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此话固然不假，但真正能为他人做好嫁衣，其实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安徽师大的李平教授曾为自己的老师祖保泉先生编过很多书，他说：“我心里总是希望老师的著作在经过学生的手之后，能够变得完美一点，哪怕是形式上的也好。”我觉得，这份真切的心愿不仅是学生对老师的，可能也是所有编辑对自己工作的愿望吧。试想，当你把新娘的衣服整理得十分熨帖，穿起来是那么光鲜亮丽，看起来是那样赏心悦目，你心中的那份踏实和成就感，可能是不亚于新娘本人的。更何况，当你所编辑的内容正是自己的专业之时，编辑的过程便成为一次切实的学术活动，不啻是一个与众多专家作最新的前沿对话的过程，这就更不能说是为他人做嫁衣了。说实话，我坚持一个人编辑这份《中国文论》，正因有此私心。
按照《文心雕龙》的理论框架设置这本《中国文论》的栏目，我自认为是一个小小的发明。《文心雕龙》向以“体大而虑周”著称，它所论述的问题，可以说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问题，正如牟师世金先生曾指出，刘勰所论，一直都在中国文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其实“都是《文心雕龙》已安排的体系的延伸”(《雕龙集》前言)，事实也证明，我们可以毫不牵强地把我们对中国文论各种问题的探讨纳入刘勰所设置的体系和框架之中。
在“文心雕龙”的栏目下，我们首先刊登了涂光社先生《有关〈文心雕龙〉“跨界”研究的思考》一文。“跨界”是当下的一个热词，涂先生不失时机地进行“龙学”的有关思考，可谓捷足先登。他说：“古今文学观念不尽一致，《文心雕龙》论及的文章也超越了今天文学作品的范围。无论自觉与否，现代龙学多少都有些‘跨界’(即从当代多元的视角研讨)的意味。”并认为：“从龙学现状和态势看，愚以为进一步强化‘跨界’思考和研究，对全面深入开掘这一珍贵理论遗产的价值是颇有帮助的。”那么什么是“跨界”研究呢？涂先生指出：“此所谓‘跨界’既指跨越古今某些思想观念的界限，也包括跨越学科分类、思维模式……的界限。‘跨界’就能从多元视角审视、比对，将一些目前研讨容易忽略，甚至有所缺失，而古人意识中业已存在、思考中已有所得，却从其他理论视角易于发现的精义梳理出来，整合于新的认识之中，以利更为先进、合乎时代要求的理论建构。”正是通过这种“跨界”思考，涂先生发现，无论从古今文学观念的细微差异上看，还是从一些论题的经典性论证，如创作思维、风格、继承变革、鉴赏等理论看，刘勰见识之卓越在古今中外的对比中更加凸显，而“比兴”、“物色”以及有关文学语言形式的论证，其民族特色尤为鲜明，显示出中国文化的独到之境。进而，涂先生得出这样的认识：“全书的结构统序、各专题的评述论证几乎都表现出其他文论著作难以企及的先进性，明言‘剖情析采’、‘不屑古今，唯务折衷’，显示出刘勰方法论上的自觉。《文心雕龙》无愧‘体大虑周’、‘体大思精’之评，是一部在文学观念成熟、理论长足进步的时代由杰出思想理论家成就的经典。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西学东渐以后仍获得中外学者高度赞誉有充分理由。”
其次是唐萌博士的《论〈文心雕龙〉的经典化》，这是一个颇为新颖的选题，文章指出：“《文心雕龙》的流传过程中经历了被建构为经典的若干环节。同时，《文心雕龙》自身价值在其经典化进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显然，这样的过程考察是饶有趣味的。如谓：“从刘勰的身份、《文心雕龙》的写作风格及其对文学发展趋势缺乏预测这三点来看，《文心雕龙》一书在齐梁之际的文坛很难得到广泛流传，更不可能作为当时创作实践的理论指导。但是，《文心雕龙》最初的不被接受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在《文心雕龙》经典化的进程中，这种沉寂的状态是其经历的非经典化阶段，亦是经典形成的必经之路。”应该说，作者用崭新的角度和眼光，解读了一个老问题，结论也就具有了新的启发意义。这正是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正是循着这种思路，作者说：“《文心雕龙》从齐梁初成时的冷遇，至清末民国成为经典，大致经历了一千五百年。在这一千五百年，《文心雕龙》逐渐被认识、被接受、被传播，最终其经典地位得以确认。其中，官修史志收录、传播方式增加、点校本的出现以及有意建构是《文心雕龙》经典化进程中的四个关键阶段。”说实话，这里谈到的问题，我们都不觉得陌生，但作者的言说方式和视角，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当然，这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还在于：“《文心雕龙》的后经典化时代，龙学研究该如何前行？”作者认为：“《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它承载了古代文章写作的普世价值，是古代文人的思想精华。《文心雕龙》的重要价值不应因其成为经典而渐弱，反而应该在研讨经典的过程中得以强化。尽管《文心雕龙》已经成为经典，研究《文心雕龙》的成果也逐渐成为经典，但是《文心雕龙》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小到单字释义，大到思想旨归，我们并没有完全地、很好地解决。……所以，《文心雕龙》经典形成以后的龙学研究，我们并非一无可为。”我觉得，这是作为新一代龙学研究者应有的气魄和胆识。正因如此，笔者特别欣赏唐博士的下面一段话：“前人的研究已经定型，后人的研究尚有可塑，也只有这样前赴后继，不断突破，学术才能发展。对于《文心雕龙》研究而言，同样如此。后来研究者会面对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在众多成果中立异创新越来越难，但是可供借鉴、可供修正的结论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能望而却步，而要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精华的基础上，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这才能够使学术研究得以发展，同时这也是对经典最好的继承。”
