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锋

　　“六经皆史”可谓章学诚学说中最受关注，却也争议最大的论题。百年来有关章氏的分歧，绝大部分都集矢于斯。推究其中缘由，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和视角无疑有推波助澜之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六经皆史”在章学诚思想体系里的地位。作为章氏晚年定论，“六经皆史”具有明显的“集大成”特性。它是章学诚为学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必然产物，一经提出，又反过来笼罩了他之前的一切观点。过往研究多注重对“六经皆史”的颠覆性及现代性探究，本文则在视章学诚思想为一自足体系的前提下，从校雠之学入手，探究此一命题的产生，并重点追踪其如何促使章氏进行文章谱系的建构，由此揭橥“尊史”观念在他整体论说中的渗透。

“校雠之学”与“六经皆史”的提出(1)刘巍：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一节思路与本节均有相似之处。而材料取舍，阐释重点俱有不同，可参看。至于取“校雠之学”而不取“文史校雠”，是因为正如余英时所言：“文史”和“校雠”，本为二事，章学诚的治学重点，“早期偏于‘校雠’，后期偏于‘文史’”。在章学诚文章中，存有贬抑单纯的校雠之学的说法：“即曾子固史学，亦只是刘向、扬雄校雠之才，而非迁固著述之才。”(见(清) 章学诚： 《章氏遗书》第六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2页。)“南丰曾氏史学本于向歆父子，乃校雠之学，非撰述之才也。”(见(清) 章学诚： 《乙卯札记 丙辰札记 知非日札》，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页。)校雠之学只是通向文史之学的路径。以校雠之为凭依，实斋最终追求的，是宣明文史大道。所以，“文史校雠”在这里不应被混为一谈，对“六经皆史”的提出具有基础意义的，只是校雠之学。

“六经皆史”非章学诚首创，前人已多所论及，兹不赘述。但在章氏，却从未于著作中述及相关观点的渊源所自。考虑到其对学问贵在“自得”的再三致意，此举显然意味着他对“六经皆史”之原创性具有充分自信。的确，与前人类似提法相较，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具有极为鲜明的理论特色。而这一切，又以此说肇端的与众不同为前提。

　　章学诚首提自己对六经的看法，是1764年的《驳〈文选〉义例书再答》。其时，因代父修《天门县志》，章氏有意将当日以蒐集诗赋文章为主的地方艺文志改成《汉书·艺文志》一类的校雠之作。选文则另为一编，与方志主体并行。这一迥异流俗的设想很快遭到好友曾松年的反驳。为应对其“选事仿于六朝，而史体亦坏于是，选之无裨于史明矣”的挑战。章学诚选择回归六经，以期在载籍的起点找到足以支撑自身立场的有力证据：“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也。”这里否认了六经之为经的自然属性，使其获得了重定六经性质的前提：“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句：“自《易》藏太卜而外，其余四者，均隶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未闻沾沾取其若纲目纪传者，而专为史类，其他体近繁博，遽不得与于是选也。”四经“隶柱下之藏”，即四经均属史官执掌。也就是说，除了作为子书的《易》，其他四种经，都可算在史书的范围之内。因此，史书并非只是“若纲目纪传者”，四经，以及和四经内容一样庞杂的文选，也可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章学诚这一四经“均隶柱下之籍”的观点，在表面看来已经与“六经皆史”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一步又相当遥远。作为对甄松年挑战的当下反应，四经“隶柱下之籍”的粗糙显而易见。首先，章学诚只说四经“均隶柱下之籍”，却没有为此提供任何证据。第二，两者在理论射程上存在极大差距。此时章学诚关注的只是为自己将文选另行的想法寻找合法性，并没有用“六经皆史”笼罩一切文章的野心。第三，关于《易》的问题。章学诚大方承认《易》为子书，这是他还没有意识地建构“六经皆史”理论的明证。

　　1773年，章学诚经朱筠介绍修编《和州志》，次年书成。由于章氏有意将其作为个人思想的总展览，故书中许多议论，都明显越出地域的局限。《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以下简称《艺文书序例》)，就显示了章氏有关“六经皆史”的新发展：

