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生命育文心，全力以雕龙
——读张灯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疏辨》
戚良德 李晓萍
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曾自述道：“吾一生无长，只是一个学思生命之发展。”*牟宗三： 《才性与玄理》，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今观张灯先生用将近二十年时间摸索、思考的结晶《文心雕龙译注疏辨》一书，我们不禁对牟先生的“学思”二字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对于每一位学者而言，“学思”二字说起来甚为简单，但是真正将其做到极致以至于灌注到生命信仰中，却是难之又难的事情。学术无贵贱，都需与生命水乳交融，并且成为生命最美丽的诠释。读张灯先生皇皇九十万言的《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张灯：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该书版权页所标字数为79.3万，但由于其上编排版的特殊性，据我们测算，全书字数实近90万。一书，除了为其丰富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和细致的剖析而震撼外，更为其融入生命的学思精神所动容。
一、 内容广博，见解精深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文心雕龙新注新译”，近五十万字；下编为“文心雕龙疑义疏辨”，四十余万字。全书内容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 原文、译文、注释、辨析。除却原文，其他三大部分是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可以说三位一体铸就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系统，既深入分析《文心雕龙》的具体篇章，又顾及其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用心，两方面相互应照，相互生发，呈现出内容十分丰硕、体系相当完备的特点。上编主要是对《文心雕龙》进行了新的注释和校译，既综合了前辈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又在此基础上有一些新的发现，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总体面貌是广博。这当然是与张先生深厚的学识分不开的，尤其在注释部分体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精当而又丰富的注释，使得本书对于不同层次的读者皆可适用，实属难能可贵。要达到这种效果，既要有对《文心雕龙》全书的整体把握，还要对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相当的熟悉，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工夫。
如《征圣》篇有“书契断决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句，张先生是这样注释的：
《书》契： 指《尚书》的文字。历来注家均将“书”“契”联为一词，训指文字，恐未妥。上文提出经书写作有四种体例特征，紧接着分别举《春秋》、《礼记》、《诗经》、《易经》等实例予以述说。这里指“明理以立体”的体式，也须有具体书册证实之，故“书”字正应指《尚书》。这样解句，前后论述方显互应顺连。夬、离： 夬卦和离卦，《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夬卦表决断，离卦表明亮如火。下篇《宗经》引子夏的话，说《尚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照灼”而“晓然”，与夬、离二卦表意合，也可证这里的“书”字正宜解指《尚书》。*张灯：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可以看出，张先生选择注释的地方不仅是重点，而且是难点；他的注释没有沿袭成说，而是独辟蹊径，做出了新的判断，而这一判断又紧扣原文的上下文意，从而令人信服；同时，两条注释延伸互证、互为补充，更增加了说服力。这样的注释不仅精当而丰富，具备较强的可读性，而且显然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性。
又如《诠赋》篇有“赋者，铺也”之句，但“赋”和“铺”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为何用“铺”来解释“赋”，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说清楚的问题。张先生是这样注释的：
铺： 铺陈直叙。《周礼·春官·大师》郑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释名·释典艺》也说：“敷布其义谓之赋。”这里句中的两个“赋”字，主要指写作手法而言。本篇论赋，“诠”即解释意。刘勰连环行文，先从赋是何种手法说起。*同上，第63页。
