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美

一、 问题的导出

近年来有关《文心雕龙》这门显学的研究议题丰硕。因此在研究议题上，往往必须面对如何在熟题中开展新的诠释视域，或提出新的问题意识。这也是本文提出刘勰“文心”与《定势》之关系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有关《文心雕龙》之“定势”的研究不少，因此它还有什么空白处，给本文可以加以反思与诠释的空间呢？此乃为本文不断自问的议题。我们将从刘勰“文体通变观”的诠释角度进入，把研究焦点放在刘勰对“文心”与“定势”之关系的理论议题上，从近现代有关《定势》篇之前行研究成果中，找寻足以厘清，或说明的对话性议题。因此在面对此一议题前，有以下几点基本假定：

　　首先，本文之“文体通变观”一义，乃延续拙著《〈文心雕龙〉“文体通变观”研究》一书而来，所谓“文体通变观”是以一种后设性的诠释视角，提出刘勰诠释“文体”之“通变”的历史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通变观”。此一观念、立场与主张，可提供研究者重新反思文体的“通变性”问题。故其论证的对象是“通变”，且限定在“文体”的范畴上，进行探讨刘勰如何以“通变”观念来诠释其“文体”之起源、演变的历史现象，以及文体创作、批评的“通变性”法则。这种“文体通变观”是立基在辩证思维上，藉由通变之心以见通变之宇宙，并且从宇宙万物的规律与结构中，一方面从“本体与现象”、“普遍与殊异”探讨文体之通变性形构，另一方面从“变化与恒常”、“往复代变”反思文体之通变性规律，从中探讨“文体之主客辩证融合”的通变性关系。

　　其次，刘勰在《文心雕龙》五十篇中，专设《定势》一篇，定然有他对文体之“势”的主张与看法。故本文预设刘勰论《定势》之“势”是一种动态过程义，所以不宜从静态化的视角来看文体之“势”的问题。由此可见，刘勰之《定势》篇的“势”只是做一个必要的定义，这篇文章的关键在“定”字。然而“定”不是乱“定”的，“定”取决于作者的“文心”。所以“文心”如何能在创作的过程，运用通变性法则，去“定”其文体之“势”，使其形成一种创作的体势。故在此预设下本文将从“定”切入，探讨“文心”的作用，及其与“文势”的关系。

　　再则，本文以“文体通变观”为诠释视角，实乃以“文体通变观”为一个大前提，预设在此一观点的限定性下，刘勰所论之《定势》中是以作者的主观“文心”与客观“文体规范”的通变性法则，来阐述文体在创作的动态历程呈现出“势”的文体价值。故本文希望藉由此一观点，切合《定势》篇文本进行分析，反思作者“文心”是如何操作文体的“通”与“变”来“定”文体之“势”？有见于此，本文认为论证“文心”与“定势”关系的重要镜头，乃在刘勰“文心”义涵的反思与诠释，因此我们将引用颜昆阳《从混融、交涉、衍变到别用、分流、布体——“抒情文学史”的反思与“完境文学史”的构想》一文，对于文学家主体心灵的“意识结丛”因素，作为本文论述刘勰“文心”义涵的依据。

　　综上所述，本文以刘勰“文体通变观”为前提，重新解读《定势》篇时，不仅要面对客观文体规范的“体势”问题，也要探讨作者主观“文心”的作用性；尤其在文章创作过程中，文心之“定”是具有主导性与决断性作用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以辩证性来看“文心”与《定势》的关系，并且将其放在全书系统化的理论性位置，才彰显刘勰《定势》篇的文体价值。假使前行研究者，仅从单纯的作品来看刘勰的“定势”文学主张，将容易让研究成果呈现静态化，或单一的语言形式研究现象；其结果就可能导致脱离刘勰“定势”的文学理论视域，甚至忽略刘勰对作者“文心”之“定”与文体之“势”的辩证性关系。纵然费尽心力建构“势”的意义，却容易流于泛理论性的建构危机。

