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杰：您的中篇小说《喊山》获得鲁迅文学奖，您的创作近年受到广泛关注。您最初走上文坛时的写作和现在的写作，就创作动机来说有何不同？
葛水平：当时间和空间在氤氲日子中被分割为两段时，我的过去，理想对我的宽泛程度只有几亩地大，对未来，我唯一的写作是孤独日子的心迹记录。我的周围，每个人都似乎在期待什么出现，我似乎也在期待，期待日子将自己豁然剖开：我不仅是一个会做饭的女人，我肚子里还有才气养着。要说一开始的创作动机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不想唱戏。我出生在乡下的窑洞里，有现代人想象不出的贫穷。我父亲认为，活着能掌握一门技艺不吃闲饭就算活好了。父亲说你去学唱戏吧，有好扮相能唱成大把式的有的是。我是当时学戏中最小的学生，主角都叫大一点的同学演了，我一直跑龙套，当丫鬟。当时的环境很不好，连对象都不好找，我看上的，人家认为我和人家不是一个平台，人家看上我的我不喜欢，人家觉得给了台阶还不顺着下。另一方面动机是，我莫名其妙的喜欢文学，想改变世人对“没有文化的戏子”贬称。现在的写作动机，我想应该是：好多文字跟着我，我不写我便心痒难忍。
吴玉杰：您的小说写了许多人尤其是乡村人们的善良品性，您也写过一篇散文《有一种气场叫善良》，在您的文本中也会经常使用“善良”或“良善”这样的词。可以说，“善”是您最朴素、也是最高的追求，温暖的气场是您理想的氛围。但是小说中的人物有时是善意的动机，然而带来的却是悲剧；也有一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善，导致了个人的悲剧，可以说这些是关于善良的悖论，比如《连翘》《空地》《守望》《地气》等等。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悖论的？
葛水平：“善”是一个不敢随便轻慢的词。我认为，过日子，闻鼓角而动的劲头谁都有，世海喧嚣，在驾驭生存与精神、现实与目的这两驾马车如何平衡的时候，我们心灵栖息之地的信念中，善肯定是生命存活的主因。中国文化有些有趣的东西：“好汉不吃眼前亏”；有“兼济天下”，有“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有“善行天下”；也有“斗破苍穹”，更有“善恶有报”。夹在这样的文化中，善探头探脑得叫人心疼。每个生命都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和适宜环境，哪怕是一株毫不起眼的青草、荆棘和绿叶，活着，也只有活着才能面对自然张力四射。我的小说中，所有出现在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简单的无意识的按部就班的人物，能入了文字的人物，都有自己的锋芒，借我中篇小说《浮生》中一句话：活人不生事叫活人吗？！生事的人，对生存环境的了解和参悟是令人敬佩的，善是退，恶是进。现在是春天了，我看到春天的土地上忙碌着人影，他们在日头下的背影诗意盎然，挥动铁钁，或是起伏土地，他们的身体与头颅与钁头一起晃动，在泥土、水和空气中活着，但是，我们该明白，他们的日子不是这样永远的恬静，庄稼不出青苗的时候，他们会为了一渠水引到自家田头而大打出手，也会因为谁家的牲口吃了庄稼因小生出大事，人不可能舍却作为背景的生存，活着，谁都会为了保护自己活着的简单口粮而争斗。我们不会像河流那样默默伸出自己，放弃所有，克制欲望，善是做人的底线，决不是不沾荤腥。
吴玉杰：您的作品也经常写到与“善”相对的“恶”，您说过：“我始终相信每一种恶的背后都有善的存在。”《天殇》中的上官芳是如此。但是，当文本叙述和权力、金钱欲望连在一起的时候，“恶”的背后又似乎看不出“善”的存在，比如《黑口》《黑脉》等等。是没有，还是以别的形式存在？或是您在文本中有特别的考虑？
葛水平：您让我再一次回到了您提到的几部作品的写作中。我写《天殇》，我是在一条河流的西岸找到这个故事的。一条河的走向，是一条生命线，一个人的走向，是一段社会的生命线，一个女人的走向，是一部史书的生命线。我这样说，是因为女人更真实丰富的生活写照，浇灌了人类发展的原始土壤。我写一个女人的善恶，她的善是与生俱来的，她的恶，是她经历了梦中惊厥的道路之后，才走向了死之绝顶。《黑口》和《黑脉》两部作品中我写了煤。煤，最大的特征，是它给予了人类暖，是自身的不停息的增殖和膨胀，仿佛滚雪球，最初只是一个小团，越来越大，直到成为庞然大物；而它所带给人类的灾难，便是那一片雪球得以不断吸附积雪从而扩张自身的雪地。在面对恶时，我不想矫情，我也不是时代的代言人，我只是想写：死去的人和出生的人一样善良，它带走的是俗世无比丰富生动的幸福，是活着时的爱！