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文学院)
●文心雕龙
有关《文心雕龙》“跨界”研究的思考*
涂光社
所谓“跨界”既指跨越古今某些思想观念的界限，也包括跨越学科分类、思维模式等的界限。“跨界”就能从多元视角审视、比对，将一些目前研讨容易忽略，甚至有所缺失，而古人意识中业已存在、思考中已有所得，却从其他理论视角易于发现的精义梳理出来，整合于新的认识之中，以利更为先进、合乎时代要求的理论建构。从龙学现状和态势看，进一步强化“跨界”思考和研究，对全面深入开掘这一珍贵理论遗产的价值是颇有帮助的。无论从古今文学观念的细微差异上看，还是从一些论题的经典性论证，如创作思维、风格、继承变革、鉴赏论等方面看，或者从“比兴”、“物色”以及有关文学语言形式论证的鲜明民族特色上看，乃至从《文心雕龙》与《刘子》的比较而言，刘勰见识之卓越在古今中外的对比中更加凸显，正说明“跨界”思考能获得有益的启示。
文心雕龙；龙学；跨界研究
古今文学观念不尽一致，《文心雕龙》论及的文章也超越了今天文学作品的范围。无论自觉与否，现代龙学多少都有些“跨界”(即从当代多元的视角研讨)的意味。笔者也得益于此。
作为古代文学理论经典，经几代学者的努力，《文心雕龙》研究在原始数据的罗集、考辨，以及从现代文论的视角研讨上已有丰硕成果。如今应怎样继续推进我们的研究，实现有价值的新突破呢？从龙学现状和态势看，愚以为进一步强化“跨界”思考和研究，对全面深入开掘这一珍贵理论遗产的价值是颇有帮助的。
此所谓“跨界”既指跨越古今某些思想观念的界限，也包括跨越学科分类、思维模式……的界限。“跨界”就能从多元视角审视、比对，将一些目前研讨容易忽略，甚至有所缺失，而古人意识中业已存在、思考中已有所得，却从其他理论视角易于发现的精义梳理出来，整合于新的认识之中，以利更为先进、合乎时代要求的理论建构。
“跨界”的比较中，对研讨对象相同的部分，应着力开掘刘勰的卓识和独到之处；指出其欠缺和薄弱环节是必要的，然而侧重点无疑是在揭示这部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文论经典的当代意义。
一、 文学观的比较
先从古今文学观念的细微差异上看“跨界”思考能获得怎样的启示。学界公认《文心雕龙》是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然而在古人心目中它论的是文章写作。古人所写文章不限于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政治性文籍和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著述。《文心雕龙》中“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梁) 刘勰： 《文心雕龙·原道》，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页。的“文”，以及文体论中列论的“文章”，基本不在今天所谓文学的范围内，如《诸子》的“入道见志之书”*(梁) 刘勰： 《文心雕龙·诸子》，同上，第307页。，《论说》的“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梁) 刘勰： 《文心雕龙·论说》，同上，第327页。的著作，更别说《封禅》、《祝盟》、《议对》、《奏启》、《诏策》、《檄移》之类官方文书了。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是西学东渐后日本学者移植西方理论时命名的，虽稍嫌欠安，如今却已约定俗成。“文学”一词源出中国，古籍中也有用为文章写作的时候，但古所谓“文学”偏重于文籍、学术。近代有中国学者指出，今所谓“文学”是一门艺术，而非有关文章的学术，如同音乐、绘画艺术不能称之音乐学、绘画学一样。古人意识中大抵是以“文章”(美的文辞)为文学作品的。
《文心雕龙》虽未直接给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下定义，却对传统美文文学观作了一系列经典性表述。《情采》开篇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梁) 刘勰： 《文心雕龙·情采》，同上，第537页。《序志》是全书的序，介绍撰著的动机作意、结构统序和思想方法。首先申说以“文心雕龙”名书原委，文学观的表述堪称精切：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以灵矣。*(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同上，第725页。
古人意识中“心”主思维，是情性所本、智慧创造力的渊薮。刘勰以“文心”题名文论巨著，盛赞“心哉美矣”，指出人类具有“超出万物”、“拔萃出类”的智慧和美的创造力。“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的反诘进一步强调，文章之美何止言辞雕饰呢！其核心乃是人的情感灵慧之美。
以美文为文学是否只讲究文辞修饰、只将有形式美的文字视为好文章呢？《情采》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已暗示其“文章”有高境界的思想蕴涵，又明言： 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梁) 刘勰： 《文心雕龙·情采》，同上，第538页。；而此处的以“文心”名书、赞扬“心哉美矣”更能破解这类质疑：“心”美内蕴于中，无论指作家心灵还是作品内涵；“文心”有作家的个性，美的追求取向不一，会不断有所创获，境域也会不断拓展、提升和丰富、深化。美在“文心”既可免除“美偏于外在形式”的误解，也表明美的追求与创造丰富多样、永无止境。
以美文为文学简明地道出了文学的基本特征： 它是艺术，它是美的；而文学美的创造是以“文”(语言文字)为媒介，是文学与其他门类艺术的区别所在。
