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文学院)
论《文心雕龙》的经典化
唐 萌
《文心雕龙》自齐梁之际产生到清末民国形成经典经历了约一千五百年。这段历史见证了《文心雕龙》从非经典走向经典的变迁。《文心雕龙》在成书之初未产生影响与刘勰的身份、当时的文坛风气及《文心雕龙》的特点有关。《文心雕龙》的经典化进程经历了官修史志收录，写本刻本传播，评点本研究以及有意建构经典四个环节。其成为经典的原因与自身价值有关。经典化体现在对其重要理论观点的反复讨论与众多研究论著问世两个方面。此外，《文心雕龙》经典化案例引发了文学理论作品与文学作品经典化异同的比较、全书与单篇经典程度不平衡、龙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等相关思考。
文心雕龙；经典化；接受史
《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齐梁之际，以其“体大思精”问鼎中国古代文论之林。从齐梁之际产生至明清之际流行，再至清末民国以来成为经典，《文心雕龙》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近一千五百年的漫长历程。这一历程见证了《文心雕龙》由“非经典”逐渐走向“经典”的命运。《文心雕龙》在当下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但对于《文心雕龙》形成经典的过程，学界尚未有详述。《文心雕龙》的经典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论作品经典化的典型案例，梳理其经典建构的过程，探索从非经典至形成经典的原因，总结其成为经典的经验，这些工作对于研究文学作品经典化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是对《文心雕龙》的优劣得失的又一次反思。鉴于此，本文拟从文学经典化这一角度出发，探讨《文心雕龙》的经典化进程、成因及相关问题。
一、 《文心雕龙》在当时未形成影响的原因
尽管《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其成书之初并未取得举世瞩目，而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冷遇。是书初成时，刘勰曾似货鬻者负书候沈约，求其青睐。《梁书·刘勰传》载：“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唐) 姚思廉： 《梁书》，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712页。然而，即便刘勰主动向当时的文坛领袖推荐此书，也没能在一时之间引起关注。《文心雕龙》初成时的无人问津并非偶然，与刘勰的社会地位、当时的文坛风尚及《文心雕龙》自身的特点有关。从《文心雕龙》接受史的角度看，这是《文心雕龙》经历的一段不被接受的阶段，也是经典化过程中经历的“非经典”化阶段。(一) 刘勰的寒士身份
《梁书·刘勰传》载：
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纶，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唐) 姚思廉： 《梁书》，同上，第710页。
刘勰早年的生活经历很简单。因为家贫，所以没有婚娶、没有求取功名，亦没有结交社会名流，而是在定林寺与和尚一起生活。天监初，大概在刘勰三、四十岁的时候，他才离开寺庙寻求仕途，写作《文心雕龙》的时间很有可能在此时。此时的身份是寄宿于寺院、游离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寒士。受此社会地位的影响，《文心雕龙》在问世之初遭到了冷遇。
(二) 与当时文坛风气的背离
齐梁之际，文坛蔓延着浮靡讹滥的文风。《南齐书·文学传论》对当时文坛情况有细致的概括：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覩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梁) 萧子显： 《南齐书》，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908页。
这里所言“体”，是指文章风格，非就文章体裁而言。这三种文风存在着“巧绮、不入情、失清采、雕藻”等一些弊端。要而言之，如刘勰所总结：“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726页。面对这些文风之弊，刘勰立志纠正之。由此决定了《文心雕龙》“情深、风清、事信、义贞、体约、文丽”*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提出的“六义”说。的风格特点。这些特点与当时的文坛风气格格不入，因为刘勰恰恰是要以这样的文风来纠正、改变与此违背的绮靡讹滥之风。所以，从当时文坛的整体风尚来看，《文心雕龙》与当时盛行的宫体诗、乐府诗、咏物诗等绮靡艳丽的诗风背道而驰。这种不随主流的文风也决定了《文心雕龙》在当时不可能取得广泛认可。
(三) 缺少对文学发展趋势的预测
