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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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与展望：龙学研究的“当代视角”综论

　　邓心强

　　《文心雕龙》研究的“当代视角”成为龙学的新趋势，这主要从揭示《文心雕龙》人文精神并阐发其当代价值、《文心雕龙》与当前文艺学学科建设、对当前文艺界与批评界的救弊功效、以理论观点解读当代作家作品、阐发对当前公文写作的价值与影响等几个层面展开，同时也存在着如何通过现代传播使《文心雕龙》走向大众、《文心雕龙》如何影响当代文论、龙学个案研究还可进一步扩大、跨学科研究还很不足等问题。

　　龙学；当代视角；反思；展望

　　龙学是显学，近一个世纪以来走过了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在数代学者的努力钻研下取得了显赫的学术成就，当前仅就龙学的学术史梳理就涌现出张少康、张文勋、汪春泓等学者的著作多本。8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以及国学热的兴起、民族复兴浪潮的高涨，学界对《文心雕龙》这部皇皇巨著的当代价值做出了多元思考，以当代视角对此著蕴藏的各种理论资源、它与当前文艺学、写作学、文书学等学科建设之间的关联、其在西方文论话语不断侵蚀的今天如何发挥功用等，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其研究的路径、范式、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值得做专题性反思与总结，以在新时期开拓龙学研究的新空间。

　　近三十年来，国内已有多名学者倡导将龙学研究与“当下社会”建立关联，或者说主张从当代视角去激活这部巨制，以实现古为今用，传承《文心雕龙》中的优秀思想文化，以直面和解决现实文学创作、批评以及学科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如涂光社在《有关〈文心雕龙〉当代意义的一些思考》(《辽宁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中认为，《文心雕龙》作为当前国学中的显学，既是对明清集成性研究的自然延伸，更是现当代反思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它与现代文论的同中之异具有参照和补正的可贵价值；从宏观上认识传统文学观念中人文精神与实践性理论特征的当代意义，以及继续作微观研究皆十分必要。”“龙学的兴盛使我们对于古人在文论领域的独特建树，乃至华夏民族的人文精神，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理解更为全面和深刻，必然会坚定我们振兴民族文化的自信。”这些观点皆掷地有声。杨星映《〈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与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之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可以在《文心雕龙》中得到印证，对人类文学活动普遍规律的研究总结古今具有一致性，《文心雕龙》产生于民族文学的土壤之上，它不仅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开启古代文学宝库的钥匙，而且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民族化体系的富矿”，“通过对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本土理论资源的挖掘和现代转换，我们将走出一条民族化的理论建设道路来。”党圣元先生在系列讲座、报告中均认为古代文论并不只是进入博物馆、史料馆，成为后人参观的文献和考古文物，虽然由于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变造成的社会转型，再加上西方现代美学、哲学的挑战，古代文论正在遭受多方冲击。如何直视并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 古代文论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的文学版块，而不是尘封于历史中的，它是有待激活的资源，《文心雕龙》更是首当其冲需要激活的资源富矿。此外，袁济喜、李建中等学者均发表过类似观点。正是在这批学者的倡导、呼唤和以身作则的尝试下，近三十年来，以“当代视角”研究《文心雕龙》取得了累累硕果，其范式与路径大体如下。

一、 挖掘《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袁济喜《〈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载于“国学网”)认为，《文心雕龙》博大精深的人文蕴涵与思想光彩，即使在今天全球化的电子传播时代依然历久弥鲜、生生不息，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人文建设中依然具有其精神价值。此书中孕育、磨练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古代儒家人文精神的传承，二是对于佛学精神的张大，三是刘勰自身人格精神的融入。这三大要素互相融合与促进，构成了刘勰的精神世界和写作动力。袁先生结合中国当前文化建设存在的审美平面化和市场化、国人出现精神信仰真空等问题，揭示了此著人文精神的当代意义。并且指出：“经典或元典文化中的人文蕴涵既有永恒性，探讨的是普遍性的人生与文化问题，同时又具有可阐释的变易性，并非僵化的教条，可以走向当今与未来。”此后，他在系列论文如《国学与当代》(《前进论坛》2010年第5期)、《国学与现代学术》(《东南学术》2007年第5期)中，均结合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对《文心雕龙》等国学精粹的当代价值与功用进行了阐发。