第三篇文章是董韦彤的《卢文弨文学思想初探》，这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卢文弨是清代著名的校勘、考据学家，其文学思想尚未引人关注。作者指出，卢文弨虽不专事文学，但在其一生的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有自己特点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如在诗歌创作缘起的问题上，卢文弨认为应当先有事，触事生情，再以诗歌表达情。在内容题材的择取上，他主张以当下社会现实之事入诗，以诗记史，尤其提出“以诗为邑之志”。对于表现不同题材的诗歌而言，他喜欢的诗风或清新淡雅，或雄浑厚重，又或是两种相对风格兼而顾之的中道之风。再如卢文弨对文学形式的规范非常看重，认为对“能诗者”而言根本不存在内容与形式的真正冲突。对于文学作品的功用，从小处着眼，它能怡个人之情；从大局考虑，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赏鉴时，卢文弨提出了校勘考据的重要性，承认读者理解与作品本意之间客观差距的不可避免性，并表露了自己评判文学作品的原则标准。作者特别从一个文献学家的角度，考察了卢文弨文学思想的特色，指出：“卢文弨一生所考据校勘过的书籍无数，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许多感受和认识是很多专事文学的文人一生都无法体会到的。前人的文学作品一代代流传下来，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面貌上的改变，这一点卢氏是最有直观感受的。因此，他比别人更能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文本问题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在校勘考证过程中，卢文弨见惯了文本的脱漏、衍生和错讹等问题对古书原貌的巨大破坏，所以他提出了校勘考据之学与文学作品的理解与赏鉴的重要关系：‘夫一字之不安，通章之病也，学者可不唯善本之求，而但沿流俗之所传乎？有志风雅者，其必乐考于斯矣。’”所谓“一字不安，通章之病”，这确乎体现出基于中国古代文学独特性的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是值得我们今天在文章写作实践中深长思之的问题。
在“文之枢纽”的栏目下，我们首先推出的是陈允锋教授专门为本刊而作的长篇论文《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为本”说探析》。陈教授敢于挑战一个名家云集、众说纷纭的老问题，自然是有着成竹在胸的新认识。如王国维著名的“三境界”说，多被作为有关“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历程的看法；但作者从“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一句所透露之语义信息，以及《人间词话》论及的“第一境”所呈示之“评词基准”，认为王氏所谓“三境界”说之“境界”，在淡化通常所说“阶段、阶级”之义的同时，更强调了词例本身所具备的“境界”之美。陈教授进而指出：“王氏所论之‘境界’本与‘人生’与‘词境’两大要素直接相连。换言之，王氏所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经历之‘三境界’，其实既是‘大词人’所创造之‘词境’，更是‘人生之境界’。这一点，往往为论《人间词话》‘境界’说者所忽略，而何谓‘境界为本’问题，也不易得到透彻之阐说。”正是在此精细辨析的基础上，陈教授指出：“王国维标‘境界’以为‘本’，不仅说明其‘境界’说在作品审美特质及其存在形态方面，较前人更能探得其‘本体’，而且还强调了作品所达到的‘境界’，归根结底，乃源于作者之眼界、胸襟。这才是‘境界为本’说的核心。”正因如此，“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固然是创造作品‘境界’美的必要条件，但王国维又深入一层，强调了‘诗人之眼’——‘大文学家’之‘眼界’、‘胸襟’、‘雅量’、‘高致’、‘德性’、‘人格’等主体要素，且视之为作品‘境界’之‘本’。由此可知： 人生‘境界’决定了文学作品之‘境界’，这才是王国维‘境界’说超越‘兴趣’、‘神韵’说之关键处，也是‘境界为本’说的基本要义之一。”陈教授认为，王国维的独特贡献，“并不在于‘拈出“境界”二字’，而在于将‘境界’视作艺术生命之标志，并将作家审美胸襟、人格德性以及‘感自己之感’之独创性等要素，提升到了文学作品审美特质创造之‘本’的高度。”从而，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境界’说不仅较兴趣、神韵诸说更切实地道出了文学作品审美特质之所在，讲求以少总多，寓人类全体之情于一己个体之情，更重要的是，‘境界’说强调了作品之‘境界’乃根源于作家审美胸襟、人格德性等人生之‘境界’。同时，‘境界’复与‘情真、景真’直接相关，强调作家之‘能观’对作品创新品质之决定性作用。简言之，除通常所说的‘境界’之特征，人生境界、创造能力，自是王国维‘境界为本’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影响深广之‘境界’说的‘源头活水’——其间既流淌着中国古来传统精神之血脉，也洋溢着西洋哲理思辨之辉光，体现了王氏‘学无新旧，无中西’这一为‘学’之精义。”应该说，这一认识颇为通达而宏阔的。
