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其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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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叙笔

　　刘勰子学思想与杂家精神

　　林其锬

　　诸子学说是中华文化的理性积淀，蕴藏着丰富的先哲思想和智慧。梁代以子自居的思想家、文论家刘勰，对中古以前的诸子有深入的研究，在他早期著作《文心雕龙》和晚年著作《刘子》中都立有专篇论述并留下了精辟见解；特别是两书所体现的、为适应社会由分裂到统一而产生的学术思潮由“析同为异”到“合异为同”的杂家精神，对今日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如何重构现代中华文化新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实际意义。

　　刘勰；子学；杂家精神

一、 刘勰子学思想

“诸子学”自春秋战国百家蜂起、九流驰术，迄今已有2500多年了，若以《庄子·天下》为子论开端，后来评论诸子的论述时有间出，如《荀子·非十二子》、《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要略篇》、司马迁《史记》之孟荀、老庄申韩、管晏诸《列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葛洪《抱朴子·百家篇》等等皆是。但是，以上子论或评骘诸家得失，或考其流派，也只能说是“各照偶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对于什么是“子”？什么是“子书”？都未能给予明确的定义和深刻的阐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历史上又一个转折的时期。“汉末以降，中国政治混乱，国家衰颓。”有人称：“汉末至隋代之前为中国的‘黑暗时代’，同时也是中国的‘启蒙时代’。因为这一时期的精英之士如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基于逃避苦难之要求，在思想上勇于创新，在精神的自由解放中获得了‘人的发现’，或人的自觉，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思想获得了深刻、鲜明的哲学意蕴。因此，‘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所以中国现代许多学科的萌芽可溯源于此时，子学也不例外。

　　南朝萧梁时期的思想家兼文论家刘勰早年撰著的《文心雕龙·诸子》和晚年撰著的《刘子·九流》对先秦迄于秦汉的子评、子论作了总结，对“子”、“子书”给予了比较明确的定义，对“子学”的性质、诸子流派特点、得失以及子史分期、子学内部结构体系都作了简要概述，因而可视为诸子学学科的萌芽。

　　刘勰身处魏晋南北朝末期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学术思想由“析同为异”走向“合异为同”的历史巨变时期，他出生在有浓厚天师道影响氛围的低级军官家庭里，早年父亲战死，家境贫寒，青年时期只得依附佛门在定林寺帮助抄写、整理佛经生活。但他胸怀大志，抱负甚高。他充分利用佛寺大量藏书的条件，饱读佛家经典、诸子百家、诗赋杂文。我们从《文心雕龙》对先秦到六朝600多位各界人物、400多种经典、文献、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品评；从《刘子》“互引典文，旁取事据”，征引、承袭中古以前的古籍竟达百种以上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他读书用力之勤，知识涉猎之广，学问造诣之深。但他志不在文，而在于政，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所以正如子学家孙德谦所言：“彦和于论文之中兼衡诸子，虽所言不无弊短，而能识其源流得失，则此书以‘雕龙’标目，可知彦和盖窃比邹奭，将以自名一子矣。”他志不在文而在政，故不走儒生之路。而立之年为救当时日趋虚无浮诡之社会不良文风的时弊而撰《文心雕龙》；在晚年仕途失意之时，又效法孔子“不得位而行道”以实现“独善以垂文”的人生目标，同时又感慨魏晋子书“谰言兼存，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的式微，通过立言，写“入道见志”之书《刘子》。

　　刘勰著述的原则是“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他给“子”、“子书”的定义是：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