　　因此本文将采此一“文体通变观”为诠释视角，除了从反思“定势”议题之前行研究为基础外，更藉由此一观点，探讨“文心”与“定势”在文体创作与批评中，所呈现的“通变性”法则： 一方面从“人”的问题上，看作者及批评者的主观“文心”具有其“创变性”动能，并在此一“创变性”的创作，或批评中，展现“文心”之“独具慧眼”的“择定”功夫。另一方面从“文体”的问题上，看“客观”文体的语言形构，乃取决于作者“文心”的择定，在体制“常规”与体式“理想典范”的制约下，完成文体之势的创作。所以本文的研究并不在《定势》篇之“势”义涵的辨析，或理论的建构；而是想藉由作者“文心”对于创作之“定势”的运作，以及主观“文心”与客观文体规范在“通变性”法则下，完成其“文心”与“定势”之交互辩证性关系的理论性架构，藉以确立刘勰撰写《定势》篇之“定”的理论位置。

二、 有关《定势》篇之前行研究成果的反思

在“文体通变观”的前提下，本文提出《定势》篇之“势”是一种动态过程义，所以不能只从静态化的视角来看其文体之“势”的问题，因为刘勰《定势》篇之关键在“定”。然而历来前行研究者大都只谈“势”，没有谈“定”的问题。殊不知，“定不定”才是关键处。如此说并不在否定“势”的重要，而是说“定”才是比“势”更重要。然而“定不定”不是取决于外在的、客观的体势，它的决导权在作者的“文心”上，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开宗明义所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因此我们从“历时性”的前行研究中，很少看见近现代龙学研究者，专注于有关作者主观“文心”的研究。

　　此外，历来学者研究“定势”的重点，大都集中在“势”之义涵的反思与诠释，因此对“势”就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例如：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认为“势”是指“法度”；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认为“势”是指“姿态、势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势”是指“文体修辞”；而陆侃如《刘勰和文心雕龙》中云： 文之势是指“格局、局势”。各家说法都直接与间接影响到我们当代人对《文心雕龙》之“定势”篇的研究取向。然而学者们从有关“势”范畴研究综述，到针对《文心雕龙·定势》之“势”的现代研究综述等，无论是总体性归纳，或是个别性分析，都是在“势”的论证议题上下功夫。

　　关于这个问题2008年程敏在《“势”范畴研究综述》，做了一些整理归纳的功夫，藉由其研究成果作为本文反思“势”之义涵的基础。程敏认为古文学之“势”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此时有关“势”范畴的研究如昙花一般持续时间短；故此一发展阶段的研究，并没能深入。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势”的范畴研究再度兴起，呈现出繁荣局面，20年间专题论文达40多篇，并出现了一部研究专著。这些论文的研究重点是深入探讨“定势”之“势”的语义内涵，研究角度新颖而多样化，研究方法更科学、更周密。许多人认为前人对“势”的阐释欠妥，因此纷纷投入重新考察的行列。此时学界试图从多角度出发，力求精准地界定“定势”之“势”。因此其研究的重点还是在“势”的界义。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这20年间学术界集中在探讨《文心雕龙》“定势”之“势”的语义，论文的数量也大大提高，然而所论之“势”都不一定是以《文心雕龙》“定势”为研究对象。这些都是从总体之“势”来进行考源的研究工作。

　　从程敏对“势”的归纳研究成果看来，他认为“势”所具有的修辞学意义，受到了学术界的冷落，其研究处于空白状态，无疑，从修辞角度而言“势”之范畴的整体性研究，或对于修辞学理论研究来说，仍需要更多的拓展。但是吗？当大家面对《文心雕龙》“定势”时，都在谈“势”问题时，提升“势”的修辞意义，就能补足学术界对“势”的冷落，就能使研究不再处于空白状态吗？然而本文认为无论学者认为“势”是指何义？都不可越过刘勰是从“为文之道”来论“势”的。殊不知，“势”其实是个复合性的概念，或称之为范畴。假使把“势”当作一个范畴，那么在谈各种文化的论述中，都会出现有关“势”的问题，例如： 兵法讲“势”，书法讲“势”，文学也讲“势”，甚至中医也会讲“势”，论绘画笔墨时也可以讲“势”。因此可以从历史的发展谈“势”，可以从政治演变谈“势”。因为“势”是中国文化里十分重要的观念。因此谈《文心雕龙》的“定势”，若从“定势”的“势”出发，无所不谈，最后论“定势”就变成谈了一大堆“势”的怪现象。