　　何懿在《文心雕龙： 陶冶情灵、承传人文精神的巨著》(《辽宁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中，分析了刘勰论文的知识结构、《序志》篇以抒情之笔交代写作缘起、《养气》篇论主体心理机制之涵养、《程器》篇论作家的社会但当和责任，以及刘勰对“气爽才丽”的推崇、对构思中“虚静”精神状态的论述、对情感真挚的要求、对美文的建构等，深入开掘、全面呈现此著中包蕴的浓厚人文底蕴，以滋养今人的心田，适应时代的需要，使大学专业教学在知识性传授之余，让学生获得人文性启迪与滋养。

　　吴晓峰的《〈文心雕龙〉的积极进取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也认为《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更是一部有着深刻人文精神内涵的思想文化经典。作者就此著中蕴藏的人文精神及其价值进行了阐发。涂光社《有关〈文心雕龙〉当代意义的一些思考》也从刘勰论文与道之关联、自幼的志向、著述的命名、动机，对《左传》论“三不朽”、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传承、与曹丕论文章与生命存在的意义等角度，阐发了《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体现出其重“文”的文化传统与重“用”的理论特色。此外，其他学者也在各自文章中对《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及刘勰的人格魅力等进行了较细致的剖析。

二、 《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艺学关联及建设研究

2006年，首都师大举办“《文心雕龙》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艺学关系各抒己见，进行了较深入的阐发。认为《文心雕龙》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传承问题将是今后龙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后七年来，关于《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论、美学、语言学、写作学之关联，陆续有文章探究。此后，在2008年北京召开的“《文心雕龙》与21世纪文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众多学人谈到当前应给龙学研究注入新的青春活力，其中将龙学与当下社会现实、与当今文论及批评结合起来以古为今用、激活资源，是重要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不少学者就《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进行了探索。

　　戚良德《〈文心雕龙〉为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文史哲》2007年第5期)紧密结合文本，分析了《文心雕龙》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六大文艺观念： 一是以心学和美学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观念，二是以体裁分类和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文体观念，三是从具体作品考察出发的作品观念，四是从创作实践出发的写作观念，五是着眼历史发展的文学史观念，六是着眼于人文背景的文化观念。作者并指出《文心雕龙》不仅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资料，而且还从文艺学的整体观念架构上，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文艺学范式，为当代文艺学提供整体借鉴。

　　涂光社认为“《文心雕龙》最为全面地展示了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学观和理论建树”，“无论从体系的完备、思想方法的先进性还是思辨和理论探索的深度和广度上看，它在文论领域都首屈一指，是现当代无可替代的比较研究对象”。作者精心选取了此著中《神思》、《体性》、《通变》、《情采》、《物色》、《知音》等篇章详细分析，挖掘书中与当代文论有基本相通的理论命题，试图呈现其文艺学价值，架构起《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论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他针对当前文艺论著多沉溺于琐细分解、抽象演绎或者外来新概念的罗列堆集等不足，分析了该著的“实践性”品格及其当代启示。

　　杨星映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与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之比较》中，通过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与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比较,说明它们二者的体系建构都反映了人类文学活动的普遍规律即作品、世界、作者、读者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具有共同性,可以相互印证；但由于双方在思维方式、术语使用以及表述方式上的不同,也产生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正是由于具有共同性与差异性,《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才有可能和必然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她认为：“我们看到，当代文学理论的表述是以抽象思维的方式，而《文心雕龙》的表述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异。《文心雕龙》这种审美描述与逻辑推理的统一可以同时把握揭示文学的现象与规律，更切合文学的具象化性质，值得当代文学理论借鉴。”“我们可以知道，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可以在《文心雕龙》中得到印证，对人类文学活动普遍规律的研究总结，古今具有一致性，《文心雕龙》产生于民族文学的土壤之上，它不仅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开启古代文学宝库的钥匙，而且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民族化体系的富矿。”