　　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

　　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 述道言治，枝条五经。

　　九家之学……同其妙理，俱会治道。

　　综合以上对“子”、“子书”、“子学”的“释名章义”，我们可以看到刘勰对“子”、“子书”、“子学”的内涵界定，那便是： 首先要“博明万事”，亦即《诸子·赞》中所说的“辩雕万物，智周宇宙”，研究和阐发的是广博天、地、人万物之理，而不是一枝一节个别事物的学问，这是就研究的广度涉及知识面的外延予以界定的。其次“入道”、“述道”、“妙理”，这是从研究的深度定义。研究要深入事物的本质、阐释的道理要达到深刻精微的程度，而不是肤浅、一般的知识传递和综述。第三，“见志”，就是要体现研究者、作者自己独立创意和独到见解，不管你是“或叙经典，或明政术”，都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主张，真正成一家之言。第四，“言治”、“治道”，亦即诸子学问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必须与治道相关，不是无的放矢，归根结底是为拯世救溺服务。所谓治道，自然包括天、地、人，亦即治国、治世和治心。按照刘勰对“子”、“子书”、“子学”内涵的界定，“子”的概念似与古之通儒、今之思想家相近；“子书”、“子学”则是阐述道义、表达意志，亦即研究治心、治国、治世重大课题，广而深地阐释事物原理、并有独立见解和主张、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和学问。章太炎曾说过：“学说在开人心智，文辞在动人之感情。虽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又说：“原理惬心，永远不变；一支一节的，过了时就不中用。”

　　诸子的出现和诸子学的产生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按照刘勰的看法，“子”的肇始可以追溯至上古，而“子书”的出现则在春秋战国。他说“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伐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风后，黄帝臣；力牧，黄帝相；伊尹，商汤相；鬻熊，周文王时人。《汉书·艺文志》兵家有《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又道家《力牧》二十二篇；《伊尹》五十一篇，又小说家《伊尹说》二七篇；皆注云“依托也”。故刘勰云：“盖上古遗语，而战伐所记者也。”即子在前而其书则后出，乃后人辑遗语成书而已。至于《鬻子》，《汉书·艺文志》有道家《鬻子》二十二篇，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刘勰也称：“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说明也是鬻子其人在前，而其书也是后人所录辑而成。但是以“子”作为书名则是从《鬻子》开端的。至于子书著述最早的当属老子：“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冠百氏”者，乃百家之首，极言老子李耳(字伯阳)《道德》之卓越也。刘勰还认为： 在子书出现初期，是没有“经”“子”之分的。他说：“鬻唯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圣、贤生活于同时代，后来经、子才分流。近人江瑔在其《读子卮言》中也说：“是可见孔孟之学，虽远过于诸子，而在当时(林按： 指先秦时期)各鸣其所学，亦诸子之一也。况《六经》为古人教人之具而传之于道家，非孔子之作。”历史事实也表明“经”之提法虽始于《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里的“六经”即是江瑔所说的“古人教人之具”亦即史料，只是孔子“治”(整理、研究)的对象，并非儒家的著作，而将其作为儒家经典，是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于元朔五年(前124年)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时，才把《诗》、《书》、《礼》、《易》、《春秋》作为“五经”的。后来又不断递增，将辅翼五经的传、记以及记载孔孟言行的《论语》、《孟子》等都尊为“经”： 东汉时“六经”增加《论语》为“七经”；唐初以《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孝经》、《论语》为“九经”；唐文宗时以《周易》、《尚书》、《毛诗》、《三礼》及《论语》、《孝经》、《尔雅》刻石称“十二经”；宋绍熙年间又将《孟子》列入经部称“十三经”；宋时还有在“十三经”基础上再增加《大戴记》为经称“十四经”的。可见：“经”与“子”之分流，是来自外部因素，即儒学成了官学之后，才被逐步加强的。所以就学术实质而言，“经”、“子”是没有必要分开的。由于经学居于官学特殊地位，子学环境受到压抑，自然失去了先秦时期那种“六经泥蟠，百家飙骇”的自由争鸣态势。但思想是不能垄断、禁绝的。因此子学虽遭贬抑，甚至被视作“异端”，但仍随社会前进而在不断发展，不过其形态则有所变化。刘勰指出：“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余家矣。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璅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当然发展中纯粹与踳驳并存，玉石与泥沙俱下。其形态大致可分四种： 一是仍然自开户牗，越世高谈，这自然被视作异端，甚至惨遭迫害；二是“承流支附”，以诠释经典、元典的形式，用“六经注我”的方法，寄寓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三是“综核众理……集猎众语”，用古说今寄托新思想新主张，刘勰的《刘子》就是典型；四是遁入民间，以宗教面目出现，创作经书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种形态变异，诸如“南朝儒生采取《老》、《庄》，创造新经学”，宋、明儒者援佛入儒创造“理学”、“心学”，“其言颇杂禅理”。宗教家创造《太平经》，以及近现代吸收西学涌出新子家等都是；在表述方式上也由子向论、子集合流方向转变，子、集合流，“家家有制，人人有集”成了普遍现象。

