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莽一直对古庸国怀着浓厚的兴趣。他常常不辞辛劳地奔走在历史的尘烟里，重返时光隧道，以期解开掩映在庸国之上的神秘面纱，展示它那雄浑而又不失娇美的丰姿。这种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源于他对故乡的热爱，因为庸国的旧址就在野莽的故乡，书写庸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为故乡“树碑立传”；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不断驱使他对逝去的历史进行现代性的反思。他曾以煌煌五卷本的《庸国》，全方位展示了“庸国”之地几千年以来的风土人情和历史面貌的变迁。最近，他又再次以庸国为背景，完成了长篇小说《神鸟》（《芳草》2011年第2期）。在这部小说中，野莽以雄浑而放达的笔调，再次展示了庸国从强大走向灭亡的历史悲剧，并对这一悲剧进行了颇具穿透力的反思。
一
在《神鸟》中，我们看到，虽然处于“礼崩乐坏”的年代，但在庸君身上，先贤们所立身行事的“仁义”作风依然保留着。修订法律，惩恶扬善；不违农时，不劳民伤财，与民休息；不纳妾，宫中不置太医，把医生下放民间，以便他们能更好地为百姓医治病痛；严格执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条例。
对外，庸君则“以诚善待天下”，不轻易发动战争，不干涉别国内政，不监视邻国；并通过和亲的方式，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对待不公平的事件，庸国总会仗义执言，甚至不惜出动军队，帮助弱小国家讨回公道。
如果故事就停止在这里，庸君便是一个完美的仁君形象。可惜的是，庸国在庸君的治理下，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这不能不带给人无尽的沉思。在小说中，我们发现，庸国的败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庸君忽视了器物、技艺这些具体的、形而下的东西在保家卫国方面巨大作用。昼鬼精心制作的竹鸦，也即“庸之神鸟”，不但能飞临别国，探听消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声音和图像的方式传送回国，还能感知别人心中的意念，探知人们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昼鬼把神鸟敬献给国君，建议用它去获取别国情报，没想到遭到了庸君的断然否定。庸君认为，刺探别国的情报，就是违背盟约，“干涉对方内政”，如此“出尔反尔，必将遭到人家的当面笑话，背后辱骂。”以此为由，庸君否定了神鸟的合法性存在，禁止昼鬼制作神鸟。
庸君的这些做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仁义之君那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但是，在那个强权战胜公理的时代，权力（权术和谋略）和力量才是主宰一个国家命运的首要条件。因此，当“仁义”与“权术”相遇时，“仁义”显得不堪一击。在善于玩弄权术的楚庄王面前，庸君节节败退。
小说中，作者倾心塑造了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楚庄王形象。他既有吞并天下的雄心，又有满腹的谋略，把“阴阳术”玩得炉火纯青。
表面上看，楚庄王在最初即位的三年里，荒淫无度，沉迷于酒色，宠幸郑姬和越女，不理朝政。《史记》上曾有记载：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①这样的楚庄王，不但欺骗了楚国的大臣和百姓，以至于伍举、苏从冒死觐见，痛斥楚王；也蒙骗了天下人，以为“庸人善战，秦楚莫敌”的威胁消除了；甚至还把最为宠幸的两个妃子——郑姬和越女蒙在鼓里，她们也弄不清楚，在沉溺于酒色和在床上排兵布阵的楚王，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面孔。面对伍举和苏从的痛斥，楚庄王用“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豪言打消了士大夫们的担忧；而面对庸国追讨的战争赔款，他表面上满口答应，承诺尽早归还，暗地里却一拖再拖，甚至称病拒绝接见使者。与庸国不派间谍监视邻国的做法相反，楚王费尽心机探取邻国情报，不但在庸国安插间谍，把能言善辩的令狐冷推进了庸国权力的核心层。还从天下招募能工巧匠，治世能臣，发展壮大楚国的力量。并不惜花重金从庸国招募受到贬斥的若磐，在楚庸边境修筑城墙。为了麻痹和愚弄庸国国君，他把假公主羽许配给庸国三王子子惠，把假玉当成稀世珍宝作为陪嫁品，以此换取庸国的感激，从而免除战争赔款。
当楚庄王的这些伎俩被“神鸟”识破之后，庸君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反而认为三王子子惠私自放飞“神鸟”的这种举动，破坏了盟约，从而用“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条例将他羁押。而楚庄王则不放弃每一个消灭庸国的机会，他分别与郑越两国联姻，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然后举全国之力，一举消灭庸国。