把“铺”解释为“铺陈直叙”是容易理解的，但铺陈直叙与赋有何关系呢？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先生引《周礼·春官·大师》郑注和《释名·释典艺》予以佐证，通过这样进一步对“赋”的解释，我们就能很清楚地明白为何刘勰说“赋者，铺也”了。在此基础上，又特别指出这里的“赋”还不是作为文体的赋，而主要是一种写作手法，并指出刘勰论赋何以要从写作手法说起。可以说，这样的注释对读者来说是非常细致而体贴的，同时其学术含量也是显然可见的。
相较于上编注释的广博而不乏学术含量，下编给我们呈现的总体面貌是更加精深。所谓“精”，是指张先生的“疏辨”专挑“龙学”中最困难的问题进行梳理辨析；所谓“深”，则是指张先生在“疏辨”中所呈现出来的深度，以及对那些疑难问题加以解决的程度。法国审美现象学家米·杜夫海纳曾对深度进行过解释：“深度之所以常常含有某种奇异性，那是因为它只有使我们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摆脱构成表面的我的那些习惯，把我们放置在一个要求新目光的新世界面前才是深度。”*[法]米·杜夫海纳： 《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陈荣生校，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448页。可以说，张先生的“疏辨”就把我们带进了这样一个龙学新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中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更有很多问题因为尚在解决的过程中而有着种种不同的认识，甚或误解或偏解，对此，张先生把它们一一挑选出来，并提出了很多新鲜且有说服力的洞见，从而经常将我们传统习惯了的理解打破，重新接受一种新的理解，给与读者一个开放的世界。张先生的“疏辨”不仅体现出深厚扎实的文献考据功夫，而且更具有精细的辨识能力，也具备相当的理论深度。
张先生善于从细微处着眼，不厌其烦地对比相近词语之间的细微差别，从而发现问题之所在，并予以新的解答。如《征圣》篇有“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句，一般均以此二句互文足义，解释为文章写作的金科玉律，并无特别难解之处。但是，张先生通过对比发现了问题，即“含章”与“秉文”二者并非完全同义的，它们有着细微的差别，“含章”的偏重点在“酝酿”、“蕴蓄”，也就是构思文章，“秉文”当然指的就是写作文章了*张灯：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同上，第478页。。正是通过这种精细的辨识，张先生将这两句最终翻译为：“酝酿构思的宝贵经验，秉笔撰文的金科玉律”*同上，第11页。，这与大多数《文心雕龙》的译本是颇为不同的。
再如《辨骚》篇引淮南王刘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句，张先生根据刘安《离骚传序》“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句，以及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所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认为刘勰这里的意思，既不是很多译本中所说的“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也不是一些译本中所说的“《离骚》与日月争光可也”，而是指屈原的情志、精神与日月争光可也。*同上，第496—497页。这显然是很细微的理解，但正如张先生所说，“有时细微处亦为关节处”*同上，第497页。，也最能检验出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的确，有时候一个细微问题的解决，可以帮助人们理清楚一个或几个大问题的纠葛，正是“轻采毛发”而“深及骨髓”(《序志》)。
二、 语言典雅，精益求精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的上编主要是翻译和注释，这是不少学者都已做过的工作。如何在已有大量译注本的情况下，呈现给读者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文本，张先生显然颇费思量。他在“前言”中说：“前辈学者说过： 译事三难，曰信曰达曰雅。古文翻译和外文翻译的道理是一样的。”*同上，第1页。对于《文心雕龙》的翻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比外语翻译可能更难一些，完全做到“信”和“达”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在此基础上的“雅”就更属难上加难了。然而，张先生立志高远，偏偏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思。他认真分析了《文心雕龙》本身的特点，在字词、句式、语法等方面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考究和思量，而后力求最大程度地运用自己的才学将原著的格调韵味传达出来。为了做到张先生心目中希冀的“雅”，也为了对每一位读者负责，他对自己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在译注过程中严格贯彻两条硬性规定：“其一是要求译文大体是原文的一倍。尝试的结果发现这二比一的比例正相合宜，拉长了显冗，压缩了则干。其二，译文基本都采用类乎白话文的排比句式，以期对应原著的排偶文句，力求显现原作的独特风貌。”*张灯：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同上，第1页。在译完之后，仍然孜孜不倦地对译文进行了斟酌推敲，以至于对每篇译文最终修改润色均多达十二遍以上，其如此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学术精神，的确令人敬佩。
