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良德　赵亦雅

　　?诗情画意的文化守望
——读张长青《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

　　戚良德赵亦雅

　　中国古典诗词的鉴赏类读物一直是出版界的热门之选，各种赏析、鉴赏之作可谓层出不穷，亦各有其特点，但一些大部头的著作往往都是由众多作者执笔，鉴赏水平亦自然参差不齐，一般更难有统一的鉴赏视点和文化追求了。新近出版的张长青先生的大作《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一书，却可以说在众多鉴赏类著作中独树一帜： 不仅这部超过百万字的著作由张先生一人独立完成，而且其独标“文化鉴赏”的大旗，从而在众多赏析类作品中特立独行，坚守着自己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用心领悟，也开辟出一方诗情画意的文化田园，令人流连忘返。这部独特的鉴赏之书是张长青教授的心血之作，凝聚了其一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功力，是他倾心于中国文化的见证。

一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华民族从《诗经》的四言古调中开启了漫漫咏诗之路。闻一多先生说：“《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因此，阅读这部《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徜徉漫长的中国诗歌史的过程。

　　该书共收录先秦至近代古诗词曲340首(篇)，以时代相次分别是： 远古歌谣和古诗42首、唐宋诗191首、唐宋词70首、元明清诗词曲37篇，又以“介绍”、“原文”、“注释”、“今译”、“鉴赏”分列的形式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所选作品的出处及作者介绍上，该书主要采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在背景介绍中突出那些对诗人有重要影响的背景信息和体现诗人独特气质的事迹，使读者从历史的角度更好地体会诗人和诗作。比如书中花了很大篇幅介绍屈原所在的楚国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仕途经历，使读者更好地领会其“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的思想感情；介绍嵇康时提到给山涛写绝交书和冷落钟会的事迹，以凸显其“刚正耿直的性格和绝意仕途的政治态度”；详细说明陶渊明五次出仕的时间和官职，与其自然平淡纯净的诗歌互映；通过详述白居易仕途历程来谈其诗歌创作的种类和特点；在介绍虞世南时引用了《旧唐书》中他对太宗抵制宫体诗的典故，体现其刚直之性格；等等。

　　张先生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古典文论的专长，“介绍”中多引用古人有关评价，以加深对作品的准确理解。如举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评韦应物“韦应物、柳宗元发纤浓于简洁，寄至味于淡泊”，引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姜夔“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谈吴文英的艺术特色引用张炎“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这显然更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相关作品。正是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诗人诗作的艺术特色作出精炼而富有特色的概括，并对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做出准确的文化评价。如《古诗十九首》，作者指出“它在诗学史上的意义是，标志着经学时代向玄学时代的转轨，表达的是一种不同于儒家群体观的新的自然主义的社会理想，并落实到个人对人生当下意义的自觉思考上”；又如谓谢灵运“以大量的山水诗打破了东晋以来玄言诗的局面，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在中国山水诗的形成上具有重要地位”；再如谓杜牧“在元白和韩孟、李贺这两大派之间选择一条中间的道路，追求一种情致高远、笔力挺拔的诗风”，等等，均体现了张先生对诗人诗作的全面把握和文化概括能力。

　　作为一部鉴赏之作，该书注释简明晓畅，不过多地涉及文献，而以读者尽快读懂全篇、了解诗意为目的。对古典诗词的翻译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张先生以多年研究文艺学和古典文论，特别是研究、阐释和翻译《文心雕龙》的功力，译文追求诗意的自然畅达、准确生动，同时注意兼顾诗歌的体裁特点，从而把每一首(篇)作品的翻译当成自己的二度创作，给人一种既在原作之中又在原作之外的审美体验。如李白《独坐敬亭山》一诗，译文为：

　　群鸟消失在云端，孤云悠悠自往还。

　　彼此相看两不厌，看来只有敬亭山。

　　这首诗的原文并不难，因而对它的翻译无需着力于帮助读者理解原作，而是应该体现翻译者自己的领悟和语言表达能力，类似于在规定情境中另写一首新诗，因而是有着相当难度的。张先生在追求准确性、诗意性基础上，还照顾到了诗歌对仗的体裁特点，可谓十分用心。

　　对于词的翻译，作者更注意体现其“长短句”的特点，如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一词，其下阕译文为：

　　昨夜里，

　　西风中绿树的叶子凋残。

　　清晨，我独上高楼，

　　空旷高远，一直望尽天际的路。

　　想寄新题的诗笺和诉说衷肠的尺素，

　　可眼前，

　　山高水阔伊人不知在何处？

　　这首词的原文也不难，因而其译文的价值仍然在二度创作上，不离原作而又富有新意，才能给人以新的启发和想象。同时，这里的译文不再像翻译诗作时注重对仗，而是突出了词作的体裁特点，在句式上参差不齐，铺排则错落有致，从而让人感受到词的独特性。