　　此外，在前行研究成果中，往往从静态化状态上讲“势”，因此就容易让“势”变成是一种“抽象化概念”，因而忽略“势”在文学创作中所隐含的“动态化创变”的价值。2012年桓晓虹《〈文心雕龙·定势〉之“势”现代研究综述》，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对《文心雕龙·定势》之“势”的研究，总体说来，主要包含了七个方面：“势”本源考证；“势”内涵界定；“势”特征辨析；“势”与其他因素关系辨；定势原则与方法；“势”论和“定势”价值地位考察等。整个研究充分体现出中国古文论范畴、理论的多义，甚至模糊性。虽然她从量化的角度，提出“势”在《文心雕龙》全篇中出现40多次，仅在《定势》中便有22次之多的归纳，这样的归纳对于《文心雕龙》之“势”的研究，并无太多的意义存在。

　　其实在桓晓虹整理归纳中，我们可以得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龙学界对于“势”的研究，除了继续有相关的译、注、校、释的出版外，学术界对“势”的认识不断走向全面深微。同时港澳台学者对“势”也展开了讨论。西方有学者也注意到中国“势”的重要性，但对“势”的理解却过于简单而脱离《定势》篇之文本义，如： 法国学者余莲《势： 中国的效力观》中把文心之“势”理解为“使文章产生效果的一种自然趋势，一种流畅不断的活力”，就是过于简单而脱离刘勰《定势》篇之文本义实际性问题。由此可见，检视前行研究时，必须时时以不脱离刘勰文本义，作为检视之判准依据，否则只会徒增研究者的困扰。

　　其实现代学者对“势”的本源考证，最早出现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黄侃是透过“槷”通“艺”，把“势”引申为法度。这样的说法被范文澜、陈鸣树等多位学者赞同。直到詹锳《〈文心雕龙〉的“定势”论》中第一个对“势”作了话语(意义)渊源的探析，提出《定势》的用语和观点都来源于《孙子兵法》之说。因此桓晓虹归纳出近现代学者的十一种“势”内涵界定： (一) 标准、法度： 主张此说者有黄侃、范文澜、郭绍虞等人。(二) 修辞： 主张此说者有陈延杰、罗根泽等人。(三) 气势： 主张此说者有陆侃如、牟世金等人。(四) 文体风格： 主张此说者有王元化、穆克宏、王运熙、杨明等人。(五) 姿态、体态、姿势、态势： 主张此说者有刘永济、郭晋稀、冯春田、吴建民、张晶等人。(六) 客观必然性： 主张此说者有陈鸣树、张少康、胡经之、陈正俊等人。(七) 趋势： 主张此说者有周振甫、詹锳、寇效信、钟子翱、黄安祯等人。(八) 语势： 主张此说者是童庆炳。(九) 力： 主张此说者有许可、张皓、卢佑诚等人。(十) 形式： 主张此说者有冯春田、郁沅、徐杰等人。(十一) 综合性认识： 主张此说者有涂光社、陈莉、陶广学、李爽等人。以上众多的义涵界定中，还是以风格说、趋势说与综合说对学界的影响较大。

　　然本文认为无论是从“势”的本源考证，或是“势”之内涵界定的论证，都很容易让学者不自觉地跳脱刘勰文本义，或是脱离刘勰《定势》文学观的理论架构，流于“势”的阐述，忽略了刘勰《定势》之“定”的用意，而一味地从“势”的义涵界定，造成过度引申，或太重语言修辞定义的结果，无法了解刘勰《定势》是在“文体通变观”辩证性中，建构出“势”的动态历程文学主张。因此这些对于“势”的本源考证，其实都涉及到学者们对“势”之内涵的界定，只是学者们大力着墨在“势”的议题，却也忽略了刘勰在创作论中如何“定”势的问题，因而留下此一研究议题可以重新反思的空白处。

　　此外在前行研究成果中，也有“无定而有定”之说，“多样性”之说，“统一性”之说，“势有奇正”之说。这些现代学者以“势”为主体的研究成果，都是从中国人对“势”的现代研究，不自觉地将“势”往训诂学、语言学、兵法、政治学、书画论、修辞学、现象学等面向的研究，并且让《定势》之“势”不断深化、全面化，甚至微观化。这种研究现象并不是站在重构《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上思考的，相反的是将《文心雕龙·定势》之“势”运用到自己所要诠释的研究对象，建构自己对“势”的理论。