是“尊天之意，得天之命”，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是老百姓广泛认同的一种世俗化的道德观念。我在报纸上看到，死亡只是煤矿一个数字，由一到二，由二到三，它所呈现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大数，最后，又接近是除法，人到最后都成了可怜的零数。一个官员的死亡是拿钱换不来的，一个卑微的人，钱，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天道真纯，与善为邻”，我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俗人，睁一只眼谋生存，闭一只眼保平安，我与我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只数得清衣食住行的家常平安，人死如灯灭，活着的用“退”“忍让”，善与恶的分内事此起彼伏永生不衰，我无法纠结清楚，假如有别样的形式存在，也只能由读者去理解了。更多时候善助长了什么？天知道。
吴玉杰：特别喜欢阅读您笔下关于人与动物、自然关系的那些文字。在其他作家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狗、马、牛等动物的欣赏与赞美；而您却格外关注驴、羊等，除了和您的生命经验有关，其中是不是还包含您的审美情趣？
葛水平：有我自己的审美情趣。与人结伴过日子的是兽。何为兽，兽是哺乳动物，脊椎动物亚门中最高的一纲，有头、尾巴、躯干、颈，有四肢，有毛，有胎生。动物与动物不同，山养的可以巩固自己的领地，享受自然的恩赐，家养的，却没有自己的领地，只在人家的院墙内仰人鼻息。人、猿相别，至今不过170万年，人与动物本是朋友，由朋友成为动物的征服者，如对牛、马、驴、犬的驯化，对猪羊的杀生予夺，仅凭大脑的差异人就奴役了它们。我心中的动物在我的成长中它是一等一的好劳力，我的童年与家养的动物相伴而长，如我的亲人，它们呵护我，让我在山野间娇艳的开放着，由了我在它们的身体上撒欢，撕拽，我的审美情趣是伴随着我的生命成长的。我在乡间撞见它们，我知道它们已不属于我童年的玩伴了，但是，我只要闻到他们的气味，或者那种气味从我身边划过，一种遥远的，切近的，涌动的，在我的内心交融着，长久地绵延渐逝，内心有酸会泛上来，我会想到命运乖戾，会想到岁月在日复一日的老去，我明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过我对它们的热爱了。
吴玉杰：和善相联系的，感觉您敬畏一切生命体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人的生命，任何生命体的生命在您看来都是神圣的。如您对笔下人物生命的敬畏，对猪、羊、驴等生命的敬畏。《道格拉斯/China》中一个有双胞胎的母亲把自己的乳汁挤给美国飞行员喝，《灰驴儿》中一个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幼驴，这是一种广博的母性之爱，但用传统的伦理观无法解释。您是如何形成这种敬畏生命的伦理观的呢？
葛水平：不是有了小说才有生活，小说来源于生活，如果没有生活中的影子，请您相信我的智商，我不可能凭想象延伸出我笔下的人物，我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人，想象力可以制约一个人的写作，想象总是在高处不胜寒的地方，那地方什么也没有，文学作品是在众生云集裸露真情的地方成长起来的。文学的童年是一个质扑的神秘和粗陋的寓言兴盛的时代，每一个人，每一头动物都具有彼此的特征，都有恶行或美德的象征，文学一路走过来，并没有坚守住这一劝导上的高度。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并不完全是珠玑而是混有沙石，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它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同时也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善良、正义及表达方式。”传统伦理道德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生活形态。安土重迁的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是其攀附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传统美德中的孝道、礼仪、诚信，我们文学童年时代已经告诉了我们，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爱，生物在亿万年进化中发展出来的重要能力无非知觉而已，尔后才谈得上什么伦理道德。我们常常用伦理道德来衡量某件事情，我只对人性的丧失鄙视，我相信伦理道德更应该尊重维护人性的价值。