文章写作的意义何在呢？《原道》树立了著述的楷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梁) 刘勰： 《文心雕龙·原道》，同上，第3页。《程器》说：“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梁) 刘勰： 《文心雕龙·程器》，同上，第720页。《序志》中刘勰除申言自己受孔子感召著书立说外，明言：“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同上，第726页。推崇文章阐发经典宗旨，建构理想社会关系和成就军国大计的功用，强调了从事文章写作的一种担当。用当今的习惯用语说，就是要求文学活动为社会政治提供正能量。
《辨骚》说屈原之作“壮志烟高”*(梁) 刘勰： 《文心雕龙·辨骚》，同上，第48页。；《明诗》重申“诗言志”的经典论断；《风骨》推崇“风清骨峻”*(梁) 刘勰： 《文心雕龙·风骨》，同上，第514页。的文章，《程器》要求才士“摛文必在纬君国”*(梁) 刘勰： 《文心雕龙·程器》，同上，第720页。；刘勰还说“杂文”这种文体“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梁) 刘勰： 《文心雕龙·杂文》，同上，第255页。。《诸子》中曾云：“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梁) 刘勰： 《文心雕龙·诸子》，同上，第307页。感慨“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志其销乎！”*同上，第310页。《序志》更道出著书立说的所以然，指出生命有限，“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同上，第725页。全书最后表白：“生也有涯，无涯惟智……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同上，第728页。表明撰写《文心》是刘勰实现一己永恒生命价值的努力。
对读者而言，《知音》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书亦国华，玩绎方美”*(梁) 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同上，第715页。表明： 通过作品可以实现与作者的心灵交流；好书则是国家民族文化精华所在，品读玩味能获得大美的陶冶。
历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有对“言志”、“兴观群怨”、“比兴”的倡导，对“发愤为作”、“沉郁顿挫”和“风骨”的推崇，有“惟歌生民病”和“气盛言宜”的主张，足见古今文学艺术活动的取向有某些差异： 古人论写作，普遍强调道德理想和社会担当，这一特点在中国文论经典《文心雕龙》中十分鲜明。
二、 文论重大议题的经典性表述
一些论题的经典性论证，刘勰见识之卓越在古今(也是中外)对比中更加凸显，本节仅以创作思维、风格、继承变革、鉴赏等论为例简介之。《神思》描述了创作思维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梁) 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同上，第493页。作家运思以静驭动，能大幅度实现对身观时空的突破；“神与物游”是主客体往复交流的妙境。又强调作家“虚静”的精神状态对写作的重要，也论及提升思维活力、驾驭文辞的途径：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同上。
“神思”指主体神奇的运思；“物”是客体——描写和表现的对象；以居“枢机”之要的“辞令”为作家情志及其构想“意象”付诸表现的载体。
刘勰表述了构思中从“思”到“意”，再到“言”的过程，“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同上，第494页。道出“言”难尽(跳跃变幻)之“意”的缘由，换个角度说是对得心应手驾驭文学语言的赞赏。
他不以写作的快慢评判优劣成败：“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 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梁) 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同上，第494页。作家思维个性不同，常是各有胜境；作品体制大小不一。应“博而能一”，克服才疏学浅无意义的“空迟”或“徒速”。由于灵感引人注意的多是其突发性和来去无定，与刘勰这段话及其另一些论说联系起来，有助我们全面认识和揭示灵感现象的奥秘。
灵感问题向来为造艺者关注。西晋陆机《文赋》曾这样描写：“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刘勰也有类似表述：“枢机方通，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神思方运，万途竞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梁) 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93—494页。；“思有利顿，时有通塞”*(梁) 刘勰： 《文心雕龙·养气》，同上，第647页。。更可贵的是，除这些外部特征的描述外，还多角度展示灵感的来去无常及其生成的机理，鼓励作家顺应规律，充分发挥其艺术创造功能。如告诫作家“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梁) 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同上，第493页。以及“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梁) 刘勰： 《文心雕龙·物色》，同上，第694页。、“……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梁) 刘勰： 《文心雕龙·养气》，同上，第647页。，经陶养营卫拥有高效思维创造所需的精神状态。有关“兴”(情致的触发)、“会”(有助灵感来临的主客观因素交会)、“机”(机缘)、“数”(规律)的论述常与对灵感的生成和把握利用相关。《诠赋》说：“触兴致情”、“睹物兴情”*(梁) 刘勰： 《文心雕龙·诠赋》，同上，第135、136页。；《隐秀》以为有“隐秀”之美的佳句出自“万虑一交”、“思合而自逢”，是“自然会妙”，“才情之嘉会”*(梁) 刘勰： 《文心雕龙·隐秀》，同上，第632、633页。；《总术》篇叙述作家把握规律利用灵感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更完整：“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梁) 刘勰： 《文心雕龙·总术》，同上，第656页。
