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近世“龙学”的历史开展认真研究和总结的乃是牟世金先生。他在四万余言的《“龙学”七十年概观》一文中，把自黄侃以来的“龙学”分为“诞生、发展和兴盛三个时期”，认为“从1914到1949年的三十六年，可说是龙学的诞生时期”，“1950至1964的十五年为龙学发展时期”，“1977年至今的九年为龙学的兴盛时期”。此后，张文勋先生在《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回顾》一文中，着眼《文心雕龙》产生以来的整个研究史，也把二十世纪的“龙学”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心雕龙》研究的拓展(1911—1949)”，所谓“拓展”指的自然是对清代及其以前的《文心雕龙》研究，对近现代“龙学”而言，张先生亦承认：“《文心雕龙》研究，在此时期才算是真正开始。”二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勃兴(1950—1965)”，张先生说：“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学术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形成新的理论导向和新的研究方法，所以《文心雕龙》研究，也以崭新的面貌蓬勃兴起。”三是“《文心雕龙》研究蓬勃发展的十二年(1977—1989)”。张先生在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研究史》中，除了叙述时间有所延长外，仍然延续了这样的分期，只是作了不同的说明。如第一个阶段，张先生说：“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1911—1949)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文心雕龙》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可以说是‘龙学’形成的准备期。”又如第二、三两个阶段，张先生说：“在这近半世纪的时间里，‘龙学’的发展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十五年，是‘龙学’形成期；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近二十年是‘龙学’的蓬勃发展期。中间的‘文革’十年是空白，除了有几篇大批判文章外，《文心雕龙》研究整整中断了十年。”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对第三个阶段又作了更详细的划分，其云：“‘文革’结束之后，从1977年到现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这当中又可分三阶段： 1977—1982年，是研究的恢复时期，也是新高潮到来的准备时期。1983年‘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到1989年，是‘龙学’发展的高峰期。1990年到现在，是‘龙学’进一步深化并持续发展期。”笔者以为，这几个阶段的划分是非常有道理的。张少康等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对近代以后《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也分为三个阶段叙述，一是“近现代的《文心雕龙》研究(1840年至1949年)”，被认为是“新的、自觉的科学研究之萌芽”；二是“当代的《文心雕龙》研究(上，1950年至1978年)”，“相对于前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三是“当代的《文心雕龙》研究(下，1979年至1999年)”，被称为“《文心雕龙》研究的高峰期”。台湾王更生先生则把近现代“龙学”史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一是“民国时期的‘《文心雕龙》学’(由1912—1949)”，二是“近五十年(1949—2000)〈文心雕龙〉学”。朱文民先生的《刘勰志》也把近代以来的“龙学”史分为“近现代中国的刘勰研究”和“当代中国的刘勰研究”，针对前一时段，其谓：“近现代中国的刘勰研究，分为清末(1840—1911年)和民国时期(1912—1949年)两个阶段。”针对后一时段，其谓：“当代中国对刘勰的研究，可分为发展期(1950—1965年)、沉寂期(1966—1976年)、兴盛期(1977—2008年)三个阶段。”
应该说，上述种种论著对“龙学”史的分期看上去各有不同，实际上其标准和原则是大体一致的，因而其具体的分期亦可谓大同小异，这说明大家是有共识的。人文学术的发展有其自身一定的规律，体现出某种必然的趋势和独立性，但更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对近百年大陆“龙学”发展阶段的分期，既要考虑“龙学”自身的特点，更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图较为准确地区分其历史阶段，以便更好地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开辟未来的道路。笔者在《文论巨典——〈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把二十世纪大陆“龙学”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现在看来，笔者仍然觉得这一划分是基本合适的。着眼近现代“龙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实际，本文对近百年大陆“龙学”的历程分为六个阶段予以描述。
一、 现代“龙学”的奠基(1914—1949年)
王更生先生指出：“自十九世纪中叶，李详、黄侃、刘永济、章太炎、刘师培等，上承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的余波，去芜存菁，各呈异彩，接着是南开大学范文澜捃摭英华，大其规模，成《文心雕龙注》。他们都为近现代的‘《文心雕龙》学’，奠定了根深蒂固，发荣滋长的基础。”的确，二十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在清人对这部书的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纪昀对《文心雕龙》的评语，前者对《文心雕龙》所用事典详为勾稽，后者则重在意蕴内涵的探求，虽还较为简略，但已是进入刘勰的理论世界而欲探幽发微了。正是在此基础上，李详写出了《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发表于1909年和1911年的《国粹学报》)，近代意义上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此展开。1914年至1919年，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著名学者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踏上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心雕龙》研究——“龙学”的征程。从二十世纪初至1949年，可以说是“龙学”的初创和奠基时期。此期最重要的著作有三部：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北平文化学社1927年出版)，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于1917年至1920年完成)，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出版)。黄侃之作即由其在北大的讲义整理而成，范注实亦由作者任教南开时“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的《文心雕龙讲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印行)发展而成，刘咸炘的“阐说”则纯属自由撰著。黄侃与刘咸炘之作均注重理论阐发，范注之书则长于训诂注释。黄氏“札记”与范注早已被公认为“龙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它们事实上规划了百年“龙学”的基本方向。刘咸炘之书由于尘封百年而无人知晓，其于百年“龙学”的影响自是无从谈起，但以其内容而论，同样为百年“龙学”最重要的奠基之作，则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文心雕龙札记》，黄侃的门人、台湾学者李曰刚在其《文心雕龙斠诠》的“附录六”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别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此说高屋建瓴，颇中要害，但需要略加说明，并予以认真分析。李先生在“附录六”的标题“文心雕龙板本考略”下加了一个说明：“就友弟王更生君原著增订。”其实，这段著名的话正来源于王更生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但李先生作了一些改编，尤其是加上了两句结论性的话“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这确实代表了李先生的看法。黄氏《札记》与清代及其以前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相比，确实有了“革命性之调整”，即“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的调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今天看来，这种调整不仅有利，亦且有弊。从而谓季刚先生“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则可，至谓“彦和之功臣”，虽亦当之无愧，却不只是“功臣”这么简单了。道理很明白，李先生说黄侃的贡献尤其表现在其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则言外之意是： 其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和阐释必然带有浓厚的“六经注我”之色彩，所谓“有弊”者，正以此也。著名龙学家牟世金先生也曾指出：“《文心雕龙札记》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产物，更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在笔者看来，如果撇开其把《文心雕龙》搬上大学讲台这一点，那么这个“巨大变革”就只能是把《文心雕龙》作为文学批评著作来阐释了，所谓“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者是也。应该说，在“中西文化剧烈交绥时”，黄侃的选择可能是身不由己的，或谓其乃历史的必然；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角度，奠定了百年“龙学”的基调，也成就了百年“龙学”的辉煌，以此而论，谓黄侃为“彦和之功臣”，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但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复杂的立体呈现。