语义模式。

　　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理论事实，即这三部谴责小说中的每个情节单元虽没有时间上的连续发展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心故事，但由于其内在语义的同一性而在空间上相互并置排列，因此，它们也都具有了统一的空间化结构模式特征。

　　这种结构模式也能获得报刊的即时性商业效果，正如王德威所言：“晚清谴责小说的优点在于它以新闻报道式的即时性，再现了变动的社会现实。”［5］空间化的结构模式，强调的是处于同一平面的现实性的空间存在。它不追溯往昔，不展望未来，没有在历时性的时间中去表现事件的矛盾冲突的整个过程，没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发展，只是执着于现在，在特定的空间里集中展现现时的各种矛盾。正如巴赫金在评价陀斯馁耶夫斯基小说的共时性特征时所说：“陀氏的世界，是纷繁多样的精神现象通过艺术组织而同时共存与相互作用，但不是统一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因此，“这种才能使他对此刻的世界有着异常敏锐的感受。”［6］同样，谴责小说空间化的结构模式可以使小说更关注于“此刻的世界”，这与谴责小说的现时批判的目的不谋而合。

三

谴责小说是面向市场的一种批判性书写，极尽斥骂中含有迎合“以合时人嗜好”的读者心理需求。四大谴责小说的创作都含有商业利益目的。李伯元、吴趼人、曾朴都是职业作家，写小说赚钱是他们的谋生之道；刘鹗虽非职业作家，但《老残游记》的产生也是有着直接的物质功利动机②。因此，谴责小说有别于传统批判性文学创作的纯粹主体意识，为迎合市场需求，他们就必须考虑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心理来进行创作。？清末正值内忧外患，民众普遍对清政府不满，对腐败的官僚十分痛恨，谴责小说就及时满足了群众的这一心理。陈平原就指出，“谴责官场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跟小说市场的行情不无关系”［7］。

　　在这种商业化的读者心理需求下，谴责小说往往采取影射性叙事来表达这种多元混合的价值立场。影射性叙事是指作者通过文本表层的叙事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强烈类比性，较为隐性地表达批判内容。影射性叙事首先体现在晚清谴责小说的书名上。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例，其书名的设置都是影射性叙事的表达。《官场现形记》的书名使用“官场”而非“官员”或“官僚”等，影射出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是整个晚清腐败政府的形象和整个政治机制的行将衰亡，而非个别官员的丑恶行径。“现形”二字，影射全书对官场图景的真实描述，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居高临下俯视官场的写作姿态和对写作对象的情感态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名中的“目睹”暗示出小说情节内容的拟真性，“怪现状”影射出情节内容的奇异性和荒诞性，二者看似矛盾的混合揭示出全书所要表现的真实的社会状态。就书名来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词本身，就深具深意，实在已向读者作了一番预告式的说明。因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代表了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所不应有的种种病态现象。再看《孽海花》的书名，孽海之“花”即影射小说取材于当时的名妓赛金花的传奇经历，而赛金花的故事正是民间一直津津乐道的世俗话题。“孽”字具有强烈的佛家因果报应观念特征，这也正符合世俗民众对事件的道德理解。

　　谴责小说叙述中的很多人、事都具有影射性，而且，其影射内容直接对应着现实生活的原型或真实的社会情状，甚至有确切所指。《老残游记》主要人、事的影射都直指现实人、事，如黄瑞和影指黄河，因为刘鹗曾治理黄河工程，所以通过老残为黄瑞和治病影射；梦境中的蓬莱阁所见的帆船影指现实危机中的中国；两大酷官玉贤和刚弼分别影射当时有名的暴虐官员毓贤和刚毅，等等。另一部谴责小说名作《孽海花》更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写。书中的主人公金雯青和傅彩云，实影射当时的状元公使洪钧及其小妾赵彩云。其他人物也是实有所指，有的是直呼其名，直书其事，如写冯桂芬谈洋务，刘永福抗日等。《孽海花》底稿第一册的最后几页上，有作者手拟的一份人物名单，其中所列都是当时的真人。