　　准此，从本文提出“定”才是研究刘勰《定势》篇的关键处而言，史钰《〈文心雕龙〉之“定势”理论发微》指出定势理论是《文心雕龙》的核心理论，也是作家创作时可依据的行为标准。他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定”“势”做简单探讨，阐述定势思想在具体创作中的运用。又唐辉《〈文心雕龙·定势〉的心构思想》一文中，提出刘勰的文学定势理论包括谋形、谋式、谋势等三个部分，这为文体创作、文体发展及文学风格理论的形成、发展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思想借鉴。郭鹏《枢中所动，环流无倦——定势： 理解〈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重要关捩》，认为刘勰的定势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是刘勰针对创作进行谋划的集中反映。陈莉《定而不定的“势”——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的现象学解读》，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定势》篇中的“势”具有非现成性，刘勰《定势》篇并没有给灵动不居的“势”，抽象出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在避虚就实地探讨决定“势”形成的语境。这些论文虽然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论“势”之义涵，他们已注意到主客观、变与不变、定而不定之势的问题，但大多数还是将论点放在“势”来谈刘勰的“定势”文学观。殊不知，决定“势”的是“定”，而定不定是在作者“文心”的作用上，方能呈现其论文“势”的意义所在。

三、 从“意识结丛”论“定势”的意义

本单元的研究焦点，是想从作者“文心”之“意识结丛”论其“定”势之义涵。然而所谓“意识结丛”是指什么呢？首先，所谓“意识”是指一个不完整的，或模糊的概念。一般人认为意识是指人类的一种自我认知能力。“结”是指结合，“丛”是指一种集合性的聚集状态。两者合起的意思是指集合交杂的状态。然如前所述，本文提出“意识结丛”这样诠释视角，乃是引用颜昆阳《从混融、交涉、衍变到别用、分流、布体——“抒情文学史”的反思与“完境文学史”的构想》中，对于文学家之主体心灵的“意识结丛”因素而来。藉由其“意识结丛”来谈“文心”义涵的要素，这五层元素如下：

　　(一) 文学家由“文化传统”的理解、选择、承受而形成的历史性生命存在意识。

　　(二) 文学家由“社会阶层”的生活实践经验过程与价值立场所形成社会阶层性生命存在意识。

　　(三) 文学家由“文学传统”的理解、选择、承受而形成的文学史观或文学历史意识。例如源流、正变、通变、代变等原生性的文学史观，或“文以载道传统”、“诗言志传统”、“诗缘情传统”等文学历史意识。

　　(四) 文学家由“文学社群”的分流与互动所选择、认同、定义的文学本质观。

　　(五) 文学家对各文学体类语言成规及审美基准之认知所形成的“文体意识”。

　　就以上这五层“意识结丛”元素而言，它们是透过“文学存在情境”的“混融”因素而来。这样的“意识结丛”要素，是作者主观“文心”的“择定”依据。基本上刘勰《定势》是从实际创作的动态历程，来论创作与批评之“定”与“势”的问题。虽然他不是以“文体规范”与“作者文心”的对举式语词，来谈“定势”的文学创作问题，但我们处处可见他以“文心”择定“文势”的诠释模型。因此文心之“思”成为“势”之定与无定之枢纽。虽然这“意识结丛”并不是每项要素都和“定势”有关，但就如“文体意识”这一项而言，它是作者文心“择定”文体之体制、体式、体要的依据，作者没有“文体意识”的话，其主观“文心”根本无法操作，更不用说如何“择定”的问题了。

　　其次，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文心”如何具有“定”的能力？“定势”之“定”，可以有两个词性： 一是形容词，就是用“定”来形容“势”，即是所谓“固定”之义，用它来固定“势”，所以文体之“势”是被规范的，是确定的。二是动词，是“择定”之义，这是一种主观的择定义，是一种选择的结果，是个主观性去择定下一个文体之“势”；这个主观性面对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体之势吗？然而从客观来讲，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且固定的“势”呢？倘若有，那么这个“势”是什么？是一个实有物，还是它只是一个理则，一个法则性的理？是一个固定物，还是一个理？如果是一个固定物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有从存在“实体”来看其存有论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从一个发生的过程，来看文体的创生问题时，它只是一个运作的过程，只能是个理则，使其产生的是作者的“文心”，才能给出择定结果，才能创造出一个客观存在的理则，也就是《定势》之势。

