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灯

　　经过二十余年的苦研苦耕，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拙书《文心雕龙译注疏辨》的繁体字本不久前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付梓面世了。至此，我确实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它是我后半辈子耗尽心血得来的学术成果。这些年来，除偶然也不得不写一点怀人的、应景的文字外，我的所有精力全都扑在这项作业上面了。有人或许会问，《文心雕龙》原著文本不到五万字，加译加注再加辨误析疑，真的需要花上二十倍的篇幅吗？我要说，笔者其实是极为注重简省笔墨的。以全书485则辨条言，尽管广征博引，铺得较开，却皆为前人校注训解的疏误而发，自信尚无废话，即没有一条是无的放矢、哗众取宠、故标新异的产物。自宋元明清至当前，前人的研究不免会留下一些空缺，校注疏解中也存在不少舛误，更还有许多引申阐发别出心裁，反将原著读解领入歧途，而且陈陈相因，以讹传讹。这些，都是颇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拙著的探究工作，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自己戏称是学术上的“拨乱反正”。因此，我愿意写下自己的一些感言。

跳槽的缘起

我原来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写文艺随笔，作理论探索，主要的还是作品评述。因为另有本职，或教书，或做编辑，不是专业写作者，只能见子打子，像小贩一样兜售点零星物儿。即便如此，也受许多限制。比如，想写的或因犯忌而不能写，不想写的又不愿去作趋炎附势的随从。就这样，二十余年积累下来的文稿，仅有十七万字，虽亦汇拢而成《艺术魅力纵横谈》的小册子，雷达先生所作之序也说了不少好话，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常在为自己的浅薄而惭愧。

　　1989年下半年起，我请了一年的创作假。当时并无明确的选题，仅仅为摆脱烦琐的编务，想自己搞点研究。具体搞什么，一时尚无决断，于是先抓武侠小说消遣。某天读到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今译》，觉得注释可以商兑之处颇多，译笔也较显生涩。随后又找来陆侃如、牟世金先生(合著)和赵仲邑先生的同名专著《文心雕龙译注》，比《今译》似乎要好些确些，但仍不甚理想。这三个本子流行较广，学人多以其为读解《文心》的首要依据。一头要面向众多初学的年轻读者，另一头又要面对年代久远的艰深巨典，注解的准确稳实本已难甚；再加上原著以骈文写成，译作白话自也应体现其俪对美文的风韵吧！我有点跃跃欲试： 自己可不可以也来译它一遍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翻译了全书首三篇《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字。反复润改后自己还觉着满意，却仍无把握，于是分别寄给北京和上海的两位专家求教。碰巧的是我同一天寄稿，两位也同一天收到，都在当晚作复，我又同一天收到了回函。他们都极表惊喜，鼓励有加，希望我务必按自己的路子将全书译完——他们是看到了拙稿与其他译注本的差异。但他们也不约而同地嘱我将视界放开阔一些，译注辨析的参照点不宜光局限在这三个版本上。这本来就是我的打算，试译三则仅仅是种试验田而已。

　　在着手寻觅《文心雕龙》各种版本的同时，我已展开了自己的探究工作。虽说资料无法像前辈学者那样收罗详尽，但历来的重要刊本，尤其是现当代学者诸多学术专著，都还算是相对完备了的，它们引领我去对照比较，去斟酌推敲，去辨识正误，以求取对文本文意相对有最显确切的训解阐释，疑义疏解、去谬存真的辨析条目自然也在此过程中产生。

　　这实在是苦透苦透的差事。这里需要格外地严谨细致，绝对不可马虎潦草，所谓要能“断以己意”，那是务需经过切实的诂训，分辨出歧异而又有定见定识之后的一种水到渠成，与浮躁取谬、随意图新完全是两码事。即使在很小的节点上，我也尝到了这样治学的甜头。如《序志》篇末赞辞有云：“逐物实难，凭性良易。”“逐物”一词，各本多解指“理解、掌握事物”，两句谓追索万物之理及真相本就很难，但掌握其规律则可显得较为容易。表面看，译解十分顺畅，然又有一个不可通解处： 认知事物之难就难在把握其“性”也即其规律上，下句再说掌握其规律则易，岂非成了自悖式的解释？这里或应疑训解有误。查核全书，笔者发现“物”“貌”等语，实为彦和专用的写作概念，《明诗》篇有“驱辞逐貌”句，《诠赋》篇有“品物毕图”“写物图貌”诸语，《物色》篇又有“写气图貌”之说。这里的“逐物”，也即是“写物图貌”，引申指写作事业，两句应谓： 写作事业本就极其艰辛，掌握规律则可较显容易。这样解句，既显得文顺意畅，更与全书讲规律、谈文术的主旨紧相契合。