《文心雕龙》全书可分为四个部分，总论部分解决了文存在的合理性，强调文的重要性，并提出文与圣、经之间的关系及文之本源等问题，是为全书“枢纽”。文体论部分，对各体文章进行了溯源、释名、定篇并提出各体文章的写作要求，此为“论文叙笔”。创作论部分，详述了文章写作的构思、风格与个性、继承与革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具体的艺术手法、修辞技巧等，此为“剖情析采”。最后一篇《序志》交代这部书的写作目的，介绍全书的主要内容、篇章结构及作者态度。“这部书的特点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文章作法和修辞学，而作者的文艺理论又是从各体文章的写作和对各体文章代表作家作品的评价当中总结出来的。”*詹锳： 《文心雕龙义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页。结合詹锳先生的概括可知，《文心雕龙》一书旨在对文章的发生、发展过程及文章写作经验做出总结，而对文章未来的发展并未做出进一步预测。换言之，对于浮靡文风，刘勰开出了以经书疗救之方。然而，能否疗救成功，刘勰并未作出回答；浮靡文风会如何演变，会消失还是继续，或者出现其他文风以取代之等相关问题，刘勰未能给出答案。这对当时人们认识浮靡文风、改变浮靡文风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当时文坛这一类总结文学发展特征的论述有很多，如曹丕《典论》、曹植《与杨德祖书》、应玚《文质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等。所以，在当时《文心雕龙》不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从刘勰的身份、《文心雕龙》的写作风格及其对文学发展趋势缺乏预测这三点来看，《文心雕龙》一书在齐梁之际的文坛很难得到广泛流传，更不可能作为当时创作实践的理论指导。但是，《文心雕龙》最初的不被接受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中，当论述“文学理论作品的实践性品格及其能否对当时的创作实践起到推动作用”这个问题时，罗宗强先生以《文心雕龙》为例，说明一种文学理论著作可能无法直接作用于当时的创作实践，但却不能否定其自身价值。*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北京： 中华书局，1999年，第429页。的确如此，《文心雕龙》问世之初，并未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明显的改变。而此后的隋唐五代宋元几个朝代，也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少人问津。但是，这并未消解其自身价值。在《文心雕龙》经典化的进程中，这种沉寂的状态是其经历的非经典化阶段，亦是经典形成的必经之路。
二、 《文心雕龙》经典化的进程
经典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检验最终才有可能形成经典。而历史检验的过程包括接受、传播、筛选等。这个过程是建构经典的过程，同时亦是经典的价值被认识的过程。美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艾略特《什么是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下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在这里，艾略特强调，经典非关作者之写作动机，与当代亦有距离，它是从历史的视角下审视，才被确定下来的。历史的视角，当然不能被理解为经典是客观自然形成的，如我们惯常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说经典的确认，必须经过较长的历史时间，才可以认识清楚。*詹福瑞： 《“经典”的属性及价值》，《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
以上是詹福瑞先生在《“经典”的属性及价值》一文中对经典属性的一段论述。其中总结出“经典必须要经过较长的历史时间才能得以确认”这一基本规律。而《文心雕龙》经典化的进程恰恰验证了这个规律。《文心雕龙》从齐梁初成时的冷遇，至清末民国成为经典，大致经历了一千五百年。在这一千五百年，《文心雕龙》逐渐被认识、被接受、被传播，最终其经典地位得以确认。其中，官修史志收录、传播方式增加、点校本的出现以及有意建构是《文心雕龙》经典化进程中的四个关键阶段。
(一) 官修史志的收录
《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大致在南朝梁武帝天监年前后，约公元500年。此后，第一部记载《文心雕龙》的官修史书是《梁书》。《梁书·刘勰传》载“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唐) 姚思廉： 《梁书》，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710页。其后，《隋书·经籍四·集志》载“《文心雕龙》十卷，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撰。”*(唐) 魏征： 《隋书》，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1082页。后世普遍认为《隋书》是首次记载《文心雕龙》的官修史书。这是因为《隋书·经籍志》是一部史志目录学著作，其收录《文心雕龙》是将之作为刘勰的撰著。而《梁传》则是将《文心雕龙》附于刘勰传后，作为对刘勰生平的附加介绍。所以，《文心雕龙》以文论著作的身份在官修史志中被收录，《隋志》无疑是首例。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官修史志目录都收录了《文心雕龙》。这说明《文心雕龙》从唐代开始已经得到官方认可，改变了初成时“无人问津”的局面。《试论经典与政治权力之关系》一文认为，“影响经典的传播与建构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詹福瑞：“影响经典的传播与建构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一、 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二、 亚权力的介入；三、 读者的选择。”(《试论经典与政治权力之关系》，《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这里，《隋志》收录《文心雕龙》可以视作政治权力对《文心雕龙》的传播进行的干预手段。需要说明的是，《隋书》由唐人编纂而成，代表的是唐代政治权力对《文心雕龙》的传播及其经典建构进行的政治干预。就《文心雕龙》经典化进程而言，政治权力对其进行的干预改变了《文心雕龙》无人问津的命运，应该说对《文心雕龙》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传播方式的增加