刘勰认识到灵感是在主客观有利写作因素交会之时来临，肯定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营造灵感产生和发挥功用的主观条件，包括作好精神心理和才学识的准备，把握时机，充分利用其艺术创造力。这与中外神秘主义的灵感说迥然不同。
风格向为艺术评论的焦点，但较难确切定义。以严谨著称的黑格尔《美学》先介绍法国人布封的“风格就是人本身”的论断，随即补充了他和吕穆尔的见解，风格是与一定艺术门类、题材内容的媒介相适应的独特表现方式，举例说：“人们在音乐中区分教堂音乐风格和歌剧音乐风格，在绘画中区分历史画风格和风俗画风格。”*[德]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72—373页。如果说布封是从艺术个性的角度给出定义，黑格尔、吕穆尔则大致是从体式分类的角度概括的。而《文心雕龙·体性》只从篇题看就知其抓住了风格问题的要害，刘勰说：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 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梁) 刘勰： 《文心雕龙·体性》，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05页。
作家内在的“性”决定文章外显的架构——“体”。刘勰指出，风格形成的因素有与先天素质关联的“才”、“气”，也有纯属后天的“学”、“习”。就作家风格而言，其“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近似并强于“风格即人”的论断。“体”有时就指作品风格分类，刘勰在罗列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之后指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同上。概括出各类风格的对应性特征。
各体风格的核心也是各体的艺术个性，包括不同体裁、流派在内的各种体式规范，正是从多样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归纳和相区别的。足见风格核心是艺术个性，有个人的，也有集群性的。《体性》的“赞”总结说：“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习亦凝真，功沿渐靡。”*同上，第506页。对造就良好风格有“学慎始习”、“功在初化”的告诫；虽说天资有别，也以“习亦凝真，功沿渐靡”肯定后天努力改造主体素质的可能性，但不忘强调其难度和渐进性。
文学必以创新求发展。《序志》“文之枢纽”中的“变乎《骚》”*(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同上，第727页。表明，《辨骚》旨在辨明《离骚》在《诗经》之后重登巅峰的所以然，推其为创新求变的楷模。“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梁) 刘勰： 《文心雕龙·辨骚》，同上，第47页。正是屈原的成功之道。
《通变》论文学发展规律：“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梁) 刘勰： 《文心雕龙·通变》，同上，第519页。创作有所因袭也有所变革，“体”是从写作成功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其“名理”递相沿袭故称“有常”；“通变”即通晓规律前提下的变革，如此文学才有无限的发展前景。“有常”的规范与“无方”(无固定方向)的创变相辅相成。
篇末有“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同上，第521页。的总结： 文学事业日新月异，唯新变才能久远；通晓规律则不乏变的思路和手段；“趋时必果，乘机无怯”鼓励作家抓住时代机遇果敢求变。“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要求看清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作新异的创造，参照古来成功经验确定应遵循的艺术法则。
《情采》形象地比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 质待文也。”*(梁) 刘勰： 《文心雕龙·情采》，同上，第537页。“文附质”谓文辞形式依附和从属于作品内容，以及文采为内质之美的自然外现；“质待文”表明，内容靠形式表现，人为修饰也能使内蕴美质充分彰显。
随后补充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同上，第538页。天生丽质于女性美是根本，尽管可以用铅粉青黛打扮。说明内质之美是决定性的，言辞文采的外在修饰应当植根于作品内在的“情”、“理”。