　　类似的例子尚可列举许多。我总觉得，《文心雕龙》的字词句、篇章表意等基础性研究，确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推勘的地方。有位专家曾肯定地说过，《文心雕龙》的研究已做得差不多了(指字词句的基础性研究)。或许是这位先生出过校勘文本，但怎可以此盖住众多专著而将己作树为标范呢？所以有专家说，此乃狂妄浅薄之见。我则是选定24篇重要篇目，从析疑入手，逐字逐句地斟酌，写下辨析条目，又据已有的新见新识将原文重新翻译一遍，形成了第一本专著《文心雕龙辨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笔者提交了大会发言《关于龙学研究中的“三欠”问题》，明确指出《文心》研究中存在着文字诂训欠妥、文本校勘欠慎、文意把握欠确的缺失，用事实回敬了上述说法。这以后，自己的探索工作便始终沿此朝向前行，一直没有停歇过。

　　同样耗尽心力的还有全本的白话语译工作。按比例看，译文不过仅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绝不会少于整个工程的一半。每字每句每篇译文，我都反反复复地作了润改。我始终认为，像《文心雕龙》这样的骈俪之作，显然不宜用一般的白话散文译之，而更得格外地讲究译笔的遣词、句式和文采。二十余年来，我一直在摸索，想寻找一种与骈对原著能同趣互映的语词句型组合，以利体现骈美的原文。实践中或许算是找到了一些感觉，因而对拙译提出了两条硬性的规定： 其一是要求译文大体是原文的一倍。尝试的结果发现这二比一的比例正相合宜，拉长了显冗，压缩了则干。其二，译文基本都采用类乎白话文的排比句式，来对应原作的排偶文句，力求显现其独特风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刻板的苛求是自己折磨自己。但是，翻译绝对又应是一种创造，我于是只能勉力为之。效果也许是好的，可以举一段译文作例子。《物色》的原文有以下各句：

　　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连]形： 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拙书的译文则作以下译解：

　　所以，“灼灼”二字写出桃花的明丽，“依依”一语极尽杨柳的柔顺，“杲杲”的状写勾画阳光灿灿的图景，“瀌瀌”的描述展现雨雪漫漫的形貌，“喈喈”连声仿效黄鸟的和鸣，“喓喓”叠音模状草虫的叫声。再如“皎日”表现光亮，“嘒星”形容细微，一个字即已穷尽景态；“参差”状荇菜长短，“沃若”言桑叶鲜润，两个字则又写透物貌： 一律采用以少总多的写法，外物情貌便都状写无余了。

　　译解是否准确妥帖，应由学界去评说，但可以补充一点的是，原译的“一个字即已穷尽物态……两个字则又写透形貌”句，付印前还更换了二字，即将“物态”易为“景态”，“形貌”改作“物貌”，目的仅仅是为了避免与上文“形貌”一语的重出。笔者始终认为译文务应严谨考究，这个路子想是不会错的。众多学者费大力气予注予译，且不说尚有信实不足处，“雅”字的目标则恐怕大多都未能达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张光年先生或有感于此，1983年推出六篇《〈文心雕龙〉选译》，以后增补至三十篇，结集称名为《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他在序言中说：“人家是那么漂亮的骈体古文，我用语体骈文翻译出来，力求(不能完全做到)上下句对偶相称，平仄协调。还力求(不能完全做到)一句古文译成一句语体文，不失原意。”大诗人的语译，自然文笔雅丽，句型工整，对诸多注家译文的欠缺应是一种补足，甚至可以说是树起了一杆标的。但因张老的语译基本属“直译”的性质，故训解要求或应严格些。恕我不恭，在将原著语辞准确无漏地译释出来方面，个别地方似尚可值得推究。如原著首篇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张老译作：“文的来头大得很啊！”“文之为德”是否即为“文的来头”意？“来头”一语乃当代口语，不能说口语不应进入译文，问题是其含义比较广泛，可指人和事的来历、势头、力度等等，尽管读者能够大致体察到译句的含义，但从训诂严谨的角度言，表意仍恐会有不确切感。接下去又有“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两句，译文作“日月交辉，高悬出天文的形象”。“叠璧”二字指日月如璧，轮番照耀大地，译文似未予清晰地传导；“垂”谓布，“丽”为附着意，后句言显示出天上无比璀璨的景象。这一训解若不误，张译是否尚有一些缺憾呢(这后一条意见书中虽无剖述，现在补出却也未必嫌晚)？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挑剔，但我则认为是对译事该有的要求，尤其是对《文心雕龙》这样简约而骈美的古典名著。真正严于诂训的是杨明照先生，他在《〈文心雕龙〉有重注必要》一文中引他著中的“鬼神之为德”“中庸之为德”“酒之为德”等句相较，指出“造句和用意极为相似”，“都应作功用讲”，“‘文之为德也大矣！’犹言文的功用很大啊！”释此“德”字既确又透，堪称训解古文的楷模。我开始试译之时尚未见到杨文，首句的众多歧见也让我几度反复地推敲，最后译定为：“文章作为一项德业，实在是够盛大的了”。我想，“德业”一语由“功用”之训转来，译句又与原文语词贴切相应，再三再四地斟改也应是值得的。