所谓“巨大变革”者，其本身便意味着要忽略甚至抛弃一些东西，就《文心雕龙》而言，被抛掉的是什么，被摒弃的有哪些，便正是黄侃作为“功臣”之外的历史责任。《文心雕龙》五十篇，北平文化学社1927年出版的“札记”共二十篇，除《序志》一篇外，乃是从《神思》至《总术》的十九篇，即刘勰在《序志》中所说“剖情析采”(创作论)部分；“札记”不仅没有“文之枢纽”(总论)部分的五篇，而且“论文叙笔”(文体论)的二十篇亦均付之阙如。黄侃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选择？其云：“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则其看重《神思》以下之创作论者，正以其可通于“文学批评”也。并非巧合的是，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其重点一直都在“剖情析采”的创作论部分，而占《文心雕龙》五分之二篇幅的“论文叙笔”部分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这不能不说与黄侃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关于《文心雕龙注》，其于百年“龙学”的奠基作用亦是极为明显的。王元化先生指出：“《范注》对《文心雕龙》作了详赡的阐发，用力最勤，迄今仍是一部迥拔诸家、类超群注的巨制……”王更生先生则云：“此书是继黄侃《札记》以后，一部划时代的著述。”日本著名汉学家户田浩晓则认为：“范注虽本黄叔琳注及黄侃札记等书，但却是在内容上更为充实、也略显烦冗的批评著作，不可否认是《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划时期的作品……”应该说这些评价都是并不为过的。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黄侃的弟子，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对黄氏“札记”多有承袭，如陈允锋先生所说：“范注的出现，标志着《文心雕龙》注释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型向现代型的一大转变，即在继承发展传统注释优点的基础上，受其业师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影响，对《文心雕龙》的理论意义、思想渊源及重要概念术语的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刻清晰的阐释。”但另一方面，范注与黄氏“札记”究为性质不同之作。不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他们并不一致，更重要的是，范注从“讲疏”开始即为着眼《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的注释之作，其于百年“龙学”的影响便大为不同了。从范注到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以及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新书》和《文心雕龙校证》，直到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注释》以及陆侃如、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范注主要是以一个《文心雕龙》注本的形式垂范百年“龙学”之“注释”一端的。直到今天，范注一直被作为《文心雕龙》文本引用最常见的书目，便说明了这一点。
“龙学”奠基时期的研究文章约有上百篇，大多是对《文心雕龙》的一般性概述，而鲜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如杨鸿烈《文心雕龙的研究》一文认为： 刘勰主张自然的文学，即先有自然的情感和思想然后自然的描写，这是积极的建设；另一方面，他矫正当时不可一世的雕琢的文学，依据他自定的标准去逐一的批评，这是消极的破坏；再说他能看出并且能阐明文学和时运的关系： 这就是他全书的三大好处。因此，“刘彦和实在是有很大的抱负，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对于那个时代雕琢的文学想把他改造成为自然的文学”。杨氏指出：“刘彦和在中国文学界又算是第一个的批评家，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文学上的批评自他开始。他这种先定标准而后批评，很相当于欧洲文学上的‘法定的批评’。”而《文心雕龙》的缺点则是：“在这样文学观念明瞭确定的时代，偏偏这位不达时务的刘彦和就来打破这样的分别，使文学的观念，又趋于含混，又使文笔不分。”由此我们亦可看出，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强烈影响下，百年“龙学”一开始就主要是沿着“文学批评”的轨道前进的。又如陈延杰《读文心雕龙》谓：“自《原道》迄《书记》二十五篇，属上篇，备列各体，每体皆原始释名，评流派，论作法。自《神思》迄《程器》二十四篇，属下篇，极论文术。《序志》一篇，盖所以驭群篇也。概言之，则上篇论文之体裁；下篇说修辞原理之方法也。故此书可标目为二： 曰文体论，曰修辞说……”这显然只是“写《雕龙》上、下篇之梗概”而已。不过，该文与杨鸿烈的视角并不完全一致，其最后说：“迨彦和著《文心雕龙》，始综论古今文体，又说及修辞，庶几乎备矣。山谷云，《史通》《文心雕龙》，皆学者要书，信夫！”虽仍为总论泛说，但一则对《文心雕龙》一书的评价极高，二来尤重刘勰之“综论古今文体”，应该说更为贴近刘勰“论文”的实际。但如上所述，在浩荡的西方文艺思潮的裹挟下，这样的声音和思路可以说很快就被淹没了。
正如王更生先生所说：“综观民国时期的‘《文心雕龙》学’(由1912—1949)，先由研究方法和观念的改变，影响到内容和思想的改变；再由内容思想的改变，带动了写作形式的改变。换言之，也就是由传统训诂、考据的读经方式，过渡到分门别类的研究过程。使古典文学理论，透过科学分工，或科际整合的手段，与现代实际生活相结合。我觉得这该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一项重大收获。”王先生的叙述非常到位，也完全正确，但所谓有得必有失，“收获”的同时，我们自然也失去了不少。
二、 十七年“龙学”的成就(1949—1966年)
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笔者以为，邓公的这段话用以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龙学”也是合适的。“文革”前的十七年，可以说是“龙学”的重要发展时期。此期出版的重要著作有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1年)、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此书由正中书局初版于1948年，本期则作了较大的增修，由中华书局于1962年出版)、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3年分别出版上、下册)以及《刘勰论创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郭晋稀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年)等。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校注，一类是今译，一类是理论研究。无论哪个方面，较之前期都有了重要的进步和发展，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译”工作的开展。由于《文心雕龙》乃是以骈文写成的文论著作，较之一般的古文作品更为难懂，所以“今译”工作便显得极为重要。而且，对古代文论著作而言，翻译本身其实乃是一种贴近原作精神的研究，是一项丝毫不得轻视的工作。此期陆侃如、牟世金两位先生以及周振甫、郭晋稀等先生对《文心雕龙》“今译”的尝试，可以说开辟了“龙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并为许多青年学子涉足“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理论研究方面，笔者以为刘永济先生在《文心雕龙校释》之“前言”中的一些说法值得重视。刘先生一方面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为我国文学批评论文最早(约成于公元500年以前)、最完备、最有系统之作”，并指出“此书总结齐、梁以前各代文学而求得其规律，复以其规律衡鉴各体文学而予以较正确之品评”；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
历代目录学家皆将其书列入诗文评类。但彦和《序志》，则其自许将羽翼经典，于经注家外，别立一帜，专论文章，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与诸子著书之意相同矣。……彦和之作此书，既以子书自许，凡子书皆有其对于时政、世风之批评，皆可见作者本人之学术思想(参看《诸子》篇)，故彦和此书亦有匡救时弊之意。吾人读之，不但可觇知齐、梁文弊之全貌，而且可以推见彦和之学术思想。……按其实质，名为一子，允无愧色。
显然，这一说法与“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文心雕龙》是非常不同的。尤其是所谓“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以及“名为一子，允无愧色”等，与后世对文学批评之地位的认识可以说大相径庭；但笔者以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符合刘勰自己的认识和想法的。台湾王更生先生后来亦认为《文心雕龙》乃“文评中的子书，子书中的文评”，与刘先生之说可谓异曲同工。同时，刘先生在“前言”中又说：
彦和此书，思绪周密，条理井然，无畸重畸轻之失，其思想方法，得力于佛典为多。全书于有韵、无韵两类之文，各还其本来面目，予以应有之位置及作用，既不同于当时文士尊骈体而抑散文，亦不同于后世文人崇古文而抑骈体。虽其自著书仍用骈体，而能运用自如，条达通明，能以瑰丽之词，发抒深湛之理。盖论文之作，究与论政、叙事之文有异，必措词典丽，始能相称。然则《文心》一书，即彦和之文学作品矣。
