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彬

　　(作者单位：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场笔苑

　　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本《文心雕龙》前言

　　王志彬

一

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皇皇巨著。它体大思精，笼罩群言；隐括千古，包举宏纤，向为历代学人所重，且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诗学》齐名，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文心雕龙》成书于中古时期南朝的齐末梁初，迄今已一千五百余年，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辗转承继，薪火相传，且与时俱进，每有新成。惜其初始的版本，已杳无影踪。现在能够查寻到的最早版本，是唐朝学人留下的手抄本残卷，录有《征圣》(第二)至《杂文》(第十四)的十三个整篇，以及《原道》(第一)的篇尾和《谐隐》(第十五)的篇题。原藏甘肃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第二八八窟，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始被发现。后又被匈牙利人斯坦因所窃攫，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室。宋代原已有了《文心雕龙》的刊本，《宋史·艺文志》中，即有“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的记载，却亦已散失。惟南宋时编刻的《太平御览》中，摘录有《文心雕龙》原文四十三则，涉及《原道》、《宗经》、《神思》、《定势》等二十余篇，计九千八百六十八字，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元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嘉兴郡守刘贞刻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刊本，珍藏于上海图书馆，1984年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清以来的研究者，莫不将它与唐写本残卷和《太平御览》之摘录，引为刊刻或校勘的依据。明代有多种版本梓行，大都融入了学者们的校勘、音注、评点和序跋。其影响较大的注本，当以梅庆生的“音注本”和王惟俭的“训诂本”居先；评本则以杨慎本和曹学佺本为上。清乾隆年间，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问世，继由纪昀予以评骘，并于道光年间“合二为一”。它们承上启下、综合集成，代表着清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最高成就。清末民初，李详完成《文心雕龙补注》一书，针对黄氏《辑注》“补其罅漏”、“正其遗失”，计一百三十四条，亦为后人所借重。

　　“五四运动”前后，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将其讲义分批辑为《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重在评释，先后数次刊印，是为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先驱之作。此后三四十年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原名《文心雕龙讲疏》)、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后经修正，更名为《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先后出版，并相继修订再版。它们资料丰赡，考证笃实，辨误析疑，继往开来，已是海内外公认的传世之作。六十年代初，张光年等首发白话翻译《文心雕龙》之先声，随即有《文心雕龙》的译注篇目陆续刊发，又有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郭晋稀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出版，至八十年代后，更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贺绥世的《文心雕龙今读》等多种版本问世。他们分别以范、刘、王、杨诸家的著作为主要参照，释义清通，雅俗共赏，影响广泛。六七十年代，台湾有多位学者出版《文心雕龙》著作。其中，张立斋的《文心雕龙注订》和《文心雕龙考异》，对范、杨、王之作严加考辨，兼有指瑕、正误之功。1995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将其《文心雕龙考异》与范文澜之《文心雕龙注》、詹锳之《文心雕龙义证》，一并选入古籍文献电子资料之中。2010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文心雕龙考异》与《文心雕龙注订》，改为横排再版。

　　1978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蓬勃发展，各种论著犹如雨后春笋，仅至世纪末的二十余年间，即有一百五十余部《文心雕龙》著作涌现，平均每年有七八部专著出版(参见张少康等著《文心雕龙研究史》)，其中既有老一辈学者毕生磨砺的精品，如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又有新一代名家承前启后的新作，如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既有传统的校、注、释、译和评骘，如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又有现代的专门、系统的整合与创造性探索，如缪俊杰《文心雕龙美学》；既有旁征博引、钻坚求通的学理研究，如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又有通俗易懂、古为今用的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要义的传播，如钟子翱、黄安祯《刘勰论写作之道》；还有了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和前所未有的《文心雕龙辞典》、《文心雕龙学综览》等大型参考书和工具书。同时台湾、香港的《文心雕龙》著作亦不断传来；而世界诸多国家的学者亦更为广泛、充分地予以关注。如今，《文心雕龙》已有了日、韩、英、德、捷克、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字的全译本。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先后出版了多部《文心雕龙》研究的论著。美、俄、法、瑞典、加拿大、匈牙利等国的汉学家，则分别在有关著作中加以鉴用、评介，或撰写、发表《文心雕龙》研究的专题论文(参见张少康等著《文心雕龙研究史》，贾锦福主编《文心雕龙辞典》，《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学综览》)。历史悠久的《文心雕龙》的研究范围和影响空前地扩大了。