审慎从事，敢于质疑

治《文心》近三十年来，我始终抱着既小心又大胆的态度，说具体点，那就是： 审慎从事，敢于质疑。这是两个基本之点。

　　不谨慎从事，不紧扣原著主观随意地阐解一通，那会将文本搅乱，错谬迭出，贻误后学，俗话称之为“糟蹋圣贤”。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诠赋》篇有“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两句。“体国经野”语出《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郑注云：“体犹分也，经谓为之里数。”陆德明也有解释，意谓营建京都宫城门途，如人之有手足四体；管理郊野丘田沟洫，如机之有经纬。这样，“体国经野”后来成为固定词语，泛指治理国家，含善规划、有条理之意。

　　众多注家训“体”为划分，释“经”指丈量。确。但经译者的引申发挥转化为译文，意思则又与原意相距过遥，有了根本性的偏差。牟本译为“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意义是比较广大的”，周注又译作“都要考察国都体制，观看田野规划，推重重大的意义”，其余注译如郭本、龙本、向释本、《义证》等等，也都未能逸出这个译解范围。

　　描摹“京殿苑猎”，了解观察自不可免，但何以牵扯到了“国家的大事”？又何需考察“体制”并观看“规划”呢？似乎，辞赋家都得如当今之各级计委主任，否则便难以命笔，这岂非成了笑话？本条二句是专对大赋而言的，篇幅长大，内容宽泛，故务应如“体国经野”一般来安排构筑，以做成结构完整、有“序”有“乱”的“鸿裁”。下句的“义”字，恐也不指含义、意义，其本训指容止、仪态。两句其实是说： (那些描摹京都殿宇、游苑狩猎，叙写从征远行、襟怀志趣的大赋)都有如经国治疆般地经营，体式崇尚昭明宏大。稍微细心点的读者都会发现，整个这一段介绍汉赋崛起发展，划出长篇大赋和短章小赋的区类，叙说二者当如何写作，各有什么内容和哪些特征，何来意义及影响的述说？根本在于粗疏，不去审察整段行文的表意，不细致推究孰正孰误，于是错将比喻语辞当作实指来译释，译意的走失也势在必然。人们不妨比对一下，究竟哪一种译解更显得顺贴合理些呢？