　　作者还说，当前应以《文心雕龙》为参照来建构当代文学理论，将它溶入当代文学理论。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它的理论范畴来建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像意象、虚实、形神、意蕴、风骨、通变等范畴术语已经逐渐进入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文心雕龙》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又为我们提供了思维的新方式和新角度——对文学艺术的整体圆照，以及结合具体作家作品进行的历史审美描述与逻辑推理相统一的论述方式，则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分解式抽象思维和单纯的概念演绎推理，更好地把握住文学的现象与本质。通过对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本土理论资源的挖掘和现代转换，我们将走出一条民族化的理论建设道路来。“通过对《文心雕龙》的擘肌分理、深入辨析，或许，我们可以探得中国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理论范畴、研究方法、表述方式的特色与优长,作为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借鉴和参考。”此后，作者在《古代文论范畴溶入当代文艺学的探索》(《重庆师院学报》1998年第4期)、《从具体到抽象——〈文心雕龙〉的启示》等系列论文中，就中国当前文论该如何融入《文心雕龙》的理论话语、如何借鉴其理论资源等，做出了论述和尝试，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体现出很强的关注当下、古为今用的学术意识。

　　林其锬《〈文心雕龙〉文论资源与当代文艺学研究——兼谈张光年〈骈体语译文心雕龙〉的启示》认为，此著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在继承前人文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大量的作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揭示了许多创作规律，回答了带有普遍性的“为文之用心”问题。诸如：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问题；创作与技巧的关系问题；文学的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等。

　　这些是任何时代文艺发展都会碰到而必须予以正确处理的问题，也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新时期中国文艺发展有待结合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才能用正确的理论引导和促进当代中国文艺新的自觉： 明白文学的来源、发展过程、本质特点、发展趋向以及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合理解决的办法，从而引导和促进当代中国文艺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文章指出我们当今面临的历史时代环境和文化语境与1500多年前的刘勰惊人地相似，表现在： 都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都面临外来文化的侵蚀，并存在如何处理本土和外来文化关系的问题；文坛上都存在各种不良文风问题，等等。因此，“《文心》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今天仍然难以回避”，“《文心》仍不失成为建设当代新文艺学最可宝贵的借鉴资源”。

　　文章评析了张先生《骈体语译〈文心雕龙〉》，认为其研究有鲜明的特点，即面向现代、面向青年、面向世界；研究要“注意同今天的创作实际结合起来”，并指出“其中不少篇章，也大有助于青年一代增进文学知识、提高文学素养”。张先生在研究中擅于汲取《文心雕龙》的精华，以充实现代文艺理论为建设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基本工程服务。作者还认为，张著语译诸篇“很多地方触及眼前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时弊，话虽不多，但发蒙振、引人深省，对当代文艺理论建设颇多启示”。研究《文心雕龙》要同当今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它必然“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还有重要参考价值”。

　　部分学者也在2008年首都师大会议上或文章中对《文心雕龙》与当代文艺学进行过探讨。韩经太教授从刘勰的“智术”理念与雕饰美学思想出发,探讨了《文心雕龙》的经典意义与现代文艺美学的建设问题；吴艳女士认为刘勰《文心雕龙》面向当下、面向问题、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敷理举统的特点仍然是今天应该继承的研究范式。

三、 挖掘龙学资源，救治当前文艺界与批评界

针对中国当前文艺界与批评界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学界转向《文心雕龙》这部巨制，以借助其思想资源来针砭和疗救现实，是当前龙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与趋势。

　　涂光社在《文心雕龙“话语”的现代启示》(《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中，从建设合乎时代要求对文学现象进行科学阐释和把握的话语、在继承中创新的话语、建构理论与批评的美文等方面，揭示了《文心雕龙》的当代价值和意义，认为这对当今文论界的“失语症”及有关“话语”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此外，他还在《有关〈文心雕龙〉当代意义的一些思考》中，就此著体现出的“实践性”品格及其当代启示进行了揭示。认为刘勰的批评和理论皆为实践所用，理论批评从文学实践中升华，再回到写作与欣赏的实践。全书评多于论，不作抽象演绎而具有美感和诗意，这对于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有鲜明的借鉴意义。作者认为，中国当前某些文艺论著似乎越来越远离写作实践，往往沉溺于琐细分解、抽象演绎或者外来新概念的罗列堆集之中，如借鉴《文心雕龙》，论者能有“为文用”的自觉和警醒，则是文坛和理论界的幸事。