《附会》论文章结构，刘勰解释道：“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梁) 刘勰： 《文心雕龙·附会》，同上，第650页。即通过取舍营匠，使作品各种构成因素组合为一个协调有序的整体。又以人的生命性特征比方作品构成：“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同上。随后补充说：“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同上，第651页。遵循总体的构想协调整合“众理”、“群言”，令其合乎艺术表达的一致目标。而“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故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同上。，则要求分清主次、维系“体统”，确保取舍得宜。
《知音》论鉴赏，开篇即感慨“知音其难”、“千载其一”*(梁) 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同上，第713页。！指出文学鉴赏中纠正“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同上，第714页。等心理偏向的必要；而“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博观”*同上。则是鉴赏和公允评价的基石。“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同上，第715页。是谓阅读中能实现读者与作家心灵的交流。想来这也是司马迁心仪圣贤发愤著书，欲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缘故。而“见异唯知音耳”*同上。表明，唯有能发现其创意和独到境界的读者，才称得上是作家、作品的知音。
三、 民族特色鲜明的论题
由于“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梁) 刘勰： 《文心雕龙·原道》，同上，第3页。，著述有社会担当，《风骨》篇强调文章以具有强劲的感化力和鼓动力者为上，它生发于作品的深挚情感和正大义理，而非辞采；犹如令人钦慕者其风骨所显示的峻拔精神器质那样，拥有动人心魄的感召力。《定势》的“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梁) 刘勰： 《文心雕龙·定势》，同上，第529页。要求依作品“情”、“体”的指向和规范确定文辞的展开态势，以利对读者思维情感的导向和推动；又从另一角度指出，有了自身“情”、“体”的指向和规范，文章也就会形成相应的风格。“比兴”、“物色”以及有关文学语言形式的论证民族特色尤为鲜明，是中国文化的独到之境。
善用比兴是《诗经》开创的传统，古代诗歌的创作、采集曾被赋予下情上达、和谐社会关系的使命，认为用比兴能使人们的情志抒发和对政治的讽刺柔化。《比兴》篇对屈原的肯定就是“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梁) 刘勰： 《文心雕龙·比兴》，同上，第602页。。
比兴借“物”喻理和表情达意，使文学欣赏拥有更大空间进行艺术再创造。与“比”对照，刘勰更推重“兴”的功用，《比兴》中说：“比显而兴隐……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同上，第601页。与“显”相比，“隐”更富于包孕。“起情”、“附理”点明比与兴的思维特征不同，艺术传达的功用效果“大”“小”有别。随即批评汉代辞赋“兴义消亡”、“比体云构”*同上，第602页。背离了《诗经》传统。
篇末的“赞”概括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同上，第603页。“触物圆览”指对能触发情致之“物”周密观察，把握其与所抒写“情”、“理”的相关属性、特征。“物虽胡越，合则肝胆”用作比兴者与其所喻指者即使风马牛不相及，只要某种属性、特征吻合，就能成功地进行艺术传达。“拟容取心”表明描绘物象是为展示其内在意蕴。物象之“容”包蕴的情理即所取之“心”。王元化先生指出：“《比兴篇》是刘勰探讨艺术形象问题的专论，其中‘诗人比兴，拟容取心’一语，可以说是他对艺术形象问题所提出的要旨和精髓。”*王元化： 《文心雕龙讲疏》，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起情”指触发、激活受众的情感思维；刘勰以“起情”释“兴”深受后人推重。宋李仲蒙从主客体关系上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宋) 胡寅： 《致李叔易》引，《斐然集》卷十八，四库全书本。；朱熹则从展开方式上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宋) 朱熹： 《诗集传》，北京： 中华书局，1958年，第1页。。李论精到，朱说简明，从中不难见到刘勰之说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的山水描摹举世无匹。《物色》论外境和景物对创作的影响，言及创作主体、客体和媒介的关系：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四序纷回，入兴贵闲。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梁) 刘勰： 《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93—695页。
“情”指作家的感情以及相关的主体因素。“情以物迁”说明创作酝酿和构思过程中“情”随“物”(外境或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是“情”在“物”影响下不断丰富、升华的过程。如“赞”所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因“物”而“迁”之“情”兼有“物”的因素，成为“辞发”的动力和依据。“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表明“情”、“物”、“辞”三者相互联系中，“情”是核心和纽带。“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说明“情”、“物”的往复联系中“情”是能动的一方。