其次是魏伯河教授《正本清源说“宗经”——兼评周振甫先生的有关论述》一文。魏先生认为，“‘宗经’是刘勰主要的文学主张，也是他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因此，他强调：“深入研究刘勰‘宗经’的文学主张，揭示其内蕴，评价其得失，不仅对于研究《文心雕龙》的整个理论体系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文学理论中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是有益的借鉴。”他特别指出：“周先生对此用力甚勤，而仍不免于有失误的原因，在于往往以今人的观念和自己的好恶曲解刘勰的原意，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了刘勰的观点，结果是本想予读者以有益的指导，却无意中把读者引向了歧途。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教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训并非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如魏先生所说：“20世纪是儒学史上空前的低迷期，而许多‘龙学’论著产生于儒学被粗暴践踏的时代背景之下，研究者谈儒色变，小心翼翼，生怕误踏雷区，以致影响到对《文心雕龙》的正确解读，不能或不愿、不敢正视刘勰‘宗经’崇儒的事实。返璞归真，正本清源，准确释读刘勰的原文，仍是‘龙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应该说，这些认识确有正本清源之力，也因此，魏先生对刘勰文艺思想的阐释确有不少会心之处，如谓：“刘勰对骈俪文学的形式也是十分欣赏的，所不满的只是当时作品缺乏正确而充实的思想内容及其形式上的某些过分之处。《文心雕龙》中专设《丽辞》、《章句》、《声律》、《事类》等篇，正是研究如何使骈文形式更趋华美和完善的。那么，刘勰是否因此而反对或排斥经书那种‘比较朴实的长短错落的古文’呢？并非如此。在这一点上，刘勰可谓相当高明。他用‘通变’的观点来看待这种语言形式的发展演变，把‘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骈文’看作是经书语言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既没有因为‘宗经’而反对当时的骈文语言形式，也没有因为赞成当时骈文的语言形式而稍微动摇其向经书语言学习的主张。他看到了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语言形式之间的继承关系，认为骈文的主要特点无一不是肇自经书。”
“文之枢纽”栏目下的第三篇文章是章建文教授的《在经学的语境中开拓文学的话语空间——论张英〈书经衷论〉的文学思想》一文，这也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该篇论文的大标题，实际上概括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在经学的语境中开拓文学的话语空间。而对一个《书经》的阅读、研讨者来说，其具体的开拓之途，实在是颇具挑战性的，因而也是颇具吸引力的。章先生指出：“《书经衷论》从‘统’、文体、文法、情感与形象、风格五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文学思想，揭示张英在经学的语境中追求道、治、学、文四统合一和对文学自身统绪及相对独立性的思考。”这实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如“从阅读过程来看，张英不是以‘古’为难，而是以‘古’为美，不仅《尚书》篇目内容是审美对象，语言本身也成了审美的对象，要‘熟诵之后，往复再四’、‘缠绵往复’，这样阅读过程延长了，审美体验也愈加丰富了，‘味之愈永’，‘不觉其言之复’，这与西方形式主义所主张的陌生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古’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是陌生的，需要花相对于‘今’的对象更多的时间来阅读，阅读的过程被迫延长，然而阅读过程延长，审美享受也就被延长，也就会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甚至更进一步，“张英以‘古’为中心，以‘古奥’、‘古茂’、‘古雅’、‘古穆’为架构建立起了层次分明的风格体系，而这完全是在‘文’或形式的基础上构建起来，或者说在文学话语中构建起来，这显然已摆脱了经学话语的影响，将文学话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来看待，这对构建相对独立的文统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觉得，能把张英的《书经衷论》作出如此梳理，也实在说明了章先生的开拓精神。从而，如下的结论也就是令人信服的：“张英在《书经》的经学语境中构建了相对独立的文学话语体系，进一步坐实了‘以经学为文章’的理论命题，对康熙朝文统的构建提供了思想的指导。可以说，张英是在讲筵活动的经学话语中最积极开拓文学话语空间的大臣之一，这一文学话语无疑也会用到他后来的庶常馆教学中去，同时也为他以后的科举衡文与文学批评提供了基本的原则与方法，因此我们认为，《书经衷论》对清代的文学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尚书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论文叙笔”的栏目下，我们刊出了四篇各有特点的文章。首先是万奇教授《〈文心雕龙·铨赋〉篇探微》一文。正如作者所说，“《铨赋》篇是系统、成熟的赋体专论”，但读者上来就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该篇的题目，用“诠”还是“铨”？正如万教授所说，从清代以来流行的《文心雕龙》读本，一般均做“诠”字，只有笔者的《文心雕龙校注通译》改成了“铨”字，但可能是孤掌难鸣吧，一直未见有人响应。万教授则“因‘铨’字更为妥帖，本文用‘铨’而弃‘诠’”，我想，有了万先生的支持，也许这个字会慢慢被大家接受的。万教授浸淫“龙学”有年，成就卓著，故其论《铨赋》一篇，细察之功随处可见。如谓“刘勰虽置‘赋’于文体论中，但并不否认‘赋用’。其‘赋’观是赋‘体’兼‘赋用’”，这可能是较为符合刘勰本意的通达之论。又如，《铨赋》篇有两处谈到“登高”： 一是开篇引《毛传》语“登高能赋，可为大夫”，一是“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万先生认为，这两处的“登高”内涵并不相同。“《毛传》的‘登高能赋’是指春秋时期士大夫‘赋诗言志’的政事行为……因此，《毛传》说的‘登高能赋’是指‘登堂能赋’和‘登坛能赋’。”而“刘勰所说的‘登高之旨’不是‘赋诗言志’的政事行为，是指诗赋写作之初的‘睹物兴情’。亦即《明诗》篇所讲的‘应物斯感’。”此辨的扎实细致是显然可见的。尤为可喜者，万先生不惟在语义上细加分辨而求其确解，更是着眼当下文章写作的实际，发掘《文心雕龙》的现实意义。其云：“他倡导‘丽词雅义’的原因有三： 一是体现宗‘经’的指导思想。二是追求雅‘丽’的审美理想。三是‘洞见症结，针对当时以发药’。目前文章写作还存在格调不高，文字粗疏的弊端，刘勰的‘丽词雅义’说不失为一剂救弊的良药。从这个意义上看，刘勰的赋学理论不单单是就赋而言，已经具有某种普适性的文章学价值。”对此，笔者深以为然。