　　李建中在《论〈文心雕龙〉“青春”版之创造》(《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中，认为当前我们研究《文心雕龙》，应像刘勰那样运用富有活力的文体(如《文心雕龙》即是用六朝最时髦的骈文体写成)回应现实问题。他还在多篇文章中就刘勰如何在儒、道、释多元文化冲突中所采取的独特姿态和方式进行了揭示与反思，为当前中国文艺界面对古今中外文化的碰撞提供了参照与借鉴。在《文心雕龙讲演录》“后记”中，作者写道：

　　青年刘勰内化外来佛学以建构本土文论之体系，归本、体要以救治风末气衰之时弊。我们今天研究《文心雕龙》，同样需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我们的时代问题是什么?东西方文化及文论冲突中的心理焦虑、古今文化及文论冲突中的立场摇摆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书写的格式化。而青年刘勰在定林寺里的文化持守与吸纳，在皇齐年间的惆怅与耿介，在5世纪末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对于救治21世纪中国文论之时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仅这部讲演录通篇联系当前文艺现实，结合当前学术界和批评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予以抨击与针砭，而且李先生后期治学更加坚定地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

　　袁济喜在《〈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中认为，《文心》体现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的理性意识，后世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心雕龙》人文与理性的合理分布，哲学的升华与实证的解剖相结合，并且刘勰写作时遵循着一种公正的尺度。其对于时流的否定与批判，“是将人文忧思与为天地立心的公正中允结合起来，关注现实，感受作品，使激情与理性融化在文学批评实践之中，以推动当今文化建设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从侧面指出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杨星映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与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之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中，揭示了二者的显著差异： 一是思维方式不同，前者注重整体直观；后者剥离表象、抽象思辨的逻辑推理；二是理论术语不同，前者继承通变以自成体系，且范畴多为对立统一关系；后者充满抽象的概念，无法准确地反映事物；三是理论的表述方式不同，前者紧密结合文学现象，有机融合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析并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当今文论注重抽象和分解的方式。作者倡导以《文心雕龙》史、论、评相结合、审美描述与逻辑推理相统一的典型特征来挽救当前文论在西方话语冲击下越发走向逻辑推理和枯燥理论的泥潭。这既指出了当下文艺界和批评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对传统资源的挖掘与弘扬。此外，杨先生还在《〈文心雕龙〉的“圆”思维》中指出：“辩证的直观、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审关描述与类比推理相结合的表述方式，是《文心雕龙》的特色，可以作为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借鉴和参考。”这是通过挖掘《文心雕龙》中的优势资源来改良当前批评颓废局面的典范，所论极为精准，切中要害。

四、 挖掘《文心雕龙》的公文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史为恒《〈文心雕龙〉对现代写作教学的指导及运用价值研究》(《文教资料》2011年第35期)勾勒、反映了《文心雕龙》“道、学、术”三位一体的中国写作之道，从能力素养、独特构思和语言功夫三个方面，紧密结合当前写作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和分析。赵忠富《试论〈文心雕龙〉对当下应用文写作的借鉴意义》(《秘书之友》2012年第2期)，从政事先务——写作目的的“尚用”、文体有常——应用文写作的“合体”、变文无方——写作的通变、积学储宝——写作主体的学识修养四个方面，全面解读了《文心雕龙》关于应用文写作的功用、目的、规则和素养等对当前应用文写作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李建松《〈文心雕龙·序志篇〉与学术论文写作教学》(《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依次从学术规范、论文选题、论文提纲写作三个方面论析了《文心雕龙》对当代学术论文写作的借鉴价值，以及对当前申报各种国家、省部级项目、填写论证的启发意义。

　　此外，史玉峤《〈文心雕龙〉对公文理论的贡献》(《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6期)、李源《论〈文心雕龙〉对现代实用写作研究的启发意义》(《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何庄《试论〈文心雕龙〉对我国公文理论的贡献》(《档案学通讯》1999年第3期)均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论述了《文心雕龙》对现代写作学的多种启发意义。

五、 运用《文心雕龙》具体理论解读当前作品

黄维梁教授是国内活用《文心雕龙》理论的先锋，他运用《文心雕龙》“六义”说、“六观”说等理论资源娴熟地解读当代作家、作品，使传统理论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其代表性成果有：

