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长深的中篇新作《水乡长》（原载《芳草》2011年第3期）是一部叙述鲜活且耐人寻味的小说。它讲述了白山县夫子河乡的“水乡长”，为了解决上万亩晚稻的灌溉用水，不惜牺牲自己来之不易的升迁机会，倾其心智与上级官员周旋角力，最终为百姓解决旱情的故事。小说以一波三折的“讨水灌溉”为主线，既呈现了水乡长一心为民的真情实意，展示了乡村基层官员独特的精神风貌，又折射了作家对当下社会基层官员生存处境的深切体恤，以及对现代权力结构现状的思索。
《水乡长》最具魅力之处，在于作家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外表粗俗、作风强悍，但内心却率真坦诚、真心为民的基层干部“水乡长”形象。这位成长于乡村底层的乡长，不仅深谙乡村农民的风俗人情，其实也是农民世俗伦理的代表，浑身上下散发着中国农民特有的传统气质——言语粗鄙、直爽率真、纯朴果敢。作为一名乡长，农民百姓的直接领导者，他居然饮酒“成性”，仿佛瘾君子一般，整天不修边幅，大大咧咧，但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这当中又渗透着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水乡长的生存处境、乡村的社会伦理，要求他必须常常喝酒、言行庸俗，这样才能与同一生存环境中的官员、群众打成一片。“人在江湖，酒不能不喝，也不能保证不醉，但人醉事没醉，事总得去做吧，没办法，只有身体吃点亏了。”他的言行举止当中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实在，处处渗透着乡村社会特有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无法矫揉造作，它完全源于人物骨子里的农民天性，也折射了他在心灵上与平民百姓的共振关系。
水乡长这一“外浊内清”的形象，无疑凸现了某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同时呈现出一种立体的生命质感。他的“外浊”之特征，一方面体现在他那固有的农民天性上。另一方面，这种外在的“浊”，又是他与农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一种情感方式。
正是这种外浊内清、外圆内方的个性秉赋，使他在基层干群中有着特殊的威望，很强的人脉，也有着高效率的行政能力。
摒弃道德化的叙述，让人物回到生活之中，回到活生生的世俗场景之中，使人物真正地鲜活起来，是《水乡长》在艺术上成功的一个关键。作家在塑造“水乡长”的形象时，有效地避免了单线的逻辑叙述，突破了某些固定而僵化的思维方式，摆脱了基层官员或是古板的、正直高尚的，或是贪婪、欺上怕下的、压榨百姓的单一形象；反之，赋予他多元的、立体的、“复合”的特质。水乡长内心具有正直为民的高尚品质，但在严峻的抗旱限时供水时期却利用职位搞点小特权，他派同事时香墨通知水厂厂长，要求乡政府办公室在此期间“搞点特殊化，不要限时了。”又如，水乡长说话粗俗、喝酒失态、调侃同事等等轻浮的生活方式，与安排抗旱工作时的谨慎、“多一秒钟也不行……我这儿比战场还战场，没机动！”的斩钉截铁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使水乡长的人格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将水乡长放在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境之中，让他在理性为民与仕途欲望之间的抉择上表现出立体化的真实人性，也正是在理性与欲望两难的张力中间，才最真实地展露出他的人格品质。
在现实性较强的小说中，其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必须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鲜活性之外，通常还需要作家在叙述的过程中，以显现或隐蔽的方式表达创作主体的某种道德、伦理以及价值判断，传达作者对于人的灵魂的拷问与人的价值的思索，并以此实现一种立场鲜明的精神指引，使小说产生更大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在《水乡长》里，作者以客观、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的叙述方式，展现了水乡长颇具张力的复合型性格，并以此挖掘他的人格内部所饱含的另一种特质——“真”。这种“真”，是率真，真诚，执着，即“性情中人”。尽管“仕途的车”早已“错过一次又一次”，但在夫子河乡严峻的旱情面前，他毅然找到孔主任“讨水”，毫不畏惧孔主任的威胁——“我也警告你，别说是四万人，你就是带四个人上访，你这最后一班车就挤不上去了”；在最后开闸放水的关键时刻，由于孔主任临时变卦，水乡长差点因此而失信于百姓。“我一路许下愿来，这水今夜没放下去，……我今后再怎么在夫子河工作，如何去见夫子河的百姓！”正因为水乡长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的真诚与执着，他拥有同乡的基层官员所不具备的胆识和勇气，他敢于与权力较真。
