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霞

　　随着时代的推移，批评家对阿城的关注在日渐减少，虽然他本人作为一个成就斐然的作家成为文坛名人，但是阿城作品中的思维的张力以及更加珍贵的存在感，却在可悲地被边缘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阈限，以及缺乏反思意识与危机感的中国人国民性使然。阿城的作品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写作年代，极容易在当时的知青群体中产生体验的共鸣，然而，这种共鸣是激情的而非理性的，是发泄的而非批判的，这种喧闹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深刻的思考。“三王”在80年代的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多是对不公正的遭遇的关切与温暖，是对他们共有经历的缅怀甚至追忆，从而少有真正鞭辟入里的研究。其次，“文革”十年的文学，乃是一种建立在政治化的异化文学，长期在这种文学的浸染中，作家自然难以一时改变这种话语的习气，阿城的平和冲淡、举重若轻的文风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好安抚了许多青年狂乱烦躁的内心，而其文学作品中浓浓的道家思想色彩，也一定程度上为一代人的疯狂做出了廉价的解答和安慰。

　　因此，当历史走出“文革”的阴霾，知青们下乡的痛感日渐式微，轻巧的、灵动的新文学慢慢走进我们，阿城的作品也就自然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要站在时间上的现代维度，以现代性的视角重新解读阿城的《棋王》，以一种摆脱历史的束缚，但却要用历史的方法的眼光，重新阐释《棋王》。

一、王一生的形象

阿城的《棋王》并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而是带有传奇性质的的文学，这种文学在缺乏阅读经验的读者眼中非常讨巧，以民间艺人、奇人为主人公，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猎奇心理，这也是《棋王》这部作品在阿城的“三王”系列中更加出名的原因之一。然而《棋王》却并不遵循一般传奇故事的套路，因为主人公的形象并不鲜亮，甚至猥琐至极。

　　按照多数人以往的阅读经验，天赋异禀的主人公往往是形象完满的，即使有困窘的时候，也往往能一眼看出这是为了玉成日后的圆满而不得不做的折衷，而王一生的形象却和读者的心理期待产生了断裂，他胸无大志，没有为了达成理想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勇气和本钱，并且将吃饱饭的意义放在了下棋之上，他没有坚定的信念，只有一个干瘪的爱好，这爱好与人生毫无关系，他的人生与吃饭有关，与下棋无关，他甚至在主观上拒绝为自己的人生下一个定义，拒绝讨论意义的含义，因为任何知识与素养对他来说都是耗费过多无用的粮食，凡是和粮食有关的话题他都以是否以满足生存所需为终极目标作为唯一的伦理评判标准，他的生活就是为了吃，而且是最低标准的吃，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内心和外表一样猥琐，他生活的目的就是在人类社会维持一种动物形态的生活。阿城在轻松的叙事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新奇可爱又面目可憎的王一生。

　　如果不是王一生爱好下棋，他也许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人。而这正是他在人群中维系作为人的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由下棋获得尊敬，由下棋获得朋友。当他在下棋时，他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高峰体验，这不是在下棋这种活动本身赋予他的，而是他在下棋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人”，作为人的存在才能够完整，他下棋的时候一个世界在向他敞开，从而构成了一种精神境界。

　　可以这么说，生活和下棋，构成了王一生生活中的二维，两个世界是截然分开的，一个是污秽的、疯狂的现实世界；一个是高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心灵世界，王一生不自觉的守护着自己的这个世界，他甚至在语言上都不愿意以“非象棋”的语言去言说她。因此我们可以说，王一生对他心中这个精神世界的疯狂守护（虽然是不自觉的，潜意识的），正好表现了他对一个现实世界的最强烈的不满。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脚卵在割爱自己珍贵的象棋为王一生获取参加比赛的资格的时候，会遭到王一生旗帜鲜明的反对了，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比赛的公正、或者是证明自己，而是他根本不愿意自己的精神家园被现实的利维坦侵入，而代价竟然是象棋本身。这种想法王一生无法向他人表述，旁人也无法理解，不过实际上也正是这种不理解保护了他。