　　“介绍”、“注释”、“翻译”之外，“鉴赏”是作者主要用力之处。该书的“鉴赏”一般包含三个部分： 一是结合时代背景和诗人生平，逐句仔细分析诗歌内容，“理解它的思想感情的独特性”；二是概括作品的艺术手法，提炼其艺术特色；三是征引各家评论，阐述作品的历史影响，使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如《关雎》一诗的赏析，作者首先分为五章三段细细分析诗歌内容，从而力证这首诗不是“一首贵族青年男女的恋歌”，而是一首民间歌谣；其次，分析诗歌所运用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以及语言上所用双声叠韵的联绵字和偶句入韵特色；最后引用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评价，认为其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中和”的美学思想。如此一来，我们对《关雎》这首名作，不仅对其诗意有了具体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完整把握。

二

《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既是一部古典诗词鉴赏之书，更是一部有着独特文艺美学和文化追求的专著，这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鉴赏和审美理论视角上。

　　张先生长期研究文艺美学和中国古典文论，把古文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对古典诗词的审美文化鉴赏，自然就有了不同的效果。尤其是作者对意境这一美学范畴的重视和研究，并有意识地运用于自己的鉴赏实践，使得该书成为一部有着自己独特的鉴赏理论追求和特点的著作。张先生认为，“意境”是“诗性生命体验经自我超越后所达至的审美境界”，“实质上是一种空灵而自由的人生、人格审美境界或艺术的形象体系”，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含蓄空灵是意境的三个特征。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一书的审美视角正是意境，意境论乃是该书所运用的基本的审美鉴赏理论。

　　这一理论首先体现在选诗上。虽然选录的均是名篇，但是大多以内容和艺术均胜，且多为情景交融、意境浑融的作品。以收录最多的唐诗部分为例，陈子昂只收《登幽州台歌》一篇，其他如《感遇》等名作均未录。杜甫曾说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但或许是这些具有现实意义、追寻汉魏风骨的诗歌在“艺术创造方面有所不及”，所以并未收录。在选杜甫诗上，“三吏”、“三别”只选了一首，未收录《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秦州杂诗》、《秋兴》等具有史诗气质或重议论感兴的诗。其他如李白《古风》、《梁甫吟》这类重议论的诗也未收，对于李商隐和杜牧的政治诗、怀古诗收录也不多。这样的选择，可以说体现了该书重视意象与意境的创造、重视作品之艺术性的审美倾向。

　　其次更体现在诗歌分析鉴赏中对意境的重视和强调。比如谓《蒹葭》“是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一首最富意境美的古老民歌”，这一说法是富有新意的；又如认为曹丕《燕歌行》(其一)“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比兴手法等运用都达到了比较熟练的程度”，这一评价角度也是新颖的；在鉴赏阮籍《咏怀》(其一)一诗时，认为要体会其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这正是中国诗歌意境说的民族特色和精髓”，可谓非常准确；评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谓其将“情意和谐自然地融汇于一个辽阔而深沉的意境之中，激发人的深沉的人生感和历史感”，则更是较为深入之论了。

　　张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意境论是客体的真和主体的善融合为审美意象(意境)的美，是真善美的合一，故而他经常在赏析中强调诗歌对于达到真善美统一境界的追求，将诗歌评价最终落到人生境界上。如评价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谓：“这首诗是将宇宙生命、人类生命和艺术生命融合为一体，把宇宙意识之真和人生历史意识之善寓于壮美的意境美之中，达到了真、善、美三者的统一。这就是这首诗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千古传诵的原因之所在。”又如，由苏轼《水调歌头》“由天上转向人间，由自然妙悟人生，展开了词人追寻人生价值与真情的心路历程”，继而评价苏轼“独立思考，以主体精神的自觉，怀疑和解构了儒、释、道等一切传统思想，但由于时代还没出现人生新的价值观念，他只好又回归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性格——‘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把封建社会士人两种处世态度——‘仕’与‘隐’，用同一种价值尺度进行整合。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处事不惊，进退自如，豁达大度，胸襟开阔”，这些认识显然是较为深入而到位的。再如评价秦观《鹊桥仙》说：“世人咏七夕往往以聚少离多为憾恨，而此词赞颂天长地久真挚不渝的爱情，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高洁纯真永恒的爱情境界……此词之所以超出同类词作，传诵不绝，正在于命意的高绝。”称赞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末两句谓：“写出的孤独感，是一种倔强的孤独，正是作者从少女时代就有的宁死不屈的个性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反映，这就是这首词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思想和艺术魅力的原因吧。”这样的评论显然不是泛泛之议，而是显示出作者独特的审美鉴赏追求了。