物色描绘的文学语言上《诗经》和《离骚》分别是“以少总多”(简约)和“触类而长”(细致)的成功典型。其后有“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名论，王元化先生指出：“气、貌、采、声四事，指的是自然的气象和形貌。写、图、属、附四字，则指作家的模写与表现……其意犹云： 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的实践活动，在模写并表现自然的气象和形貌的时候，就以外境为材料，形成一种心物之间融会交流的现象，一方面心既随物以宛转，另方面物亦与心而徘徊。”*王元化： 《文心雕龙讲疏》，第94—95页。
中外(也是古今)文论的某些关注点有别，尤为突出的是语言媒介传达功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方面。因唯独汉语以“象形为先”、表意为第一属性的方块字作为记录符号，而汉字一字一音，往往一字多义，文学语言的声韵节奏自有其规律，于是体式规范、艺术手段也独具一格、别有意趣。六朝是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以来文论长足进步，且将理论收获付诸写作实践的时期，文章形式美规律的认识上有重大突破。因而《文心》论文体有“文”、“笔”之分；《镕裁》、《声律》、《章句》、《丽辞》、《练字》、《隐秀》、《总术》等篇皆为这方面的总结。
刘勰尽管还未厘定出被广泛应用并为后人沿袭的格律规范，但“声有飞沉，响有双叠”、“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梁) 刘勰： 《文心雕龙·声律》，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52、553页。，“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梁) 刘勰： 《文心雕龙·章句》，同上，第571页。，“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梁) 刘勰： 《文心雕龙·丽辞》，同上，第588页。，等等，可见他审视之详切和对规律性的重视。强调“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梁) 刘勰： 《文心雕龙·声律》，同上，第552页。、“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梁) 刘勰： 《文心雕龙·丽辞》，同上，第588页。，也体现一种“自然之道”，文辞的格律规范都遵循汉语之本然——汉语自身的、也是客观的规律。
古人向以精警和富于含蕴的表述为上。《镕裁》指出文句应力求精炼，做到一字一句不可或缺：“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梁) 刘勰： 《文心雕龙·镕裁》，同上，第543页。《隐秀》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梁) 刘勰： 《文心雕龙·隐秀》，同上，第632页。《比兴》篇强调“比显而兴隐”*(梁) 刘勰： 《文心雕龙·比兴》，同上，第601页。，透露出造成艺术传达和社会功用上“比小兴大”的原委。《物色》论物色描写，说《诗经》“一言穷理”、“两字穷形”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离骚》则“触类而长”、“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梁) 刘勰： 《文心雕龙·物色》，同上，第694页。。尽管各有优长，毕竟《诗经》的简约更胜一筹。
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文学语言(唯有它用汉字作为记录符号)的艺术传达，其他民族的文学理论不会如此。当代中国学者绝不应轻忽这方面的研讨与承传。近现代的《文心》研究虽也包括这部分内容，然而略显薄弱，似可联系古人其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传统章法和修辞手段的传达机制及其艺术表现精妙入微的奥秘，不仅有助于展示古代诗文的民族特色、认识其独到(并有望今后的中国文学中还能再现)的一种艺境，对探讨其他民族的文学乃至各个艺术门类传达媒介的功用，也不无借鉴意义。
四、 说“体大虑周”和“体大思精”
对《文心雕龙》，清代学者说它“体大虑周”，近代公认它“体大思精”。于此有必要回过头看看《序志》对全书立论基础、结构统序和思想方法的介绍。刘勰综述文学观念日臻成熟的魏晋时期曹丕、曹植、应玚、陆机、挚虞、李充等人文论的得失，指出他们“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同上，第726页。的不足，显示出作者探究根源和本质规律上超越前人的自信。
概述全书的结构统序说：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 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同上，第727页。
上半部分称之“纲领”： 《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前五篇是“文之枢纽”，以三“正”两“奇”之论推出文章写作的宗旨和楷范，又依“原始表末，释名彰义，选文定篇，敷理举统”的原则“论文叙笔”，二十篇文体论涵盖有韵、无韵的各种文章： 述源流、道称名，举名篇评定得失所在，总结出相应的理性认识和写作规范。这样的文体论原则有相当的科学性。