这里，我们试以《物色》篇第一段为例，具体领略一下张先生译文的独特魅力。《物色》是《文心雕龙》的名篇，其第一段不仅提出了重要的理论主张，刘勰的语言更是花团锦簇、精美绝伦、如诗如画，如何传达出原文的格调韵味，实在是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将刘勰的原文和张先生的译文并列如下：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春秋四时依次更迭，阴阳季节分别显得凄冷和舒坦；物象景色变动不已，人的心旌自然也会随之而摇荡。阳气萌生之时蝼蚁开始活动，阴气凝聚之际萤虫贮藏食物，细微的虫蚁尚且都能有感而动，可见四时对万物影响的深巨了。至于人类，心灵慧智犹如美玉般的卓杰，气韵清纯好比花朵似的秀发，在万千景物色泽的感召之下，谁人还能安然而无动于衷呢？所以，跨入新年春意盎然，欢快愉悦之情便特别的舒畅；阳气过盛夏日炎炎，烦躁郁闷情绪则积聚而突出；天高云淡秋气清爽，沉静深邃的志趣自会显得无比的悠远；冰雪无垠冬日冷峻，庄严肃穆的情味更又变得格外的凝重。年年岁岁景物种种，种种景物形貌不同；人的情绪正随着景物迁移而起伏，文章辞采又依顺情绪波动而叙写。一叶飘落尚且能触发思虑，虫鸣声声足可以牵动情怀，更何况还有清风与明月相伴而生的夜色，丽日共春林照耀辉映的美景呢！*同上，第403页。
可以看出，张先生完全达到了自己的两个要求： 一是译文是原文的两倍，二是句式整齐排比有序，与原文的排偶文句相应。且不说张先生的译文是否能够达到“信达雅”的要求，仅仅严格贯彻这两个规定，这对翻译四万字的《文心雕龙》来说，就是一个富有巨大挑战性的工程了。事实是，张先生完成了这样一个工程，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译文的可靠、通达而雅正。不难想见，完成这八万余字的译文所要付出的心力，是完成同样篇幅的学术论文所难以比拟的。
与译文相比，注释的篇幅自然更大，如上所说，张先生的注释做到了广博而精深。这里我们要提出的，是张先生自己谈到的注释方法，他将其概括为“既小心又大胆”六个字。所谓“小心”，即是“原著的每一个字，都严格从文字诂训入手，比较各家注解之差异，寻出最为顺当贴切的训释。没有依据的诠解不取，标新立异的阐述不发，惟求取得原著词义文意的正解或胜解。”*张灯：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同上，第2页。如此追求，如此目标，其难度可以说不亚于对译文的两个规定，甚或过之。从张先生对“小心”的这一诠释，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这本书的可信任度，更为其默默地为此做出的不懈奋斗而感动。除了“小心”，还有另一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即“大胆”，张先生说：“所谓大胆，指一旦发觉前人训释不当或有误，有了确凿的诂训依据，反复掂量实又觉理当订正之时，则另立新注而毫不犹豫，不论此解他人是否提过。全书订正或改注的地方，计有五百多处，故上编名‘新注新译’。”*同上。可见，从研究态度上，张先生既不屈从于权威，敢于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又努力做到有理有据，而不是刻意求新，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此种态度正符合刘勰提倡的研究方法：“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序志》)
除此之外，张先生的这部《文心雕龙译注疏辨》无论翻译还是注释，在详备广博的同时又追求要言不烦，呈现出微言大义的特点，从而体现出作者的精心和用心。张先生有时很简短的一句话，若细细体味，会发现里面蕴含着其深刻的理论思考，并非随意为之的，如张先生经常在每篇注释的第一条中，用简洁的一句话概括一篇的主旨，虽简洁却有力，体现出其于龙学的卓识。例如，在《风骨》篇注释的第一条中，张先生写道：“本篇论文章应有风力和骨力，将作品情志辞采比作人体的精神、气血和骨骼。”*同上，第257页。在这句简要的解释中，张先生没有分开解释什么是风，什么是骨，而是指出刘勰以人体的精神、气血和骨骼作比，对文章的情志辞采做出要求，从而点出了风骨的本质所在。这可以说是一种颇为严谨的表达，其中显然蕴含着张先生对“风骨”这一争议极大的学术问题的深刻思考。又如《序志》篇“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三句，张先生注释曰：“‘古来文章’三句连贯视之，谓文章历来注重雕缛，书名‘雕龙’二字怎会单因驺奭称‘雕龙奭’而才予采用呢？句中‘岂’字，应视作是表反诘的副词。”*同上，第444页。这段注释不仅解释了刘勰这句话的正确含义，更是表达了对在此问题上相关学术论争的观点和看法。一句简单的“句中‘岂’字，应视作是表反诘的副词”，其实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内容和广阔的学术背景，囿于注释的体例，作者没有展开论述，但这一简单的交代既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又以“应视作”的语句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其中还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从而可以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思考。