“经典的建构是在经典文本的传播过程中得以完成的。经典传播的过程就是经典接受时间检验的过程，也就是经典的建构过程。在传统纸介质的传播条件下，书的刊刻、选本和期刊对经典的传播与建构发挥重要作用。”*詹福瑞： 《媒体之于经典的传播和建构》，《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传播方式的增加无疑会推进《文心雕龙》的经典化进程。在《文心雕龙》经典化进程中，唐写本、元刻本是《文心雕龙》传播的关键环节。
1. 《文心雕龙》唐写本
《文心雕龙》自梁天监年间成书至《隋志》的收录，大约经历了150年。《文心雕龙》在这期间的传播方式无史料记载，故无法考证。敦煌所出的唐人草书《文心雕龙》残卷，是现有可考的最早的《文心雕龙》传播版本。据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记，“敦煌所出唐人草书《文心雕龙》残卷，今藏英京博物馆之东方图书室。起《征圣》篇，讫《杂文》篇，《原道》篇存赞曰末十三字，《谐讔》篇仅见篇题，余均亡佚。每页二十行至二十二行不等。卷中渊字，世字，民字，均阙笔，笔势遒劲，盖出中唐学士大夫所书。西陲所出古卷轴，未能或之先也。”*赵万里： 《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清华大学学报》1926年第1期。由此可知，《文心雕龙》在唐代以写本的形式传播。唐写本之于《文心雕龙》传播的意义，赵万里先生这样总结道：“据以迻校嘉靖本，其胜处殆不可胜数，又与《太平御览》所引，及黄注本所改辄合，而黄本妄订臆改之处，亦得据以取正，彦和一书传诵于人世者殆遍，然未有如此卷之完善者也。”*同上。
2. 《文心雕龙》元至正刻本
有宋一代收录《文心雕龙》的史志、类书多已亡佚。《宋史·艺文志》载辛处信《文心雕龙注》十卷，这部书久已亡佚，明清两代文献中，都没有征引过。《太平御览》曾征引《文心雕龙》数篇，因其为刊印本，故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但是，宋代辑得的数篇《文心雕龙》，作为类书的征引内容，并不是《文心雕龙》文本完整的传播。
今存各种版本中，元代至正年间刻本是最早的《文心雕龙》刻本。该本刻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卷首为钱惟善作序：
嘉兴郡守刘侯贞家多藏书，其书皆先御史节斋先生手录。侯欲广其传，思与学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序其首。……至正十五年龙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钱惟善序。*转引自詹锳： 《文心雕龙义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10页。
序文交代，刊刻《文心雕龙》的发起者是嘉兴郡守刘贞，其目的是传播《文心雕龙》，使其嘉惠学林。可以肯定的是，刘贞已经认识到《文心雕龙》的价值，故有此举。元至正本因其为最早的刻本，故为许多明刻本所祖，亦常为众多版本的校勘底本。对明清以后《文心雕龙》的大范围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元刻本的价值所在。此外，刘贞对《文心雕龙》价值的肯定是《文心雕龙》经典化过程中，除经典的建构手段外，经典的本质价值得到确认的力证。换言之，时至元代《文心雕龙》的价值已经被认识。这是元刻本出现的重要意义。
(三) 《文心雕龙》的评点
明代崇祯年间徐佰校汪一元私淑轩刻本，正文中有黄笔、蓝笔、朱笔、白笔圈点和朱笔、蓝笔、墨笔校语。其中，圈点与校语乃依杨慎的评点。徐佰在书末手抄材料中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跋语：“偶得升庵校本，初谓极精。……越七年……又校出脱误若干，合升庵、伯元之校，尤为严密。”*转引自詹锳： 《文心雕龙义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杨慎(1488—1559)是最早的《文心雕龙》评点者。《文心雕龙汇评》认为，“他的评点除见之于几种梅注本之外，还保存在徐佰校本、凌本等评校本中。其五色圈点，颇难揣摩，而其批语，虽仅存十余则，但颇有价值。这些批语，或是对用词造句的点评，或是对具体篇章的评价，也有对某些范畴的分析，如对众说纷纭‘风骨’的解释，自有独到的见解。这些批语，表明了他论诗重情的特点。”*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页。
无论杨慎的评点使用了何种方式，无论其批语是否通读易解，无论其评点侧重于哪些范畴的分析，亦无论其论诗的主导倾向在于主情还是重义，杨慎率先对《文心雕龙》开始点评，这个工作本身具有开创意义。汪春泓评价杨慎评点《文心雕龙》的意义时说道“(杨评)标志着明代较为系统地研究刘勰文学理论之开端。”*汪春泓： 《杨慎批点〈文心雕龙〉述要》，《文学前沿》2000年第2期。可以说，杨慎的评点是系统研究《文心雕龙》的开端。
《汇评》又辑得明清以来《文心雕龙》主要评本十五种。这些评点的出现反映了明清两代文人研究《文心雕龙》的热情。同时表明，《文心雕龙》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社会上通行的书籍。如果说，从写本到刻本的跨越还仅仅停留在文本传播层面的话，那么评点本的大量问世则有力地证明： 明清之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展开。按照经典建构理论而言*詹福瑞：“在经典的论争中，很自然分为本质派和建构派。前者把经典定性为它的内部属性，后者则认为经典是权力建构而来。”(《试论经典与政治权力之关系》，《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一时期，《文心雕龙》作为经典的价值属性已经得到确认。