　　正如刘勰在《定势》篇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这里点出作者之“情理”构成其才气学习的差异，然而在其“因”情“立”体的过程中，藉由其“文体意识”的择定，展现其不同的才气学习的情理表现与文章风格。一方面根据内容来择定体式，形成一种趋势，另一方面在依循“文体规范”选择文体之创变的可能性。因此就其“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来看，从“情”到“体”到“势”，这三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因依的关系；于是形成一个客观的理则，这个恒存的理则，形成一种“体势”，就像刘勰所云：

　　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 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刘勰界定“势”时说了“乘利而为制”之理，他举圆与方为例，强调“圆”的规体与“方”的矩形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自圆与自方的“固定”规矩。因此当你择定了圆，那么规体之圆即使其形成一种“自转”的势；这样的“势”就是它操作的理。运用它的时候一定要用自转才能画出“圆”，这个是必然且不能违反的理，“势”就是在操作的过程产生。所以刘勰直指“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因此那个被文心“择定”的“固定”的文体常规之“体”，在“择定”的当下，马上成为一个具体存在之“体”，故其体是“圆”，是“方”，就自成其本身的“自转”、“自安”之“势”，此时的“势”就由抽象概念中被朗现。

　　再则，在刘勰的文术论中，创作者的“文心”，是掌握所有文体创变的核心关键所在。因此他从“圣人”说起，在《征圣》篇中提到：“夫鉴周日月，妙极几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此一说法，是把“创作者”界分成两层意义： 一个是圣人，一个是一般文士。在刘勰的界定下，圣人扮演的是一个原创者的角色。因为在圣人之前，并无文体，圣人是创造文体的人，他的圣人之心，就是天心；他上窥宇宙之天道的“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最后落实下来，呈现出“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结果。所以圣人之思与圣人的心，是一种天生的创造能力，这种“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能力，开启了文体的规范。

　　因此在圣人的规范下，后代一般文士都不是圣人，其内心的思维也跟圣人不同，因此常常是处于一种“思无定契”的状态。故刘勰《总术》云： “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由此可见，作者“文心”无论是择定无韵的“笔”，还是有韵的“文”，都必须依循其类体的常规，因此必须先掌握各种文类之大体，甚至穷究此一文体之源，掌握其原理原则才能总结其多样变化，体察各类体之“通”与“变”的繁多现象。这些都是“文心”能不能在创作过程中，完善地“择定”其所要创作的体势依据。因此刘勰说“思无定契，理有恒存”，一般的文士之“思”，在还未被实践，或还没“择定”之前，其状态是“无定契”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方来谈：

　　(一) 这个“无定契”指的是“文心”之“思”而言，并不是说各类体本身“无定契”。因为文学家心中本来就有其“文体意识”的存在，这个“文体意识”是支持他择定适合创作之类体之“思”的基础。所以在创作之前文思是没有定规的。

　　(二) 从“理有恒存”来看，在文学传统中早已存在的文体常规，这个常体本身就是一个理，一个客观存在的理，此一恒存“理”，就是“势”。换言之，“势”是“理有恒存”之理。因此“势”应该有两个意义： 第一，是“理有恒存”之“势”，这种文体常规里的静态之“势”，是具体恒存的“常体”原则，也就是《定势》篇中“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的“势”。第二，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之“势”，这种“势”是动态历程义，它是在创作过程中经由“文心”的择定，才会产生的“势”，所以作者在创作时才必须先做“定势”的功夫。

　　所以如何去操作主观“文心”，去“择定”一个文势，使其能如圣人一般“文成规矩，思合符契”？针对这点刘勰早已提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定势”理则。学者们却把力气用在《定势》篇之“势”的本源考证，内涵界定，语言修辞定义，因而造成过度引申的结果。因为看不到刘勰“因”“立”“即”“成”这些动词，所以就无区隔出《定势》之“定”，隐含着作者“文心”受文体“固定”常规之文势的规范，以及其在创作时对文体之“择定”作用的意义。换言之，若从“为文之用心”之用来看的话，问怎么用？就必须明白“因情”要去“立”的体，是什么“体”？立了怎样的“体”即能形“成”怎样的文“势”。所以“文心”如何去“因”？如何去“立”？如何去“即”？如何去“成”？这些问题就会跟“文心”如何养成有关，如何“养”这个问题，刘勰在《神思》篇有云：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这段文本里刘勰谈的“陶钧文思”，就是一种“为文之心”的“养”，透过“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来培养可以“驭文”与“谋篇”之文心。有了这样的“文心”也才会有“定”势的择定能力。因此，最重要的是一颗“文心”在“积学”“酌理”“研阅”“绎辞”的秉心养术的过程，必然对“文化传统”有理解、选择、承受，因而形成其对历史性生命的存在意识；从其“社会阶层”的生活实践经验过程与价值立场的选择中，型塑其社会阶层性的生命存在意识。同时也在“文学传统”的理解、选择、承受中，形成其文学史观，或文学历史意识。经由“文人社群”的分流与互动，进而选择、认同，或定义出其文学本质观；因而对各文学体类语言成规、审美基准有了认知，于是形成其“文体意识”。就如刘勰《定势》所言：