　　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宫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司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盲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

　　这是对章氏两年前《上钱晓徵学士书》所揭橥的“官师合一”论的重申。最后一句话点明了这一观点与四经“隶柱下之籍”的承接关系。有趣的是，《上钱晓徵学士书》也有“昔孔子问礼，必于柱下”，可见，当初与甄松年的争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作为章学诚的动力，促使他继续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更具说服力的史实支撑。而就他1772年所写的几封信看，校雠之学无疑是他获取灵感的主要来源。在这些信里，他多次提到自己在离开北京之后从事于古代典籍的校雠工作。“官师合一”既承四经“隶柱下之籍”而来，其中自然包含有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重估。《和州志艺文书辑略》的“六艺类”开篇谓：

　　《易》掌太卜，《书》、《春秋》掌于外史，《诗》在太师，《礼》归宗伯，《乐》属司成，孔子删定，存先王之旧典。

　　《汉志》的影响在此显而易见。章氏直接转用《汉志·诸子略》的溯源方法。这显示其对自身学问路数的自觉和自信。在他看来，刘班所致力的推源溯流，正是校雠学的精髓所在：“其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循着刘班之道，章氏回到了六经的最初起点。这是其“六经皆史”成型的重要的一环。

　　1788年，章学诚得到毕沅的资助编纂《史籍考》。在本年给合作者孙星衍的一封信里，章学诚提出了一个自以为“骇足下耳目”的观点：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持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钱穆曾对此下按语云：“章实斋初发‘六经皆史’之论。”余英时也遵从师说，将其视为“实斋第一次发表他的‘六经皆史’的新颖见解”。类似观点无疑有合理性，但章氏所言毕竟只是为了解释他在《论修史籍考要略》所主张的“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观信中接下来“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其所处，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家，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为四种门户矣”的议论，应更能明了二者间的对应关系。假如忽视这一点而仅言“六经皆史”，就难免得出“六经皆史”“是说六经在古代，本都由王官执掌”、“《六经》都是对古来前言往行的记录”甚至“一切著作，都是史料”等结论，对理解“六经皆史”所包含的多重意蕴，至为不利。

　　不过，这句话毕竟标志着章学诚迈出了“六经皆史”的最重要一步——他已不打算隐藏自己以“史”包举一切文章的倾向。与文章家凭借“文本于经”为自己重文取得合法性的策略相似，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将六经汇入于史，进而以史涵盖天地间一切文章，最终为狭义的史学争得在一切学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章学诚看来，一切著述可以被当作史学的流别，但汉学家、宋学家、文人却不可以被视为史家，他们的著作，也无法与纯正的史学著作相提并论。

　　也许是在编纂《史籍考》后不久，章学诚作《易教》三篇。吕思勉对此评论道：“六经之中，《诗》《书》《礼》《乐》为政典，说均易通；惟《易》为讲哲学之书，以为政典，较难取信，故章氏做《易教》上、中两篇以发挥之。”在以“《易》以天道而切人事”和“《易》为王者改制之巨典”分别对应“六经皆先王政典”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之后，章学诚终于完成了困扰他多年的对《易》亦史的论证，于是，在《易教上》的起始第一句，他明白点出：

　　六经皆史也。

　　至此，初萌于《驳〈文选〉义例书再答》的“六经皆史”在《艺文书序例》中获得了方法论的自觉，又在修纂《史籍考》时被明确注入“尊史”的内核。通过多年的校雠经验，成熟的“六经皆史”最终在《易教上》中被提出，成为章学诚学术的总纲领。而章学诚关于文章演变及文体分类的看法，也笼罩在此总纲领之下。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章史分期