(四) 民国时期《文心雕龙》的经典化意识
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文心雕龙》的接受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一时期，西方文学作品被大量引进，这些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重理论阐释、重系统建构的文学思想对此时的文学接受产生了影响。学界开始重视文学理论作品的理论性与系统性，而《文心雕龙》在其思辨性、系统性方面都堪与西方文论作品媲美。所以，当时学界开始重视《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品中的独特价值并试图使其成为经典。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中设有《刘勰〈文心雕龙〉创论文之体》一节，说明了近代学人对《文心雕龙》之与中国文学史关系的一种认识。此后，刘师培、黄侃先后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心雕龙》课程，促进了“龙学”的确立。*参见张少康等： 《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这一时期出现的几种《文心雕龙》研究专著，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等，原为作者在大学授课的讲稿。以授课的形式传播、研究《文心雕龙》，说明学者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或文论的重要著作对待。此举有效地扩大了《文心雕龙》传播的范围，促进了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热情，培养了一批《文心雕龙》研究的骨干力量，对《文心雕龙》经典化的形成助力极大。民国时期，一批学者将《文心雕龙》作为大学讲授科目并编写授课讲稿，这可以视作《文心雕龙》成为经典的标志。
三、 《文心雕龙》经典化的原因*上节论述的《文心雕龙》经典化的进程偏重于从经典建构的理论角度展开，而经典化形成的原因还与经典作品自身的价值密不可分。这一节主要从经典的价值属性展开讨论。
无论从经典建构理论还是经典本质理论来看《文心雕龙》形成经典的过程，它都符合一般经典形成的规律。也就是说，《文心雕龙》的流传过程中经历了被建构为经典的若干环节。同时，《文心雕龙》自身价值在其经典化进程中也发挥了作用。(一) 总结各体文章写作经验具有普遍性
简单地说，《文心雕龙》是一部讲文章写作的书，刘勰在向世人介绍文章写作的各种经验。而刘勰的经验正是通过梳理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品并结合自身的创作实感而来。《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刘勰对各体文章进行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727页。的工作。以《明诗》篇为例，刘勰首先对“诗”进行了释名，然后列举了由上古葛天氏至齐梁之际的代表作品，分析诗歌发展与流变情况，最后总结诗歌创作的具体要求并形成理论阐述。《文心雕龙》文体论的这种写作模式逻辑严密、构架清楚，读之使人能够清晰地把握某一文体从产生、发展、流变以及创作规范、代表作家作品等基本情况。如是，《文心雕龙》文体论介绍了约28大类文体，无异于一部微型文体史。其中，诗、乐府、赋等常见文体，铭、碑、吊等实用文体，诏策、章表、奏启等公文文体，这些文体活跃于历代文坛。所以，刘勰所总结的文体创作经验具有现实价值与普遍意义。
在创作论中，刘勰详细论述了创作过程中的构思、修辞等各个环节。在文学史论、作家论、鉴赏论等篇章中，对文学发展、作家才性与文学创作关系、读者鉴赏等问题作出相关论述。这些论述以前人创作经验为基础，对后世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当杨慎发现了《文心雕龙》的内在价值，以点评的方式对其展开系统地研究之后，《文心雕龙》的传播速度与研究热度迅速提升，为成为经典做最后准备。
(二) 中古文学理论著作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文学观念逐渐由经世致用论让渡于抒情娱乐观，文学创作上开始注重艺术技巧、重视审美。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文学自觉时期。随着文学的自觉，文学作品大量出现，一些对文学创作的总结亦相继诞生。如前举曹丕《典论》、曹植《与杨德祖书》、应玚《文质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等，这些作品作为当时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刘勰对这些作品颇有微词。《序志》篇曰：“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726页。通过对比《文心雕龙》与此前的文论著作可知，《文心雕龙》堪称中古文学理论著作的代表。