　　仅从上述的《文心雕龙》的各种主要版本和研究概况来看，它已经是一门博大精深、体系完整、独具中国特色的“龙学”，并且越来越充实地成为一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读者大众的“显学”了。

二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三万七千余言，用精美的骈文写成。每篇标题下，均有序号排列；每篇篇末则有“赞曰”作结。其《序志》篇作为全书的总序，按“古人之序皆在后”之例，被置诸书末，起着“以驭群篇”的统领作用，乃是解读全书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料和依据。

　　《序志》篇起笔即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这段话，今之研究者大都认为是贯穿全书的宗旨。它不仅解释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名称，而且明确界定了全书论述的对象范围。所谓“文心”，意谓“作文者之用心”，亦即写作者如何用心做文章。而“心”则是灵巧而优美的，古人早就有“巧心”、“琴心”之说，所以把它用在书名之中。很明显，这里所论述的对象，已不只是既成的、客观存在的、静态的文章，而是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大脑所进行的复杂而微妙的动态的思维活动了。所谓“雕龙”，则是借用古代名家驺奭善于“雕镂龙纹”的典故，以反诘的语气表示肯定，即要像驺奭雕龙那样，精细入微地来论述“为文之用心”。“文心”是刘勰“为文”写《文心雕龙》的内容；“雕龙”是刘勰“为文”写《文心雕龙》所采取的形式。两者结合，亦可谓“质文并茂”、“华实相扶”了。而尤需注意的则是这里所谓的“文心”之文，“为文”之文，“文章”之文，均不是特指今之文学作品的狭义之文，而是泛指既包括文学作品又包括非文学作品在内的广义之文。《序志》篇中，共用了二十余个“文”字，《文心雕龙》全书中则有三百三十余个“文”字，亦均没有特指文学作品。扩而言之，这乃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普遍特点。曾有学者指责刘勰“对‘文’的范围认识不够明确”，将“巩固封建政权的各类应用文”，“滥竽在文学领域”。这未免有点以今律古的苛求了。不过，照这位学者的逻辑推论，恰好说明刘勰所论并不只是专门针对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批评的。

　　继之，《序志》篇真实、具体地阐明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一书的动因和目的： 一是他童年时因梦“彩云若锦”，而自负不凡，要凭借“智术”和“制作”来“拔萃出类”，“腾声飞实”。二是他执著地尊儒崇圣，曾以为孔子“垂梦”给他，乃“怡然而喜”，向往“注经”，以“敷赞圣旨”。惟因“马郑诸儒，弘之已精”，故转而论述文章的写作，以发挥文章作为“经典枝条”的“‘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的作用。三是他深入研读前人的论文之作，虽每有鉴借，亦多有恳切的批评。他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弥补前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的缺陷，全面、系统地解决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四是他面对当时“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浮靡文风，极欲“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改变文坛状貌。在这里，刘勰既言其写作《文心雕龙》一书的深刻思想根源，又言其“乃始论文”的历史和现实动因，显然不是“借巧傥来”的单纯的“为论文而论文”，而是他“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人生价值观念，以及其“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政治抱负，在特定条件下的真实而具体的反映。

　　进而，《序志》篇以较多的篇幅，明确揭示了《文心雕龙》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它以“言为文之用心”为旨归，将全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大组成部分。它们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是个“一动万随”的有机整体。