　　《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功用——用〈文心雕龙〉六观法评析白先勇的〈骨灰〉》；

　　《〈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

　　《用〈文心雕龙〉来析评文学——以余光中作品为例》；

　　《让雕龙成为飞龙——〈文心雕龙〉理论“用于今”“用于洋”举隅》；

　　《阅读李元洛： 亲近经典——用〈文心雕龙〉“六观”法析评李元洛的几篇散文》(《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5期)。

　　由此可见，黄教授认为《文心雕龙》中的某些理论思想具有超时空的永恒价值，对当今文学艺术仍然具有很强的启迪性，刘勰评价文学的很多范畴、术语，在当下仍然适用，仍可作为解开作品谜库的钥匙。

　　此外，毛广军、李蓉在《〈文心雕龙·知音〉篇的文学鉴赏论及其现代意义》(《学理论》2012年第17期)中认为，刘勰从“音实难知”和“知实难逢”两方面论述了“知音”之难，提出了文学鉴赏者应具备博观、六观、入情的素质，其文学鉴赏理论对当代文学批评具有两大意义： 一是鉴赏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且富有创作经验，二是批评家要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六、 《文心雕龙》与当代大学课堂的研究

何懿在《文心雕龙： 陶冶情灵、承传人文精神的巨著》中认为，以往的《文心雕龙》教学、研究注重其思想体系、理论观点，而忽视了它其他方面的资质对人的涵养作用。作者结合《文心》诸篇挖掘，呈现其中包蕴的浓厚人文底蕴，使大学专业教学在知识传授之余获得人文启迪和滋养。

　　李建中《大学讲坛上的〈文心雕龙〉传播》(《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1期)则逐一分析、梳理了20世纪以来黄侃、范文澜、刘永济等国学大师在大学课堂上的《文心雕龙》讲授。立足于20世纪这些龙学经典(讲义先后出版)，作者从历时性层面考察了百年中国大学讲坛龙学传播的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由传统的文本讲疏到现代语境下的义理阐释，二是由“以中释中”到“以西释中”，三是由只重“说什么”到兼重“怎么说”。回望现代龙学在大学讲坛的传播历程并总结其规律，对于21世纪龙学的拓展与深入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近年来类似对当代龙学家的个案研究，主要围绕其大学课堂上的龙学讲义而展开，分析他们讲授、研究《文心雕龙》的特点、成就与影响等，从而为当下陷入“瓶颈”期、“高原”期的龙学研究提供参照和启迪。

　　此外，长期重视国学现代价值的袁济喜教授率先在人大开设《文心雕龙》必修课程作为国学普及课程之一，并且多次在论文和报告中强调了龙学在大学传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对推动龙学在青年群体中的普及具有重要作用。

七、 其它角度的《文心雕龙》与“当下”研究

1. 对具有代表性的龙学家的研究

　　研究具有代表性的龙学家及其治学方法和历程，几乎成了近年来的一大热点和趋势，如李建中《刘永济与珞珈龙学》(《中国文化研究》2011冬之卷)，概括刘永济先生对龙学的贡献；何懿通过对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专著1979年与1992年两个版本的对校，指出新版中存在着明显的“去阶级分析”、“去偶像语式”和“去规律”现象，并就此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叶当前、李平则对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的文献学价值进行了全面分析。台湾的廖宏昌、吕武志等先生对王更生先生的龙学研究及其经典著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李平、金玉生《略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地位和价值》、陆晓光《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王国维》(《艺术百家》2011年第5期)、李杰《民国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概述》、胡海《现代龙学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特色》、刘凌《周振甫讲〈文心雕龙〉的语境视野》等，都是近年来龙学家个案研究的典范。

　　目前耕耘最勤的要数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数届硕士生在各自导师指导下，先后完成近10个龙学个案的论文。

　　2. 对当前研究主体(学者)的反思

　　罗宗强先生在2008年首都师大会议上，以具体的数字来说明《文心雕龙》引用中国典籍、提及作家作品的数量，来说明当下学者研究一是缺乏博通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视野，二是缺乏细致入微的研究工作。并对照当下大学的流水线生产统一规划和评价，学者做学问从理论到理论，缺乏文学的审美感悟进行了反思，针对当下中国学界和文论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劝谏。