《典论·论文》是一篇文章专论，曹丕从批评“文人相轻”的现象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风格予以分析，提出“四科八体”说及“文气”论，并且认识到文章的社会功用与不朽价值。刘勰却指出其“密而不周”的缺失。陈钟凡解释道：“《典论·论文》评人仅及七家，论文止于四体，故谓其‘密而不周’。”*陈钟凡： 《中国文学批评史》，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3页。应该说，《典论·论文》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篇文章专论，确实具有开文学批评风气之先的历史意义。然其所论仅限于有限的几类文体，评论的对象仅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与《文心雕龙》涉及文体之众，时间跨度之长，体系框架之宏大相比，《典论·论文》逊色不少。
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是写给杨修的一封书信，其中谈论了曹植对文学的一些看法。曹植称：“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魏) 曹植撰、赵幼文校注： 《曹植集校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这段论述明确地表达了曹植对文学所持的轻视态度。或者说，曹植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价值。这种观点是对传统文学观的继承，在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种认识显然不算进步。刘勰称其“辩而无当”是有道理的。
应玚的《文质论》旨在论述文质之宜，并非对文学创作的全面考察。吴林伯称：“应玚《文质论》辞采光华，然以‘文’为‘泰’，以‘质’为‘否’，通篇抑‘质’扬‘文’，与孔子‘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与刘勰‘文附质’、‘质待文’(《情采》)，‘文质相称’(《才略》)之旨背反，故曰‘疏略’也。”*吴林伯： 《文心雕龙义疏》，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55页。《文质论》仅就文学中“文质关系”这一问题展开，并未涉及文学活动的全貌。视其为齐梁之际文质关系的探索之作，这个定位比较合理。
陆机《文赋》的主要篇幅是论述文章写作技巧的，如结构、剪裁、修辞诸问题。从理论上总结了建安以来对文学的艺术特质的追求，以赋体写成，是西晋时期文学与文论的高水平之作。然而，与《文心雕龙》相比，《文赋》的论述范围没有《文心》之广，故刘勰在《总术》篇中称“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梁) 刘勰： 《文心雕龙·总术》，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655页。。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也谈到《文赋》在论述文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晋) 陆云撰、黄葵点校： 《陆云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第137页。《文心雕龙斠诠》言：“所谓‘纤悉’、‘未该’，即‘巧而碎乱’之意。”*转引自詹锳： 《文心雕龙义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20—1921页。《文心雕龙札记》称：“碎乱者，盖谓其不能具条贯。”*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所以，尽管《文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仍不足以作为中古时期文学理论著作的代表。
《晋书·挚虞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唐) 房玄龄： 《晋书》，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1427页。《隋志》载“晋太常卿《挚虞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又秘书监《缪征集》二卷，录一卷，亡。”*(唐) 魏征： 《隋书》，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1063页。挚虞被认为是第一位编纂总集的人，而且具有文体分类意识。从现存的内容看，挚虞的关注点在于各种文体的性质、特点及源流。《文章流别集》(包括《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在东晋至六朝时期备受推崇，如宋颜延之《庭诰》中称“挚虞文论，足称优洽。”*(宋) 李昉： 《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但可惜的是，后来销声于文坛。兴膳宏《挚虞〈文章流别志论〉考》认为，“(《流别集》与《流别志论》销声匿迹)这个原因要仔细推敲，当然还有考证余地，一言以蔽之，主要因为二世纪后出现了《文选》、《文心雕龙》这样内容充实的总集与文学理论著作。然而挚虞的见解并非全部云散雾消，其精华之一部分已可窥见端倪，并借晚出两书之吸收保存而长留后世。”*兴膳宏： 《六朝文学论稿》，长沙： 岳麓书社，1986年，第241页。换言之，《文章流别集》的影响由盛而衰，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所长之处被后来出现的《文选》与《文心雕龙》所吸收，故取代了其盛极一时的文坛地位。