下半部分谓之“毛目”：“笼圈条贯”指打破文体限制，按专题进行系统的重组。二十四个专题分别从构思、风格、作品感动力的生发、继承变革的规律、内容形式的关系，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篇章结构、写作与自然环境、时代政治的关系以及艺术鉴赏等方面立论。大致分为两类：“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探讨创作规律和艺术原则；“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侧重论述影响一般原则规律形成和鉴赏批评的因素。除《通变》、《知音》两篇外，前一类对文学现象多横向剖析，后一类则多征引历代例证作纵向讨论，对原则规律进行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明言在各专题研讨中“剖情析采”！从“剖析”入手，弥补了中国古代理论著述普遍存在的短板，尤为难得。“长怀《序志》”则道出刘勰矢志论文的心声。
《序志》特别交待了兼综古今取舍各家之说的基本原则：
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同上，第727页。
“自不可异”与“自不可同”以及“同之与异，不屑古今”表明，无论因袭前论还是采纳新说，取舍只凭求真求是的准绳，有立论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也能与时俱进。“擘肌分理”再次透露剖析事物现象是论证的基本理路；“唯务折衷”则谓不偏不倚唯求中正惬当，显现出对众说兼容并包、唯真理是从的博大胸怀。“折衷”的理论思考颇有辩证意味： 奇与正、通与变、动与静、显与隐、一与多、简与繁、迟与速的对应和相反相成，以及主体、客体、媒介(如情、物、辞)的三维思辨模式皆然。论证兼及事物现象中不同乃至矛盾对立的因素，取其正确合理的一面；避免偏颇和绝对化。
刘勰述评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以来各家论说的得失，“折衷”之中流露出超越前人的自信。除前面专题论证已介绍过的例子外还可略作补充： 刘勰倡言征圣宗经又明谓“不屑古今”。《正纬》说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梁) 刘勰： 《文心雕龙·正纬》，同上，第31页。；《辨骚》辨楚辞与儒典同异，说“取镕经意，而自铸伟辞”*(梁) 刘勰： 《文心雕龙·辨骚》，同上，第47页。是屈原创作再攀高峰的所以然，应“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同上，第48页。。此外，他尽管“折衷”众论，必要时又与“雷同一响”之评唱反调，如《才略》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梁) 刘勰： 《文心雕龙·才略》，同上，第700页。全面比较曹丕曹植的文学个性与成就，作出客观评价。《知音》说人们常有种种心理偏向，且难免“知多偏好”的局限。要求鉴赏者由博而约，“阅乔岳以形培廽，酌沧波以喻畎浍”，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梁) 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同上，第714—715页。的公允来保证鉴赏批评的客观和公允。
全书的结构统序、各专题的评述论证几乎都表现出其他文论难以企及的先进性，明言“剖情析采”、“不屑古今，唯务折衷”，显示出刘勰方法论上的自觉。《文心雕龙》无愧“体大虑周”、“体大思精”之评，是一部在文学观念成熟、理论长足进步的时代由杰出思想理论家成就的经典。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西学东渐以后仍获得中外学者高度赞誉有充分理由。
五、 《文心》与《刘子》的“跨界”思考
当代还应有一种在《文心雕龙》与《刘子》间的“跨界”思考。《刘子》是一部南北朝时期的杂家著作，《隋书·经籍志》未题作者名。敦煌残卷有《刘子》写本；《随身宝》中有“《流子》刘勰注”*林其锬： 《敦煌遗书〈刘子〉著录资料》，《刘子集校合编》，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3页。的文字；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亦有两处说刘勰著《刘子》。新、旧《唐书》明确注为刘勰撰。后出现以“唐袁孝政《刘子注序》说”为据称《刘子》为刘昼著者，《宋史·艺文志》作“题刘昼撰”，明、清传本《刘子》作者多题署刘昼。近代的余嘉锡、王重民分别主刘昼说和刘勰说；也有主张该书作者另有其人的。《龙》学资料考辨有成的杨明照持刘昼著的看法。
林其锬先生得顾廷龙、李希泌、张光年、王元化、胡道静等先生帮助鼓励，从罗集资料、发表考辨文章、《刘子集校》撰写，到2012年《集校合编》问世，经三十余年不懈探求，解答种种质疑，还原了作者为刘勰的真相。《刘子集校合编》囊括《刘子》今存所有善本，包括多种敦煌西域残卷和宋刻、明、清钞本、刻本等四十多种，并对版本真伪、作者属谁作了翔实考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有“搜罗广博、考校详审，所取得的成果大大超过前人”*林其锬： 《刘子集校合编·前言》，同上，第53页。的评价。
笔者起初以《刘子》不属文论而未多留心。惟事关《文心》作者不能不接触，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接触相关材料。对《刘子》作者是否为刘勰，始存疑惑，其后才渐对林其锬、陈金凤先生等学者的辨证心悦诚服。
由于《刘子》的基本材料罗掘详尽、辨证明确，一扫其真伪和作者问题上的疑云，为研讨的开拓和深化奠下坚实基础。两书皆出自刘勰，具备了一种标志性意义，出现了《文心雕龙》和《刘子》研究不再截然分开的新格局： 将两书联系起来考察，有助于全面认识这位卓越古代理论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了解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潮，尤其是其时儒道释的兼容互补对传统学术精神和思想理论发展的影响与推动。
龙学界目前重视《刘子》的学者不多，有的不认同它是刘勰所作的结论，有的认为它不是文学理论著述，研究古代文论者何必费心，等等。