　　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

　　从这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刘勰预设了“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因为精于创作之人，具有善于综合各种文章体势的“文体意识”，因此“奇正虽反”也能融会贯通，“刚柔虽殊”也能随时适用。此处谈的是作者所具备之能“定”势的“文心”。所以就算奇正的体势相反，刚柔的体势不同，却能跟着随时机以定其适用之体。因此刘勰《神思》篇云：

　　临篇缀虑，必有二患: 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这里除了说出作者主观“文心”，在临篇创作之时，会遭遇到“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之患外，最重要的就是点出“博见”“贯一”的创作法则。一颗“文心”能够如此，当然有助于其创作的“心力”。透过这样的“文心”养成功夫，才是“文心”是否能完善“定”势的关键所在，也是本文之所以要提出作者“文心”之“定”的重要义涵。

四、 “文心”与“定势”的通变性关系

如前所述，本文提出“定”才是《定势》篇的论述关键处。这样的说法是针对前行研究者，太过着重在“势”的探讨，而忽略作者“文心”之“定”的重要义涵而言。但从刘勰的“文体通变观”来看，这主观“文心”之“定”与客观“文体”之“势”，两者在概念义上，虽然互不相涉，但在创作的过程与作品的成果上，“定”与“势”是相互依的通变性关系。这是一种在实际创作的动态过程中，才会具体朗现的定势观。因此本单元将焦点回到主观“文心”与客观“文势”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因的通变性关系上探讨。

　　首先，就抽象的语词概念而言，“文心”与“文势”各自独立互不交涉。然而就实际创作与批评而言，“文心”与“文势”是相互依因的存在关系。就如刘勰《定势》所云：“因情以立体，即体以成势。”这是刘勰所要提出的一套“恒常”之理，这样的创作原则中，有“情”、“体”、“势”三个元素。“情”来自作者内在的主观意识，“体”是客观文体常规，它存在于作者的“文体意识”中，而“势”就如前文所言：“势”有二义： 一是，“理有恒存”之“势”，这种文体常规里的“势”，是具体恒存的“常体”原则。二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之“势”，是一种动态历程义。但在历来学者的诠释中，各有说辞，也自成说立言。就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所言：“彼标其篇曰定势，而篇中所言，则皆言势之无定也。”殊不知，刘勰并非“言势之无定”，是从“势”来讲“定”的问题。就如其《定势》所云：

　　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 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这段文本是刘勰透过举例来谈“定势”问题。故如前所述，作者主观“文心”，重在“博见”与“贯一”，如此才能有助于其创作之“心力”。所以假使作者“爱典而恶华”，那么其“文心”对“体势”好恶，就会使其偏离了通变之道，就像夏人争弓、争矢，但各执一端，又如何能将“箭矢”射出呢？可见作者“文心”必须要先对文体常规之“固定”的文势有所认识，才不会出现像“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售”的矛盾现象。

　　除此之外，刘勰提出“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这里的“功在铨别”与“随势各配”，都是有赖于“文心”来“择定”文体之势；这里的“势”从作者“文心”之“铨别”“随势”，才能即体成势的动态义。然而作者亦不能违反“文体常规”之“固定”的势，就如刘勰《通变》所云：“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因为“设文之体有常”，因此每个“常体”都有其体势在，就如刘勰所言“典雅”是“章表奏议”的体势规范，“清丽”是“赋颂歌诗”的体势规范，“明断”是“符檄书移”的体势规范。以此类推，作者“文心”在择定创作类体时，必须能够“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由于“文心”的“循体”“随变”，方能使文体“成势”“立功”，可见“文心”与“文势”两者之间相互依因的通变性关系。