《翰林论》是李充辨析文体的一部书。其全书已亡佚，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辑轶文来看，李充关注文体的产生并且论文品人。如“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在朝辨政而议奏出”*(清)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是关于文体产生的论述；又“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清)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同上，第344页。是选评出李充心目中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文镜秘府论》所言“李充之制《翰林》，褒贬古今，斟酌利病。”*[日] 遍照金刚： 《文镜秘府论》，卢盛江：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第202页。当是就此而言。刘勰称其“浅而寡要”或曰“博而寡要”*杨明照：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浅’，《玉海》六二引作‘博’。”(北京： 中华书局，2000年，第619页。)当指其论述涉及的理论问题范围较窄，且无精当之论。
以上几种是中古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作品，是文学自觉时期文人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积极探讨，其理论价值与重要意义为世所公认。但是这些作品与《文心雕龙》相比而言，无论从体制、研究范围、理论深度、语言表达、系统性及思想性等众多方面来看，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所以，《文心雕龙》作为中古时期的文学理论著作的代表当之无愧。
四、 《文心雕龙》经典化的体现
明清以来，随着《文心雕龙》系统化理论研究的展开，大大加快了《文心雕龙》经典化进程。由于经典的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完成的，而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所以，我们姑且将清代至民国这一个时间段称为《文心雕龙》经典化的快速定型时期。这样分期，以便于我们探讨《文心雕龙》经典化的体现。这一时期，《文心雕龙》的经典化大致体现于两个方面。(一) 重要思想观点与焦点问题的讨论
《文心雕龙》中重要的文学思想如“文之枢纽”部分提出的“原道”、“征圣”、“宗经”思想，《史传》所表达的历史观，《通变》、《时序》篇中论述的文学发展思想，《序志》篇表达的“折衷”思想等，以及一些文学批评范畴“风骨”、“雅正”、“奇正”等逐渐为后世关注。如清代前中期《文心雕龙》研究集中于一些问题： 《文心雕龙》的总体评价、《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文心雕龙》成书时间考证、《文心雕龙》中文笔问题的论述和清人对文笔的讨论、《文心雕龙·隐秀》篇真伪、《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关系、《文心雕龙》文体论、《文心雕龙》创作论、《文心雕龙》批评论等。对《文心雕龙》中重要的思想观点与焦点问题的探讨伴随着《文心雕龙》经典化形成的始终，并一直延续至今。其探讨形式常以《文心雕龙》研究专著、专题论文的形式出现，亦常见于其他文学理论、诗话类作品对《文心雕龙》的引证或阐释。
(二) 研究成果显著
清代至当代的《文心雕龙》研究成果是体现《文心雕龙》经典化的重要方面。上述关于《文心雕龙》重要思想观点与焦点问题的讨论也多集中呈现于此。除重要思想观点的讨论之外，还有一些文本点校注解类研究专著出现，这些研究成果同样体现着《文心雕龙》的经典化。下面将《文心雕龙》经典化集中形成时期至最终定型的研究成果，择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分三个时期作大致述评。
1. 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心雕龙》研究著作
一是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纂于雍正九年，与人商量校证，至乾隆三年，与陈祖范论定之。它做到了在明人基础上更有所开拓，并且非常便于阅读，所以流播极广，代表着清代‘龙学’校勘、注释的最高成就。”*张少康等： 《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二是李详《文心雕龙补注》。是书原名《文心雕龙黄注补正》，曾连载于《国粹学报》，成书于1909年，后易名《文心雕龙补注》。李详《文心雕龙补注》序中言：“余著有《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一书。补者，补其罅漏；正者，正其遗失。”*李详： 《李审言文集》，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6页。可以看出，李详有意识地补充完善黄氏注释的遗误。并且是书注重征引《文心雕龙》语出之源，这对后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及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有所启发。
2. 五四以来的《文心雕龙》研究