　　谴责小说放弃通过历史隐寓或情节想象，而采用具有强烈类比性的人、事等影射性叙事来表现时代主题，这正体现出谴责小说在商业与批判之间的书写特色。首先，谴责小说作家都具有强烈的政治现实危机意识，这使得他们的小说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希望小说能改造社会现实。由于谴责小说创作上的政治意图，使得其在内容表现上都不无例外地将目光直接瞄向晚清社会的政治黑暗，记叙着发生在当世的一些真实事件，具有一种现时性效果。政治关怀的热情使得谴责小说影射性叙事中体现出积极可贵的忧国情怀，即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以“公心”来“讽世”，而不至于将谴责流于一味迎合商业、媚俗的“黑幕”描述。但谴责小说直接将人物比作“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一定程度上失却了叙述的含蓄性。谴责小说也难以气定神闲地超越现实，始终没能出现极富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而且，社会功利的小说价值需求也使得作家来不及调动自己的人生体验，并将其与小说创作融为一体，从而谴责小说缺乏对人性深层挖掘、探究及理性反思。其次，这种含混暧昧的影射性叙事也有着某种商业性的动机。就当谴责小说立意暴露社会现实，却好像总是也无法尽情宣泄时，影射性叙事却遮掩着其实已然是众所周知的丑闻。很显然，所谓追求含蓄蕴籍的文学性书写需要是无法完全解释这一点的，更何况，谴责小说还没达到这一要求。这其中，商业性的色彩通过影射性叙事就暴露出来的。作家所具有的商业趋利心理使得他们在创作时往往考虑读者因素，某种程度上，能否吸引读者成为他们小说创作的价值标准。因此，通过暧昧的影射性叙事，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应现实中的人、事，既符合了“以合时人嗜好”的“愤世”情绪，也满足了大众读者的猎奇心理。

　　因此，谴责小说的批判性书写，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混和的结果。“在这丑怪叙事的核心，是一种价值论的放纵狂欢。”所谓“价值论的放纵狂欢”即是谴责小说作家以商业动机的市场价值观冲撞了传统的文学政治功利价值观：“谴责小说作家是在一套以价值为坐标的叙事结构中运作的，在其中，种种建构、学识、信念与体制都因袭与货币相似的功能，取决于市场‘价值观’的可交换性与上下波动性。”［8］这样的可能结果是，批判性书写的价值立场虽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却又受制于另一无形的指挥棒——市场利益的驱使。因此，对于谴责小说作家来说，在商业与批判之间如何保持一种书写姿态是很困难的事情。

　　注释：

　　1 李伯元在《庚子国变弹词》单行本“例言”中说：“是书取材于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诸朋辈传述者，十之三四，其为作书人思想所得，取资辅佐者，不过十之一二耳。”（选自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296页）包天笑在自传笔记中也曾记述向吴趼人请教小说作法时，吴给他“瞧一本手抄册子，里面抄写的都是每次听的友人们谈论的单个故事，也有从笔迹上抄下的，也有从报纸上摘抄的等等”。（转引自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52页。）

　　1 据刘鹗后人刘厚泽在谈到《老残游记》的创作原委时所说，刘鹗有意资助处于生活困境的朋友连梦青，而连的个性生性孤僻，不愿受人金钱相助，于是刘鹗在自己经营事业余暇，着手写《老残游记》，将稿赠于连梦青，由连卖稿给商务印书馆，在《绣像小说》出版，得到稿费。参见刘厚泽《刘鹗与〈老残游记〉》，选自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3页。

　　［1］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

　　［2］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3］《〈新小说〉第一号》，选自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56页。

　　［4］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8页。

　　［5］参见［捷克］米列娜：《晚清小说的叙事模式》，选自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武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6］参见唐纳德·霍洛克：《环境小说：〈官场现形记〉》，选自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武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另国内学者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也有相似说法，只不过对语义内容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也认可小说各个情节单元有同一的语义模式。

　　［7］特兰德·赫利奇：《〈老残游记〉：讽喻叙事》，选自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武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8］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31页。

　　［9］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03页。

　　［10］巴赫金：《陀思妥耶夫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1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研究》，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