　　另可举一个校勘的例子，很小，却极能说明《文心》研究中确实存有不少的空缺、罅漏和谬误。《征圣》篇有“书契断决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两句，各本的译释，“书契”一律解指文字。训释不误，但无论如何均不能将各句衔连起来。上文提示语说，圣人的著述即经书有四种特征： 或语言简练，或文辞繁富，或理思明辨，或蕴蓄隐曲。紧接着用十二句列举若干经书(有的为暗举)，阐述其各著的特点，惟此排在第七、八的两句未指何著，紧挨而言的下句“此明理以立体也”岂非成了不可落实的空话？作为大家的彦和能如此不顾前后地行文吗？这里的读解肯定出了毛病。经反复思忖斟酌，终于霍然有悟： 书、契二字是否应当分训？“书”指《尚书》，“契”谓文字，此言《尚书》的文字如何如何。古文之中，“书契”二字常常联用而训为文字，但单用“契”字也指文字，甲骨文至今尚有称“契文”者。这就是说，在此处的语言环境中，二字分训最为合理，即文本校为“《书》契断决以象夬”，这样正能使前后十二句表述句句顺畅有指，没有任何读解疙瘩。与下篇《宗经》赞《尚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也完全的合拍合榫。花了许多心力，校勘仅仅添一个书名号，但自己觉着值得，因为毕竟扫除了文本的一处障碍，也已为后出的专著所采纳。仅此一则小例，或多少可以说明，笔者是如何将小心和大胆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质疑不是目的，它仅仅是一种手段，是解开疑团的基础。你还得走出第二步，第三步，将正解(包括胜解)和阐述落到实处，才可望真正的有些学术建树。笔者深深感到，要使学术探求有科学的推进和提升，浅尝辄止不行，那样只能追随在他人后面人云亦云；别出心裁也不妥，因为一旦失却严谨，往往容易出现改正为误的谬说。这里，应当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其一是朝着客观的方向，即对已有的成果作鉴辨识别，认清是非判明优劣，学术总是在纠谬、取正、从优的过程中前行的。其二是朝主观的方向使劲，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养，深思熟虑，提炼出切实可靠的学术见解。这样，质疑便有了归宿。

向权威挑战

《文心雕龙》问世1500年来，花引蜂蝶，有众多学者为其考订注疏，留下的专著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现当代出版的注本释本译本则更多，为普及推广这部名著作出了突出贡献。著述者多为专家学者，有的还被尊奉为权威，他们书中难道也会出错？是的，很遗憾，此中仍还有不少疏漏、失确，甚至是谬误，务应予以指出纠正。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会遇到向权威挑战的问题。笔者曾经作过一个比喻，说这样做犹如轻量级找重量级比赛拳击。但只要踏上学术探索之路，这恐怕就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了。

　　这里可以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事类》篇有这样两句话：“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字面表意清楚，疑点在一“千”字上。范文澜献疑曰：“彦和语即本《淮南》文。《淮南》又本《吕氏春秋·用众》篇。数千似当作数十，数千不将太多乎！”杨明照的意见正与之相反：“按古人为文，恒多夸饰之词，舍人于前篇言之备矣。如鸡蹠数千，即为太多，则所谓周游七十二君者，其国安在？白发三千丈者，其长谁施耶？《吕氏春秋·用众》篇：‘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与蹠同)数千而后足。’是舍人此文，本《吕子》也。且本篇立论，务在博见，故谓‘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皆喻学者取道众多，然后优也。”此说早在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心雕龙校注》新版中提出，继后推出的注本译本除郭注本外，文本一律据杨校写作“数千”。尽管杨校细致精当，提供了许多卓见卓识，但这里的一字之争，是应当肯定范注确而杨说非的。我们该回到彦和的原句上来。这是骈对为文的两句，前句说一皮无法成裘，系实言直叙，那么，对仗工稳的后句，也绝然不会取用夸张的修辞格。这是无可置疑的，显而易见的，不然，写出这样的跛足文句，彦和岂能成其为理论大家？

　　此例之中又还套有一例。1967年台湾学者张立斋出版的《文心雕龙注订》取范说：“‘千’字当为‘十’之误”；1982年同一作者所著的《文心雕龙考异》(二著皆为正中书局版)则又校“十”为“千”，并说：“血流可以漂杵，一食何妨千蹠，皆在夸饰之列，况吕氏之作可征乎。范说非。”学术见解的更改是常有的事，但将原有的追随者转为争论对象，采用如此的口吻，实在欠妥，更何况新取的意见是看似依据强硬，却仍有明显的破绽，经不起推敲的呢？

　　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作“名人效应”，也可称之为“权威情结”。学界确乎普遍存在着一种跟风的不良习气。只要是大人物大专家讲的、写的，不对也对，不深也深，一味趋从，竞相阐发，甚至还奉上许多天花乱坠的赞誉，殊不知这样做不仅阻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提升，更还会张扬误识而使之成为学术定论的。

　　当然，杨先生治《文心》精当深湛，他与王利器先生被誉为校订勘误的“两大功臣”是当之无愧的，“数千”之校不过是偶然的疏失，其他校订则又精彩纷呈。如《乐府》篇有“缪袭所致，亦有可算焉”两句，前句“致”字不可通，纪(昀)评改为“制”，以后各家多沿用，1959年的杨校本也校定为“缪袭所制”。但是，唐写本文字又作“缪朱所改”，“朱”字“改”字的出现想也不至于无缘无故吧！再往深处探索，《晋书·乐志下》有明确记载： 三国时，魏国缪袭、吴国韦昭都曾受命改曲，那么，唐写本“改”字不误，“朱”字则应为“韦”字之误，“盖草书‘韦’‘朱’形近”，故将文本校定为“缪韦所改”，这样，文本与史料、异写与辨证完整地谐合，杨校达到了何等精细的程度！