章学诚的文章谱系，包含两个向度： 一为纵向的文章史分期，二为横向的文体分类，两者经由“文集之文”概念完成汇通，最终组成一个包罗至广，秩序井然的文章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各文章名目的排列次序表面上遵循着某种历史的“真实”，实际却是章学诚“六经皆史”命题所揭橥之尊史观念的产物，这在文体分类上，有尤为明显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同“六经皆史”的提出相似，章学诚文章谱系的构建，亦经从设想酝酿到修补完善的漫长过程。两者之间还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修《天门县志》时，章学诚是为了给自己立“文征”的设想寻求依据，才提出四经“隶柱下之籍”。到了《和州志》，与前相反，六经“皆属掌故”的认定改变了章学诚关于文的看法。在《和州志·文征》中，他把刘歆运用于诸子的溯源方法推及集部，对“奏议”、“征述”、“论著”、“诗赋”四类文章流变作了简单阐述。这成为他通过校雠之学深层次把握六经之文与当代文章关系的开始。而随着《史籍考》的修纂，章学诚在确认六经皆史的同时也确认了史传文学在后世文章中的独尊地位，其文章谱系的建构也宣告完结。

　　在章学诚的文章谱系中，古来文章首先可以其发展历程进行纵向划分。《艺文书序例》：“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这是从校雠学的角度，探讨著录之法的两次重大变革。由此推而及文，就有《和州志·文征》中的：“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章氏没有点明“别集之风日繁”的时间，但据“专门之学散”与“师失其传”，可知文集的发展与四部法的出现在时间上有对应关系，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章学诚的文章分期和“六经皆史”同植根于校雠之学的一大例证。此时章学诚的文体谱系尚处草创阶段，即便后来的《永清县志·文征》对之有所补充，也仍嫌粗略。但循着这一思路一路探索，以《诗教》篇为标志，章学诚的文章开始出现明确的“三阶段”之说。其中又以《文集》的表述最为清晰系统：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

　　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

　　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

　　在对历史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章学诚将历代文章分为明显有别的三个阶段——六经之文、战国之文以及文集之文。

　　第一个阶段是六经之文，亦即官师合一时代的文章。因为在章学诚那里，这一时期的文章只有六经，故以“六经之文”称之。关于六经的名称由来，《经解上》云：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备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

　　六经原为“六艺”，得“经”之名，起于后世儒者的追认。为应对战国时百家横议的乱局，他们独据六艺以作为自家学说的理论依据；而为了将六艺与后世撰述分开，他们又赋予六艺经典地位，尊以“六经”之名。在此之前，六经只是先王政典，是“言公”环境下的产物。因为不是有意著述，所以六经之文的显著特色，在文无定体。《书教上》说《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易教下》又说：“《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也”，比较讲法则的是《礼》和《春秋》：“《礼》之类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但《春秋》编年，《礼》分类，它们的法，近于章氏所谓“记注有成法”的法，乃官师合一时代特有的记录法则。和本节所讨论的文体，并不一致。在章学诚的价值判断中，六经之文是文的最上乘，《清漳书院留别条训》言：“文章之大，岂有过于经传者。”《言公上》也说：“六艺为文字之权舆。”

　　一方面是对文以载道的极端重视，另一方面是修辞的自然高妙。章学诚对六经之文的赞誉大体不脱此二端。但有时，他也会说：“经传文辞原有不可法者。”事实上，与经学时代其他学者的状况相似，与其说是六经的文章之美打动了章学诚，使他将六经确定为文的最高标准，毋宁说是尊经观念的根深蒂固促使他去寻找六经之为文之极则的理由。章学诚是高度尊经的。过去有论者如胡适、钱穆、余英时、山口久和等人以“六经皆史”的内涵为据，推断实斋有贬经之意。这是值得商榷的。《原道下》有：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联系全文，余英时对此的解读是：“首谓‘六经皆器’，非载道之书；次言六经亦不能超越时间之限制，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中亦无其道；末云六经中虽有可见之道，而后世经学考证家多以一隅自限，且又彼此不合，故所得更少。”的确，章学诚通过将六经历史化，将经典文献化，使六经所载变成一时的不完全之道，从而消解了宋儒“六经载道”的永恒性。他在《史释》中大力申说的“重时王”思想，就是对由此推导出的载道之器不得不变的呼应。