在这段话里，刘先生有两个说法都是极为鲜明而独特的，一是刘勰的“思想方法”，“得力于佛典为多”，这在今天可以说已成为不少研究者的共识，但在百年“龙学”的早期，实在不能不说是极富识见的。二是对刘勰以骈体著论的肯定，认为“论文之作”必须“措词典丽”，乃至谓“《文心》一书，即彦和之文学作品矣”，其虽为实情，但却是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个问题。据笔者所见，只有范文澜先生曾从相同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其云：“刘勰是精通儒学和佛学的杰出学者，也是骈文作者中希有的能手。他撰《文心雕龙》五十篇，剖析文理，体大思精，全书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宛转自如，意无不达，似乎比散文还要流畅，骈文高妙至此，可谓登峰造极。”值得注意的是，范先生一方面赞赏刘勰骈文之高妙，另一方面又特别点明其为“儒学和佛学的杰出学者”，所谓“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这与刘永济先生所谓“思绪周密……得力于佛典为多”之论，是否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龙学”发展时期的研究论文有近200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亦都超过了前一个时期。这些论文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大都注意运用新观点、新方法，使得《文心雕龙》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其次是扩大了研究范围，加强了理论研究。第三是概述泛论性的文章相对减少，而专题性的研究大为增加了。诸如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文心雕龙》的原道论、神思论、风格论、风骨论以及创作方法论，刘勰关于继承和革新之关系、内容和形式之关系的认识等，都是此期讨论较多的问题。如关于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思想倾向，本期即有相当热烈的讨论。许多著名学者如刘绶松、陆侃如、杨明照、王元化等，都认为刘勰的主导思想为儒家思想。如王元化先生便指出：“虽然，他并不像两汉时代某些儒者那样定儒家为一尊，而兼取儒释道三家之长，可是，他撰《文心雕龙》一书，诚如范文澜同志所说，是严格保持儒家古文学派的立场来立论的。”但也有学者认为“佛教思想是刘勰的主导思想”。与此相关，关于《文心雕龙》的原道论，则有儒道、佛道、自然之道以及宇宙本体等种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数学者认为刘勰的主导思想为儒家思想，但却并不认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即为儒道。如陆侃如、祖保泉等先生，即以为刘勰之“道”乃是自然规律。本期讨论最为热烈、意见也最为分歧的问题，是刘勰的“风骨”论。黄侃曾提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之说，研究者正是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关于“风骨”的不同阐释。寇效信先生认为：“‘风’是对文章情志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骨’是对于文章辞语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风骨’是对文章情志和文辞的基本美学要求”，“是对一篇文章的最根本的要求”。可以说，这一认识正是发挥黄侃之论，而更为明确和清晰了。廖仲安、刘国盈两位先生则追源溯流，详细考察了从汉代到六朝人物品评和书画评论中有关风骨的运用，指出：“刘勰《风骨》篇的‘风’字大体作如下的解释： 风是作家发自内心的、集中充沛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在文章中的表现。”“刘勰所说的‘骨’是指精确可信、丰富坚实的典故、事实，和合乎经义、端正得体的观点、思想在文章中的表现。”应该说，这一认识虽未必完全符合刘勰的命意，但确是经过大量历史考察之后而得出的新的结论，为进一步认识刘勰“风骨”论的内涵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风骨”之外，本期研究较多的问题是刘勰的艺术构思论。杨明照先生的《刘勰论作家的构思》(《四川文学》1962年第2期)、张文勋先生的《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的认识》(《光明日报》1962年12月16日)、王元化先生的《神思篇虚静说柬释》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论文。
三、 “龙学”的停滞与倒退(1966—1976年)
上述有关现代“龙学”史的分期及叙述中，多数著作都基本省略了十年“文革”时期，这对一般的中国大陆读者而言，自然是不难理解的，但对一段学术史而言，少了十多年却又略而不谈，这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张少康等先生则把这十年并入第二个时期，把1950—1978年作为一个阶段，就恢复“龙学”史的这十多年时间而言，这一做法无疑是对的，而且，由于“文革”十年“龙学”的基本停滞，即使单独列出也并没有多少内容好讲，所以这样做既没有省掉这十年时间，从而显示时间上的连贯，而内容上则付之阙如，确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处理方式。但就对现代“龙学”史的分期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显然是不宜合为一个时段的。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龙学”成就既如上述，而“文革”十年“龙学”的停滞和倒退也是其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时间段，既不能省略，也不能并入其他时段，而是应当显示在历史的长河中，记录在学术史的册页上。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的“龙学”虽基本停滞，但却并非一片空白。据笔者初步搜集，这段时间发表的“龙学”论文有：
邱俊鹏、尹在勤、刘传辉、 张志烈： 《评〈文心雕龙〉》，《四川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
董洪全： 《略论〈文心雕龙〉的尊儒反法倾向》，《湘江文艺》1974年第5期。
廖轩明： 《评刘勰的〈文心雕龙〉》，《辽宁文艺》1975年第1期。
洋浩： 《一套维护大地主阶级专政的文艺理论——〈文心雕龙〉辨批之一》，《理论战线》1975年第1期。
顾农： 《尊儒反法的文艺思想家——刘勰》，《文史哲》1975年第2期。
丁捷： 《一部为反动阶级专政服务的“文理”——评刘勰的〈文心雕龙〉》，《郑州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
志培、松笔： 《略论〈文心雕龙〉》，《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1月号。
洋浩： 《一套维护大地主阶级文艺专政的创作论》，《理论战线》1975年第11期。
洋浩： 《一套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文艺专政的创作论——〈文心雕龙〉辨批之二》，《理论战线》1976年第1、2期。
郭绍虞： 《〈声律说考辨〉(上)——〈中国文学批评史〉增订本选载》(《文心雕龙·声律篇》)，《文艺评论丛刊》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这些论文中，有些从题目上便可看出其大批判的意味，有些则看不出来，我们试举几例。如《评〈文心雕龙〉》一文说：“我们认为《文心雕龙》是宣扬孔孟之道的儒家文艺经典，是继承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反动思想政治路线，把儒家文艺理论系统化，在文艺领域内定孔学为一尊的儒家重要著作。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普及、深入、持久的发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孔孟之道在文艺领域内的流毒进行一番认真的清除，很有必要。”又说：“周扬曾经以‘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幌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大肆推崇儒家文艺理论经典《文心雕龙》，居然要人们从《文心雕龙》里面去追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源流，真是荒唐已极，反动透顶。”我们说“文革”十年，“龙学”不仅是停滞，而且是倒退了，这篇文章的论断便是明证。再如丁捷的文章说：“正因为《文心雕龙》用谈文艺理论的形式阐发了孔孟之道，成为反动阶级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刘勰才获得了‘刘氏之忠臣，文苑之功臣’的美誉。《文心雕龙》被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作为‘扬榷古今’的‘金科’‘玉尺’‘文苑之秘宝’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文心雕龙》自梁代问世以来，为吹捧它而作的批点、注译、札记、选译、序、跋的版本和专论文章，不下数百种之多。”这样的批判显然不仅是批判《文心雕龙》，而且也否定了整个《文心雕龙》研究史，当然也是一种极大的倒退。又如《学习与批判》上那篇《略论〈文心雕龙〉》的文章，罗宗强先生曾指出：“大约有十年时间，《文心雕龙》被冷落之后，终于也免不了像其他优秀文艺遗产一样横遭‘四人邦’扫荡的厄运，被‘四人邦’的邦刊《学习与批判》拉了出来，纳入‘儒法斗争’，列出三大罪状，彻底否定了。”这里，罗先生谈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心雕龙》受到彻底批判，主要是在“文革”的后期，这从我们上面列举的文章目录也可以看出来。
不过，这里有个特例，那就是上述郭绍虞先生的这篇《声律说考辨》(上)。该文发表于《文艺评论丛刊》的创刊号上，该丛刊出版于1976年3月，是“文革”结束之前的一本文艺评论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均为极左思想的产物，如其第一组文章的大标题为“文艺作品要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笔谈会)”。但其最后一组文章为“文学史选载”，郭绍虞先生的文章列为第二篇。郭先生的这篇文章较长，其中一小节为“《文心雕龙·声律篇》”，这节内容不多，但肯定了刘勰关于声律的理论，其结论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刘勰所言，比沈约要明确得多。沈约与陆厥虽往返商讨，但没有说得明白，所以陈寅恪会有问非所问，答非所答之感。我假使不从刘勰所言来研究当时的声律说，也会和陈寅恪一样有同样感觉的。”显然，郭先生所谈只是一个很专业的“声律”问题，但其对《文心雕龙》的肯定却是明确的，虽然只是从一个不起眼的角度。他应该不会不知道上述数篇文章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批判，或至少亦能感知产生这些文章的背景和氛围，但这并没有改变郭先生的认知，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文革”十年的“龙学”不仅仅是停滞，也不仅仅是倒退，而是还有严肃的学术火种在闪烁，更有真正学术的潜流在涌动，这正是“文革”结束不久，“龙学”便进入繁荣发展新阶段的根本原因。
四、 “龙学”的兴盛与繁荣(1976—1989年)