　　同样为著名专家写的《今译》本，却没有杨校这样的精度。《诠赋》篇赞辞有云：“析滞必扬，言庸无隘。”王证据唐写本改二字，校定为“抑滞必扬，言旷无隘”，各本均无异见，《选译》《今译》亦然，但训释却令人哭笑不得——二本注文均为“抑滞： 抑后，后面抑，即欲抑先扬。”译文则互有不同。《今译》译作：“对抑止停滞的一定要加以发扬流动，内容广阔而不窄隘。”《选译》本后句同，前句则为：“修辞下抑后一定上扬。”尽管其注释本作了说明，举司马相如《子虚赋》写云梦泽即取用这种手法，但仍无法弥补注与译全不相扣的疏误，表意也模糊不清，读者不知彦和究竟在说些什么，哪里还有权威性可言？其实，两句言汉赋“铺张扬厉”(杨校语)的风貌特征，谓描状静止平板的事物都可以使之灵动飞扬，言辞旷放又有如江河无阻无挡，毫无向后抑或先扬后抑的含义嘛！再则，反衬手法与先扬后抑(或先抑后扬)，恐也不该混为一谈吧！

　　举出不少实例，为的是说明自己的权威观。笔者是极其敬仰专家学者的权威论著的，全书征引他们的述说已达数不清程度便是明证。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权威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硬贴上去的，它是在学术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是经过积累、深化、提炼后成为普遍认同的一种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权威性并不等同于万能性。专家学者即便在总体上、诸多方面的论断有其权威性，却也无法保证在每一个节点上的见解都确凿无疑，此即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之谓也。所以，既要充分尊重权威，遵从他们的科学论述，但也不宜盲目迷信，将谬误也奉为圭臬。这中间，鉴辨是必不可少的，胆识也是不可或缺的。

挖一口深井

除了朝客观方向求取突破和推进，又务须要求自己在主观上作出刻苦的努力。两方面的互动相加，才可望获取有价值的学术建树。笔者的探究工作也是双管齐下的，但鉴于以往写的文字涉足古典文学领域相对较少，学养受限，因而尽量要求夯实自己，反复审核本人见解的正确性合理性，也即在主观层面上笔者花费了更多的力气。

　　如《祝盟》篇的“太史所作之赞，因周之祝文也”两句，唐写本则作“太祝所读，固祝之文者也”。这里的“赞”字，具体指汉代帝王葬礼所用的哀策文字。唐写本的后句，显然欠合乎逻辑，哀策讲究文采，其他祝文难道就不求文采了？所以，好些主张依唐写本校订的注译本，译后句仍据今本文字。前句的“太史”则有歧见。周注释本说：“太祝： 《后汉书·百官志》太常卿属下有太祝令，‘凡国祭祀，掌读祝及迎送神’。又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不管读祝。”杨校说同。看来凿凿有据，彦和“太史”一语似乎是用错了。但是，古代职官礼仪极其繁复，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规定，司职也恒有交叉。为探究竟，笔者查阅了《后汉书·礼仪志下》，其中详尽记录了汉代大丧礼仪的过程。从太子即位到灵柩起驾再到梓宫入穴，多次颂读谥策，有太尉读、太史令读、太祝跪读等仪式。疑团解开，能确知太史读策的说法并不为误。此例看似有现炒热卖的味道，但因征之于史载，细斟细酌，不断往深处探寻开掘，这样得出的结论想来是准确的，也应当是有学术力度的。