其次是田鹏先生《宋元〈诗经〉著述序跋研究》一文。文章说：“宋代和元代的《诗经》著述序跋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超越前代，其创作体例也更为灵活，分为自序、后序、他序和跋，展现了创作动机、作品内容、作者交游和诗经学基本观点等多个方面，兼顾了宋元诗经学研究的政治功用和文学价值。”正因如此，这一课题的研究就是颇有意义的。作者进而指出：“宋元学者不但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作品创作序跋，并且相互为他人作品题写序跋蔚然成风，这种文体即成为了学术交流和论辩的方式。”通过考察，文章总结了“宋元学者使用‘引史证诗’和‘借诗立说’的创作方法”，以及“用历史事件与《诗经》研究互证，并借此表现其政治观点”的情况。正如作者所说，“宋元《诗经》著述序跋的研究对补充和完善这一时期的诗经学史有重要意义”。
第三是李成晴的《〈竹林诗评〉考论》一文。文章指出：“自民国以来，学界对于《竹林诗评》性质及作者的认识皆含混不清。”作者“通过史料考辨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成化本朱奠培《松石轩诗评》的研究”，“考知《竹林诗评》实际为朱奠培《松石轩诗评》的节略本”，而“冯惟讷《古诗纪》节录《松石轩诗评》中的先唐部分，署为《竹林诗评》等题名，清宛委山堂本《说郛》又据以辑出，专列一卷，于是便有了以《竹林诗评》为题名的别行本。”显然，这一考察是较有说服力的，因而是富有意义的。作者还在此基础上对《竹林诗评》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形象化的比喻评诗”，并特别指出“这种方式远法敖陶孙《臞翁诗评》等宋人诗话，直接师承则来自于其祖父宁献王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也是颇具说服力的结论。
第四是齐心苑博士的《文学史视野下的“话本”定义思考》一文。正如作者所说，对于鲁迅关于“话本”的定义，遵从者众，质疑者也不少，颇有僵持不下之势。文章认为：“所谓‘话本’定义的纷争，无非都只为一个问题，即‘话本’能否用来指称宋元明通俗小说及其拟作。”而“要明白孰是孰非，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说话’有没有底本和‘话本’是不是等于‘说话’的底本”。作者通过考察指出：“‘话本’出现伊始，便具有‘话’(口头表演)和‘本’(书面阅读)的双重性质，二者并不冲突，也没有固定的谁先谁后，可以是‘话’→‘本’，或‘话’→‘本’→‘话’，也可以是‘本’→‘话’或‘本’→‘话’→‘本’。‘说话’伎艺不仅刺激了话本的产生和发展，而且吸引了文人投身‘话本’的创作和传播。这一过程中，‘话本’的‘话’的功能逐渐减弱，并随着‘说话’伎艺的消歇而消失，‘本’的功能逐渐增强并且一直保留至今。‘话本’逐渐由最开始的说话人凭依底本，变成了专供人们案头阅读的读本。今天我们所说的‘话本’，是一种文体概念，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仅保留了阅读功能的小说文本。”因此，“‘话本’是说话人的小说文本，不管从语义、文体还是使用习惯等方面看，都可以用来指称我国宋元明时期的白话小说”。显然，这一辨析是清晰而富有条理的。
在“剖情析采”的栏目下，亦有四篇各擅胜场的文章。首先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研究名家祁志祥教授的长文《明代戏曲批评综论》，该文着眼明代中后期戏曲批评中本色论、情趣论、折中论的相互论争，全面检讨各家的理论主张和曲学思想。文章指出：“本色论主张戏曲创作要符合表演的‘本色’要求，在曲词上‘明白而不难知’，可入乐合律；情趣论崇尚戏文的‘意趣神色’，为了案头可观，‘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它们各执一词，互有得失。折中派兼取两派的长处，批评两派的不足，主张戏曲创作‘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既‘可演之台上，亦可置之案头’，将明代戏曲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应该说，这一概括是高屋建瓴、要言不烦的。祁教授对明代曲学各派思想的研究亦既从细处入手，又全力从宏观上予以把握，颇有举重若轻之感。如其对“本色论”各家主张的概括：“明代曲学中的本色论阵容强大，头绪纷繁。总括而论，李开先在明代曲论中最早倡导‘本色’，集中论述了‘本色’有三个要点，即情感的本真、曲词的易晓及音律的和谐，奠定了明代曲学本色论的基本走向。后继的本色论者结合当时的戏剧创作现实，或从这三方面切入，或抓住其中的一点到两点加以强调。如何良俊继承李开先的‘本色’论的三个要点，崇尚‘感人’的‘真情’，‘动听’的‘本色语’，和入乐的‘宁声协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反对曲词的‘全带脂粉’、‘专弄学问’；徐渭的‘贵本色’主张崇尚‘自得’之‘真情’，倡导通俗易晓的‘俚俗语’，批评‘丽而晦’的文饰语、用典语。至沈璟，从曲词入乐的角度强调‘本色’，提出‘宁叶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的主张，产生重大影响。徐复祚以‘当行’、‘本色’称道沈璟的剧作，批评当时戏剧创作中追求藻丽、堆垛学问的偏向；冯梦龙主张戏曲‘以调协韵严为主’，兼顾文词‘明白条畅’，反对曲词‘雕镂’、‘堆金沥粉’；凌濛初将‘本色’叫做‘当行’，提出‘贵当行不贵藻丽’，都可看出沈璟的痕迹，基本上可视为沈璟的余波。”这就把“头绪纷繁”的明代曲学的本色论作了“明白条畅”的梳理，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个别论者有绝对化的偏颇，但它总体上要求尊重戏曲创作的体裁特点和艺术规律，考虑戏剧观众的特定素质及其审美接受要求，这是有不可否认的合理意义的。”