“文革”甫一结束，王元化先生便开始修改他在“文革”前即已完成初稿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我以近一年的时间进行修改和补充，于一九七八年完稿”，该书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的修改与出版，作为新时期“龙学”的破晓之作，昭示着《文心雕龙》研究的春天来到了。从1976年至1989年，可以说是“龙学”的兴盛与繁荣时期。此期出版专著六十余种，发表研究论文上千篇。仅以数量而论，“龙学”的迅猛发展也是不言而喻的，可谓盛况空前。六十余种专著，大致可以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校注，如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此书乃由《文心雕龙新书》发展而成，以校为主，是《文心雕龙》之较为完备的校本；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以注为主，并对每篇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注相兼，并辑录历代有关《文心雕龙》的资料，被称为“龙学”的小百科全书；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此书乃13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为中国大陆规模空前的“龙学”著作，可以说是《文心雕龙》的一个会注本，也可以说是《文心雕龙》注释的集大成之作。
第二类是译释，如陆侃如和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1982年分别出版上、下册)，此书乃《文心雕龙》第一个全译本，译文畅达，注释详明，更有长篇“引论”纵论全书，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其他如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赵仲邑的《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张长青和张会恩的《文心雕龙诠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向长清的《文心雕龙浅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祖保泉的《文心雕龙选析》(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等，或翻译全书，或逐篇阐释，皆各有特色。
第三类是理论研究，如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1984年第二版)，此书站在现代文艺理论的高度，深入挖掘《文心雕龙》的理论意蕴，受到研究者的推重；又如牟世金先生去世后方得面世的《文心雕龙研究》(基本完成于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此书乃作者“毕生所能雕画的一条‘全龙’”，其为牟先生精研《文心雕龙》三十年的总结之作自不必说，也可以说是《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一部总结之作，在“龙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他如詹锳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马宏山的《文心雕龙散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牟世金的《雕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张文勋的《刘勰的文学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蒋祖怡的《文心雕龙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毕万忱和李淼的《文心雕龙论稿》(齐鲁书社，1985年)、王运熙的《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涂光社的《文心十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张少康的《文心雕龙新探》(齐鲁书社，1987年)、陈思苓的《文心雕龙臆论》(巴蜀书社，1988年)、李庆甲的《文心识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
第四类是美学研究，这也是一种理论研究，但角度与一般的理论研究有所不同，如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十七章《刘勰的〈文心雕龙〉》，虽只是书中一章，但作者以十四万字的篇幅阐述刘勰的美学思想，具有许多深入而独到的见解；其他如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易中天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赵盛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漓江出版社，1988年)等。
第五类是编译，即翻译介绍海外研究的成果，如王元化选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3年)、彭恩华编译《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4年)等。
第六类是学科综述，即着眼“龙学”发展史的综合整理和研究，如牟世金先生的《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乃是一部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朱迎平的《文心雕龙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文心雕龙》索引。
“龙学”兴盛时期的千余篇文章，论题涉及《文心雕龙》的各个方面；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过前两个时期。一是关于刘勰生平身世的研究。由于历史上有关刘勰生平的资料匮乏，所以诸如刘勰的生卒年、刘勰的家世等，一直是幽暗不明的问题。本期不少学者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尤其是对刘勰的生卒年，提出了不少新说。范文澜先生曾认为刘勰生于公元465年前后，本期则出现了467年(郭晋稀)、470年(杨明照)、472年(贾树新)等诸说。关于刘勰的卒年，则不仅众说纷纭，而且分歧极大。范文澜先生曾考定刘勰卒于公元521年，本期不少学者仍大体同意范说而略有调整，如520年(穆克宏)、521年(牟世金)、522年(周振甫)、523年(詹锳)等，但另有学者作出了新的考订。杨明照《刘勰卒年初探》(《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根据《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等宋、元佛典的记载，推断刘勰卒于大同四五年间(538—539)，这与范说显然有着较大的区别。李庆甲《刘勰卒年考》(《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1978年)亦据《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释氏稽古略》等五部佛学著作，考定刘勰卒于中大通四年(532)，新版《辞海》即采用了这一说法。二是关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研究。早在1964年，牟世金先生即提出“探讨刘勰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1981年，牟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的长文，第一次对《文心雕龙》的内在理论体系作出了全面概括，认为这一体系以“衔华佩实”为核心，以研究物与情、情与言、言与物三种关系为纲组成。王运熙先生的《〈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一文则认为：“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来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来看，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书籍。”因此，王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第一部分是总论、第二部分是分体讲文章作法、第三部分是打通各体谈文章作法、最后一部分则为全书“附论”。其他如张文勋的《〈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马宏山的《也谈〈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李淼的《略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1983年)、周振甫的《〈文心雕龙〉的体系》(《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3日)、刘凌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新探》(《文心雕龙学刊》第四辑，1986年)等文章，都是探索《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专题论文。三是关于《文心雕龙》总论的研究。刘勰把《文心雕龙》的前五篇称为“文之枢纽”，研究者一般以“总论”称之，但牟世金先生认为，“‘枢纽’并不等于‘总论’”，“《正纬》和《辨骚》虽列入‘文之枢纽’，但并不是《文心雕龙》的总论。属于总论的，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其中《征圣》和《宗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因此，《文心雕龙》的总论，只提出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这是关于《文心雕龙》总论的基本把握。至于“文之枢纽”的每一篇，学者们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尤其着力于《原道》和《辨骚》两篇的研究。如关于“原道”之“道”为何物，便有儒道、佛道、自然之道、儒玄交融之道等不同的说法。四是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研究。《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占全书五分之二的篇幅，但一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对文体论的总体认识，应该说以前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本期则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注重文体论的研究。