　　张先生的意境论强调诗与人性、人生境界的沟通，正符合《文心雕龙》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歌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表达意志、吟咏情性的一种方式，这源于人类的天性，是人类的本能。所以，赏析这些古诗，就是在领略人性之美和人生境界的广阔。我们可以从其对天地万物和世间人事的感受中识别诗人之真，也可以从其对苦难的呐喊和悲悯中感受人性之善，更可以从其对困境的超越和美好的向往中领会人性之美。正如有的论者所说：“作诗最本质的意义是一种对人自身的建造。在揭示人的真实生存的同时创想人的理想境界，由此实现人的完善。正由于人的‘情志’最为隐蔽，所以后世过于关注诗在言志抒情方面的功能，这也情有可原，但不能永远将诗局限于抒情言志。因为我们如果继续追问抒情言志的目的，还是须归结于对人的塑造。”中国文化因为存在于这些诗篇中的人性之光，为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增添了多少真、善、美的成分，实在是不可胜计。

三

《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一书不是一般单纯意义上的诗歌赏析之作，不仅表现在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鉴赏理论，而且表现在该书由诗歌审美鉴赏出发，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文化鉴赏和考察。由上面所引诗词的赏评已经可以看出，作者显然跳出了单纯的诗句鉴赏，而增添了文化的深度，这正是该书与一般鉴赏著作的不同，也是作者下大气力之所在。

　　比如，从狩猎文化和农耕文化分析《弹歌》、《蜡辞》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可谓别开生面。又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卫风·氓》所在的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认为以农耕社会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导致了男尊女卑、夫权为重，正是这首诗的社会根源。作者进而指出，在几千年来的中国农业文化中，这种男尊女卑与血缘关系一直没有打破，而这正是“《诗经》以后的弃妇诗不断产生，爱情悲剧也不断重演”的原因。这种分析显然是较为深入的。再如，作者认为如果从文化上来解读，《离骚》乃是中国传统史官文化和巫官文化的结合，这样的认识显然也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地理解伟大的文学经典。其他如汉乐府诗《江南》后四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作者认为这样的句式来源于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从而体现出一种原始思维方式。诸如此类的解读，确如该书书名所示，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文化鉴赏”，给我们指示了进入中国古典诗词幽深之处的一条特别通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乃是一条必由之路。

　　对古典诗词进行文化分析，这是由中国古典文学的属性所决定的。我们自古就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诗歌作为文学的主要载体更是在中华文明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诗，它一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最显著的例是唐朝。那是一个诗最发达的时期，也是诗与生活拉拢得最紧的一个时期。”中国诗歌以包罗万象的姿态全方位地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符号印记，所以钱穆先生认为讲中国文化、思想和哲学，有时不如讲文学更好。“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

　　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和诗歌密不可分，所以，杨义先生认为中国诗学是一种文化诗学，“诗学既然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中生成，也只能是在很深厚的文化结构中进行认证，它必须也必然是一种文化诗学”。所谓文化诗学，即立足于文化的视角，“在宏观文化语境与微观文本细读的双向拓展中对具有文学性的文本进行批评，它既立足于当代本土现实，又积极从传统诗学和西方话语中汲取营养，在化合中西后形成新的话语体系，是一种沟通古今连接中西又关注当下的批评方法”。文化诗学强调文化与诗学的双向建构，通过重建历史文化语境，从而在文本与历史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

　　文艺理论界的“文化诗学”议题，源出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对文化诗学的关注和研究层出不穷，大力倡导的有童庆炳、刘庆璋等学者，甚至有的学者将它视为“‘五四’‘中西融合’之路实现的最终模式和理论归宿，即文学理论的未来形态”。之所以给出这样高的评价，除了文化诗学是一种视野较为开阔的诗学研究方法外，更在于它为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自主提供了一条道路。面对交流日益密切的中西学术，反观自身却发现“我们现代文学理论的‘失语’——失去了我们自己的语言”，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强势话语下，我们丧失了本民族的文化专利，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我们只有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话语，才能谈得上与西方以及国际学术同行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否则，我们充其量只能扮演某种西方理论话语在中国的阐释者和实践者的角色。”

　　杨义先生指出：“只有从文化特质上去认识诗学本身的智慧形式，才能够认识到我们中国诗学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先生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鉴赏”不仅是必要的，富有自己特点的，而且是必需的，是中国文学所要求的。或者说，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对中国古典诗词乃至中国文学做出有深度的鉴赏、分析和评判。而在文化的语境下赏析诗歌，也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过程中进行文化还原，发现中国诗人的原创性，进而发现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原创性，从而建立起中国的理论话语权提供了探索的可能性，也为当下的诗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

　　童庆炳先生认为，“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蓄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应该做一个“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可以说，张长青先生从文化视角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分析，在审美鉴赏中实践着文化与诗学的对话和升华，正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情画意的文化守望者。

　　赵亦雅，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