由于各方利益的“较量”，使原本得以秉公执行的开闸放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备受阻挠，这反映了包括水乡长在内的当下乡村基层官员的生存处境——他们不仅要和百姓一起奋力与大自然抗争，还要与盘根错节的官场权力关系抗争。这一双重的抗争，展示了当下基层官员的精神困顿和艰难处境：既要迎合、坚持“组织原则”，遵循官场的游戏规则，又要保持真诚、执着的工作态度，心存“为民立心，为民请命”的善念。
为“真诚”而活，并坚持活在真实的情感中，这样的人在现代官场中注定是艰难的。因此，水乡长在“夫子河乡副乡长的位子上一干十几年”，既没有图到平步青云的机会，也没能贪到手下的钱财。他一直诚诚恳恳地工作、一心为百姓谋利益，结果却因此而造成“仕途的车错过一次又一次”，所有“排在他前面的超常规发展成了他首长的首长，排在他后面的打破常规发展成了他领导的领导”。只有在他晚年的时候，组织部因为“考虑到他年龄大资格老任副职的时间长”，才提名他担任副书记和乡人大主任一职。当读到水乡长终于等来来之不易的升迁机会，笔者不禁想起小说开头闹剧似的一幕：“一头撞到了公示牌上，人和公示牌一起轰然倒下。……水乡长嘴里喘出了几口酒气，从公示牌上挣扎一会，……自个儿念道，关于，吴，有，水任，职公告……吴有水？吴有水是什么东西，敢挡本乡长的路！陈四，陈四，你，你给我把这个吴有水甩远一点！”回头细细读来，作者把这一幕设计得饶有趣味，意味深长。他似乎是想通过水乡长的胡闹，对自己任职公告的不屑，为最后“公示的二十三名人选中二十二人榜上有名，唯独不见吴有水的名字”的结局提前作出铺垫——水乡长本来就毫不在意升官发财，他在最后并不是逞一时之能，也并不是顾全面子才不得已舍弃个人仕途，而是真真切切地一心为民请命。
从百姓的权益最终得以维护来看，水乡长成功了；但对于个人的仕途而言，他却失败了。从个人的道德人格上来说，水乡长成功了；但对于个人的利益而言，他失败了。然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背后都隐含了耐人寻味的社会意蕴。为民请民的背后，作者真实地还原了农村基层中那些外表粗俗但诚心为民的官员的善良与率真，展示了他们独特的脾性与为国为民、敬业奉献的生命担当。水乡长不惜牺牲自己的升迁也要兑现对群众的诺言，不惜冒犯领导也要维护政府信誉，他的行为高度体现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在现实中真正的贯彻实施。在水乡长的努力下，水库的水终于流进了干涸的农地，但安排给“重要客人”的漂流被取消了；也正是因为努力不懈想要实现群众利益，水乡长最终却换来了官场的“否定”……
水乡长失败的背后，折射了官场权力博弈的可悲又可怕的生活图景。基层官员在官场里总被有形或无形的权力规则约束着，即使如水乡长内心那般善良、执着、与世无争、不求高官厚禄的基层官员，都始终逃脱不了权力运作的愚弄。水乡长犹如一个现代官场上的异类，折射着底层人民无力发声、无法发声的严酷现实。尽管基层中存在着这种“异类”竭尽心力为民请命，而且广大群众现在似乎也能够通过形式各异的途径表达诉求，但在纷乱的现实中，由于他们的力量相对操纵公共权利的官员来说依旧是非常弱小，因此群众与官场“异类”的诉求依旧常常被漠视、被剥夺。即使像水乡长那样取得了胜利，但这种偶然一次的成功，仍然要背负得罪上级高官的罪名和付出巨大的牺牲，才得以换来本是群众应有的合法权利。
从叙事策略上看，作者以冷静的观察、写实的笔调，把“现实、责任、关怀”之间的深刻关系，巧妙地聚合于水乡长的身上，并通过塑造一个率真坦诚、外浊内清、亲民善良的农村基层干部，传达了创作主体质朴的内心诉求。如果说，“外浊内清”是作者塑造人物精神人格的一种叙事目标，是他对乡村官员的一种独特体察，那么，“以真启善”则是作者的叙事智性。因为在水乡长的内心，他那一心为民的信念，体恤民生的情感，不是建立在道德理想之上的，也不是建立在权力的功劳薄上的，而是源于他内心的真实意愿。这使得水乡长灵魂中的“善”，与其生命的本性浑然一体，独具魅力。当然，作者之所以塑造了这么一位“独孤求败”式的基层官员，无疑也是慨叹像水乡长这种为民请命的基层官员，在现今领导阶层中实在是太少了；同时，作者也试图通过水乡长最后的遭遇，折射了自己对现代官场真实现状的反诘。
对于中国底层的百姓来说，领导者不必是伟大的人物，做的也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需要的就如水乡长这样实实在在的人，关心的是实在的民生，体贴的是真切的民意。在水乡长的身上，体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广大群众对诚心为民的基层官员的精神价值、人格操守的一种期许，还有对人性向善的一种坚信。在“十万亩稻田喜获甘霖”之后，关于抗旱的“新闻的画面很简洁，领导的镜头很少，而渠道放水灌溉稻田的画面很写实，用了很多特写”。水乡长如释重负，又如以往一样被“一大帮村书记轮番劝酒”喝醉在家。尽管任职通知上再次榜上无名，但他依旧是那个诙谐幽默的水乡长，依旧是那个面对旱情焦急如焚怒吼“这是信誉危机，是我们这些乡村干部的信誉危机！”的水乡长，依旧是喝得醉醺醺对着公示牌上的“吴有水”放口大骂的可敬可亲的水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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