　　但讨论至此并不充分。对于章学诚的文章，单纯的理论阐述并不能奉为绝对。它们有时并不能与章氏对具体事实的看法保持一致。在文章载道上，章学诚一方面肯定“事变之出于后者”需由后人撰述阐明，但另一方面，他又无一例外地对后世文章在载道上的成绩表示失望。章学诚对六经之后文章的最大肯定，似仅限于：“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也就是说，史学、古文之学和当日流行的训诂义疏之学一样，都能有所成而达于道。但他们所达的道又是怎样的呢？“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作为参照的训诂义疏之学尚且如此，其他学问自难例外。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只得道之半”的问题？章学诚选择再次求助于“六经”——“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这句话紧跟在“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之后，看似不经意，实则是把握“六经皆史”内涵的关键。正是它的补充，反过来消解了之前所有撼动六经地位的可能。章学诚借此表明，即便之后的历史中存在明道的理想著述，也只能是遵照六经指示路径的结果。而至于什么是六经指示的路径，章学诚没有明言。他在文章多次提到的“经世”“言公”或许可算是其中的一些面向，众多“史学义例”“古文义法”“校雠心法”则是一些具体的规则，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六经大道，在章学诚那里始终是阙如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的“道不离器”根本上就拒绝对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道做任何阐释。“六经皆史”将六经置于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个点上，但又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赋予其永恒。而且，因为在章学诚的评判下，六经之后理想的载道之文从未存在。所以，周初周公在特定时间的“集千古之大成”更仿佛成了一个历史的偶然，一个一去不返的美好回忆。而六经之文，也因了这一时代的不可复得而成为孤悬于一切文章之上的最高准的。后世文章也许能在修辞上有所发展，但在作为核心的“载道”上，却永无超越甚至接近六经的可能。

　　紧接六经之文后发展起来的，是战国之文。战国之文源于六艺，《诗教》云：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 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官师失守，公转为私，是诸子出现的背景。由于诸子均从周代王官中流出，因此，在思想上，他们中的每一家都有得六艺之一端。而在修辞方面，章学诚于六经中独取《诗》，从“纵横之世”与“诸子腾说”的关系切入，论述其与诸子之文的关系：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

　　此段引文，即章学诚《诗教》开篇提出的“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学术史依据。“文体备于战国”，这一章氏关于文体发展的重要论断还需结合其他两处论述，方能准确把握其意蕴。其一是《与朱少白书》的“《文选》体备”，其二则是《答大儿贻选问》的“六代辞章，全出《骚》、《策》”。第一处说法表面看来与“文体备于战国”有异，但联系《诗教上》有关《文选》各体裁与战国之文承接关系的论述以及《答大儿贻选问》中论佛“亦战国之一流”的补充，则章氏以文体萌芽于战国，至《文选》始粲然大备之意，至为显豁。“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与“《文选》体备”之说，同一“备”字，实有准备与完备之别。而且，就“文体”与“辞章”混用，体裁与手法兼顾而言，“文体备于战国”的“文体”，应该“并非单纯、孤立地考察文体问题，而是有着丰富的意蕴”。

　　战国虽文章大盛，但究竟没有明显的文体之分。彼时各家所关注的，仍在“道”，诸子著述，都是在继承六经基础上的一家之言。于是，在六经之文已不可复见的前提下，战国之文某种程度上成了章学诚的毕生目标。以“诸子家数行于文集之中”，是他对著述的基本要求。所以，他才会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文史通义》的定义为：“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在评论前人的文章成就时，章学诚也自觉以战国之文为衡量标准。比如他评邵廷采《思复堂文集》：“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为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炉鼓铸，自成一 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辨此？”邵廷采是章学诚最为推崇的近世学者，其理由就在于他的文章“自成一家”，虽以“集”名，而意趣“在子史之间”。所谓“子史”，实近于“子”，指能成一家言的著述。章学诚惯从文章内核出发把其性质，因而，他的“子”，概不以外在形态为评判标准。战国的一切著述，包括《离骚》，因其能成一家之言，本质上都为子书，且为后世子书的最高典范。后世像《史记》、《文心雕龙》、《诗品》、《史通》等著作，或入史部，或入集部，但在章氏眼中，却都因成“一家之言”而可归属于“子”。本文以“战国之文”而非“诸子之文”概括第二阶段的文章，就是因为“战国”指涉了明确的时间点(虽然也因此未能将作为过渡阶段的两汉文章包括在内)，可为分期之用，而“诸子”则略逊。章氏语境中的“子”，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延绵不绝的、活的传统。