　　《文心雕龙》五十篇编次有无颠倒错乱，也是对研究者学养识力的一个验测。最初或由《物色》篇引起，范注云：“本篇当移在《附会》篇之下，《总术》篇之上。盖物色犹言声色，即《声律》篇以下诸篇之总名，与《附会》篇相对而统于《总术》篇，今在卷十之首，疑有误也。”刘释说：“此篇宜在《练字》篇后，皆论修辞之事也。今本乃浅人改编，盖误认《时序》为时令，故以《物色》相次。”王证也以为：“范氏献疑是。……惟此篇由何处错入，则不敢决言之耳。”郭本则干脆将篇次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原四十二、四十三篇的《养气》和《附会》移前为二十九、三十篇，《事类》第三十八移至三十二篇，《物色》篇又置于《夸饰》、《隐秀》之间为第四十二篇。依据是《序志》篇有“剖情析采”语，《养气》、《附会》、《事类》皆属“剖情”类，故前置与《神思》诸论相衔；而《物色》则属“析采”部分，与刘释论修辞的说法相近，因而插入趋后。有人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全书五篇为一卷，据《序志》有“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等语，故《物色》当移前，《时序》则应移于十卷之首 (参见台湾版《考异》)。这一篇次讹误说影响甚巨，台湾著名专家李曰刚先生撰著的《文心雕龙斠诠》(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印，1982年)，也据以重新编排了后半部篇次，只是并未完全依照郭本所列的次序。

　　这些均为大专家的意见，从还是不从，确实相当考验人。

　　细酌各说，似都不怎么经得起推敲。据不完全的敦煌残本看，唐时本书篇次已定，所列十五篇(完整的十三篇)与今本次第合。接下来，迄今能见的宋元明清版本，除宋本《御览》篇载有佚外，其余如元刊至正本、王惟俭的《训故》本、梅庆生的音注本，以及日本所藏的几个版本，篇目编次也一律不见差错，何以沿一千五百年而来的今本突然又有编序的讹错了呢？篇次误排的版本依据丝毫未予提供，也无法提供，仅归咎于“浅人改编”，在印刷条件很不发达的古代，这实为极难想象的事。深入一步探究，可知全书五十篇，分为十卷，每卷五篇，乃后人为编纂齐整而设，并非按类剖划(明杨升庵批点曹学佺评《文心雕龙》列篇而不分卷即可为证)。由于总论五篇，文体论二十篇，以致造成依类定卷的错觉。如若真的如此，《序志》具有“以驭群篇”的独立性，与《时序》、《才略》等均不类，岂非也应自成一卷？至于说《序志》所列篇名可标明篇第也不确。彦和是撮举选举，并非全列，怎可作为篇次排列的依据？纪昀总其成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已说得非常明白： 《文心雕龙》“分上、下二篇。上篇二十有五，论体裁之别；下篇二十有四，论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为二十五篇。”可见古人亦未将卷的编排和类的归属完全等同起来。回到《物色》所论之内容，刘释的“论修辞”说显然欠妥，《义证》已指出：“按刘永济在下边对本篇的解说，也不限于‘论修辞之事’”，因《物色》并未如《比兴》、《夸饰》那样专论修辞手法，也不像郭注所言属“析采”即论述藻采的运用，而是阐述文学描写与自然景色的关系，与《时序》等篇论文学与时代、与作家才分、与文学鉴赏等关系相协，列于此处正得其所哉！将本篇论题缩小到仅涉藻采或修辞事，自会怀疑篇第有误，问题恐出在注释家自身的理解上了。

　　只要不断地深入，学术探索就可望有所进取，笔者在《隐秀》篇的校订上就颇有体会。全书之中，此篇最为特殊，即由于版本缺失一页，引录不全的宋本《御览》未列该篇，元至正本起各刊本皆缺四百余字。二百五十余年后称找到佚文，明末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予以纳入，清黄叔琳辑注本亦予采用，广为流传后遂有完篇的今本。但由此又带来了补文真伪的论争，至今未有结论。笔者觉得，作为学术课题，真伪之辩可以继续；但从读解文本、把握原著论旨的角度看，补文理当纳入残文，即便其并非原著之旧也应如此。要将这两点区分开来。试想，原文论隐论秀(指复意含蓄和篇有警策的两种手法)，残文则呈现一种论隐有之、举例阙如，言秀无论、仅举一例的状况，如何能做到论述的完备？细酌残文，又可发现为衔接残篇文字，似已留下有文人作过文句修润的痕迹(如本当有的“晦塞为深，虽奥非隐”二句八字，诸多刊本皆不列；“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两句，则又简缩为“秀句所以照文苑”即值得思考)。用心良苦，意在补漏。但缺失逾半，怎么补救都无法使之成为完论；只有暂时搁置真伪之辨而将补文纳入篇中，方为颇佳的一种选择。至于有的专家竭力贬斥补文，将其说得一无是处，那是因为先认定其属伪而出现的偏执，这里就不予展开了。