其次是台湾学者蔡美惠的《曾国藩古文四象說之文章风格分类探讨》一文。作者指出：“曾国藩的文章学丰厚详实，堪称集近代文章学之大成，其中最为特殊者，应为其‘古文四象’之说。曾氏此说，与其‘古文八美’之说，皆为其古文风格论，二者确定的时间相距亦不远，但二者对于阴阳风格的分类与归属，则有所抵触；且《古文四象》原著不存，亦增加争议性。”就此，蔡文“循曾氏分类的依据，亦即邵雍四象之说，援取《周易》‘四象八卦’之推演，以架构古文‘四象八类’的风格分类体系；并由此一体系，敷叙此说内涵。进而比较‘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之异同，分析二者相左之处与产生缘由，以见二者相参互补的功效，并阐述古文四象说文章风格分类的价值。”中国古代的文章风格论本就具有颇难把握的特点，曾氏古文四象说的内涵则尤为“高古”难明，有鉴于此，蔡文一方面全力辨别其说的细微之处，从而尽可能地予以准确理解，如对“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之异同的分析，其云：“古文四象与古文八美二者，因理论依据不同，风格分类方式有别，因而二者有抵触者，有相合者，有相异者。此二说阴阳归属虽有抵触之处，实无害二者相参互用之效益；且二说理论所同者，可互为印证；说法有别者，可相互补充，二说可相互辉映，对于古文风格理论之阐发，有相当作用。”可以说是非常精细的。另一方面，尤为可贵者，作者对各种风格内涵的解说，皆能结合具体的作品进行细致分析，可以说体悟到位，不蹈空虚，使我们对曾国藩文章风格理论有了切实的把握和理解。正是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曾氏古文四象说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谓其“引用邵雍四象之说，援取《周易》‘四象八卦’之推演，其得之高古，然也失之高古，是‘瑰怀大观’，但……要推之大而远，则不免有‘失之高古’之叹。”
第三是张然博士的《〈文心雕龙〉之“象”与文图理论》一文。文章从当今热议的文图理论入手，对《文心雕龙》的意象说进行分析，确属全新的“龙学”视野。作者指出：“《文心雕龙》有关言、象、意的论述表明，中国古代的文论家把‘象’置入言意关系中，把‘言’和‘象’的关系看作是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一种表征，借助‘象’完成由‘意’到‘言’的递进，实现从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有效转化。”这显然也是对一个老问题的新阐释，由于所用理论武器的不同，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认识。如作者说“在中国古代文论语境下，对‘微言大义’的崇尚也使得写‘象’的过程强调‘善于适要’、‘并据要害’等尚简的创作思想”，“而这种‘写气图貌’的绘‘象’方式，正是在文学创作中‘以图绘的方式描绘有形的色与无形的气’，此种描绘正是一种图像符号表现方式在文学领域的跨界使用，文学与图像的融会贯通也便体现在这一文本中的‘象’上”，正是“这种尚简的造‘象’方法带来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因此，中国古文论中的‘象’较之本源自西方的文图理论，更强调文本图像的深层内涵，有其十分中国化的民族特色”。作者据此而谓：“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需要文图理论的新阐释。”应该说，这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第四篇文章是王慧娟博士的《论隐语与诗骚的比兴传统》。正如作者所说，比兴是中国诗学之创作、审美、批评的重要范畴，“由诗骚开启的比兴传统，成为两千多年来引领中国诗学发展方向与审美追求的鲜明旗帜”。作者认为，“比兴不仅是个人委婉抒情、劝谏讽刺的重要艺术手段，还深藏于追求含蓄蕴藉、复义多姿文化风格的民族基因中，并内化为一种连类共通的诗性思维模式”。正是在这种具有相当深度之认识的基础上，作者把隐语与比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取得一些新的收获。如谓：“隐语和诗骚中的比兴都是以‘隐’的方式表现某种内容，而这种内容正是表达者的真实意图所在；同时，隐语又与诗骚中的比兴手法在创作机制、形象性特点和复义委婉的审美追求方面有着某种对应关系。隐语和比兴意象的参与，促进并强化了主题的表达，隐语假比兴以寄难言之隐，比兴借隐语意象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表达手段，并形成了美刺讽喻的传统，二者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甚至，作者作出这样的大胆猜测：“诗骚采用比兴手法，最初的动因并不是修饰和美化语言，而是连类共通思维的结果。而这一类比思维在酝酿隐语意象的同时，又借隐语意象渗透进诗歌的形式，结出了影响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硕果——那就是被汉儒开始就称作比兴的修辞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隐语首先是在促进、强化主题的表达，然后才增添了艺术的韵味。”应该说，这些认识虽未必尽然，但这种理论上的思考显然是严肃而有益的。
在“知音君子”的栏目下，我们首先推荐的是邹广胜教授和董润茹的《身与时舛，志共道申——郁愤的刘勰》一文。广胜先生思维活跃、目光如炬，以行云流水之笔，对刘勰的一生作了设身处地的解读，令人感动。他认为：“《文心雕龙》整部作品所充满的哲理思考与文化思考足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刘勰决非仅仅是个文论家，也决非以论文叙笔为人生最高追求的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谓是真知灼见，是一位伟大的文化学家，如果《文心雕龙》的价值仅仅体现在论文叙笔上，那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文章指出：“文学评论、文学理论不是一个客观的文学研究手段，而是理论家探索人生与文学，阐明自我与他者的一种重要过程，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对文学的论述是文品与人品合一的结晶。刘勰不仅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文学，同时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文化，从切肤的人生体验来反思他所处的时代与现实。”