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小瑞

　　内心的需要与真理的寻找
——余华小说《活着》的民族性分析

　　贾小瑞

　　进入日益市场化和世俗化的90年代，曾经灿烂辉煌的先锋小说在黯然失色之后整体转型，余华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家，其成功转型成为评论界和读者极为关注的话题。笔者以为，其实就创作观而言，余华一直延续着“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①（P2）的路向。他用写作追踪着自己的内心，逃避着虚伪的现实，展示着心灵的真实。但问题的关键是，作家的“内心的需要”不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是不断波动的变数。并且，其卓越的创作生命力就赖变数的存在与价值而常青。80年代，由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②（P2），余华的小说以寓言性和象征性的叙事方式铺排了一个个阴鸷、冷漠、血腥的非理性世界，它们最大限度地张扬了青年心态的余华的自我存在。这包含着作家个性化的思想与情感甚至哲学思考与感悟，也含蕴着与之相应的美学探索。而90年代，余华对现实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他从愤怒中走出，从先锋的自我封闭中走出，也从西方舶来品的虚幻中走出，认识到了“没有自己文学根基的痛苦”，并严肃地开始了一种“话语自我清理”②的调整。《活着》作为余华转型之后的第一部且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是极富有意味的。这是余华的另一种“内心的需要”的外化，是对“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①（P3）的寻找。这种寻找其实就是对可能的现实存在的客观展示，而最广泛的现实存在莫过于普通农民的生存境遇，普通农民身上又天然地沉淀着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余华从一以贯之的内心需要出发，由书写自我的创作时代向书写民族的创作时代转变，开始了又一精神之旅。《活着》因承载着这一新的精神动向而具有了极强的民族特征。

　　《活着》的民族性，应该是余华意识到的。这在他1996年所写的《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得到侧面流露。在这篇序文中，“中国的语言”、“中国的一句成语”、“我们中国人”①（P4-5）贯穿其间。当然这有向外国人说明问题的视点的需要，但是否也间接地表明余华渴望书写“中国”的主观意愿？1997年，余华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远东地区文学论坛”上发表的《我为何写作》的演讲中又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因为只有在外国文学里，我才真正了解写作的技巧，然后通过自己的写作去认识文学有着多么丰富的表达，去认识文学的美妙和乐趣，虽然它们反过来也影响了我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感受，然而始终不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以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而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也将一如既往；”③（P153）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申述其实都在说明余华90年代创作的内心需要是和自己的民族根性相系的，都可以解释《活着》民族性特征的主观源泉。

一 锻造民族的辩证思维

在《活着》中，民族特征的展示是全方位的。首先从小说的整体构思来看，《活着》是以传统的辩证思维写就的，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在情节叙事层面上，作品“采取了以循环叙事为重点的结构，死亡事件的重复完成了小说的叙事。”④（P96）但此种叙事彰显出来的却是“活着”的主题。作品连续不断叙述了十个具体人的死，尤其福贵一家八口死了七口，但正是因为这众多的死亡才突显了福贵“活着”的意义。在福贵的“活着”中，我们看到中国人“贵生忘死”的一贯态度，感受到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求实精神。并且，福贵死中求生，是和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等责任的承担胶合在一起的，体现了中国人强烈的集体意识，有别于西方人的自我观念。而且，“活着”的生命意志是超越国界的，是美国的老黑奴也有的，这就让人“寻求到了一条人类精神超越历史困境、超越生命苦难的自我救赎之路”⑤。因此，在《活着》中，死亡与活着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它们相互在对方的视界中投射着自己的身影，显示着自己的生存价值与生命启示，彼此具有相反相成的映射作用。