二、 杂家精神与杂家历史地位

在诸子百家中，杂家虽为“九流”之一，但由于古人囿于学派门户之见，特别是儒学成了官学，长期占主流意识形态的状况下，杂家更被视为“往往杂取九流百家之说，引类援事，随篇为证，皆会粹而成之，不能有所发明，不足预诸子立言之列”。《四库全书》子部类目，将杂家置于术数、艺术、谱录之后，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类，实际上已经不把杂家作为九流之一与其他八家并列，而将其排出九流。所以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杂家、认识杂家、发现杂家的真正价值及其历史作用，是需要我们细加考究的。

　　“杂”就其本义而言，实有二义： 一是集聚、糅同。《玉篇》：“杂，糅也、同也、厕也、最也。”又：“杂”也同“襍”。《类篇》：“襍，集也。”《广韵》：“集，就也，成也，聚也，同也。”所以江瑔说：“‘杂’之义为‘集’、为‘合’、为‘聚’、为‘会’……即集合诸家而不偏于一说，故以‘杂’为名，此其义也。”。二是杂碎。《扬子·方言》：“杂，碎也。”《易·系辞》：“其称名也，杂而不越。”《疏》：“辞理杂碎”、“不相乖越。”杂家著作中实有两种，即刘勰在《刘子·九流》中所说： 一是“触类取与，不拘一绪”；二是“芜秽蔓衍，无所系心”，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和张可为有《原杂家》之作。他们认为： 杂家“是应秦汉统一局面之需要，以战国末期‘道术统一’说为主要的理论根据，实际企图综合各家之一派思想。这种思想，在秦汉时代，成为主潮。”“他们以为求真理的最好的办法，是从各家的学说，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取其所‘见’，去其所‘蔽’，折衷拼凑起来，集众‘偏’以成‘全’。”“他们主张道术是‘一’，应该‘一’；其‘一’之并不是否定各家只余其一，而是折衷各家使成为‘一’。凡企图把不同或相反的学说，折衷调和，而使之统一的，都是杂家的态度，都是杂家的精神。”由于中国学术一般都着重社会、人生实际问题，在先秦着重形而上的先是有道家，继之有受道家影响的《易传》。道家较各家较着重带根本性的问题，“故杂家有许多地方都采取了道家的观点”，但是“杂家不是道家，不宗主任何一家。”“道术统一”思想源于《庄子·天下篇》，但道家主张“纯一”、“无为”，“认为方术不能统一，又不想去统一它”；而杂家则主张“舍短取长”、“熔天下方术于一炉”，认为“欲天下之治者，必求方术之统一。统一方术之法，为‘齐万不同’。”笔者以为冯、张二氏对杂家的评价是中肯的。如果我们客观地考察历史上杂家思潮产生和优秀杂家代表作产生的历史条件，我们就会发现： 它们都是在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学术思潮由“析同为异”到“合异为同”的转折时出现的，杂家所起的特殊作用是其他各家所不能代替的。

　　综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社会大转折、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莫过于先秦、魏晋南北朝和近现代。