又说：“在中国传统文论看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的对象，研究文学也不是研究自然科学，文学研究乃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互相交流与互相对话的过程，是两个生命跨越时空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刘勰在自己的文学评论里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民族特色，他把文学研究当作他实践人生、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他对文学、作家、作品的看法贯穿着他对人生、社会、自然、自我、他者的基本观点，既阐明了自己的理想，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文学与人生、社会现实及文化传统的深切感受，所以我们在《文心雕龙》中既能阅读到他对文学的精深见解，同时也能看到刘勰的人生及他对时代社会的深切感悟及思考。”
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广胜先生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可以说独具慧眼而不同流俗，如谓：“刘勰的遭遇应警醒我们在毫无节制地欣赏赞叹魏晋之美，津津乐道于所谓魏晋风度之时，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其整个文化环境的艰难及残酷，所谓药酒、山水、诗艺不过是文化士人逃避现实人生的另一种幻觉，被无数人称赞的《世说新语》的各种奇闻异事也不过是盛开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恶之花’。”又说：“历代《文心雕龙》研究中往往强调刘勰的求善、求美，求真却较少触及，而求真却是刘勰超越于其他古代文论家的独到之处，这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与古希腊求真传统的迥异之处。在刘勰看来，求真不仅指史实的真，更是指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之真，唯有真才能使艺术作品做到‘元气淋漓，真宰上诉’，虚伪扭捏之作怎能以情动人呢？”笔者以为，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拨云见日而直抵根本。
该文的另一个闪光之点是作者在设身处地体会刘勰思想的同时，经常把笔触伸向当下的文学和人生，从而体现对现实的热切关照。如谓：“想想今日的文坛，和刘勰批评的当时又有多远呢？到处演讲孔孟之道的说客又有几位真正以‘仁者爱人’为目的的？口口声声老庄的，又有几位忘记功名利禄的清净之人？它们的果实不如桃李，他们的香气不如兰草，言说与情志完全相左，情疏文盛的‘繁采寡情’何来‘风骨’，何来‘鸿笔’，何来‘日新其业’？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味之必厌’。”又说：“在今日这个为名利绞尽脑汁而过度焦虑的时代，不少人挖空心思标新立异，‘销铄精胆，蹙迫和气’，殚精竭虑地炫光耀彩，不知疲倦地奔忙于各种名利场之中，已无任何的‘从容率情，优柔适会’的心情，‘秉牍驱龄，洒翰伐性’的事无处不在，各种心思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圣贤素心，会文直理’早已荡然无存，学术的命脉已可想而知。”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确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也是真正符合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初衷的。
其次是孙蓉蓉教授《梦摘彩云，妙笔彦和——评缪俊杰先生的〈刘勰传〉》一文。缪先生的《刘勰传》是兼具历史小说和学术著作双重性质的一部独特作品，如何评价，还真是颇费思量。孙教授说：“要给刘勰这样的文化名人写传，无非两种人能够胜任： 一是搞文学创作的作家；二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然而，搞文学创作的作家恐怕很难将刘勰作为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形象塑造出来；而习惯于严谨的学术研究的专家，要将刘勰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也并非易事。而恰恰正是缪俊杰先生具备了这样两种人的素养，是一个兼具作家的专家。”这话决非虚言或溢美，而是实事求是之论。有此认识，孙教授也就准确抓住了这本《刘勰传》的特点：“综观全书，缪著《刘勰传》的写作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依据史料的虚构描写。……第二，阐释内容的情景展现。”尤其是第二点，笔者也觉得这是缪先生的神来之笔，可以说是《刘勰传》最为成功的设计。如孙教授所说：“从第五章《定林寺师徒论道》、第六章《求知音高山流水》，到第七章《赞雕龙深得文理》，这三章集中地描写了《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作者改变了之前单纯地介绍和分析的叙述方式，而是刘勰在写作过程中，与僧祐以‘坐而论道’的对话形式，作了阐释《文心雕龙》内容的一种情景化的展现。”另外，“除了与僧祐‘坐而论道’之外，在《刘勰传》中作者还设计了刘勰受邀到沈约府上与沈约坐谈讨论了《文心雕龙》中‘割情析采’部分的内容。”正如孙教授所指出：“《刘勰传》中以对话、谈话的情景展现的方式来介绍《文心雕龙》的内容，这样的文学描写不仅在于形象生动、真实感人，而且还在于它对于相关问题的阐释能起到说明、提示、强调和补充的作用。”应该说，这对一本兼具上述两种性质的《刘勰传》来说，的确是最为合适而精巧的方式了，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本传记的成功。