　　文学作品经常是反映历史的一面镜子。《活着》所描写的福贵的一生一直和中国的历史相随，其坎坷的命运是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历史的一个侧影。于是，我们发现小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构架与话语：社会历史。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找到了人物相继死亡的客观原因。首先是老全和春生。一个死在国民革命战争的枪口之下，一个在文革中受折磨自杀而死，无不是战争与政治的牺牲品。其次是母亲、家珍和苦根的死。从表面看来，这三个人的死主要因为贫困。但贫困又因何而起呢？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混乱、无序的社会历程：从解放前的战争，到建国后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这期间的社会混乱和经济瘫痪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最让人可悲、可叹、可气的是有庆的死。有庆本是天使般的一个孩子，他善良、勤快、懂事，但他居然被人把血抽干，为救县长的老婆！致有庆于死地的是愚昧混乱的时代与专制特权思想，是漫长的中国历史所积淀的官本位文化！有庆的死所牵出的吃人者是一列庞大而悠长的队伍！通过对人物死亡缘由的辨析，我们发现了小说潜藏的社会历史反思话语，感受到了作家的历史情绪与人道关怀。但作家似乎并未止步于此，正如评论家张清华所指出的：“他（余华，笔者注）的值得推崇之处在于，他不是着眼于历史的‘社会性’构成，而是力图将之还原于‘个体’的处境、还原到‘人’本身。”⑥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针对《活着》，我们若跨越了社会历史话语之实，从人和环境、人和自我的关系来思考，我们可能发现的就是作家的生命意念，捕捉到作品的生命文化话语之虚。审视众多人物之死，我们似乎寻味到这样的讯息：人的生命是脆弱的苇草，时时刻刻战战兢兢于外部世界的威胁，政治、经济、战争、权力、伦理、思想等如达摩克斯之剑高悬，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致人于死地。而对福贵来说，他也处在被社会历史玩弄、放逐的位置上，但他的顺应态度使他最终远离了外界环境的喧嚣，回归了土地与自然，只为了活着而活着，在单纯中获得了人与自身的和谐。也许可以说，正是人与政治等外界环境的对立一定程度上逼仄、引发出人与自我的和谐，让人在一次次的身外之物的丧失中最终找到了自己。因而，才有老年福贵的平静之美，才有“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的悠远辽阔的人生境界，才启发一种生命哲学。

　　在人性探索的层面，作品也是以对立转化的辨证之思来启人心智的。就以主人公福贵而言，在自我叙述的开始，他是地主儿子兼赌徒，犹如阴阳两爻。其时，地主儿子之势凌驾于赌徒之上，他可以无限地享乐、任性。但物极必反，阴阳转化，对赌徒生活的执迷使其彻底丧失了往日的财势，生活濒临绝境。但这并不显示为最终的凶卦。《易传》的作者们还指出，发展变化不是循环，而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即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下》）。在线性的时间隧道中，赌徒的一无所有生变为新的物样——政治资本，从而使福贵在土改中免于一死。同时，事情的另一维度是物质境遇和精神修养的对立与转化。当福贵坐拥祖上的家产时，他是他爹的“孽子”，是私塾先生眼中的“二流子”，被老年福贵骂为“乌龟王八蛋”。人性的任何一丝光彩都与他无缘，他十足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小说用福贵责打前来规劝自己、已有七个多月身孕的善良、贤惠的家珍的残忍细节来充分凸现福贵的人性恶。但丑恶的福贵却在之后接连不断的人祸天灾中渐渐变得善良、勤劳、仁爱、体贴。他黑夜送凤霞去城里那户人家却又一同回家的行为催人泪下，他舍不得埋有庆和不忍心让家珍知道有庆之死的两难心理让人痛苦而欣慰。遭遇了福贵由富、恶到穷、善的家珍无怨无悔、郑重承诺：“这辈子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也算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家珍的欣慰之语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福贵终于长成了一个人，一个从苦难中挺立而出的人，一个与人性善并肩前行的人。因此，这部小说也可以被视为成长小说，它告诉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成长的规律，揭示了苦难与人性善的因缘际会。