一是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是书本为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其中一些内容曾于《新中国》、《华国月刊》上发表。后陆续整理出版成书。黄侃的学生李曰刚教授认为，《札记》重于刘勰文论思想的阐发。“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转引自《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二是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是书初版于1929年，集前人评注校勘之大成，是当代研究《文心雕龙》最重要的文本依据。范注最重要的特点是“以注为论”，即通过注解文字来形成观点加以论述。《文心雕龙注》校记称：“余友范君仲澐，博综群书，为之疏证。取材之富，考订之精，前无古人，询彦和之功臣矣。”*(梁) 刘勰： 《文心雕龙》，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745页。
三是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是书初版于1948年，原为刘永济先生授课讲稿。其中每篇均由“校字”和“释义”两部分组成。“凡一篇中之要义，有须详论者，皆随文训释，兼有引申补充己意。其所作释义，皆得刘勰论文原旨，不背原书之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 《年度国学2007》，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以上所列为五四以来龙学代表性研究论著。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张光年、陆侃如、牟世金、郭晋稀、周振甫等的《文心雕龙》译注，以及有关《文心雕龙》研究专题论著与国外、港台地区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
3.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心雕龙》研究
20世纪80年代进入《文心雕龙》研究的高峰期。兹列主要研究著作如下：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林其锬、陈凤金《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三种等。此外，有代表性的《文心雕龙》专题研究著作，如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詹锳《文心雕龙风格学》；张文勋《刘勰文学史论》；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等，以及约3 140篇以“文心雕龙”为主题的单篇研究论文。
从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校注，到对其文学理论范畴与命题的阐释，再到对其文学思想的总结，以至对《文心雕龙》的传播与龙学史的研究，以及刘勰相关研究。研究对象的拓展见证了龙学研究从起步到成熟的过程，这些研究成果不断深化着《文心雕龙》的经典程度。与此同时，这些成果也体现着《文心雕龙》作为经典的价值与意义。根据对《文心雕龙》的传播情况与研究成果的分析，我们将清末民国时期认定为《文心雕龙》经典化的最终定型时期。此后的“龙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不断的传播与研究中反复深化《文心雕龙》的经典程度。
五、 关于《文心雕龙》经典化的几点思考
《文心雕龙》的经典化进程历经千年，在梳理其经典建构过程、总结其形成经典的原因之后，我们发现《文心雕龙》的经典化还有一些特点与值得思考的问题。(一) 文论作品经典化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比较
从本质上说，《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其经典建构的过程与一般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有同有异。如以清词的经典化与之相较，沙先一教授在总结清词经典化时这样说道：“清人不仅在各体词学批评中进行清词经典建构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创作上以其特有的审美倾向，表达对经典作家与篇章的意见。”*沙先一、张宏生： 《论清词的经典化》，《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言下之意，清词的经典化可由创作与理论两方面体现。也就是说，后世可以通过对清词的模仿来体现其经典性，也可以通过对清词的理论总结体现其经典意义。然而，对于《文心雕龙》这样的理论作品而言，恐怕很难从理论总结的角度体现其经典性。因为对文学作品可以进行理论总结，对理论作品的理论总结只能是对其理论进行概括、阐释或者修正，而且一旦过度阐释就会使原有的理论内涵走样。这一点是文学理论作品的客观性决定的。而从创作角度体现其经典化需要区别两种情况： 其一，《文心雕龙》指导创作实践；其二，模仿《文心雕龙》的理论创作。就前一种情况而言，这是体现一部文学理论作品的经典化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实践与理论的激荡是验证理论作品的最有效途径。而从体制、思想内容上模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论作品，几乎没有、亦未见成名之作。所以，一种文学体裁可以通过不断的模仿创作来体现其经典化，而一种文学理论作品的经典化却无法通过模仿来建构。