　　阿城在《棋王》中确实表现出了对理想中的道家世界的向往，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对这种精神生活的激赏，王一生对象棋的痴迷，是对现实极度不满后的逃避；他对吃的贪婪，是对悲惨命运的绝望后的反讽；他对自己父母死亡的冷漠态度，对自己妹妹的漠不关心，说明他已经对那个世界彻底失望，这种麻木的心灵是映射一个疯狂时代的一面镜子，畸形病态的形象直指畸形病态的社会，直接反映了阿城对王一生所处的时代的最无情的鞭挞和嘲弄。

二、阿城的语言风格

阿城小说在80年代后期取得的巨大反响与他鲜明的语言风格是分不开的，总体来说，阿城的小说用了一种平淡、内敛的语气进行叙事，这在“文革”后的文学创作中属于一种开拓性的尝试，这种语言迎合了许多知青对文化疗伤的需求，使得当时一度风靡的“文革”体创作得到了遏制和反思，很多老知青们在他流畅通晓的话语中体悟到了一种“人生的真味”，并纷纷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和目标，阿城的语言帮助了很多人摆脱了“文革”式的思维，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伦理价值的真空，结合同时期在中国刮起的“美学热”来我们就不难发现，阿城的语言和当时人文关怀的社会主流观念是相吻合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以一种现代的思维去考量阿城，他的洗练的文笔如果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赏玩性质的文学技巧，是为了寄托人们对动乱过后对安定的渴望而开的一针麻醉剂，那就错了。如果说“文革”后的青年们在阅读阿城时，囿于自身经验的范围（这种经验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障碍），无法站在文学的角度客观评价他，那么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过头来重新理解阿城，就显得尤为必要。文学在今天已经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影响，伦理的影响，甚至文化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纯粹和真实，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让阿城的小说“作回自己”，还原出本来的意义。

　　阿城在《棋王》中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我”在文中的存在起到了钩连情节线索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我”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文章的伦理评说者，这对于引导读者对《棋王》的整体价值评价，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往往在阅读中不自觉地受到作者潜移默化地影响，又不自觉地接受了“我”的叙述，以为《棋王》中的“我”与作者潜意识中的“我”是一个主体，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误解。

　　“我”在文中的形象，不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有一点阅读基础的知青，面对王一生生发的感受不外乎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王一生的落魄引起的是“我”的“同情”，王一生对吃和读书的理解引起的是“我”的“不屑”，王一生对象棋的态度引起的是“我”的“敬佩”。在文章最后“我”将王一生从象棋的擂台上扶下来以后，得出的是他才“像个人”的一点点感悟。其实这并不是整篇《棋王》的核心思想，而恰恰相反，它仅仅是作为阿城贯穿整个文本的话语背景的小小一环，这一段的存在是为了构成阿城话语风格的完整而自足的一部分，并不对整个文本的伦理基础作出任何评价，更毫无关涉升华、总结、隐喻等写作手法。

　　事实上，阿城在通篇的叙述中都尽可能避免某种语言的突兀，尽可能不出现拔高性的、概括性的宣言或呐喊，整篇《棋王》贯穿的是他的写作态度而不是人生理想，《棋王》的话语氛围是平淡的，阿城也尽可能地守护这种平淡，因此他“对道家思想的弘扬与传承”等说法并不符合他的写作本意。反对宏大叙事与话语霸权，坚持对语言的祛魅和对意义的消解，这应该是阿城小说的创作原则。

　　在第一部分我曾指出，阿城在塑造王一生这一角色时，刻意避免让他以一种“高大全”的形象出现，但是传奇小说的倾向却在引导着读者的阅读趣味，这在他的《棋王》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断裂”，让读者感到陌生和无所适从，从而在人物的塑造中拉开了与理解的距离；而同样的，阿城流畅的语言和亲切的语法使用让读者感到快适，但是却力图避免让自己利用这种语言的亲和力，树立作者的话语强权，从而让“我”在无限贴近读者的同时，让真实的“我”远离一般的理解，继而呈现出一种话语的“断裂”；最后，这两种“断裂”共同构成了第三种“断裂”，即本应是对一代人进行终极关怀的作品，呈现出一副冷漠、麻木、甚至是残酷的面孔，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三、《棋王》中的潜文本阐释