如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研究中应注意文体论的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1981年)，从文章的篇名即可看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周振甫先生在其《文心雕龙今译》中则指出：“他的创作论，就是从文体论里归纳出来的；他的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也是从他的文体论中得出来的……没有文体论，就没有创作论、鉴赏论等，也没有文之枢纽，没有《文心雕龙》了，所以文体论在全书中是很重要的部分。”其他如王达津的《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1984年)、蒋祖怡的《〈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特色及其局限》(《文心雕龙论丛》，1985年)等，都是有关刘勰文体论的专题论文。五是关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研究。这一直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心，本期学者们更是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索。如牟世金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的长文《〈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便是全面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体系的力作。该文指出：“刘勰的创作论体系，是以《神思》篇为纲，以情言关系为主线，对物情言三者相互关系的全面论述构成的。”至于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众多学者的精彩之论更是不胜枚举。如关于艺术构思论，王元化先生提出：“《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总纲，几乎统摄了创作论以下诸篇的各重要论点。”关于艺术风格论，詹锳先生则创立了“《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对刘勰关于风格与个性的关系、才思与风格的关系、时代风格、文体风格、风骨与风格、定势与风格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探索，从而构成了一个“风格学”的体系。关于风骨论，涂光社先生认为：“《风骨》篇是一篇专论文学艺术动人之力的杰作。”牟世金先生《从刘勰的理论体系看风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1981年)一文则从刘勰的理论体系出发，认为刘勰所谓“风”“骨”“采”三者的关系，不过是儒家“志”“言”“文”三种关系的翻版。石家宜的《“风骨”及其美学意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1981年)也强调应从刘勰的理论体系出发研究“风骨”论，认为“风骨”乃是《文心雕龙》的一个核心审美范畴。张少康的《齐梁风骨论的美学内容》(《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六辑，1982年)则综合考察齐梁时期有关诗文书画的风骨论，认为“风骨”是齐梁时期各个文艺领域所共有的美学标准。其他关于通变、定势、情采、比兴、夸饰等，都有许多专题研究论文，可谓异彩纷呈。六是关于《文心雕龙》批评论的研究。王运熙的《〈文心雕龙〉评价作家作品的思想政治标准》(《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缪俊杰的《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1979年)、穆克宏的《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等，都是关于刘勰文学批评论的专题论文。
兴盛与繁荣时期的“龙学”论文，表现出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其一，对前两个时期研究较多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认识趋于深入。其二，强调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力图还《文心雕龙》以本来面目。上述第二个时期的研究，存在着方法生硬和脱离《文心雕龙》实际的情况，本期多数研究者都致力于探讨刘勰自己的文论思想。不过，这个所谓“本来面目”的探讨主要是在文艺学视野中进行的，因而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其三，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重新审视这部书的价值和意义。文艺学和美学密不可分，进入文艺学视野的《文心雕龙》，必然也会受到美学的关注，可以说既是美学研究的需求，也是“龙学”发展的必然。牟世金先生曾指出：“美学和文学两说并不矛盾，但如果说《文心雕龙》的某些内容不属文学理论，美学则有更大的容量。……视《文心雕龙》为古代美学的‘典型’，可能给龙学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其四，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文心雕龙》，如运用系统论等方法，对《文心雕龙》作出新的阐释。其五，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心雕龙》，认识其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
此期“龙学”的兴盛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及其系列学术活动。1982年10月，国内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学者汇聚济南，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讨论会，这是学会成立的预备会议，会后还出版了《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齐鲁书社，1983年7月)。1983年8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青岛成立，并决定以《文心雕龙学刊》为会刊。是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以王元化、章培恒和牟世金为代表的《文心雕龙》考察团访问日本，与日本学者交流“龙学”的成果。翌年11月，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在上海举行。1986年4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安徽屯溪召开。1988年10月，国际《文心雕龙》讨论会在广州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龙学”家共聚一堂，这是“龙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也标志着《文心雕龙》研究进入了空前的极盛时期。
正如张文勋先生所说：“1979年以来的十年间，《文心》研究工作以‘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出现了崭新的局面。1983年《文心雕龙学刊》创刊，更有效地促进了《文心》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文心学’显示出其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蓬勃生机。”台湾王更生先生亦指出：“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在‘《文心雕龙》学’的研究方面，投入的学者之众，作品产量之富，普及速度之快，以及作品样式的多彩多姿；这其间，尤其从一九八三年八月，成立专门研究《文心雕龙》的全国性学会，正式出版了《文心雕龙学刊》和《文心雕龙研究》，并在国际上开展了《文心雕龙》学术交流活动之后，‘《文心雕龙》学’的研究益加蓬勃，研究的领域更跨越国界，向域外延伸了他的触角，成果较前益加显著，并引起了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关注。”
五、 “龙学”的徘徊与反思(1989—2000年)
从1989年至二十世纪末的十余年时间，《文心雕龙》研究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龙学”的徘徊和反思时期。这种研究状况的出现，既有社会历史大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龙学”自身发展的具体原因。从后一个方面说，1989年6月19日，主持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日常工作的秘书长牟世金先生去世，学会工作短期内基本陷入瘫痪状态，应该说这对“龙学”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从前一个方面说，九十年代初的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华大地，古典学术的研究受到较大冷落和冲击，这是“龙学”之所以进入徘徊时期的社会历史原因。与此同时，学科设置的调整也悄然进行，原本作为一个硕士招生专业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被归并到文艺学或中国古代文学，原本可以作为一个硕士研究方向的“《文心雕龙》研究”则不复存在。这些政策性的导向对“龙学”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时大学里选修《文心雕龙》课程的人数急剧下降，学《文心雕龙》有什么用的质疑时常可以听到。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学术亦然，何况刘勰所谓“文”原本就是包括人文学术在内的。不过，人文学术的研究和发展是有较强的连续性的，除去“文革”这样的极端之例，上述大小环境和事件还不足以破坏“龙学”的连续性。在上一个时期“龙学”兴盛和繁荣的背景下，进入九十年代后的“龙学”虽在表面上不再显得那样轰轰烈烈，但仍有不少学者坚守阵地，默默耕耘，从而留下了不少“龙学”成果。此期出版各类著作八十余种，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从论著的数量上看，可以说《文心雕龙》研究仍然是相当兴盛的。当然，单纯的数字有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的。就本时期“龙学”论著的数量而言，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此期的不少专著是在各种丛书中出现的，如一些译注类的丛书；二是由于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加之出版业的空前发展，一些不尽成熟或缺乏创建的论著得以面世；三是此期的近千篇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收在各种有关《文心雕龙》论文集中的。正因如此，我们说本期的“龙学”较之上一时期的兴盛有所不同，实际上已不再那么热闹非凡而引人注目，而是进入了一个徘徊、反思进而总结的阶段，这与世纪末的整个学术氛围也是密切相关的。