是否要等到公认《刘子》作者是刘勰后再作两书的“跨界”研究呢？愚以为即使作者为谁未达成共识，两书联系起来探讨也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首先刘勰是《文心》的作者，既然近年有人指出他还另有一部著作，并提供了很多以往未曾见用、与刘勰时代切近的文本数据以及相关论证，就不宜置若罔闻。“跨界”研究所得，若有利于判断作者为谁，或对两书之同、异的所以然作出说明，也就为相应的观点、主张提供了新的依据。笔者非常期待有说服力的新的论证出现，哪怕是找到《刘子》不是刘勰所作的证据也很有价值，让人敬佩。
其次，两书分别是文学和政治理论，讨论的东西却并非毫不相关。依古代的文学观，写得好的政论也是好文章。《文心》所论文章，本不排斥政论，“论文叙笔”中就有如《诸子》、《论说》、《议对》、《奏启》等政论性文体专论。其“文章”囊括了政治性的文书，大大超越了今所谓“文学”的范围，已经跨学科了。《刘子》的篇章仍可归入刘勰的“文章”之中，可视之为《文心》中“诸子”和“论说”、“议对”一类政论文的写作实践。如前所说，《文心》中宣示的传统文学观强调： 文章要能“鼓天下之动”*(梁) 刘勰： 《文心雕龙·原道》，同上，第3页。，“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梁)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同上，第726页。……应有“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梁) 刘勰： 《文心雕龙·程器》，同上，第720页。，“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予于情泰”*(梁) 刘勰： 《文心雕龙·杂文》，同上，第255页。的追求与心理准备；以及“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梁) 刘勰： 《文心雕龙·诸子》，同上，第307—310页。等诉诸笔墨实现的远大抱负。认识到传统文学观这一侧面，文论家写出归入一部子书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
诚然，《文心》论文章(美文)，论证文字也更讲究艺术性，与《刘子》论政注重法理逻辑有所不同。尽管同样用骈体，都有富于文采的精论妙语；与《文心》的言辞之美相比，《刘子》稍显逊色也很自然。
再说说两书理论建构、思想宗尚的同异及其所以然带来的启示。
《刘子》的理论构结不如《文心》缜密(主要是讨论对象不同,以及那个时代政论、文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致)，但也有类同处：
其一，《文心雕龙》、《刘子》分别为五十和五十五篇，篇数相去不远，皆取法于《易》学。《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孔颖达《疏》：“郑康成云：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周易正义》，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8、329页。
其二，两书皆先申说宗旨： 《文心》前五篇“文之枢纽”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树立写作楷范；《刘子》前十篇论施政主体的精神境界、精神品性和才学修养，印证了《九流》标举道、儒“二化为最”*林其锬、陈凤金： 《刘子集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3页。的宗尚。两书末篇都可视之为全书的序： 《文心·序志》交待全书的构结统序和思想方法；《刘子·九流》则总括性地评介全书的理论渊源——先秦诸子的九个学术流派。
这样的类同在古代著述中难找第二例。若非《刘子》作者倾慕《文心》的体大思精而仿效之，就极有可能同出一人的理论建构思路。
反对《刘子》为刘勰著者(如余嘉锡、杨明照)所持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两书思想宗尚不同： 《文心》崇儒，而《刘子》“此书末篇(《九流》)，乃归心道教”*(清)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010页。。无论从其生平、时代思潮还是从两书的内容看，这样的结论都值得商榷。
《文心》作于刘勰早年，他以拦车鬻文扬名；佛学造诣高深；“文集行于世”*(唐) 姚思廉： 《梁书·刘勰传》，《梁书》，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712页。；入仕即得“好文学”的昭明太子青睐，但萧统失宠早逝，他的仕途也难免坎坷；以后多沉于下僚。史载曾“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又“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同上。，晚年有奉旨校经及出家改名慧地等。其“文集”未明是何种著述，如今除《文心》、《刘子》外只有《灭惑论》等少量佛学文字存世。他一生与佛学关系至深，存世的《灭惑论》是释道论争中为批驳道士顾欢的《三破论》而作，其中说“道家立法，厥品有三： 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太上为宗，寻柱史嘉遁，实惟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然而三世弗纪，慧业靡闻。斯乃导俗之良书，非出世之妙经也。”*(梁) 刘勰： 《灭惑论》，石峻等编：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327页。可以了解刘勰对道家(特别是老子和《道德经》)的认识。