　　“文之枢纽”部分，包括《原道》(第一)至《辨骚》(第五)五篇。今之研究者分别称之为“总论”、“总纲”、“文原论”、“文学原理”、“写作原理”。刘勰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实际上是他所提出的指导写作走向正规的总原则。具体是指《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而归根结底，《宗经》是关键，旨在阐明“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文”亦产生于“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所以要写好文章必须“体乎经”。为文能取法于圣人之经典，才能取得“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的思想和艺术效果。《正纬》、《辨骚》两篇，意在从形式方面说明纬书和楚辞的某些内容，虽然与经悖谬或异乎经典，但它们“事丰奇伟”，“惊采绝艳”，“有助文章”，写作时也应当吸取、借鉴。概括起来说，刘勰指导写作的总原则可以约之为“倚雅颂”、“驭楚篇”两个方面，即倚靠经典著作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来提高写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论文叙笔”部分，包括《明诗》(第六)至《书记》(第二十五)，共二十篇。今之学者分别称之为“文体论”、“文类论”、“体裁论”、“文体写作论”或“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刘勰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这是讲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写作，大体上计约论述了三十多种体裁的文章，既有文学作品，又有一般实用性文章和宫廷、衙府的专用文书。它虽然条分缕析，依次叙述了各种文体的源流，解释了其名称内涵和性质，评述了有代表性的例文，但“结穴”是“敷理以举统”，即提出各种文体的写作规范和基本要求。“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三项，虽各有其在文体发展史和诗文批评、鉴赏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论文叙笔”部分，它们都是为“敷理以举统”服务的。刘勰视之甚重，把它们归入“纲领”部分，称为“大体”、“大要”、“纲领之要”。如今文体论中的多数文体已经消亡了，但它们仍有“名亡理存”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慎辨去取。

　　“剖情析采”部分，包括《神思》(第二十六)至《序志》(第五十)，共二十五篇。今之研究者则又按刘勰叙说之层次，将它们“一分为二”。前者分别被称为“创作论”、“文术论”或“写作方法统论”、“综合写作论”；后者分别被称为“批评论”、“鉴赏论”、“文评论”或“文学评论”(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刘勰说：“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 下篇以下，毛目显矣。”其中，从《神思》(第二十六)至《总术》(第四十四)共十九篇，是综合“论文叙笔”中各种文体的体制规格和写作要领，通论文章的写作过程、写作原理和写作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论写作构思和风格基调问题；二是论文章的体制构成和布局谋篇问题；三是论练字、修辞、造句和各种写作技法。最后再以《总术》篇作结，强调“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倡导“执术驭篇”，反对“弃术任心”，翔实地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写作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心和主旨是十分明确的。从《时序》(第四十五)至《程器》(第四十九)五篇，则是基于刘勰在为文、治学中所产生的感慨，对此前所论内容的一些补充，分别论述了从事写作还应考虑到的一些主客观因素，即写作与时代、写作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作者的才识与品德修养，以及诗文批评与鉴赏的态度和方法。这些问题对诗文写作和批评，也都很重要，但它们却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中心。有学者不把它们单独当作所谓的“批评论”、“鉴赏论”与“创作论”并列，而称之为“杂论”、“附论”、“余论”、“补论”，似乎更为贴切。《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是刘勰的“长怀序志”，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已如上述，可以作为进入《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宏伟门庭的钥匙和向导。

　　值得注意的是“剖情析采”各篇所论，均被刘勰作为他所强调的“大体”中的具体组成部分，称之为“毛目”；而其中有些篇章和部分，却又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涉及到了诸多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如诗文的起源，诗文作者的个性与风格，诗文的情思内容与文采形式，诗文写作中的继承借鉴与革新创造，诗文写作中的灵感、想象与形象思维，诗文写作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教化，以及诗文嬗变的历史过程等等，并且足资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有学者认为，它“和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内容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了今天的文艺理论所讨论的问题”，视之为《文心雕龙》全书中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与刘勰的“初心”并不能完全“合卯”，但亦无损于《文心雕龙》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即多有学者着意于现代文艺理论批评与《文心雕龙》相契合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广有影响的通说了。原《文心雕龙》学会会长王运熙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探索》一书中曾说：“《文心雕龙》原来的核心何在，重点何在，与我们今天认为此书的价值何在，精华何在，二者不是一回事，应当区别开来。”这是非常符合《文心雕龙》研究实际的。

　　综上所述，从《序志》篇所论述的《文心雕龙》的写作宗旨、写作动因和目的，以及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来看，亦即从其内在的、固有的本体性质来看，它名副其实，“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研究者分别称之为“作文指导”、“文章作法精义”、“文章学著作”、“写作学著作”或“典型的写作理论著作”。这种观点，自隋唐以降一脉相承，历代学者多把它作为“文章作法”加以传播鉴用，誉之为“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明张之象语)；“辞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驷”(清谭献《复堂日记》引蒋苕生语)。而从其所论述的相关内容、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及其影响来看，它又是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专著”(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条理绵密的文学批评之伟著”(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亦曾被誉之为“文学批评界唯一的大法典”(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述两种观点，各有自己的研究角度，理应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事实上，王运熙、张少康等诸多学者，已在各自的论著中，把两者相提并论，使之殊途同归了。随着《文心雕龙》现代研究的发展，它还逐渐显示了在经学、史学、哲学、美学、修辞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有学者说它是“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王更生语)；“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周扬语)，亦均言之有理。