本文之所以是“现代语境下的《棋王》解读”，就是为了突出这种“解读”的“现代性”，这里的“现代性”不仅指时间上的矢量特征，更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现代倾向”。在阿城的小说《棋王》中，我就力图将传统的“乌托邦式的伦理王国的重现”推向它的反面“现代性的人文主义反思”。

　　说《棋王》是批判性的，恐怕并不为多数人所赞同，因为在陈炎先生的《弱者的哲学——由阿城小说引起的文化反思》中，已经明确指出了阿城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逃避主义倾向，连同他批判的对象——罗强烈、蔡翔等人也认为，阿城在小说中的确是在高扬一种道家思想、老庄哲学，是力图用传统的中国哲学营养抚慰中国人的受伤的内心。只不过一个是在批判，一个是在赞赏而已。

　　但是对阿城小说《棋王》的解读，如果仅仅作为对一种文化哲学的评价的话，未免过于狭窄，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在文本中出现的三种“断裂”，如果不加以思考和阐发，就无法全面地理解阿城创作《棋王》的意图。

　　《棋王》中透露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是由“我”、也不是由“王一生”所讲述的，而是通过潜藏在文本后的“我”叙述的，他将“王一生”塑造成一个天赋异禀的棋王，但却让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极端功利、简单的“吃”的哲学，再将这种哲学的产生，与王一生苦难的童年结合在一起，让读者领会到这种“吃哲学”的合理性，它形成的自然而顺利，我们却轻易地忽略了其中的血腥和恐怖，这时，批判性的色彩才慢慢出现。

　　继而，秉承着这种“吃哲学”的王一生，却在下棋这种风雅爱好中发挥了天分，这是对现实的一种非常明显的反讽，他作为人的存在的“下棋”，与作为动物的存在的“吃”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撕扯，二者之间的矛盾尖锐不可调和，最后迫使王一生严格地划分了它们之间的界限。在王一生看来，脚卵舍弃自己心爱的象棋为自己换取前途与王一生的参赛资格，这在王一生看来不是所谓的理想对现实的让步，而是人性向动物性的妥协，是社会对人性的异化和吞噬。

　　在《棋王》这篇小说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高潮，就是王一生在文化馆与十人下盲棋的情节。为了捍卫人性世界的完整，王一生拒绝以合理合法的身份参与比赛，而最终选择了一个传奇性的方式，与十人同站擂台。“我”在这里有了一大段精彩的独白，阿城在这里尽可能的只用描述而不抒发，其实正体现了他对潜文本意义的暗示与期待：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

　　我不由伸手到王一生书包里去掏摸，捏到一个小布包儿，拽出来一看，是个旧蓝斜纹布的小口袋，上面绣了一只蝙蝠，布的四边儿都用线做了圈口，针脚很是细密。取出一个棋子，确实很小，在太阳底下竟是半透明的，像是一只眼睛，正柔和地瞧着。我把它攥在手里。

　　在这里出现的隐喻性极强的文字，体现了阿城对整个《棋王》文本表述的精神的一种期望：他是人性的而不是动物性的，是崇高的而不是卑鄙的，是充满希望而不是走向堕落的（这与第二节我们所说的话语的祛魅和意义的消解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是指文本本身的话语风格，而本节所说的前者是指作者意图通过语言之流真正想传递的一种状态，后者是能指，而前者是所指）。

　　对人性的复归体现了对现实的不满。在这里，阿城将自己情感的张力埋设在文本之中，使它超出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走向了对人性的追问，他在极度的绝望中升腾出无限的希望，同时又在种种断裂中间预设了足够广阔的想象空间，他所要彰显的，是对人的发现和关怀，是对自由的追问，与道家所倡导的物我两忘（泯然于物）、天人合一几乎完全相反。

　　但是，“现代”语境本身还包含有对自身的否定，也就是后现代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面对《棋王》还可以有另外更多的解释，比如，认为它的语言除了在消解意义与伦理价值外还在消解其自身，否定其自身，最终达到了混沌和荒诞。我们在这里作出的这种解读的尝试，也只是立足于现实，寻找一条在当代最有价值的参照系和话语标准，并希望它能有所作为，发挥出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