此期最为重要的“龙学”著作，大部分具有总结的性质。首先是杨明照先生领衔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此书第一次全面汇集和检阅“龙学”的成果，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集大成之作。牟世金先生主持编选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也是着眼现代“龙学”史的具有集成性的作品。其次是贾锦福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济南出版社，1993年)和周振甫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也是具有重要总结意义的“龙学”著作。冯春田先生的《文心雕龙语词通释》(明天出版社，1990年)，则堪称一部《文心雕龙》语词词典。第三是各种总结性的文集，如牟世金先生的《雕龙后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蒋祖怡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双璧——〈文心雕龙〉〈诗品〉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寇效信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及《张文勋文集》第三卷(《“文心雕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均为重要的具有总结意义的“龙学”著作。第四是具有集成性的专著，如林其锬、陈凤金先生的《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穆克宏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祖保泉先生的《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杨明照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等。第五，本期的不少专著，都是作者长时期研究《文心雕龙》的结晶，如石家宜先生的《文心雕龙整体研究》(南京出版社，1993年)、韩湖初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孙蓉蓉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詹福瑞先生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平先生的《文心雕龙综论》(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冯春田先生的《文心雕龙阐释》(齐鲁书社，2000年)等。除此之外，朱广成的《文心雕龙的创作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李炳勋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新编》(文心出版社，1993年)、王明志的《文心雕龙新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李蓁非的《文心雕龙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林伯的《〈文心雕龙〉字义疏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于维璋的《刘勰文艺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灯的《文心雕龙辨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天道的《文心雕龙审美心理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杉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运熙、周锋的《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周绍恒的《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学苑出版社，2000年)等，皆为各有所长的“龙学”专著。
本期的近千篇文章，首先是延续前一个时期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如祖保泉先生的《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石家宜先生的《踏勘〈文心〉体系形成的轨迹》(《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1992年)、《〈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探微》(《苏东学刊》2000年第1期)等文章，继续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和概括。再如施惟达先生的《〈文心雕龙〉文体论新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1期)、罗宗强先生的《刘勰文体论识微》、戚良德的《“论文叙笔”初探》(《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1992年)、黄河的《〈文心雕龙〉文体研究的美学意义》(《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祁海文的《关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若干问题的思考》(《松辽学刊》1996年第3期)、林杉的《刘勰“论文叙笔”今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文章，则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继续进行思考。如罗先生认为，刘勰的文体论“不是狭义的纯文学的文体论，而是广义的、泛指一切文章的文体论。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似可称之为文章体式论”，同时，“从《文心雕龙》文体论看，刘勰的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接受着文学自觉思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文学自觉思潮的产物”。可以说是对文体论的新认识。其次，是对“龙学”的各种反思。如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有重注必要》一文，就“龙学”的基础工程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流行数十年的范注本，“是在黄《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固然提高了一大步，有很多优点；但考虑欠周之处，为数也不少”，因此实有重注的必要。笔者以为，这一建议是非常重要的，体现了老一辈“龙学”家的远见卓识。杨先生还列举了范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重注的初步设想”。再如周绍恒先生对《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进行新考，认为清代刘毓崧成于齐代之说“不能成立”，“《文心雕龙》是在梁代成书的”。周先生还对刘勰的出身进行了新的考证，认为：“毫无疑问，刘勰是出身于士族，而非庶族。”蒋世杰也对刘勰出身于庶族之说表示怀疑，提出：“论定刘勰出身庶族的依据不足，刘勰出身士族之说则不够准确；因此，提出刘勰出身士族‘衰门’新说。”与此相关的问题，如刘勰晚年出家的原因，林其锬先生亦作了新的论证，他认为：“刘勰人生理想系于昭明太子，昭明在宫廷斗争中失宠忧惧而亡，断了刘勰前程，也使其精神支柱倒塌，所以在穷途末路之日选择了削发为僧的终老末品，究其根由实在迫于政治环境，而且同萧梁宫廷斗争有关。”第三，本期有数篇论文关注海外“龙学”的发展，如林其锬的《把“文心雕龙学”进一步推向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在海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1995年)、李逸津的《〈文心雕龙〉在俄罗斯》(《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论〈文心雕龙〉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文心雕龙研究》第三辑，1998年)、王晓平的《关于〈文心雕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秋之卷)、李明滨的《李谢维奇和他的〈文心雕龙〉研究》(《枣庄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等。
除此之外，本期也有一些文章提出新的“龙学”论题，如韩湖初先生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论述《文心雕龙》的生命美学思想，值得关注。韩先生发现，“从刘勰把《文心》的核心思想称为‘枢纽’以及《时序》篇视文学的发展如‘枢中所动，环流无倦’，可见它与‘北斗崇拜’的‘枢纽’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进而指出：“《文心雕龙》不但以‘北斗崇拜’的‘枢纽’比喻其核心和主干，而且创造性地发挥了它所包含的美学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由此建构起完整的文学美学理论体系。”比如：“刘勰的‘枢纽’论首先继承和发挥了‘北斗崇拜’以来视化生万物的生命及其外在美乃是宇宙的本性的思想，由此形成‘尊道’、‘贵德’与‘贵文’的系统理论，以之作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核心与主干。”韩先生认为，“生命美学思想不但是《文心雕龙》的根基，而且贯穿其整个理论体系，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因此他指出：“《文心雕龙》包含丰富而深刻的生命美学思想，其要义是把化生万物的生命(及其运动)和美看成是宇宙的本性。……由于把人与宇宙都看成是生命有机体，文章著作自然也是如此，由此便形成了把文学著作比喻为生命有机体的思想。这与西方美学史上的‘生命之喻’思想是相通的。由此可见，刘勰的生命美学思想不但渊源甚古，而且在世界美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笔者觉得，韩先生的这些认识虽未必全部确切，但其角度是新颖的，对刘勰美学思想的阐释是富有新意的。