“知音君子”栏目下的第三篇文章是张华和郑西伟先生的《林黛玉的“暖”——〈红楼梦〉心赏之一》。应该说，这篇文章不是对中国文论本身的直接解读，但在《中国文论》第一辑卷首，笔者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文论来自对中华文章的解读、概括和认识，因此本刊不仅着眼中国文论本身，也注重与中国各类文章的联系和互动，注重中华文脉的承继和发扬，把对中华文章本身的探索也视同中国文论的一部分。”因此，该文对《红楼梦》的细心解读正是体现刘勰“知音君子”思想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因一本书的研究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和研究《文心雕龙》的“龙学”了。但令人遗憾的是，齐梁时代的理论家刘勰还没有来得及在他丰富完备的文体论中，给小说留一个位置。实际上，与博大精深的诗文理论相比，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哪怕到了清代，也还是不够系统完整。惟其如此，如《红楼梦》这样最具经典性的小说作品自身所显示的成功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思想，理当为“中国文论”所关注。如张华和西伟君文章谈到，《红楼梦》第八回中，有个小丫头来给宝玉戴斗笠，由于笨手笨脚引起宝玉的不满，黛玉此时有一番出色的表现，文章分析说：“我们看这一段，曹雪芹先生写得很细。首先，看看黛玉的口气，她嗔怪宝玉： 啰苏什么！接着是柔中带刚的命令： 过来，我瞧瞧吧！最后是： 好了，披上斗篷吧。其次，我们看看黛玉的动作，真个是有条不紊。曹先生不放过一个细微的动作，写起来密不透风。为什么这样写？就是要解开大家的一个心结，黛玉不是一个什么也不会做的人，而是一个非常体贴、很会照顾人的人。再者，作者的笔墨，从始至终都是写黛玉一个人在说、在做。宝钗、薛姨妈、丫头、婆子等都在一旁看着呢。黛玉根本不去理会，旁若无人，只管说自己的、做自己的。读到这里，黛玉理妆的画面，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我们会感到发自内心的一种温暖。宝玉岂能无动于衷？”如此精心的细节描绘，确实是《文心雕龙》所不曾论述的，但饶有趣味的是，刘勰也有对写人的要求，《诔碑》篇中谈诔文的写作，要求“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述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所谓“暧乎若可觌”，笔者曾翻译为“温暖可亲如同面对”，可见文体虽不同，道理却是相通的。这也说明，《文心雕龙》虽未论及小说，但其开放的理论系统与小说戏曲理论是并不排斥的，并非绝缘的。
在“学科纵横”的栏目下，我们刊登了三篇颇有分量的文章。首先是龙学老将韩湖初教授《牟世金先生考证〈文心雕龙〉成书年代和刘勰生卒之年的贡献》一文。韩先生数易其稿，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牟世金先生考证《文心雕龙》成书年代和刘勰生卒之年的贡献，作了详细评说。显然，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其中的意义不仅在于肯定研究者的贡献，更是对相关学术问题的一次反思和再研究。诚如韩先生所说，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和刘勰生、卒之年，可谓众说纷纭，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定论。韩先生重读牟先生的相关论述和研究成果，指出：“牟世金先生在肯定刘毓崧、杨明照《文心》成书于齐末说的基础上作了补充、修正和完善，并详考该书各篇撰写时间。又以七岁梦攀彩云、传称‘早孤’和其父刘尚于元徽二年战死，考证刘勰生于泰始三年(467年)。三证互相关联，构成证据链条，故成立可信。”关于刘勰卒年，韩教授指出：“先生不但详细辨析李庆甲、杨明照之说的得失，肯定其令探索进入有文献可据时期，而且迎难而上撰《刘勰年谱汇考》，广纳众说，折中近是，并提出系列卓识远见： 厘清刘勰撰经、出家均与萧统之卒‘了不相关’的史实，概括刘勰卒年纷纭众说为萧统卒前与卒后两说，指出关键‘唯在何年’奉敕撰经，且详考其事‘必在’天监十八年，可谓独具慧眼，令探究不断向前推进并接近最终结论，贡献尤为突出。”
其次是朱文民先生《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研究》一文。这显然是一个颇具中国大陆特色的“龙学”史话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探讨的问题。正如朱先生所说：“同是一部《文心雕龙》，同一个作者，由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解读，得出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反。如《文心雕龙》反映出来的作者的世界观，有人说是唯物主义的、有人说是唯心主义的，甚至是客观主义的。其方法论有人说是形而上学的、是循环论、是外因论，也有人说是唯物辩证的。”何以如此呢？朱先生指出：“唯心主义说结论的得出，大都曲解了《文心雕龙》中的‘太极’‘神理’等词，甚至脱离了《文心雕龙》文本，把刘勰一生的不同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把刘勰从政前和从政后区别开来，从中作祟的根源就是‘唯成分论’。”学术史的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的梳理，更是要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如对于“太极”一词的解释，朱先生发现“吴林伯先生及其弟子方铭的意见，很值得参考”，这也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方铭先生说：“刘勰既称人文是由人而作，必产生于有人之后，又言‘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若指‘无’或‘元气’，是时尚无天地，何以有人，更何以有人文，显然如上所言，‘太极’这个表示时间至早至远的概念，在这里有特定的意思。符定一著《联锦字典》，称‘太极’可转为‘太古’，‘太古’又是上古之意，则此处‘太极’可作上古解释。”因此，“《文心雕龙·原道》曰：‘人文肇太极’之意便是说人文产生于上古。”笔者也觉得，这一意见的确是值得重视的。朱先生最后指出：“纵观近六十多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成就，也有教训。最大的成就在于大部分学人，找到了唯物辩证法，论说比较辩证，对问题看得较为透彻。但是，教训也是深刻的，这个教训，就是一部分学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应该说，这一认识是平实的，却也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