二 回归民间的精神立场

1997年1月，余华以东方之子的身份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余华说：“以前在海盐的时候，已经开始写作的我坐在那个窗口写作，窗外经常有一些邻居在聊天，他们谈论的话题，鸡呀、鸭呀什么的，一个话题能够重复一两年，那个时候我烦不甚烦，这些都影响了我的写作，我觉得庸俗不堪。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我却经常怀念我的家乡人说话的那种语调，有时候脑子里经常出现他们交谈的画面……我发现这些画面十分有诱惑力，我发现被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庸俗的生活里面包含着一种贫民百姓的最美好的事物，它在一般知识分子眼中可能是非常庸俗的，但那是他们生活当中的全部的乐趣。我突然就把自己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叙述者降到一个和他们一样庸俗的贫民百姓堆里”⑦。余华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中年余华的创作心态的出现。这种新的立场在《活着》中就确立了，它成为作品民族特性的另一重要维度，即“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的立场”⑧。

　　所谓“民间”，在陈思和先生看来，“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无法涵盖的广阔博大的生活世界和想象空间，是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另一种生活存在。”⑨同时，“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⑩这就是说，民间的视点有别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下与权力之争相伴随的对人类发展的所谓的历史判断，也有别于精英文化探求高贵、自由、大写的人的精神高度，而是一种对底层人民的现实生存状况的认同与倾心，尤其是对富有韧性的民间的生活智慧与朴素道德的探察。

　　请看这样的段落：“村里食堂一开张，吃饭时可就好看了，每户人家派两个人去领饭菜，排出长长一对，看上去就跟我当初被俘虏后排对领馒头一样。”“最初的几天，队长端着个饭碗嘻嘻笑着挨家串门，问大伙：‘省事了吧？这人民公社好不好？’大伙也高兴，都说好，队长就说：‘这日子过得比当二流子还舒坦。’”用这两段叙述来回忆当初轰轰烈烈的公社化运动，让人啼笑皆非的同时感受到了非政治的民间直感：去公共食堂领饭，就相当于被俘虏；吃着虚幻的共产主义美味就等于是二流子！这已经包含着黑色幽默的味道，它用民间的生活化眼光化解了政治的骄横强硬。针对大炼钢铁，作品也有独异的叙事：“队长陪着城里请来的风水先生在村里转悠开了，说是要找一块风水宝地煮钢铁。”在这里，大炼钢铁崇奉的“人定胜天”和讲究风水的“人要顺天”的矛盾思想奇诡地纠结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政治命令遭遇民间信仰时的尴尬处境。队长认为福贵家煮出了钢铁，但福贵不谙政治的风云，稀里糊涂地想：“我想着肯定是桶底煮烂时，钢铁煮成的。要不是有庆出了个馊主意，往桶里放水，这钢铁早就能煮成了。”显然，余华借助老百姓对政治权术的淡泊甚至麻木，用佯谬法将原本荒谬可笑的事实扩大出来，让人心领神会、哭笑不得。对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领袖崇拜，作品也用民间视角的非政治书写传达出黑色幽默的味道：“凤霞他们的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二喜和凤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话上面。”类似这样的叙述都让我们沉浸在非政治的平民百姓的原初混沌之中，获得一种超脱的享受。

　　另外，福贵和家珍对待春生的态度充分显示了摒弃政治势力、重情重义的民间道德的自在之美。当福贵听说是县长的女人夺了有庆的命，“抬腿就朝县长肚子上蹬了一脚”。在体育老师强调了县长身份之后，更无限气愤地说：“我要杀的就是县长。”但发现县长就是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春生时，生死与共的朋友之情让他原谅了春生，而不是县长。文革时，春生被人任意毒打，福贵上去求情，“有人指着春生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旧县长，是走资派。’”可福贵坦然地说：“‘这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春生。’”而家珍的态度有所不同。当春生身为县长时，家珍的拒斥心理极为严重，她似乎是出于本能地意识到当权者对普通百姓的利益侵占。她也不接受经济补偿，其凛然正气让人感佩。可春生落难时，家珍鼓励他要活着，并也欠命的债务意识变相地给春生以精神支撑。而一个多月后，听说春生上吊而死后，家珍万分难受，最终彻底化解了对春生的积怨，显示了民间习见的对死者的宽恕与敬畏。