如果说，本期“龙学”的反思和总结特征一开始就表现出来，那么在世纪之交的后期就更为明显了，其突出的表现是自觉开始了对二十世纪“龙学”的全面总结。专著有张文勋和张少康等先生的两部《文心雕龙研究史》，论文则有若干篇，仅李平先生便有数篇这方面的论文，如《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5期)、《近二十年〈文心雕龙〉研究述论》(《苏东学刊》2000年第1期)、《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综论》(《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等，又如张连科先生《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论文。就“龙学”本身的发展而言，在对《文心雕龙》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以后，研究者必然考虑总结历史、深化研究并开拓未来的问题；尤其是在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这种对一门学科研究历史的总结就更加自觉和必要了。
本期“龙学”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加大了“龙学”的国际化步伐，也开启了较大规模的两岸“龙学”交流。1995年7月28日至31日，《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是由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和北京大学、韩国岭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山东日照市(刘勰祖籍莒县所在地)联合召开的。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龙学”精英大多到会，如台湾的黄锦鈜、王更生、张敬、李景溁、蔡宗阳、黄景进，香港的黄维樑、陈志诚、罗思美，日本的冈村繁、兴膳宏，俄罗斯的李谢维奇，加拿大的梁燕城，韩国的李鸿镇，美国的罗锦堂，马来西亚的杨清龙等，均出席此次会议，则说明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国际“龙学”会议。会议期间，学会常务理事会还专门召开了会议，决定聘请日本的冈村繁、兴膳宏教授，台湾黄锦鈜、王更生、李景溁、蔡宗阳、黄景进教授，香港黄维樑、陈志诚、罗思美教授，台湾宋春青先生，为学会顾问。从而，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会。
1999年5月，大陆学者16人应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和语文学会之邀，参加了刘勰《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和会后的参观、访问活动。本次会议与会人员除台湾各大学的有关专家学者，还有新加坡和香港的同行。参加这次研讨的大陆学者是徐中玉(华东师大)、张少康(北京大学)、蔡钟翔(人民大学)、邱世友(中山大学)、穆克宏(福建师大)、蒋凡(复旦大学)、石家宜(南京师大)、郁源(湖北大学)、张文勋(云南大学)、詹福瑞(河北大学)、林其锬(上海社科院)、韩泉欣(浙江大学)、孙蓉蓉(南京大学)、韩湖初(华南师大)、罗立乾(武汉大学)、赵福海(长春师院)。显然，这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大陆“龙学”团队，其赴台参与“龙学”盛会的意义是重大的。可以预期，随着上述国际交流的推进和视野的扩大，《文心雕龙》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必将受益良多，“龙学”必将迎来又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六、 “龙学”的深化与拓展(2000年以后)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乃至国学热的兴起，“龙学”进入新的开拓发展时期。从2000年至今的十五六年时间里，大陆出版各类“龙学”著作超过两百种，发表“龙学”专题论文千篇以上，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而言，成绩都是相当可观的。新世纪“龙学”的发展体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龙学”专著空前繁荣，二是大学课堂上的“龙学”精彩纷呈，三是新生代的“龙学”生机勃勃。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进行探讨。这里，我们则就单篇论文略予描述。二十一世纪“龙学”的上千篇论文涉及“龙学”的各个方面，我们只能举例性地予以介绍。首先是延续二十世纪“龙学”重要问题的新的思考，如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问题，本期仍有学者进行研究。陶礼天先生从六朝“文笔”观与文学观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文笔之辨”予以探讨，指出：“六朝时期文学批评上提出的‘文笔’论，体现了其时批评家们对文学性的认识，反映了文学观念的演进过程。故近现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对此重要问题撰文予以探讨，其中又较为集中在《文心雕龙》的‘文笔’论及其与六朝时期‘文笔’论之关系的研究上。”作者通过对黄侃、刘师培以及郭绍虞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对“文笔”问题研究观点的进一步辨析，认为刘勰“基本恪守‘有韵为文而无韵为笔’的界划原则”，“有的论著认为萧绎《金楼子·立言篇》的‘文笔’论较为进步并体现出一种近乎纯文学的文学观，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作者指出：“至少至《文心雕龙》，情、采、韵作为‘文’的三个要素就已经系统提出，并作为‘文章’写作的明确要求。”应该说，这是一个扎实的结论。刘文忠先生则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渊源谈起，认为“《文心雕龙》文体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几乎囊括了历史上有关文体的所有论述，又仔细研究了各种文体的写作特点和大量的作品，经过独具匠心的提炼和升华，形成了系统而深刻、精确而全面的文体论”，“他总结了历史上文体论研究的积极成果，他将历史上那些零星、片段、不完整、不成熟的文体理论，经过归纳、总结和发展，构建出新的文体理论体系。不仅是集其大成，而且进行了充实与提高，从而使文体论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对各种文体和作品所作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前无古人的。其文体论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深度，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这一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评价可以说是极高的，体现了新时期“龙学”的新认识。
再如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与佛教和佛学的关系问题，本期也有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张少康等先生指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承认两个客观事实：“一是刘勰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而且是精通佛学的……二是《文心雕龙》中确实没有多少佛学词语和概念，也没有很明显的、很直接地运用佛学思想来论文。”对此，“我们应该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来理解这种现象： 第一，儒家文化在中国是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化思想，它在每个时代都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具有深刻的潜在影响，即使在玄佛思想占有比较主要地位的南朝也是如此。第二，在那个时代，佛学和儒学不是对立的，而是完全可以互相兼容的。……第三，那时佛学的传播是要借助中国本土文化的，当时特别是借玄学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所以是玄佛合一的。”以此认识为基础，张先生认为，“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虽然没有有意识地运用佛学思想来论文，但是实际上《文心雕龙》的写作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佛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理’说意思是‘神明的原理’，与他的佛学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刘勰的本体观受龙树影响很深，刘的论‘道’实际包含了儒释道兼通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的‘折衷’研究方法是直接受龙树中道观影响的产物。”精通佛学的普慧先生则指出：“刘勰一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神学信仰者。他自觉恪守戒律，协助名僧僧祐整理佛教经论，撰写佛学论文《灭惑论》，积极参与齐末佛、道之争，坚决捍卫佛教地位。其《文心雕龙》虽是一部有关文章写作之法的专著，但因浸透着佛教神学的思维框架，故而思路开阔，条理明晰，谈论文艺，包揽宇宙，总括人心，颇合艺术审美思维之要求。”