《文心》推尊孔子，“上篇”的“文之枢纽”倡言宗经、征圣，但强调“自然之道”；《诸子》篇兼综百家：“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梁) 刘勰： 《文心雕龙·诸子》，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07—308页。对道家肯定尤多：“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同上，第308页。。“下篇”“剖情析采”的理论专题多依傍道家，特别是多引《庄子》的思想材料，在《神思》、《体性》、《养气》、《物色》中尤为明显。
《刘子·九流》称“九流”、“俱会治道”，以道、儒“二化为最”*林其锬、陈凤金： 《刘子集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3页。，但评论各家均有褒有贬，“然而薄者……”以下指斥其末流，道、儒亦不例外，《九流》可谓杂家的宣言。全书前十篇施政主体论确为“二化为最”，道列儒前与乱世黄老治世理念的抬头相关。然而细究全书，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篇章也多于宗尚道家者，引证的史实、事例亦然；不知“归心道教(而非‘道家’)”根据何在？
两书倒都能找到佛学浸润的蛛丝马迹： 《文心》推崇“般若之绝境”*(梁) 刘勰： 《文心雕龙·论说》，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27页。、用到“圆通”、“圆照”、“圆鉴”；《刘子》也偶用“神照”、“垢灭”、“炼业”、“机妙”之类佛学词汇以及典故。显而易见的是，当时佛学的渗透主要在哲学和思维方式方面，对政论和文论的影响远不及儒、道两家。
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潮走向及其演进，是在魏晋的玄学论辩和后来儒、道、释争鸣的推动下实现的。玄学具有杂糅道、儒、名等家兼取所长的开放性，又有高度理性思辨的特点，它的兴起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先秦哲学思辨精神的复归。在玄学思辨精神的推动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又形成了儒、道、释三教鼎立论争的局面。与先秦的百家争鸣类似，相互辩难的论争中不乏相互吸收、借鉴，从而促进了儒、道思想理论的发展和佛学的中国化。六朝时期三教合一的趋向在政治与学术领域都开始显现。
了解社会背景、时代的学术潮流，以及刘勰的人生经历，就能理解他学术思想的构成——兼容儒、道、佛，适时、事所需取用而已。这也合乎传统(尤其是刘勰所处时代)学术的思想特征。
《文心》出自早年，虽有“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的感慨，毕竟更多“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梁) 刘勰： 《文心雕龙·程器》，同上，第719—720页。的少壮意气。否则就不会有拦道鬻书之举。《刘子》也鼓吹“因窘而发志，缘厄而显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林其锬、陈凤金： 《刘子集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8、287页。激励士人在困境中发愤为作，但不时流露临近暮年壮志难酬的怅然与感伤：“今日向西峰，道业未就，郁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休明之时”*同上，第291—292页。，以及“能韬隐其质，故致全性也”*同上，第15页。，“遇不遇，命也；贤不贤，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伤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临难而不慑，贫贱而不忧，可为达命者矣。”*同上，第143页。对官场失意者的劝勉慰藉。从中不难察觉两书撰结时作者情怀、心境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 虽同在齐梁时期问世，两书的撰结却处于各自领域理论不同的形成、发展阶段。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因为它是文学的专论，问世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已臻成熟，理论批评和相关的艺术实践有全面收获，是构建经典性理论的最佳时期。《刘子》“用古说今”*王重民：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 中华书局，1984年，第134页。，之前诸子之学建树颇丰，毋须创建新的基础性政治理论，唯“用古”(取各家所长为我所用)而已；面对国家长期分裂、篡代频繁，门阀世族骄奢淫逸、把持仕进的乱局，其“说今”以如何清廉吏治、察举人才等问题为中心，现实针对性极强。尽管理论建构不像《文心》那样具有经典性，然而反映现实，以及改良现实政治的导向作用则已被稍后隋立科举、唐初尚黄老“与民休息”的施政所证实；其根治腐败、民本农本、文武之道等论也不乏超越时代的意义。在所有诸子论著中《刘子》若干方面都堪称独到，卓有建树。
作为经典，《文心》在文学理论领域有极为突出的跨时空的理论价值。《刘子》问世较《文心》稍晚，但基本同时。因为是政论，《刘子》反映的社会政治现实无疑比《文心》更充分、更宽泛、更具体。作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刘勰在不同时期分别在两个领域的理论中都有非凡建树不足为奇。
(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古文论经典《文心雕龙》的当代启示”，课题编号L07AZW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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