　　第一次： 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铁器生产工具开始普及，生产关系发生大变动，原来的“井田制”出现了“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现象。周边东夷、南蛮、西戒、北狄等少数民族逐步融入华夏民族，特别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亦即所谓“巫文化”与“史文化”的交流、碰撞，形成了“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六经泥蟠，百家飙骇”的局面。经过三四百年的动荡、分化、迁徙、融合发展，特别在经济上由于邗沟和鸿沟的开凿，长江、淮河、黄河流域三大经济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一体，相互联系和依赖加强了，因此社会出现了统一要求。与社会由分到合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在文化上出现原道之心，兼儒墨、合名法，博综诸家之长以为一、由“析同为异”到“合异为同”的形势，“杂家精神”、“思想统一”思潮也随之产生。其代表作就是《吕氏春秋》。它“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假人之长，以补其短”，“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继之在汉初出现的《淮南鸿烈》也是一样，也是为因应社会需要，“用老庄的天道观去消除各家学说的界限和对立，将诸子的思想调和贯通起来，以达到‘统天下，理万物’的目的”。由此可见： 秦汉时期的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与《淮南鸿烈》，就是因应社会统一的客观情势而产生的，它们也的确对推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次：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以后，贵族政治腐败，经学僵化，社会分裂，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短期统一，但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入主中原，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汉武帝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步建立起来以正名、定分、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作为维系社会的价值体系、精神支柱和管理制度神器的“名教”，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加之佛教东传，佛经翻译渐多，佛教社会影响扩大，发生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因而社会又由合到分，学术也由同到异，儒、佛、道争鸣激烈。为寻找新理论，重建社会新价值体系，调谐社会秩序，以名教与自然之辨为核心内容的玄学也就应运而起：“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立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玄学之兴，始于以儒家“正名”和法家“循名责实”的名理学，由“名教”到“名法”，进一步上推到“无为”，所以玄学是脱变于名学与易学，既是源自老、庄，也是儒学之蜕变。社会经过近300年的动荡、分裂，由于大量中原人民南迁江南，南方经济得以开拓发展，加之北方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社会又出现了要求统一的趋势，与之相适应，学术思想再次涌现“析同为异”到“合异为同”的“杂家精神”，其特点是通过儒道会通、佛学玄化的途径进行整合：“洎于梁世，兹风(按： 指玄学)复阐，《庄》、《老》、《周易》，谓之三玄。武皇(按： 指萧衍)、简文(按： 指萧纲)，躬身讲论。”“暨梁武之世，三教(按： 指儒、佛、道)连衡，五乘(按： 指佛家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也就是乘着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五种教法而获得善果)并驾。”梁武帝也撰《会三教诗》：“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揭橥三教同源说。说明此时儒道会通、佛学玄化已成社会风气。此时问世的《刘子》便是应这一思潮而产生的杂家代表作。日本古代学者说：“《刘子》，刘勰所作，取熔《淮南》，自铸其奇。”此书曾被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家黄丕烈赞为“魏晋子书第一”。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创会会长张光年(光未然)也认为：“《刘子》和《文心雕龙》，同是南北朝历史巨变时代产生的有重大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的奇书。”《刘子》“综核众理，发于独虑；猎集群语，成于一已。”它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是“总结了诸子的学术和思想，来用古说今”之书。《刘子》产生的背景同《吕氏春秋》、《淮南子》极其相似，所不同者是前二书皆权势者“聚客而作”，属集体著述，所以体系庞大，“踳驳不一”，内容庞杂；而后者则是个人私著，简要精炼，全书仅29030字，却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如因时而变的社会历史观和与时竞驰的人生观、从农本出发的富民经济思想、从民本出发的清明政治思想、“知人”、“适才”、“均任”的人才管理思想、文质并重“各像勋德，应时之变”的文艺思想，以及清神防欲、惜时崇学、履信慎独等等积极向上、健康的道德修养理念等等。张光年特别肯定它的“因时制宜的变法论”和“献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戳”的主张，“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勇士”，“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不避嫌疑、不计后果的，是勇士的语言。”