又如关于《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问题，世纪之交曾有学者做过不少探讨，如黄高宪先生有系列论文： 《西汉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福建论坛》1998年第6期)、《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周易〉经传与〈文心雕龙〉》(《国际易学研究》1999年第5辑)、《试论〈易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周易研究》2000年第1期)等，站在《周易》经传和易学的角度，从源及流，探讨《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本期黄先生以《〈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周易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进行了总结，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如张善文先生《试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一文，便是其中优秀的一篇。该文从四个方面详细研究了《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一是刘勰引据《周易》卦象，无论是泛举“《易》象”、“四象”，还是直举某卦之象或取例于《象传》的解说，“都每每切合于他所要说明的文学问题，足见刘氏将《易》象的哲理意义与文学理论相沟通，颇有精到之处”。二是刘勰援引的《周易》其他方面的文辞，包括卦爻辞及《易传》部分，大部分并不属于文论的范畴，“但一经刘勰引述，则十分巧妙地阐明了文学理论中的具体问题，甚至某些内容还成为古代文论中颇有影响的名言”。三是刘勰往往叙及各种文学现象(包括文体、创作手法等)的源流问题。“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探究《周易》各部分内容的创作，或因以推溯文学根源，或用以阐述文学流变，纵非一一精确，却可考见刘氏研讨之功。”四是刘勰“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融会《周易》的一些短词简语，化为他自己的语言，自铸诸多美意伟辞，洋溢于字里行间”。正如作者所指出，通过考察、辨析《周易》对《文心雕龙》的显著影响，“不仅对于深入理解《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巨著有一定作用，而且对分析《文心雕龙》与古代哲学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问题，似亦不无裨益。”李逸津先生则通过辨析《周易》哲学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建构，发现刘勰依《周易》之宇宙构成论建立起“文原于道”的文学本体论,再依《周易》之象数系统建立起析理论证的思维模式，又以《周易》话语构建起《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从而认为：“刘勰是以《周易》哲学的理论框架、思维模式和话语工具,构建起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这就使他的理论超越‘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前代中国文论，而成为‘体大思精’‘笼罩群言’，有明确的理论轴心和严密的论述逻辑的著作。”
其次，除了上述对传统话题的新的思考，本期“龙学”论文亦有不少新的论题提出。如袁济喜先生《论〈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一文指出：“作为一种经典的创构，《文心雕龙》不仅在于其具体可观的篇章结构，更主要的在于她背后的人文精神的磨炼。而这种人文精神的磨炼。有三大要素，其一是对于古代儒家人文精神的传承，其二是对于佛学精神的张大，其三是刘勰自身人格精神的融入。当然，还有道家与玄学思想等因素的熏陶，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袁先生进而发现：
这种人文坚守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无畏的批判精神与勇气。刘勰终其一生，是一位孤独者，他不为当时人所认同，不受当时重视，有时也不得不去叩当时的重要人物沈约的车驾，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他是坚强的，尤其最后重返定林寺，燔发出家，用看似极端的方式来与时流诀别，这种方式在今天看来有些过分，但是当时比起沈约之流的善变，却具有一种人格感召的意义。
笔者觉得这样的认识是具有深度的，是回到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本身的“用心”之论。再如王振复先生《“唯务折衷”： 〈文心雕龙〉文论思想的文化品格》一文指出： 《文心雕龙》的文论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建构起来的呢？王先生认为：“《文心雕龙》文论思想的文化选择，决不是单打一的，说其宗儒抑或宗道(玄)抑或宗佛，均不符其实际，而是道(玄)、儒、佛的三栖相会，是亦儒亦道亦佛又非儒非道非佛，鲜明地呈现出复杂、宏博的精神面貌与人文内涵。《文心》是书，是中国文化史上巨大、复繁、矛盾而深邃的一个文论系统。其基本特色，可用刘勰自述的‘唯务折衷’来概括。”而“‘唯务折衷’有一精神内核，便是刘勰试图在道、儒、佛三学综合基础上的自创新格。”笔者以为，此论不仅指出刘勰思想是“三栖相会”，也不仅指出其特点可以“唯务折衷”来概括，而且指出刘勰乃以此“自创新格”，这是颇富见地的。
第三，对《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探索。新世纪的“龙学”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开创出一番新天地，这是不少研究者思考过的问题。正如詹福瑞先生说：“二十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在该书的校注、理论内容的诠解与理论体系的阐释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时近二十一世纪，我们当如何在二十世纪的峰巅之上，把《文心雕龙》的研究进一步引向广阔和深入，是龙学界深思的一个问题。”为此，詹先生提出了“三打通”问题，即“打通《文心雕龙》与六朝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打通《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打通《文心雕龙》与现代和西方文论”，而之所以要“打通”，“目的即在于打破《文心雕龙》封闭的研究局面，延展视野，把《文心雕龙》研究导向广阔与深入，使其不仅是二十世纪的显学，也成为本世纪的显学”。左东岭先生则通过对《文心雕龙》两个主要范畴“体要”与“折衷”研究状况与研究方法的检讨，来思考和探索“龙学”的方法问题。他指出，《文心雕龙》的范畴“存在着潜体系的非系统性与貌似严密而实有裂痕这样两种情形”，因而“在目前该书的范畴研究中，存在着将古代理论范畴理想化的倾向”，研究者“应该采用重构与解构的不同研究方法，以便探讨该书真实的理论内涵与特征，从而将本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左先生说：“就像其他古代理论家一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使用的不少范畴并不具备理论的明晰性。由于古人没有严格的逻辑分类意识,所以在使用许多术语时,其实很难严密规定其内涵,而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并不是思维方面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为了在不同的场合说明不同的问题而各有所侧重,再加上中国古人重视整体的感悟而不太在意对概念的严格界定,所以也就形成了与今人不太一致的范畴特征。”正因如此，“前人研究《文心雕龙》的范畴，往往有意无意地按照今人对于范畴的理解来理解刘勰，同时也按照现代的范畴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的范畴，于是常常认为刘勰所使用的范畴就像今天那样明晰而严密，从而将原本并不太严密的说成是严密的，将原本并不那么明晰的也说成是明晰的，结果往往就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了”。应该说，这确实是《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李建中先生则由“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引发的方法论反思，谈到“龙学的困境”问题。他说：“既是跨世纪又是跨海峡的‘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在给现代龙学研究带来繁荣和启迪的同时，也从方法论层面引发关于‘龙学困境’的反思。在‘百年龙学’的语境下重新考量这场学术论争，可以见出龙学研究的三大困境： 哲学的逻辑的方法与诗性文论本体的扞格不入，当下理论判断及体系建构对历史复杂语境及变迁的忽略不计，以及用他山之石(西方观念及方法)攻本土之玉(中国文论)时的事与愿违。”李先生谈到的这“三大困境”也确乎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呢？黄维樑先生似乎有破解之道，他说：“笔者近年的《文心雕龙》研究有三个重点： (一) 尝试通过与西方文论的比较，重新诠释它；(二) 尝试以中西文论合璧的方式，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立一具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此体系具有大同性，有普世的价值；(三) 尝试把它的理论，用于对古今中外作品的实际批评。”实际上，能在这三者之中突破一点，则功莫大焉；若能于此三者皆有建树，则“龙学”必将步入柳暗花明之境矣。
另外，本期“龙学”论文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著名“龙学”家的研究，如对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范文澜、刘永济、杨明照、张光年、王元化、牟世金、祖保泉等众多卓有成就的“龙学”家，均有一篇或数篇论文进行研究。尤其是对黄侃、范文澜、王元化等先生的研究，可以说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对总结百年“龙学”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龙学”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台湾著名“龙学”家王更生先生曾指出：
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历经改革开放的激荡，与有心人士对西方文学理论、学说、样式、派别、方法的大量引进；兹不但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园地，同时也掀起了研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狂热。根据戚良德编著的《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中的记载，特别是在近五十年(1949—2000)，其“单篇论文”之富，“专门著作”之多，参与“学者”之众，研究“风气”之普及，盛况之空前，可谓一千五百多年来，中国“龙学”研究史上所仅见！这种现象的发生，绝对不是学术上的奇迹，而是其来也有自。
王先生的这段话是对二十世纪后五十年“龙学”的概括，实际上，以之延伸到新世纪“龙学”，可能更为合适。所谓“盛况之空前”，在昌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新世纪“龙学”的盛况较之二十世纪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为系统、深化而全面了，特别是更加回归《文心雕龙》本体及其产生、滋养它的中国文化本身，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王先生所谓“其来也有自”。《文心雕龙》研究之所以发展成一门“龙学”，与“‘甲骨学’‘敦煌学’‘红学’同时荣登世界‘显学’的殿堂”，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其必将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增添力量，更会为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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