第三是王笑飞《论章太炎的〈文心雕龙〉研究及其对黄侃的影响》一文。正如作者所指出，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备受推崇的盛况相比，其师章太炎的《文心雕龙》研究则少有人关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但作为著名的章黄学派而言，其“龙学”的统系理应根叶相扶，渊源有自。笑飞“借助上海博物馆所藏章太炎《文心雕龙》讲义与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前者的确对后者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对‘文’的内涵进行了限定，抉发了刘勰借经救弊的深意，提供了札记体的写作范式，以及展示了校注的体例。”因此，“黄侃在章太炎的基础上，继续对《文心雕龙》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在推崇这一成就的同时，理应对章太炎的龙学研究投以特别的关注和重视。”笔者觉得，这一提示是颇有道理的。
最后的“文场笔苑”栏目下，我们首先推出令人尊敬的龙学前辈王志彬教授《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全本全注全译本〈文心雕龙〉前言》一文。王教授精研“龙学”数十载，成果丰硕，尤其是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龙学的生力军，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龙学”的中坚力量，如上述万奇教授便是王先生的得意门生。正因如此，王教授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把握颇有高屋建瓴、举重若轻之感。如谓：“刘勰在儒佛两家‘异经同归’、‘殊教和契’的境遇中，度过了他追求、奉献的一生。他借重于‘佛’，却不弃‘儒’；他跻身于‘儒’，也不离‘佛’；直到他晚年出世归隐，还要按照儒家崇尚的‘君臣所以炳焕’之礼，祈请皇帝恩准。他因应时序和世情的制约，采取了‘惟务折衷’的态度，集佛儒于一身，有时还兼容了道家与玄学的某些观念，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中既有许多源于历史和现实的朴素的辩证因素，对他的文论著作起着主导、支配的作用；又有某些历史身世的局限与偏见，影响着他对宇宙本体和社会人生的认识。这就需要今之研究者审慎地予以辨析和清理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王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始终着眼文章写作的实际，从而在“龙学”上独树一帜。其云：“本书着眼于《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把它作为一部面向‘童子’和‘后生’的文章写作理论著作来解读，重在居今探古，古为今用，汲取其各篇所论之精华，以之指导写作实践，使能执术驭篇、确乎正式，提高各体文章的写作能力。”笔者以为，这不啻是“龙学”的当务之急，更是一个重要而根本的研究方向。
其次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李平教授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整理后记》一文。李平兄是祖保泉先生的高足，其为人敦厚，深具祖先生风范。他把自己的许多精力投入到对祖先生著作的整理中，既是对业师的一份深情，也是对学术的重要贡献。这样的贡献虽未必都能得到承认或确认，但其重要性有时丝毫不亚于个人的著述，这只要一读李先生的这篇“整理后记”便可明了。该文最令笔者感同身受的，是下面一段文字：“此次整理颇为繁琐和辛劳的就是引文的核对工作。要核对引文就要找到原著，我的藏书是比较丰富的，书房四面墙壁的书橱都是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屋顶，内外两层，密密麻麻的都是书。有时为了找一本书需要耗费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外面一层找不到，就把书全搬出来到里面一层去找，一层一层地清理，一排一排地寻找，底层须低头伏地，高层则要借助梯子，常常折腾一个晚上还是无果而终，第二天接着找。夫人常取笑我： 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像小孩子似的爬高上低！我有时也想，算了！马虎一点吧！不就是一个引文注释吗？但一想到我对先生的承诺，一回忆起我与先生商讨此事时的情景，我就立即打消了这样的念头。……有的书我手头没有就到网上去购买，如高尔基的《给青年作家》、李肇的《唐国史补》、赵璘的《因话录》、周本淳的《唐人绝句类选》、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等，都是因这次整理核对的需要而现从网上邮购的。”浓浓的师生情谊，憨憨的书生本色，令人动容。
最后是笔者和李晓萍合作的《生命育文心，全力以雕龙——评张灯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疏辨〉》一文。该文的写作情况，笔者已在“附记”中作了说明，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戚良德
记于丙申季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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