吴玉杰：您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哭”和“笑”的描写，您写尽了不同情境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人的“哭”与“笑”以及“哭笑不得”的情态，比如《喊山》中哑巴的“哭”和“笑”，《黑脉》中柳腊梅的“哭”和许中子的“笑”，《所有的念想都因了夜晚》中柴冬花的“哭”与“笑”，《贿选》中疯女人海棠的长篇哭诉，《道格拉斯/China》中婴儿“笑得‘咯儿’一响”，《狗狗狗》中秋的“哭”、武嘎的“哭”和拴柱的“哭笑不得”，甚至鬼子的笑都被写得有声有色。恐怕没有一个作家像您这样喜欢写“哭”和“笑”的，您为何如此执着？
葛水平：我不太喜欢一个人脸上没有表情，没有表情的脸，我不知道他内心想什么，有时候一个人对一个人神采飞扬是最高的礼遇。人常说：那人是性情中人。性情是什么？是鲜活生动，有令人称奇的一面，也有令人莞尔的一面。当然，这似乎与草头百姓不太搭调儿，百姓带了草字，便不假道学，不假斯文，不假装蒜，该哭的时候哭了，该笑的时候笑了。哭和笑是一个人最痛快的宣泄，当一个人以生命的形式消失掉时，活着时的性情“喜怒”会延续在人们的口碑之中。记忆中我的族人不太喜欢多话，脸上总洋溢着丰富的表情，黄土虽埋人，有时候黄土却不养人，肥料不足，遇上年成不好，水脉不畅时，表情不好常凝眉愁目一脸哭相，年年清明上坟，我听我的女性族人哭坟，她们的哭不是哭埋在地下的人，是哭自己家的日子过得苦了，分担不了汉子的难，在散发着醇厚的泥土上跪卧着哭，哭声腥腥的，艳丽的春日下，哭声有序地抑扬，若舞若蹈。有庄里的人会停留在地头听她们，听得醉处，以往的磕磕碰碰都化地为肥了。就算是日子过苦了，庄稼人脸上不该哭的日子，总也挂着笑，笑给外人，叫对方放心的笑，种地打粮心中不慌的笑，忙月闲日子情趣盎然的笑。他们的哭笑在我的记忆中不时的出现，我笔下的人物我很喜欢用哭和笑来描写他们当下的心情，把文字闹动的第一时间里，把我的心情也闹动了。
吴玉杰：现在您的生活远离乡村，您称自己是“蜗居在城市里的乡下女人”。在您的作品中乡村叙事和城市叙事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城市苦难和乡村苦难的叙事有着怎样的侧重点？在描写乡村女性和城市女性中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葛水平：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都有一条长长的脐带，你永远无法将其割断，那就是不出三代，你的故乡都在乡村。我有时候甚至永远无法把城市与一座同样大小的村庄分个明白。可一切又明白的告诉了我，出生在乡下的是乡下人，出生在城市的乡下人依然是乡下人。乡下人的盛典是用脚力走出来的，显示着生命的不屈。城市的叙事与我是胆怯的，不断耸立的建筑之中，虚情假意覆盖了我，隔断了我与土地的亲近，城市让我找不到故事的安静。高分贝的声波使一天的空气震动，上扬，门窗都不可以阻隔。乡村的叙事从雀子一早的鸣唱开始，阳光穿过林木一束一束散开，就连卑微的轻尘也在农人干净的吆喝中召引舞动，面对乡村我有一种祭献的冲动。对于城市的苦难是不断扩张的苦难，情感与心灵在日子面前焦虑不安，我的叙事没有路径通向宁静，植入我血液与神经的文字，让我在电脑键盘的敲击声中不敢直面窥见。乡村的苦难是简单的，他们只需要体力不需要更多的心计，墙头豁口上探出的笑脸，熏风和秋色也许是沉重的，但能让我的文字流出口水。
城市女性是从乡村女性身体里剥离开来的另一个自己，我惯常的思维里喜欢乡村女性，她们天生是属于文学的。城市女性天生是属于艺术的。她们都是上帝送给人间的观赏品，我在描写她们的时候特定的环境界定了我对她们描写的不同，如一条路的走向，分道处，一条延伸到了高山，一条延伸到了平原。不为什么，只因为道路的走向规划了她们。