　　罗立乾在《也谈百年龙学要有新的重大突破》(《长江学术》2011年第2期)中指出，当前学者应当夯实国学基础，拓宽理论知识结构，并用宏观审视与微观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作好《文心》的校、注、译工作，才能将陷入瓶颈期的龙学推向前进。此外，董玲在述评中也对刘勰与当代学者的知识结构进行了比较和反思，为当前批评主体如何深入龙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建议。

　　3. 对当前学术生态的反思与启迪

　　新世纪初，学者们处在古今中外的坐标轴上如何治学？面对多元文化冲突如何应对？在中国文学普遍西化的当下，如何重构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这是摆在众多学者面前的棘手话题。李建中在《论〈文心雕龙〉青春版之创造》中，依次从“青春徘徊”、“为文用心”和“雕龙有术”三个层面重新解读刘勰及其文论，以求激活《文心雕龙》的当代之用： 其一，青年刘勰内化外来佛学以建构本土文论之体系，他在儒、道、释、玄多元文化冲突和徘徊中，以追随儒家圣人、弘扬儒家文化为人生理想和现实追求，并将佛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化入其《文心雕龙》的撰写中。这都为身陷尴尬处境的中国文论提供了镜鉴。其二，他在面临佛化冲突和古今冲突的夹缝中寻求突围，归本、体要其为文用心，以救治当世文坛风末气衰之时弊；其三，《文心雕龙》用骈体论文，用比兴释名，用秀句宏义，美文与青春共在，理思与诗性同体，这对当今突破单一论文体，以哲理思辨言说取代文学性言说，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作者认为，当今创造《文心雕龙》之青春版能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活的话语方式，给当代中国文论带来“泰山遍雨，河润千里”的催生动力，从而有力改善当前“数字化+格式化+工具化”的学术生态。

　　4. 龙学大众化与通俗化的传播反思

　　《文心雕龙》因通篇采用骈文语体，加之年代久远，长期以来主要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精英阶层传播和接受。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采用通俗化策略使之尽可能呈现出亲切、平和的一面而走向大众和平民。向大众普及是近年来龙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广西师大出版社曾邀请国内知名博导策划出版过“大学课堂实录”。李建中的《文心雕龙讲演录》为其丛书之一种，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经典的方式： 既考镜源流、辨析义理，又赏析俪辞、品藻佳构；既有关于刘勰其人其书的叙事，又有关于《文心》新义的妙评，力图以“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的轻松方式带给读者阅读的快乐。此书在叙事中明理、抒情中展义，把经典的诗性、理思与解读的谐趣、雅致融为一体，使读者在一种欣赏文学作品似的惬意中领悟《文心雕龙》的奥义和真谛。这种讲述方式可以激起当代大学生以及广大读者对《文心雕龙》的阅读和研究兴趣，使得1500多年前的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走进21世纪，走近大众，从而促进《文心雕龙》在新世纪的传播。这既是对21世纪中国大学教育之平民化的回应，又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心雕龙》传播之大众化的推动。

　　此外，关于《文心雕龙》的今译、漫画和DVD制作也是近年来此著日趋大众化的表现形式。相信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龙学的普及将日益深入。

　　5. 《文心雕龙》与当代文学史的书写

　　曹慧敏在《浅论刘勰的文学史观及其现代启示》(《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中，通过对《文心雕龙》关于文学史实的现象描述和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探求予以挖掘，指出刘勰文学史观对现代的启示： 文学史家既要尊重文学现象本身,又要从特定的文学史观来把握文学现象；描述文学现象要做到真实客观,而探求文学现象背后的发展规律,不仅要理据充分,而且要有时代性。

　　此外，李逸津教授在《〈文心雕龙〉美育思想探论》(《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8期)中提出《文心雕龙》的文学观中蕴含“美育思想”,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释。美国林中明先生的《〈文心雕龙〉文体构思与〈建筑十书〉建材设计》一文，在更为开阔的领域试图开启《文心雕龙》的社会实用功能。这些零散的角度有助于激活《文心雕龙》资源，展现经典的魅力，也具有启发价值。