这样的结果让人唏嘘不已，这是暴力对仁义的一次完胜，是非正义对正义的一次扼杀。然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暴力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仁义可以被嘲笑，被扼杀，正义可以被颠覆，甚至被强者的“非正义”所取代。庸君秉承了“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立身的箴言，把遵从先贤之道视为“本”，这种做法，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庸君用“诚”和“仁”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却忽视了器物、技艺的巨大作用，放弃了对强大邻国的警惕，终于把庸国带入了亡国的悲剧性命运中，这不能不让后人扼腕叹息。在这里，野莽对逝去的“诚”和“仁”的古代遗风唱了一曲挽歌，对中国文化的变形做出了批判性的思考。庸国的灭亡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
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鸟》是作者在有限的史料基础之上虚构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借用历史叙事来表达对现实的反思，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所谓“以史鉴今”。但这并不是这部小说成功的标志。《神鸟》真正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的地方，在于它独特的叙事视角。
小说的叙述者是“我”，也即主人公昼鬼。从第一句“安葬师父的时候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开始，小说便奠定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整部小说，就是在昼鬼的讲述之下完成的。有意思的是，昼鬼讲述故事的时候，庸国已经亡国几百年了，作者用这种“后设叙述”的方式，让昼鬼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反思者。昼鬼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为小说文本铺设了一个巨大的张力场。作为清醒的反思者来说，站在几百年之后的某一天，来回望当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但天然的具有了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同时也在变幻莫测的世事面前感到了命运的荒诞，一种无可奈何地宿命感油然而生。
从整体上来看，《神鸟》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但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作者又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要，有意识的进行了视角的切换。如面对庸君的时候，作者采用的是“我”和“您”对话方式，在一种限制性的叙述视角里完成了对亡国原因的探寻，而对于发生在楚庄王身上和楚国的事情，则采用全知性的视角。
我们知道，叙事视角的转变，不但能影响到叙述主体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影响到叙述者对于事物的感知和态度。在“我”和“您”的对话方式中，作者成功的拉近了读者和庸君的心里距离，获得了对庸君的一种亲近感，从而感受到庸君以仁爱为本的巨大魅力。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平等的对话过程中，“我”把亡国的事实一一说与庸君，对庸君的治国理念进行了一番批判，使庸君意识到，一个君王不但需要有一颗仁者之心，还要有胸怀天下的战略眼光。而对楚庄王和楚国所使用的全知性叙事视角，则切断了读者对楚庄王的亲近之心，从一开始，就自然的把他推到了一个接受审判的位置上。
另外，这种“后设叙述”的写作策略，还有效地洞察了和亲所造成的人性劫难。在《神鸟》中，不管是讲求“仁义”的庸君，还是惯于玩弄权谋的楚庄王；不管是实力强大的秦国，还是国力相对弱小的郑国，都采用了“和亲”这种策略，以牺牲女人的方式，或者换取国家的和平，或者为国家的发展赢得时间，或者等待最佳的时机发动战争。
但是，这种政治性的和亲，在“我”看来，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和平，相反，它是对女人的个体心性极端蔑视的一种做法，是漠视和侮辱个体生命的表现形式。在君王面前，她们只不过是“生物”般的存在，随时都面临生命的威胁，她们唯有在君王的淫威面前强颜欢笑，才能维系没有自我灵魂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们柔弱的肩膀上，又如何能肩负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沉重使命？
庸君本来想用和亲来换取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但是，对于像楚庄王这样的君王来说，和亲只不过是他们玩弄的一个政治游戏罢了，女人的生命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与其说和亲能制止战争，不如说它为野心的君王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这样，野莽对叙事视角的巧妙运用，在多重时空，多重叙述的结构张力之下，把小说的审美意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深化了它的主题思想。