三、 擘肌分理，细辨歧见
刘勰在《序志》篇有言：“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张灯：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同上，第450页。刘勰的这种严谨的研究和著述态度同样体现在张先生的这部《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当中，当然，刘勰的“唯务折衷”是为了搦笔论文，张先生的“擘肌分理”则表现于细辨歧见。这种细辨歧见集中体现在张先生大作的下编，也就是“疑义疏辨”部分。我们不能说张先生的辨析都是准确无误的，但选择如此众多的疑难问题进行疏解，这本身的学术勇气就是值得赞赏的。更况，他的很多分析是非常细致入微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开创性的。
比如，上述《物色》篇中“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数句，研究者普遍以为刘勰文笔出色，却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解，也就不会予以深究。但张先生慧眼独具，一下子抓住其中的“情”、“心”、“志”、“虑”四字，特别指出它们“均指人的情感思绪”*同上，第887页。，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这就真的是不同凡响了。并进而解释道：“所谓春暖使愉悦之情畅，夏暑令郁闷之心盛，秋高让深邃之思远，冬寒促庄肃之感重，实言四时节气各异，容易感应触发不同的情怀，或使这种情怀表现得充分和强烈起来，并非谓四时只能或必能产生这四种情绪。”*同上。张先生的解释不仅恰当而中肯，符合刘勰在此处的命意，而且更涉及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思想中“志”与“情”等一系列概念的认识和解读，因而可谓用意颇深。不少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著作中都讲到“志”与“情”的区别，认为古代的“志”与志向抱负有关，而“情”指感情活动。但实际上，古人对于“志”与“情”的分别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有时两者都表达心中所想之意，即“心”与“虑”，因此二者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杨明先生在其《文心雕龙精读》中，便列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杨明： 《文心雕龙精读》，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46页。： 情可以用在政教场合，而志也可以用来表达没有政治内容的一般心中存想之意，甚至志情二字可以并用来表达心中所想，在很多情况下，二字是同义可以替换的。所以，不能提到“志”，便一定要与政治抱负等联系在一起，而提到“情”便认为是指感性情感，实际上那都是武断的，具体是表达什么意思，要根据其出现的具体环境，前后细细琢磨分析，不可轻易妄下断语。以此而论，张先生把“情”、“心”、“志”、“虑”放在一起，都取“情感思绪”之意，正是融会贯通的高明之举。
如果说，把《物色》的“情”、“心”、“志”、“虑”统一释为“情感思绪”是化繁为简，那么张先生对《知音》篇中“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的“质”、“文”的解释，则采取了化简为繁的做法。他首先指出，“质”、“文”二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一是指质朴的和文华的，并认为：“两解并可通。相较而言，则似取后解胜。”何以如此呢？张先生说：
后句的“质文交加”，是说明“篇章杂沓”的具体情状的。说既有内容又有形式且交互错杂，自可以部分反映出“杂沓”的情况……但是，反过来，“杂沓”恐非单纯体现在内容的繁富和形式的多样上，因为这些都还是正常的，有规律可循的。……所谓的“杂沓”，除指内容形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多样性外，更应包括有律可寻的变化之外又呈现出来的纷纭复杂的状态，那么，“质”、“文”的训解自更宜从格调的、品类的、色彩韵味等角度着眼，即言质朴的、文华的形形色色之作纷繁共呈，方与“篇章杂沓”句最协。*杨明： 《文心雕龙精读》，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3页。
这种解释并没有完全推翻前人的看法，也未必一定就是正确的结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显然更加精细、更为用心了，也就有可能更接近文本的原意了。应该说，这对《文心雕龙》研究而言，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文心雕龙》是产生于我国南朝时期文论著作，无论是由于语言自身的演变规律所决定，还是因为历史上主观的语言变革事件所导致，都使得其中的很多术语与我们今天的含义大不相同，更有很多我们今天感到生疏的范畴和理论。历经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我们对《文心雕龙》的认识和理解已然更为准确和深入，但其理论和内容要走进当代人的心灵，可能还需要不短的时间。虽然张先生已经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据理分析了诸多疑难歧议，为我们解答了很多问题，但是，还是有不少问题仍然存在异议，仍然难以得出公认的结论。