吴玉杰：您多次谈到父亲和母亲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我觉得在您的作品中也是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母性的温柔，温暖的气场和温暖的善意；同时，也有一种父性的阳刚，有一种内在深沉的甚至有些“破坏性”的力量。我觉得这两种力量常常纠缠在一起。在小说中您张扬了这种父性的力量，但有时这种力量的背面却有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甩鞭》中大度而阳刚的甩鞭英雄铁孩却是一个心硬如铁的杀人凶手。您是如何看待文学表达中的这两种力量？
葛水平：父亲是祖先的使者，母亲是日子的气息。父亲是一个劳作的人，劳作是一种形式，崇高时出死入生，向有知的地方争夺，向无知的地方扩展。没有比男人更自私的动物了，虽然总其一生也翻越不过坟墓高的山岗，只要活着他们就喜欢生事。人的苦难不可能比一横断墙更深沉，男人想把苍穹眺望得更遥远的时候，常常要站立在墙头，墙头上真能望高吗？骄狂是他们的天性，掠夺也是他们的天性，面对欲望，胸怀只是一个口袋，装什么不装什么由不得自己，一念心起，三思而不得自定，一句不得自定，也见得了难，也临得起事。
母性是与日子挨得更近的气息，是门里门外的心情。女人是一个让男人俗得可言情的名字，我是女人，您也是女人，在我的笔下，女人永远是美丽善良的化身。
吴玉杰：同时，我还感觉有另外两种力量，一种是来自赵树理的，一种是来自沈从文的；前者源于地域文化，后者源于您的阅读经验。前者是晋地的，后者是湘西的。捕捉民间大地和俗世生活的真实与质朴，有尘世的石头般的坚硬的质感，有一种疼痛；民俗风情的淡雅与诗意，有超然的水般的柔，有一种温暖。风俗的审美使您别于赵树理，疼痛的质感使您别于沈从文。您是怎样把它们融在一起从而获得“我就是我”，“是晋地的，又是超越晋地的”？
葛水平：我就是我，我只能是我。赵树理和沈从文是我敬畏的作家，亲切质朴的风格表述了他们对自己故乡的恋爱。地域文化是一个作家文字的灵魂，没有哪一部流传下来的名篇其中的文字没有自己故乡的气息。他们文字的力量有共同的特质：一种贴近本原的生命的认知。诗意的沈从文对他的湘西有水乳交融得恰到好处的心动，每一篇作品都有他自己的边城。而我们的赵树理，没有唯美的语词，直接体现的是语言文字和文字之外的人民平实的目光、颜面、行为，一切都在不可言说的状态中发现生活的趣味。我羡慕他们智慧的头脑，我不可能把它们融在一起从而获得“我就是我”，“是晋地的，又是超越晋地的”我。写作是猜测生活的一个方式，他们用心发现，我却是阅读他们去发现，因此，我知道我就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水漫过，痕迹会抹平。我的文字会越来越模糊，有一天，我随我生命消失的时候，我的一切都会静止下来。我明白，我与我敬畏的人和敬畏的文字隔着巨大的距离。我越是阅读他们，我越是感到写作的艰难，那些好文章真好，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真好的文章真好的聪明的作家呢？我有时候怀疑我自己的智商，我的想象，我的生活经验和我的贫乏，在宿命的挣扎中，在没有证明我不行之前，我只是有几份不舍得还不想放弃。
吴玉杰：读您的作品，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种似乎飘渺却又沉实的东西，比如《甩鞭》中王引兰对春天的渴望，《黑脉》中的柳腊梅、《天殇》中的上官芳、《守望》中的秋水等起初也都似乎相信生活的力量，感觉总有一种美好在前面招引他们。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生命的韧性和乐观是不是和您的个性气质有关？
葛水平：每个人都不可能被命运牢牢地锁定在某个幸福时段，行走是人生，需要勇气和运气。勇气会让人可供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会熄灭梦想中的幸福。听从命运吩咐，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运气，我只肯定一种：活着。活着对我已是奢侈。世上没有带路人，每个人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前呢？刘禹锡诗：水面无风近琉璃，有风呢？有风之后还会无风啊。每个人都会在无限微茫中产生明天的希望，我们可以借助睡眠把今天结束掉，一生总不可能永远都是睡眠吧？我不太看重人世的苦乐，苦乐于人都是好处。我不可能因我的韧性和乐观去改变他们，小说的命运以人物的性格来决定，人物于小说中往往都是不知所措的孩子，愚顽而偏激的人物有的是，他们与我的关系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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