　　尽管在具体评价中极尽推崇，但在章学诚眼中，战国之文又非尽善尽美。首先，处由“言公”转为“家自一说”的转捩点，战国之文开启了后世的著述之风，从而远离了六经时代无意于著述的传统。其次，诸子腾说，文章在日益重视修辞的同时也隐含了堕落的因子，“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所谓“衰端”，是指战国之文导致了文章的第三阶段，即文集之文的兴起：

　　文集一体至今，如淮、泗入河，浩无统摄，是以无实之文章，率应酬恶滥不堪，皆藉集部以为龙蛇之沮。

　　这是章学诚对当日文集的评价。虽然大怀不满，但他又深知古今文章的演变，有其一定的趋势。《诗教上》云：“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因为逐于文辞，文集之文也就渐渐“无实”以至“恶滥”，充斥载籍，愈演愈繁。感到过于庞大的文章数量所带来的困扰，章学诚在对文集之文的探讨中引入了文体批评的范畴和方法。

“文集之文”的分类及位次

在章学诚的文章中，对文体的区分有过多种意见。这些意见的共同特点，在偏重大类划分。如《艺文书序例》：“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辨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所有的文体被简单归结为诗赋、论辨和纪叙三体。同时的《和州志·文征》里，实斋将选文分为“奏议”“征述”“论著”“诗赋”四部分。到了《永清县志·文征》，“征述”变为“征实”、“论著”转为“论说”，并增加了“金石”部分。因为金石只是作为一种特殊史料，不能算一种文体；“征述”与“征实”、“论著”与“论说”，名虽相异，实则相同。所以，两部《文征》只可算作一说。而在《诗教上》里，文体划分又变成：“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学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比较上述三说，《艺文书序例》三分法无疑最为简要精确，从时间来看，也足堪作讨论的基础。两部《文征》之所以特意从“论辨”中析出“奏议”一类，乃出于实斋强烈的权威主义思想。而“征述”(“征实”)，正如《永清县志文征》所言，“乃史部传记支流”，只是因为“传记”已存在《永清县志》主体中，《文征》自然要重立名目。至于《诗教上》多出的“经义”，若取“经解”意，则似难以作为一种与纪叙、论辨、诗赋并列的文体进行讨论；若指“经义文”意，则与“奏议”一般，只是作为“论辨”的一种特殊类型被捻出。因此，以下的讨论，将只以《艺文书序例》的划分为准。

　　一开始，章学诚只是重视从校雠之学出发，对三种文体进行溯源，如“‘征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论著’者，诸子遗风”、“‘诗赋’者，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于州县《文征》为近”。但自“六经皆史”初步成型、尊史之意逐渐显露后，实斋对校雠之学的倚重，就变成以之为工具，重定三种文体在文集之文中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六经皆史”是其一切论证的前提，《汉志》则起到媒介的作用。

　　《汉志》分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属“学”，“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属“术”。前三略，和章学诚的三类文体有对应关系。

　　与纪叙文相对的是“六艺略”中“春秋类”。“纪叙”来源于史，虽然史书还有其他体裁，但纪叙文无疑是史的大宗，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所谓“史所载者，事也”。“经流入史”，实斋赞赏《汉志》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其将史部典籍统归于“春秋类”下。这证明直到刘班的年代，经史不分家仍然是一个公认的看法。章学诚并不同意古代史学家将纪传追溯至《尚书》，而将编年追溯至《春秋》的做法。在他看来，后世的一切史学均源于《春秋》，在其文章中，强调史源于《春秋》的论述可谓俯拾皆是。而《尚书》，如《书教上》所言，“《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章学诚是将其视为《春秋》的早期形态的。在《尚书》与《春秋》之间，存在某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这一说法的准确与否非本文所能论及，这里所看重的，是章学诚极力强调当代史学多出于《春秋》，却又视《尚书》为“圆以神”的代表的动机。结合时代背景，章氏通过对两部经的对比，其意无疑在表彰《尚书》“因事命篇”的取向。所以，通由《汉志》所显示的经史关系，纪叙文的崇高地位得到了确认；而借对《尚书》古老原则的重申，章学诚也表达了对当时日渐僵化、流于模式的纪叙文学的不满。