三
如果说，“后设叙事”的成功运用把《神鸟》的审美意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意象的选取和语言的使用，则是促使小说成功的另外两个因素。野莽选取了会飞翔的“竹鸦”，即“庸之神鸟”作为揭开古庸国神秘灭亡原因的一个道具，体现了作者对轻与重这对关系的辩证性思考。在小说中，作者借用南山叟之口说出了“轻，即是重，重，愈须轻”这样具有深度哲理性的话。小小的“庸之神鸟”确实有能力担负起使国家强大的重任，因为它能在敌人发动进攻之前就已经探取了敌国的军事情报，庸国完全可以以逸待劳，提前部署打击敌人的策略。如此知己知彼，焉能不百战百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飞翔的“庸之神鸟”还代表着一种活力，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只要神鸟能在天空里自由飞翔，庸国就能发展壮大。而一旦神鸟的飞翔受到了限制，甚至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庸国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可能。遗憾的是，庸君并没有意识到神鸟的重要性，他否定了神鸟飞翔的合法性，甚至把三王子子惠私自放飞的神鸟也射了下来，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宣判了它的死刑。由是，滞重的庸国再也飞翔不起来。
野莽对“神鸟”这一轻盈意象的选取，和卡尔维诺的观点取得了惊人的一致。卡尔维诺对未来千年文学的展望中，给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轻逸”。他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变得如石头般沉重，面对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作家们应该用笔努力消除这种沉重感，使世界重新获得一种轻逸的诗性特质。当然，卡尔维诺并不是要求作家们逃避现实，把自己关在一个虚幻空间里自娱自乐，他所谓的“轻”，是指在“严肃的轻”中感受世界的“重”。因此，他特别行赏卡瓦尔康蒂轻盈的一跃。他说：“如果让我为新世纪选择一个吉利的形象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就是：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②野莽选择轻逸的“神鸟”这一意象，正体现了“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
除了选取轻盈的意象之外，野莽还在小说中使用了一套特殊的语言，寥寥数语之间，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便跃然于纸上。
《神鸟》中人物众多，除了那些重要的人物之外，如昼鬼、庸君、楚庄王、子惠等，还拥有一大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由于小说篇幅的限制，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有限，要把塑造这些人物的性格，如果只是从行动上来体现，显然无法做到。这里，作者最大限度的激发了语言的功用，赋予每个人以不同的语言，使他们各自操持一套不同的话语。这样，作者便在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
野莽所使用的语言并不具备诗情画意，无法给读者营造出一个诗意盎然的艺术世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独特的语言，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结果。在这里，他不需要描绘出一个诗意的世界，而是要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即便这样，小说的语言也别有一番风味，它带着一股平实的幽默色彩，令人回味无穷。
通过《神鸟》，野莽生动地再现了一个被历史尘埃淹没的传奇古国。面对它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过程，作者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喟叹。在很大程度上，庸君这个人物形象寄托着作者的厚望：他是一个少见的讲求“诚”和“仁”的君王，庸君通过这种柔和的治国手段，使得人们真正享受到了安居乐业的人伦之乐，给血腥的政治添上了几许温情的色彩。然而，当庸君以“诚”和“仁”的方式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放弃采用民间智慧，把昼鬼等人制作的巧器视为非法的东西，将其扼杀，终于把庸国带入了亡国的境地时，又遭到了作者的强烈批判和否定。《神鸟》讲述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但由于作者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只是把它作为思考的一个入口、一个历史背景。这使得小说脱离了具体历史事件的限制，从而获得了整体象征的效果。因此，它更像是一个传奇，一则寓言，一个警示。庸国的灭亡，对于今人来说，依然有警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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