三

“诗品出自人品”。没有刘勰自然就没有《文心雕龙》。《梁书》、《南史》均有《刘勰传》，乃是研究刘勰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惜其史笔简要，语焉不详。老一辈“龙学”大家，如范文澜、杨明照等，虽曾多方涉猎，相互参证，使之眉目渐清，但亦屡有歧见。后之研究者多综合各家之说，概言其要；或斟酌献替，存疑再考。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他的祖父刘灵真，系刘宋王朝的司空刘秀之的弟弟；他的父亲刘尚则是职级不高的武官——越骑校尉。关于其家世史无其他记载。

　　刘勰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初年(465—467)，卒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前后。总其一生历程，可分四个阶段：

　　一、 少年苦读。从出生到入定林寺，历时约二十余年。刘勰少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二十岁左右，又遭母丧，孤寂无依，萧索度日。以“家贫”，而“不婚娶”。但他“笃志好学”，自七岁起，即怀有美好的憧憬，执著地追求树德建言、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准备着“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为母守丧三年后，进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以借助佛门优势，求得发展。按他的年龄和前后情况推论，此时他已接受了较高层次的家庭教育或塾师教育，有了较为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了。

　　二、 佛门试功。从进入定林寺到《文心雕龙》问世，历时十五年左右。定林寺是佛教名刹，高僧云集，藏书甚丰；在帝王倡导“敬佛”的世风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这里，刘勰作为佛教大师僧祐的助手，整理校订经卷，得以潜心攻读，遍览诸子百家之书；“积十余年”，达到了“博通经论”、“长于佛理”的程度，进而“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完成了大丛书佛教经论的编定。经僧祐审阅，成为定林寺的传世经藏。这是一项巨大的宗教文化工程，表现了青年刘勰卓越的才识、学养和功力。

　　刘勰在僧祐主持下编定佛经的过程，必然会深受其浸润和陶染。但他没有遁入空门；也没有改变他潜隐心头的儒家伦理观念。大约在他编定佛教经藏之后不久，他即怀着“师乎圣”、“体乎经”的虔诚愿望，“殚心淬虑”地完成了空前的文论伟著《文心雕龙》。应当说，它的学术品位是很高的，现实针对性也是很强的，但却“未为时流所称”。刘勰“自重其文”，想方设法“取定”于官高位显又是文坛领袖的沈约。他乔装卖书商贩，拦阻沈约出行的车驾，呈上书卷，申明原委，沈约遂“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由此，《文心雕龙》始得以问世，刘勰也借此有了离寺出仕的“晋身之阶”。

　　三、 出仕从政。从“起家奉朝请”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经，历时约十六七年。《文心雕龙》被沈约“大重之”不久，刘勰即“起家奉朝请”，获得了一个没有实缺的虚衔小官的位置，开始走上了仕途。此后，历任南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之弟、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和梁武帝的第四子、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掌文书；继又兼任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管章奏；再迁步兵校尉，执掌宫廷卫戍。皇室王府中的这般职位，多涉枢要，名声显赫；萧氏帝王两代对刘勰亦颇为器重，每有引用和升迁。昭明太子好文学，尤以为知音，“深爱接之”。但作为幕僚、侍从人员，刘勰的渊博学养和深厚造诣，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在门阀森严的环境中，他仍然只能是一介“职卑多诮”的“文士”。其间，刘勰曾转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管理仓廪；又转任“太末令”，即浙江龙游县的县令，且“政有清绩”，但他未能得到持续发展，又回到帝王身边去了。

　　《梁书·刘勰传》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曾“有文集行于世”。今虽已散失，但仍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等文，以及一些有关名僧碑志和经藏序录的题名和片断，散见于史传之中。可以想见，刘勰虽身在王府衙署，力图“达于政事”，“匡世济民”，但他没有割舍与佛家的不解之缘。此时，他还未曾皈依佛门，剃度为僧，却已经是一位备受尊崇、广有声望的佛学名家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由，既崇儒又敬佛，以儒教为国教的梁武帝，在高僧僧祐逝世后，才“有敕”让他再入定林寺，协助慧震沙门去撰经。这就是南梁王朝所给于刘勰的最高“礼遇”了。