　　另有一则校勘或还相当有趣。《奏启》篇“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贵直也”句，本勉强可通，却不够顺溜，王证据有板本“言”下有一小写的“二”字，以为是重字符号，故添一“言”字，校句为“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但笔者又想，此小写的“二”字，可否视为乙正符号(稍有连笔即酷似“乙”字)？那么，逗号宜移前一格，校句应作“孝成称班伯之言，谠贵直也”。这是其他诸本皆无的校订，非为标新，乃是依据前人提供的点滴启示，再经独立思考而有的结果。至于确否，自有待于学界鉴辨，但起码做到了文顺句畅，也说明了笔者是如何对待校注译释工作的。2003年12月，本书上编《新注新译》单独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刊行后，反响确实较好，两位专家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书评，肯定拙书取得的成绩，也透露了作者此中的艰辛和磨难。笔者并无就此歇一歇的想法，我将鼓励当作鞭策，又用六七年时间对全书再做精耕细作的修订，因而有了今天奉献的这本较为完整的书稿。

　　感言说完，似还应赘述一句： 为撰著这本书稿，我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首先是精力心血的投入。我深知，蜡烛的光焰在燃烧中闪烁，学术的成果靠心血来浇灌，要认真切实地做点学问，务须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这是从起步直至完稿就一以贯之的认识。再加上长期以来总有编务杂务缠身，我的撰述于是不得不加倍努力，比其他同行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上文种种举例可折射出笔者耗力之巨外，另还可提供些数据作补充说明。自1992年笔者先只身调回上海后，除必不可少的本职工作和吃饭睡觉外，每天工作约十四个小时，其中起码有六到七个小时用于《文心》研探。1995年起，我受点照顾摆脱了行政杂务，此后仍每日苦耕十来个小时，并坚持十余年之久，全书杀青、润改修订都在这一时段里完成。此间笔者基本不看电视，没有娱乐，全身心地投入了治学之中。单以仅占十万字篇幅的译文为例，每一篇的修改润色一律都在十二遍以上，多的则自己也难以计数了。可以说，笔者就像是一名手工裁缝，《译注疏辨》乃是一针针一线线缀缝而成的成品。

　　其次是身体亏了垮了。竭尽思虑与元气损耗往往是联袂而至的。古人早有论述，道理笔者也懂，无奈谋事未果只能顾此失彼。最初出现的是短暂性晕厥，大概只有几秒钟。询问医生，说可能是“咳嗽性晕厥”，问题不是很大，于是并未将它当作一回事。多少年以后作脑部CT检查，才发觉后脑有一个腔梗灶。近几年来，眩晕来了，失眠来了，消瘦来了，耳聋也来凑上热闹……这些，看起来似与学术无关，但我知道，它们无疑都是殚精竭虑的副产品。不过我并不失悔。人生一世，白驹过隙，能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恐比浑浑噩噩活它百岁更有意义。所以，有人若要问我是如何从事学术探索的，我想归纳的第一句话就是： 生命的透支！