(二) 全书与单篇经典程度的不平衡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如果说这五十篇内容篇篇堪称经典，那么我们对于经典的认定标准则过于宽松，也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像《谐讔》、《檄移》、《议对》、《附会》、《程器》等篇目显然没有《原道》、《宗经》、《神思》、《序志》等篇目的经典化程度高。应该说，《文心雕龙》的经典是由重点篇目的经典化引领的。重点篇目之所以能够起到引领经典的作用，原因在于它们探讨、解决的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如《原道》，该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文章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关于文章的本体论的重要理论问题，是任何治文章之学的人都无法回避的。更进一步说，结合《征圣》、《宗经》两篇，可以看出刘勰的文学思想。其中“宗经”作为儒家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神思》篇所涉及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构思、行文等环节对作家创作而言具有普遍性，其中的论述既是以往创作实践的总结，又可以作为后来创作实践的指导。所以，这些篇目是《文心雕龙》研究的经典篇目。人们由关注这些篇目进而开始关注其他篇目，这些经典篇目是引领《文心雕龙》全书经典的关键。
(三) 当下龙学研究的困境
2013年，由山东大学主办的“纪念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二次年会”是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心雕龙》研究的总结。“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大致涉及五方面： 一、 纪念性文章，纪念文心雕龙学会成立30周年；二、 《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的文章；三、 文心雕龙篇章释义与理论命题研究的文章；四、 关于《文心雕龙》传播和龙学史的研究；五、 文心雕龙作家论研究的文章及刘勰与《刘子》研究。”*詹福瑞： 《纪念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二次年会大会学术总结报告》。除纪念性文章以外，其他四方面研究论文基本覆盖了30年以来龙学研究的四个领域，成果丰硕。然而，开创这些基本研究领域的龙学研究大家，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已经将研究推向了顶峰。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等一系列研究论著早已成为研究经典的“经典”。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我们不得不承认，龙学研究的拓展空间愈来愈小。如果要对《文心雕龙》的文本进行细读，那么我们绕不开范注、绕不开詹锳《义证》；如果我们要对《文心雕龙》创作论进行研究，那么我们也不能回避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研究经典的“经典”成果是矗立在后世研究者面前的高峰，难以超越。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硕博士论文的选题主动回避《文心雕龙》，很多《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难以出新，难于发表。这是《文心雕龙》经典化后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情况引发我们思考，《文心雕龙》的后经典化时代，龙学研究该如何前行？
詹福瑞先生在《“经典”的属性及价值》一文中说道：“经典必然是反映了人类普遍关注的社会人生问题、并且是承载了普世价值和意义的著作，应该是人类思想的精华。”*詹福瑞： 《“经典”的属性及价值》，《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它承载了古代文章写作的普世价值，是古代文人的思想精华。《文心雕龙》的重要价值不应因其成为经典而渐弱，反而应该在研讨经典的过程中得以强化。尽管《文心雕龙》已经成为经典，研究《文心雕龙》的成果也逐渐成为经典，但是《文心雕龙》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小到单字释义，大到思想旨归，我们并没有完全地、很好地解决。比如，《辨骚》篇中“博徒”之义尚存在争议；刘勰的思想旨归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现有的成果也没有能够驳倒众家的定论；“刘子”到底是不是刘勰？我们仍然期待着有力的论证出现。所以，《文心雕龙》经典形成以后的龙学研究，我们并非一无可为。
莫砺锋先生曾说过，学术研究永远是后来居上的，就是后人肯定可以修正前人的结论。*莫砺锋： 《杜甫诗歌讲演录》，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莫先生所言既是鼓励，也是事实。前人的研究已经定型，后人的研究尚有可塑，也只有这样前赴后继，不断突破，学术才能发展。对于《文心雕龙》研究而言，同样如此。后来研究者会面对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在众多成果中立异创新越来越难，但是可供借鉴、可供修正的结论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能望而却步，而要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精华的基础上，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这才能够使学术研究得以发展，同时这也是对经典最好的继承。如果我们止步于现状，那么经典亦将面临终结的命运。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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