例如，《原道》篇作为《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它的第一句作为全书的开篇之句，到目前为止，纷争仍是很大。“文之为德也大矣”，这个“德”字，当如何解呢？张先生清晰地梳理了“德”字解读的几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范注认为“德”应释为“德业”、“事业”；杨明照先生则将“德”字训释为“功用”；王元化先生根据《管子·心术》“德者道之舍，物德也生。德者，得也”的说法，认为：“德者，得也，物之得以为物，就是这个‘德’字的正解，我想，这样来解释‘文之为德也大矣’就通了。再根据‘道’与‘德’的关系，文之得以为文，就因为它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王元化： 《文心雕龙讲疏》，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2页。对王先生的这个解释，张光年先生是十分赞同的，并进而解释道：“文是道的体现，从道中派生出来，而且是与天地同时诞生的。用口语翻译出来，就有了‘文的来头大的很啊’这样看来有些突兀的句子。”*张光年： 《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4页。对此种种说法，张先生认为“功德”是“德”字的正解，并将这一句翻译为“文章作为一项德业，实在是够盛大的了”*张灯：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应该说，这样的翻译还是比较稳妥的，但却不能说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
再如，《知音》篇有著名的“六观”之说，谈的是什么问题呢？研究者历来有不同的认识。张先生注释说：“六观： 观任名词，谓观察的视点；六观即言六项标准。”*张灯： 《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同上，第432页。但牟世金先生早就指出：“‘六观’本身并非标准。所谓‘标准’，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规定性。……‘六观’本身并没有作何要求与规定，也就说不上是什么标准了。”*牟世金： 《〈文心雕龙译注〉引论》，《雕龙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7—288页。因此笔者觉得，认为“六观即言六项标准”，显然是不够妥当的。
但总体而言，《文心雕龙译注疏辨》是当今众多龙学著作中极富特点的优秀之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孔夫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杨伯峻： 《论语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第18页。对于一个成功的学者而言，一部著作的产生，必然是学与思相融合促进的结果。可以说，张先生的这部《文心雕龙译注疏辨》正是一部学思之力作，其以考镜源流、疏通疑难的学术力度和融汇全部生命的精神力度，彰显着作者人生之光彩。
良德附记：
自从2005年8月在贵州师范大学举办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八次年会上得识前辈张灯先生尊颜，便为先生献身龙学的精神所感动。2008年10月,《文心雕龙》与21世纪文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先生与我并床而卧，长谈至黎明，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心雕龙》研究。2015年8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三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身体已不是特别硬朗的张先生，特地从上海带给我一部厚厚两册的《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先生说：“书太重，我背不动了，只带了两部，希望你给我提点意见。”望着先生清癯的面容和蹒跚的步履，我的眼泪直打转。韶光易逝，青春不再，但文心不老，龙学永存。从《文心雕龙辨疑》到《文心雕龙新注新译》，再到这部《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张先生一步一个脚印，在各方面条件并不完全允许的情况下，矢志不渝地投身到龙学的钻研中，用力之勤、学思之苦，是一般人所难以知晓的。这篇书评初稿由我的学生执笔，我作了大幅度的删补改写，其中所谈，实不足以概括张先生龙学成果之万一，仅以表达对先生献身龙学的景仰之情而已。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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