　　2015年10月写定于上海

并非赘语

“感言”写完，总觉得还有一些话是应该说一说的。它们不属感言范围，然弃之则可能会带来缺憾，故这里还是用“赘语”形式将它写出，好在文字不长。

　　其一是要表白，今后将不准备再搦笔为文了。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先是耳朵坏了，突发性的，殃及双耳。某天早晨参加个会，瞬息间发觉听力下降，辨音模糊。当时我并不怎么着急。直到早年的一位学生，现已任三甲医院的五官科主任，告诉我这类神经性耳聋目前尚无治愈的办法，这才让我紧张起来，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再加偏方、秘方轮番疗治，也配了价格不菲的助听器，均无显效。作为一名文化人，不时要发出点自己的声音，要与外界有交流、碰撞乃至于论辩，一旦听力受损会带来多大的苦恼！然而祸不单行，不几年慢阻肺又缠上贱躯。疾患的折磨已难经受，不料更重的精神打击有如炸雷般地劈来： 2014年岁末，拙荆因猝发性心力衰竭而弃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迎来了《译注疏辨》的出版。悲多于喜，交杂翻滚，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自己在做些什么，也不知下一步还要做些什么。也是在这段时日，我先后惊悉了王运熙先生、王更生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深感痛惜，另一方面也倏忽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在专治《文心》的同时，我曾写过多篇怀人的文章。他们往往年长，有的还是长辈，我写纪念文字理所当然；现在，是不是已到该由他人为我写祭文的时候了？但是，怀念两位师尊的文章必须写，瘫在床上都务必写。我给张文勋老师寄了书写了信，表达了参加2015年昆明年会的意愿和顾虑。张老几次热情函邀我与会，就这样，我拖着支离的病体，不顾医生劝阻，孩子反对，只身从上海赶赴昆明。这实在是一次冒险的远行。戚良德先生事后在文章中说我面容、步履“清癯”而“蹒跚”(见《中国文论》第三辑279页)，其实又何止这些，赴昆明我只背了个双肩包，下车时汇入人流趔趔趄趄前行，下石梯曾被人轻轻挤搡一下，几乎跌倒酿成大祸……为的是什么？仅仅为将《忆王运熙、王更生两位师尊》的文章在年会上念一念，献上晚辈深挚的哀思。或许是皇天佑我，8月8日上午，我在开幕式上诵读此文，下午又接上海电话，说《文汇报》也于同日刊出。这是我三年来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我与友人说，这是不得不写的文字，不写良心难安的文字啊！因此，所谓不再为文的说法得稍作注解，即系统性的课题研究已经无力为继了，“小令”或许会有，但也不会多。

　　其二，既已宣告搁笔，我似应将笔名“张灯”的由来简述一二。此笔名是为悼念我唯一的舅父而启用的。舅父张路先生毕业于杭州艺专，丰子恺先生弟子，全国著名的版画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由北京扫至哈尔滨，又成了北大荒画派的一名创始人。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兴奋已极，出席除“四害”后的首届全国美展，正值伏天，冒酷暑四处奔走，看望朋友，更兼好喝一口并乱吃乱喝，由此染上了爆发性肝炎，医学上称“急性黄萎缩”。回到哈尔滨便即发作，来势迅猛，各项体征指标急骤下降，一天一个样，家母欲飞往哈市也都赶不及了。我与舅父相处时日有限，但却知他是苦出身，杭城求学时常穿木屐过冬，原因是外公并不支持他深造……为缅怀才华卓然却又命途多舛的舅父，我在1979年10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第一次用了“张灯”的笔名，意谓： 黄泉路上张起一盏灯，舅舅您老人家走好！后来刊出的多篇拙文续用此名，赖不掉了，就这么沿用下来。

　　其三，回归本书，想纠正一下错谬之处。因为是文字障碍颇多的古文文本，又用繁体字排印，故笔者亲自参与了一、二、三校的校勘工作，即使在病痛心痛最甚的终校期，我仍咬牙逐字逐句地校订，相信错谬处不会很多，因办事细心可算我的一大长处。然而书稿印出翻开扉页，即让我大吃一惊： 短短的“作者简介”栏，连标点仅三百字，竟然有了三处更动。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社科系列研究员”的三个短句，均为介绍作者身份语，宜用逗号隔开，本人提供的电子版稿本正这样标示。出书时却改了标点：“……会员。……理事，……研究员。”并列的话怎能一句末用句号，二句末又用逗号呢？即使全用句号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嘛！

　　另一处则是改正为误的例子，将“译笔”改成了“释笔”。原稿说的“译笔讲究文采”，其实是王运熙先生对拙著译文的评价用语(参见2015年8月8日《文汇报》，《文心雕龙新注新译》序言中王老也说过同样的话语)，是常用词语；“释笔”语以前则未闻未见，表意亦不大明豁，难道是指所有的行文？那笔者是不敢接受这一恭维的。

　　总之，指出上述数端，纯为勘误，希望有拙书者能作点更改，出版者也在付印底本上给予订正。笔者不怨出版社，也不怨着手审定者(从未打听、也未提过些许意见即可为证)，更不会怨责编杜怡顺先生。他其实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编辑，既细心又有水平，为该书的校订出力不少，将“前言”的征引部分单独列出而设置“凡例”，显得规范而条线分明，就是他提议并操刀的，因他深知笔者当时正陷于身心的双重灾情之中；接到新书，他同样也是傻了眼的。我只能怨自己，多的精力都耗了，付印前为何不捋上一遍呢？这不是假话，书出之前我写过一首七言“打油”，可表白当时宁可出书、不计健康的心态和目标。诗曰：

　　残灯已届古稀年，旧作重温倍汗颜。

　　待到龙书全本出，黄昏抱病亦甘甜。

　　2017年愚人节写定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