《刘子·九流》在继承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客观、精确地评价了道、儒、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九家的得失，而且着重点放在“皆同其妙理，俱会治道，跡虽有殊，归趣无异”的会通上。同时还在总体上概括了子学的基本构架：“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正如美国华人学者杜维明所说：“这既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九流’结构，又强调了其中以‘儒、道’为主体地位。”或者如赵吉惠教授所说：“就是对以儒、道为主体结构的中国多元文化的古典表达。”这是刘勰对子学的历史贡献。此外，在《刘子·九流》中“圣贤并世，诸子分流”，表明古本无“经”，后来才有“经”、“子”之分；中古以前子史分期并指明子书形态向子论、文集转化等等，都是他的独到创新见解，对子学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刘子》一书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适应了社会由分到合走向统一的历史要求，因此在隋唐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上自唐太宗、武后，下至一般读书人，乃至高僧大德都给予重视。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为教育太子李治(高宗)撰《帝范》：“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书中就多处承袭、征引《刘子》，明显抄袭的就达22处，甚至连一些章名，诸如《诫盈》、《赏罚》、《阅武》等也与《刘子》雷同。武则天莅位，为教育臣子，亦仿太宗“情隆抚字，心欲助成”、“撰修身之训”，乃“游心策府”、“缀叙所闻以为《臣轨》一部”，“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书中亦承袭、征引《刘子》。其他如成书于隋的虞世南《北堂书钞》、释道宣《广弘明集》、唐代释湛然《辅行记》、释道世《法苑珠林》也多数征引。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还两处明确著录《刘子》及其作者刘勰。《刘子》盛行于唐，成了当时社会上“有现实意义的著作”、“读书人的一般理论读物”，远播边陲、国外。从已发现的敦煌、西域隋、唐的写本《刘子》残卷就有九种，著录《刘子》的小类书写本就有五种，唐时传到日本的《刘子》版本就有三种之多，甚至在新疆和阗伊斯兰贵族古墓中也发现有唐写本《刘子》残卷。以上事实足见《刘子》在唐代影响之大。《刘子》儒道互补、兼容百家的思想，实际为盛唐的“崇道、尊儒、礼佛”，建构社会稳定和谐的指导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贞观之治”的社会管理和道德理念提供了思想资源。由此也可见杂家精神在建构统一、稳定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次： 近现代。18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全球化”，列强以其坚船利炮在1840年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也随着枪炮和商品洪流强势涌入，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分裂、动荡，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危机。由于落后而挨打，救亡压倒一切，中国的精英也着力向西方寻找出路，“现代化等于西化”的理念为许多人所接受。中西文化大碰撞、各种思潮登台争鸣激烈，又有“众乂蜂起”“百家飙骇”之势。但这与先秦诸子“自开户牖”、“越世高谈”迥异： 一是在西方霸道文化强势主导背景之下，二是大多作为外来思潮的二传手出现。这一次异质文化的接触、碰撞、交流、融合的规模是空前的，因此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更新、提升也是前所未有的。经过百多年的酝酿，中华文化汲取西学特别是科学技术，实现传统的现代转轨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出现宾主易位过度依傍西方文化体系的弊端，因而逐渐失去了民族文化的话语权。随着国家的独立、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到了中国要崛起、中华民族要复兴的关头了。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学习时强调：“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讲话精神对子学和传统文化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子学是中华文化理性积淀的载体，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中外文化空前规模的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如何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研究、弄清渊源，理清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继承精华，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重构中华文化新体系，也需要杂家精神，即取熔诸家之长、舍弃诸家之短(这里的诸家自然也包括外来文化在内)，这才能担当和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刘子》蕴藏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正可供借鉴。特别在两书中所倡导的“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以及“九家之学，虽旨有深浅，辞有详略，偕僪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会治道，迹虽有殊，归趣无异”所体现的杂家视野、襟怀和方法，更值得继承和发扬。

　　林其锬，上海社会科学院五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