八、 龙学当代视角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由上可见，从“当下视角”观照《文心雕龙》，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就，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挖掘，使龙学在新时期再放光辉。但整体而言，还存在着一些缺憾，值得学界思索：

　　其一，部分论著总体上意识或提及《文心雕龙》中蕴藏着对中国当下社会极富价值的资源，但并未展开细致分析，或者说停留于口头而并未付诸行动和实践，或者虽有一定分析但限于“问脉”而并未开出“药方”。如《论〈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理论月刊》2009年第3期)一文，从体制结构、语言表达和艺术风貌等方面论及此著的唯美言说，并指出“其诗性言说方式在当今仍然是文论书写的最好借鉴与参照”，但并未就当下文论书写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借鉴”展开分析。这在当前龙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可见，以当代视角观照、探究《文心雕龙》，不仅要对这部理论巨著极为熟悉，更要对当下所研究领域(如批评学、文学理论、学术界、写作界等)存在的普遍问题了如指掌，这样才能增强问题意识，架起传统与当代的桥梁，实现对话与互动，而非泛泛而论，或单纯“问脉”而不开“药方”。

　　其二，《文心雕龙》对当代文学理论如何影响，其从哪些层面对当前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这些都还需“务实”研究，不能只是“蹈虚”而不作为。从现有成果来看，认为《文心雕龙》创建了一套完整而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学学科范式，以及其理论话语对当代文艺学具有参考价值，几乎成为学界共识。而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浪潮下，《文心雕龙》中哪些范畴、术语、命题甚至理论资源可融入当前文艺学中去，需采取怎样的方法和思路等，目前除杨星映先生抛砖引玉外，学界揭示得还很不够。

　　其三，龙学跨学科研究较欠缺，视野还不够开阔，深广度有待加强。从党圣元、师雅慧《新世纪〈文心雕龙〉研究综述》(《丽水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2008年第1期)的爬梳和总结来看，当前龙学研究主要从思想文化、文体理论、学术史等层面展开，对此巨制与当今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批评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等诸多领域的关联与影响尚未涉猎，即跨学科研究进行得还很不够。龙学作为显学，在新世纪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普及力度的增强，已在精英阶层广泛传播，从其源头、过程到影响诸多环节，莫不与传播学、翻译学、语言学、写作学、阅读学等领域或学科发生关联。在学界呼吁各领域展开跨学科研究的今天，《文心雕龙》与其余学科、领域之间的研究，必将成为今后很长时期较为前沿的研究课题。

　　其四，当前龙学主要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精英阶层展开，就《文心雕龙》对大学师生与课堂的影响，少有研究。虽有李建中对20世纪高校讲坛上的龙学传播阶段及特点的揭示，有袁济喜将龙学作为人大国学院的重要课程，但当前并没有龙学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反馈报告，其在大学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接受效果和传播情况，至今没有相关调研和分析问世。

　　其五，当前研究思路和模式限于当下文论和批评存在哪些弊端和不足，就从《文心雕龙》中寻求借鉴，开出药方，而并未就其积极影响与正向价值进行阐发。如《文心雕龙》在思维方式、语体风貌等方面对中国当代学者的影响(主要为正面)目前尚未见有研究。有些龙学家毕生研究《文心雕龙》，长期浸淫和熏染，在思维方式、学术语言、治学志向等方面，不可能不受到其影响，而据笔者所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未起步。

　　其六，当前关于龙学的大众化传播，除李建中有所尝试外，目前还不见有深入研究。在新世纪初，采取哪些可以操作的方式，选取哪些手段推动龙学由精英阶层向大众传播，各级编辑、作家和文化部门工作者等是如何接受《文心雕龙》的？其传播成效如何，改进处又何在？等等，这些问题都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其七，当前对龙学家个案已有一定研究，但无论是范围还是力度，都可进一步深化与扩展。笔者认为，当前对龙学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杨明照、童庆炳等学者的分析还可继续深入进行。

　　以“当代视角”观照龙学，是近年来龙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与趋势，目前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惟有在反思中总结，在回顾中展望，才能不断调整研究方向，扩大研究范围，以期在新世纪涌现出更多的优秀成果。

　　本文为中国矿业大学社科项目(编号： 2013W06)前期成果之一，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邓心强，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讲师，扬州大学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