　　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的重要区别恐怕就在于对人生历程的不同认识。民间还保留着人与天地、宇宙混沌未分的原始天人观，给多变的人生涂上神秘主义色彩，认为人生是被命运所支配，贵贱、福祸、荣辱皆由命定，个人在命运的安排之下只能顺其自然，反抗与挣扎是毫无用处的。而知识分子文化张扬人的自我意识与自主精神，强调人应该把握自己的人生历程，面对异己力量应该坚决反抗。

　　在《活着》中，余华选择了民间，选择了命运观。其实，早有评论者指出：“余华的小说自始至终表现出站在‘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上认同某种‘宿命意识’的创作自觉。”?（P94），但却用和“‘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相远离的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证。论述虽然言之有理，尤其用来解释余华的先锋作品是恰如其分的，但同样用来阐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让人觉得有点舍近求远、甚至牵强的意味，不如就直接解释为余华对民间人生观的理解与认同。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余华就明确地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①（P4）这段话所包含的余华对人生的理解是复杂的，我们很难单一地将之归结在民间的命运观之下，但依然可以表明他在“价值层面上走上了一种超脱通道，形成了一种后悲剧的人生态度。”?（P203）而所谓“后悲剧的人生态度”，即是放弃理想的立场，从现实出发，从生活无罪的立场上来接受普遍的民间的生活观念。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福贵身上。福贵的真正的生活的开始就是对命运观的接受。当他九死一生从战场上捡了条命回来，到家后龙二又成了他的替死鬼，他突然感受到了活着的险恶，心中冷气直冒，但“后来我就想开了，觉得也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这都是命。”了悟到了命运的力量和命运对自己的眷顾，福贵决定“好好活了”，就此踏上了自己成人的历程。当人生将尽时，福贵和土地的召唤融为一体，他人生的滋味就来自命运的启示：“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宗耀祖，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福贵与命运的和谐“友情”让我们遥想无边的原野和原野上自生自灭的花草，而民间智慧就在其间生长、散播。

　　除命运观之外，民间智慧的另一精灵就是无视物质困境、追求心灵愉悦的精神超越。虽然这种人生向度被有知识的人充分论述，但它的最好实践者恐怕还是生活在最底层、辗转在泥色世界中的农民。福贵一家都从母亲那里继承并高度发扬了“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的乐观精神。福贵、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他们活得是那样贫穷、艰难，连最基本的吃穿都不能保证，但他们又活得那样和美、自足，亲情、爱情如怀绕不去的热流，永远蒸腾着他们的幸福和对幸福的希望。

　　总之，《活着》所显示的民族性特征，是余华寻找真理掘到的宝藏。从以上对《活着》的民族根性的分析之中，我们应看到民族文化的深远与悠长，看到我们民族的独特个性和魅力。也许，余华的《活着》就是借助民族精神而获得了博大与悠远的艺术魅力。

　　贾小瑞 鲁东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②徐志伟：简论九十年代小说创作倾向［J］，文学评论，2001（5）。

　　③余华：灵魂饭。［M］，南海：南海出版社，2002。

　　④邓金洲：从先锋到世俗——以《活着》试析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型［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7（2）。

　　⑤萧文：哲学·历史·反思——余华长篇小说《活着》解读［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3）。

　　⑥张清华：文学的减法——论余华［J］，南方文坛2002（4）。

　　⑦张光途：时间。精神的田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⑧陈思和：逼近世纪末小说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⑨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析。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⑩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张瑞英：论余华小说的宿命意识［J］，山东社会科学，2005（7）。

　　?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