　　四、 燔发出家。从奉敕再入定林寺到“未期而卒”，历时约十有余年。定林寺的经藏，本已由僧祐和刘勰编定完毕，惟此后二十余年间，僧祐又收集到了许多经卷，而未及整理，梁武帝至为关注。刘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经，正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承继僧祐的未竟之业，这又是一项巨大的需要时间、学养和功力的宗教文化工程。及至“证功”完毕，刘勰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回眸来路，竟只孑然一身。名僧僧祐以七十四岁高龄圆寂了；太子萧统则以三十一岁的黄金年华匆匆“归位”；曾经“垂梦”给他的“大哉圣人”，又在哪里呢？刘勰是心有灵犀的、精微奥妙的佛经终于沁入了他的灵魂，遂使他毅然“先燔鬓发以自誓”，“启求出家”了。而痴迷于佛的梁武帝竟慨然“敕许之”，让为萧氏王朝奉献了毕生才智的刘勰“于寺变服”，“改名慧地”，叶落归根了。不到一年，刘勰就去世了。

　　综上所述，刘勰在儒佛两家“异经同归”、“殊教和契”的境遇中，度过了他追求、奉献的一生。他借重于“佛”，却不弃“儒”；他跻身于“儒”，也不离“佛”；直到他晚年出世归隐，还要按照儒家崇尚的“君臣所以炳焕”之礼，祈请皇帝恩准。他因应时序和世情的制约，采取了“惟务折衷”的态度，集佛儒于一身，有时还兼容了道家与玄学的某些观念，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中既有许多源于历史和现实的朴素的辩证因素，对他的文论著作起着主导、支配的作用；又有某些历史身世的局限与偏见，影响着他对宇宙本体和社会人生的认识。这就需要今之研究者审慎地予以辨析和清理了。

　　漫长的岁月，执著的追求，未能使刘勰实现“纬军国”、“任栋梁”的政治抱负，却使他表现出了足以“为世楷式”的人品和文品，留下了光耀千秋的文化遗产。今之研究者誉之为伟大的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学思想家、文章学家、写作理论家；扩而言之，又有学者在不同范围和不同条件下，分别誉之为伟大的经学家、史学家、汉学家，乃至中华传统文化大师，他都是当之无愧的。

四

本书作为《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一个分册，以《文心雕龙》原文为主体内容，按其篇目顺序，分段排列组合，并辅以题解、注释和译文。题解在每篇之前，旨在概括提示该篇之主要内容和重要歧疑，使读者明确其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和存在问题的症结，而不作翔赡的论述和辨析。注释和译文均在每段之后，前者一是给难认的字加注汉语拼音；二是解释僻字僻词、专用字词或多义字词，注重吸收、借鉴各家的考证和研究成果，力求简洁准确，并验之以写作实践，避免孤立的以词解词和生硬的旁征博引。后者则是将该段原文译为白话文，主要是直译，部分难解的词语则辅以意译，重在贯通前后文意，不做节外生枝的发挥。

　　本书所录《文心雕龙》各篇之原文，均以黄叔琳辑注本即养素堂本为底本，并吸收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姜书阁《文心雕龙绎旨》等校勘成果，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等著作，进行综合比较，辗转互证，献可替否，择善而从；着意于“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王元化语)，而不涉及各家意欲调整《文心雕龙》篇目顺序的各种假说，保持元明以来《文心雕龙》固有版本的本来面貌。限于体例，正文校勘一律不出校勘记。

　　本书着眼于《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把它作为一部面向“童子”和“后生”的文章写作理论著作来解读，重在居今探古，古为今用，汲取其各篇所论之精华，以之指导写作实践，使能执术驭篇、确乎正式，提高各体文章的写作能力。且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未从更宽广的角度和更高的层次上，兼及《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这就难免要有“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之瑕。谨此烦请方家一并鉴察、批评，扶偏使正，补缺使完。

　　试为“前言”以序志。“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2011年1月初稿，2015年8月略改

　　(作者单位：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