　　论辨文对应的是“诸子略”。论说文源于诸子，诸子又源于官礼。但需注意的是，作为诸子学说源头的“礼”，并非是指作为经典文本的“三礼”，而是《礼教》所揭橥的“五经皆礼”之“礼”，侧重点在专官之学。《汉志》记载显示，早在刘班的时代，诸子文已独立为一部，而论辨又从诸子而来，所以，与纪叙文相比，论辨文与六经的关系，多了诸子之文这一中间环节。

　　《诗赋略》对应诗赋。所谓“《汉志》诗赋，即后世集部辞章之祖也”。而《汉志》中的诗赋，又来源于六经中的《诗》，《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略第十五》云：“诗赋本《诗经》支流。”通由“诗赋略”，诗赋原可如论辨文一般，顺利回归到六经的传统中。但遗憾的是，《汉志》在处理诗赋略时出现了一个纰漏： 班固将诗赋区隔为五却没有言明原因，以致后世学者对此聚讼纷纭。而章学诚抓住了这一点。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能为自己文章谱系的建构提供极大方便，在《陈东浦方伯诗序》中，章学诚评论道：“六义风衰，而骚赋变体，刘向条别其流又五，则诗赋亦非一家已也……诗赋五家之说已逸，而后是遂混合诗赋为一流，不知其中流别，古人甚于诸子之分家学，此则班、刘以后，千七百年未有议焉者也。故文集之于六经，仅已失传，而诗赋之于六义，已再失传。诗家猥滥，甚于文也。”相似的言论还出现在《韩诗编年笺注书后》、《与胡雒君论校胡穉威集二简》中。论说文虽经诸子一变，但毕竟在溯源六经的过程中有轨可循。而诗赋则因为作为媒介的《汉志》的疏失陷入淆乱。

　　综而言之，章学诚所划分的三类主要文体，依与六经的关系而言，纪叙文直承《春秋》，最近；论辨文经诸子一变，次之；诗赋在经过战国辞章的转折后，又在《汉志》中失其统绪，故关系最远。按“六经皆史”所包含的尊经之意，三类文体中，与六经关系更近的文体地位更高，应是合理的推论。但在实斋文章中，又有多处文体无高下之分的表达。《与邵二云论文》云：“盖文人之心，随世变为转移，古今文体升降，非人力所能为也。古人未开之境界，后人渐开而不决，殆如山径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也。”《丙辰札记》：“盖自东都而后，文集日繁。其为之者，大抵应求取给，鲜有古人立言之旨。故文人撰述，但有赋、颂、碑、笺、铭、诔诸体，而子史专门之书不稍概见。而其文亦华胜于质，不能顶为谁氏之言、何家之学也。其故由于无立言之质，致文靡而文不足贵。非文集之体必劣于子史诸书也。”前者从世变与文体升降的关系出发，后者就作者与文体的关系着手，都试图证明，体裁对文章远非那么重要，真正决定一篇文章能否有裨于道的，是作者的内在品质。这一主张，与前文文体有高下之别，是否存有矛盾呢？

　　章学诚主张的文体平等，乃建立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就其《原道》所体现的道的显现过程而言，每一种文体，在理论上都拥有载道的可能。这是一个相对去历史化的假设。实际的情况是，文章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历了六经之文、战国之文、文集之文三个阶段。而章氏所处的时代，正是最糟糕的文集之文阶段。通由校雠之学的溯源方法，他揭示了文集之文阶段三类主要文体与文的最高典范，亦即六经的亲疏远近，从而得出三者有高低之分的结论。这一结论，旨在指出纪叙文类的优越性，本身并未抹煞通由诗赋明道的可能。所以，文体平等与文体高低，在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维度中的提法，前者为理念的追求，后者为历史的判断，彼此并不矛盾。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质疑是： 在实际操作中，章学诚是否遵循了“纪叙—论辨—诗赋”这一等序森严的标准？