　　其次，刘勰从“文人社群”的角度，反思“近代辞人”爱好奇巧文章的问题，来论“定”与“势”的问题，其云：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 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

　　这段文本刘勰谈的是一个时代性的趋势问题。因为“近代辞人”，以“好诡巧”的心创作，造成一种“讹变”趋势，于是文体“固定”之势，有了时代性的“文体解散”危机。当文人有了“厌黩旧式”之心后，为“反正”而“反正”，就容易沦为“穿凿取新”的结果，所以才会出现“意新得巧”、“失体成怪”、“逐奇而失正”的时代乱象，这样的趋势呈现出“势流不反”的文体危机！所以从刘勰的叙述语境看来，就是因为六朝文人“好诡巧”的心，才导致当时“文风”“文势”走向“失体成怪”之势，因此在近代辞人的创作中不能“博而能一”，就不能有“择定”完善之势的能力，其结果就出现以“奇”“巧”自许的时代性创作趋势。由此可见，“文心”与“文势”之间，是相互依因的通变性关系。

　　再则，在“文体通变观”的论述前提下，从“作者”而言，其文心之通变性，使其创作与批评能“通晓变化”、“会通适变”的运作，故能从“文学传统”的文体常规中，通晓各种类体的“形质因变”的法则(体势)，从中择定其可“创变”的元素。因为作者“文心”能“定”，也就能在文体常规的约制下，一方面“宏大体”，“规略文统”，另一方面“资故实”，掌握“名理有常”之势，藉此“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实现其理想性的文体创作，这就是刘勰《定势》所云：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 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

　　这段文本说明了以“经书”之文势为“典雅”之体势，则文心启动“模经为式”的写作策略，就是一种“定势”的作为了。若是“文心”不够“博一”就容易浅切，这就是因为含蓄酝藉不足，缺乏“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的结果。由此观之，“模经为式”“效骚命篇”看似有法可循，因为它已经存在了一种静态的“理有恒存”之“势”，所以“文心”是有势可定的；但却不能保证其所创作之文，能成为理想文体之“势”，因为这个动态义的“势”，要靠“文心”“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才能“定”其“势”的。另外，从创作实践的视角观之，“文心”与“文势”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互依因的关系；它就在作者文心与文体规范的创作历程中，才能展现的一种实际依存的“辩证性”关系。这当中有“文体常规”对作者“文心”的制约，也有作者“文心”在“定”势的过程中创变。因此主观“文心”与客观“文势”之间是具有主客辩证的通变性的关系。

五、 结 论

综上所述，从刘勰自云：“因情以立体，即体以成势”的论述，即可看到他对创作时作者的主观“文心”与客观“文势”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辩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不是只是“文心”择定文体“势”问题；同样的，客观文体之“势”也制约了作者主观“文心”的“择定”判准与作用。我们从文体批评的法则看来，“批评者”的阅读立场与观点里，同样存在着批评者的主体“文心”与客观“文体规范”的预设，作为其批评活动中交互作用的通变性法则。

　　其次，本文从反思前行研究成果中，发现学者大都把焦点放在“定势”之“势”的探究上，因而忽略了“定势”之“定”的问题。其实“定”有两个词性： 一是形容词，就是用“定”来形容“势”，即“固定”之义。二是动词，是“择定”之义，这是一种主观的择定义，是一种选择的结果，是个主观性去择定下一个文体之“势”。而“势”也有两义： 一是，“理有恒存”之“势”，这种文体常规里的静态之“势”，是具体恒存的“常体”原则。二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之“势”，这种“势”是动态历程义，它是在创作过程中经由“文心”的择定，才会产生的“势”，所以作者在创作时才必须先做“定势”的功夫。

　　因此本文从“文体通变观”的诠释观点，重新反思刘勰在阐述主观“文心”与《定势》之关系时，无论是从作者“文心”之创变，或是从文体之“定势”的规范，都不能忽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通变性”依存关系。尤其是“文心”之“定”的问题最为关键。可见作者“文心”之“意识结丛”中，“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的养心功夫，也是主观“文心”能否“通晓变化”、“会通适变”的“博一”关键。因为唯有作者“文心”能“并总群势”“兼解俱通”“随时适用”“模经为式”“效骚命篇”“循体成势”“随变立功”，以使“文势”能在谋篇与驭文中实现其文体价值。此乃主观“文心”与客观“文势”之间，主客辩证的通变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