　　先看诗赋。章学诚对诗赋的态度颇堪玩味。有时，他承认自己不懂诗赋，《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言：“鄙人欲诗无能为役。”《答邵二云》：“仆于词赋一道，本不甚解。”当他这样表白时，诗赋于他，仿佛一项与他所擅长的古文相对的陌生技艺，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但像《又答朱少白书》所说：“诗与八股时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强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别，弟之所辨，较诗名家、时文名家转觉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然生平从不敢与人言诗时文者，为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谓于斯未能信耳。”又俨然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俯视世俗所认为的诗家里手。这种自负，在他于《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中断言“史志经世之业，诗赋本非所重”，并在《与胡雒君论文》中一边强调“诗文异派”，一边鼓吹“文人不能诗，而韵语不失体要，文能兼诗故也；诗人不能文，而散语或至芜累，诗不能兼文故也”时有更张扬的表现。既然史学才是最高的学问，对史学无甚裨益的诗赋又有多少学习的价值？既然文章之工难于诗赋之工，诗人又何得与古文家并驾齐驱？在实斋“不善诗赋”的自陈中，隐含着他对诗赋的不屑。

　　章学诚通过对诗文分野的强调确认自己的古文家身份。而在纪叙文和论辨文中，他又尤其推重前者：“言文章者宗《左》《史》。”“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虽然古文当以纪叙为上，但实斋也不排斥论辨文：“弟文于纪传体，自不如议论见长。”与对诗赋“不能”、“不甚解”相比，态度的不同，至为明显。

　　至此，已不难了解章学诚文章谱系的构架。章氏将历来文章按时间先后断为“六经之文—战国之文—文集之文”三期。其地位，亦遵循同样的次序，呈逐渐下滑趋势。章学诚的这一判断，无疑深合古代中国文论盛行的“退化观”，这就多少掩盖了他实际是以“古人不著书，古文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政典也”这一六经皆史的经典阐释为批评基础的。战国之文尽为私门著述，故不如六经之文；文集之文则真转为伪，其时空谈义理、一味追逐文辞之风大盛，故又不如战国之文。到了文集之文阶段，因为文章体裁的不断演化与文章数量的急剧膨胀，章氏在评判中引入文体概念。他将文集之文主要区分为纪叙、论辨和诗赋，在“六经皆史”思想的指导下，这三类文体依与六经关系的远近(背后则是它们借由校雠之学与返回六经轨则的可能性)，其地位依次为“纪叙—论辨—诗赋”。由于文体谱系的核心在尊史，因此，在确立了作为春秋流别的纪叙文在三类文体中的独尊地位后，章学诚就此止步，没有对三类文体下属文体如序、记、碑志等进行详细排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体在其文章谱系中是缺席的。事实正相反，章氏不仅肯定现行诸文体存在的合理性，在文章中，他还对碑志、赋等几种文体进行过卓有新见的讨论。只是在他看来，这些文体既已分别被归于纪叙、论辨、诗赋之中，自然遵循三者的地位排序，同类间无烦再分高低。所以，在章学诚的文章谱系中，是包含有对于三大类文体所属文体的判断的，它们并未真正“缺席”。

　　章学诚的文学史观与文体分类框架与“六经皆史”说的逐步完善相始终，两者同以校雠之学为工具，又同以对史学的推重为最终目的。可以说，“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建构文学史和文体谱系的基础，而文学史及文体谱系的建构则是“六经皆史”的现实运用。更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文章谱系同时体现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文学发展观和文体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受“文本于经”观念的影响，六经在文章中的地位一贯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从校雠学的角度论证六经之文至尊地位的根源，进而考察后世各文类从中流衍转变的发展轨迹，则是章学诚的个人发明。这对习于陈见的文士来说无疑是富有启发的“他山之石”，亦值得当今的文学研究者思考和探究。当然，章学诚也并非在脱离了清代文学创作实际的情况下建构他的文章谱系，事实上，他以纪叙作为文集之文时代的最高文类，正顺应了清代文学叙事文学高度繁荣的历史趋势。从这个角度看，章学诚又是他同时代文士的理论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