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9月份举办的纪念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创办《中国文论》丛刊的动议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和支持，与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老一辈著名龙学家悉数成为丛刊编委，同时未能与会的一些国内外著名中国文论专家也大都愉快地接受了担任编委的邀请。本刊第一辑的大部分论文即是从提交会议的109篇论文中选出的，虽然多数涉及《文心雕龙》研究，但视野均较为宏阔，质量均为上乘，且有不少极富创见性的佳作。
本刊既致力于中国文论话语的回归和还原，故栏目的设置亦尝试体现中国文论的特点，特别是《文心雕龙》建构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是否可行还有待各位读者专家的鉴定和检验。
在“文心雕龙”的栏目下，我们刊登了四篇各有特点的文章。首先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第一篇论文《意境论研究的中外融通之路》，该文乃龙学前辈张长青先生的新作，并非本次龙学会议的提交论文，却也与这次会议相关。望八之年的张先生不辞辛劳，从两千里之外的湘水之滨赶赴泉城济南参加这次龙学盛会，甫一落座，未及歇息片刻，便向笔者抱出一大摞厚厚的手写文稿。这是电子时代的人们已经极少见到的三百字方格稿纸，由于年代久远，稿纸泛黄，既薄且脆，拿在手里不免小心翼翼，但上面遒劲的字体显然是新写的，让人一下子体会到什么是力透纸背。厚厚一摞文稿用白线装订，封面页工工整整写着题目：《意境论的现代文化阐释》。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最后的页码：323，显然约有10万字的篇幅。张先生告诉我，这部文稿的写作，缘于《文史哲》的一篇文章。张先生随后把复印的那篇文章也交给了我，这篇文章发表于《文史哲》2012年第一期，题目是《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作者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先生。令笔者感到惭愧的是，笔者虽就在《文史哲》的“身边”，却没有拜读过这篇大作。张先生简单介绍说，这篇文章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古代的意境说，因而他是不同意的。但意境论的研究确实存在很大问题，需要从文化思想根源入手，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乃是意境论之思想根本。张先生把这部文稿交给我，是希望我能沿着这个思路前进，把这个课题做下去。但我深知自己的理论功底有限，未必能完成先生的宏愿。当我读完这部书稿的“导论”之时，我觉得，其实张先生已经有清晰的思路和论述，我只需要做一些资料的注释和技术性的加工就可以了。于是，我让我的研究生帮忙把张先生的稿件打印出来，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和整理，这就是这篇“导论”的由来。
陈允锋教授的《〈文心雕龙〉与汉译〈诗镜〉之相通性初探》一文，第一次将古印度的《诗镜》与《文心雕龙》进行专门比较研究，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谓：“虽然檀丁《诗镜》较《文心雕龙》晚出，但其思想渊源有自，且在思想方法上与佛教典籍一样，长于分析，体现了‘着重分析和计数以及类推比喻作说理的证明’这一古代印度的传统习惯，由此返观《文心雕龙》，则有助于更深入探讨刘勰论文方法与佛教思维方式之关系。”又说：“魏晋南朝时期，虽然注重藻饰蔚然成风，但专力总结修辞方法与理论者，唯长期受佛门熏染之刘勰一人而已，因而，《文心雕龙》又被视为一部修辞学著作，这与《诗镜》中所反映出来的古印度以修辞学为专门学问之传统，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确乎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闫月珍教授的《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一文，可以说抓住了研究者极少关注的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特色，论述则精到细致而别开生面，让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如谓：“器物制作与文章写作一样，是材料形式化的过程，它们都是通向‘道’的途径。因此，《文心雕龙》的器物之喻不仅具有制作层面的意义，更具有观念层面的意义。以器物之喻论文章写作，正源于两者在人文层面的共同性。”又说：“刘勰以器物制作喻文章写作，其实质在于‘礼’。……文章的原义是错杂的色彩或花纹，又引申为礼乐制度……乐包括器物和制度两个系统的规则和等级。以器物及其制作经验喻文，正源于文学和器物都归属于作为人文的礼乐。它们的完形都是人为的结果，它们在制作方面，都要实现材质与形构的统一，形构和规则的协调。由此，《文心雕龙》中渗透着关于文学的礼乐观念。”闫教授指出：“由器物及其制作经验引申出自然与人工两端，主人工而追求入于自然，主自然而又落实于人工，执两端而不偏，把写作最终置于有迹可循的轨道。而在艺术创作中，对法度的遵循与对法度的超越融为一体，工匠和艺术家、技术与艺术的界限被超越，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界限被消解，这即所谓化境。”因此，“器物及其制作经验揭示了中国文学批评一系列命题和范畴的秘密，规定了中国美学形态的分别。以器物为入口，从发生学的角度检讨中国文学批评，我们会发现，它是超越文学领域的”。从而，“以器物之喻考察中国文学思想的言说方式，为我们解开中国文学批评方式之秘密提供了视角，也为我们解读西方诗学之逻辑提供了线索，更为我们分析当前文学艺术的态势提供了借鉴。器物之喻是一种穿透力极强的言说方式，因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文学经验”。
姚爱斌教授的《六朝文体内涵重释与刘勰、钟嵘论“奇”关系再辨》的长文不仅对六朝文论的重要概念“文体”进行了新的诠释，而且对刘勰与钟嵘文学观的比较提出了新的思路。姚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具有内在完整构成与丰富特征的文章整体存在，而且这一基本内涵无关乎人们对‘文体’的分类。”他说：“观六朝论文篇章著作可知，‘文体’概念应该是六朝文论中除‘文章’（或‘文’）概念外的一个最基本、最关键的文论概念。如果说六朝文论的研究对象是‘文章’，那么就可以说‘文体’是六朝文论研究文章的‘平台’，尤其是理解文章自身关系的平台。”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姚先生指出：“如果说《文心》建构的是一个以‘逐奇而失正’所导致的文体解散的历时衰变之维与以‘执正以驭奇’所致力恢复的文体完整统一的共时结构之维构成的二维批评体系，那么《诗品》是在其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个度量和标示作者文体优劣高下的第三维度。也就是说，《文心》与《诗品》文体批评维度呈现的是一种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综合反映了六朝文论家对文体认识的广度（各类型文体的历史）、深度（文体的内在规定）和精度（作者文体的品鉴）。”因此，他提醒“我们不能仅根据两书中‘奇’概念所表现的价值倾向，判断两者的文学观是对立还是相同。合理的比较思路不应该是先抽出两个概念比较然后推及整体，而应该先把握比较双方的基本理论内涵和概念关系，再据此辨析某两个具体概念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像‘奇’这样一个主要由具体语境和概念关系规定其内涵和价值的概念，更需整体把握，耐心梳理，细心分辨”。
在“文之枢纽”的栏目下，我们刊登了三篇大作。首先是陶礼天教授的《刘勰“江山之助”论与文学地理学》，该文不仅资料极为丰富和详赡，而且其对《楚辞》景观美学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胡海教授的文章则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对《文心雕龙》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文心雕龙》是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的，就其‘文’的概念相当于一切文化载体来说，可以说有着文化研究的视野。”林怡教授的文章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从刘勰和钱锺书的不同思考论及卡尔·波普尔的文艺观，指出：“作为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已经同时关注到了‘文学的外部’和‘文学的内部’，这是刘勰思辨的过人之处。他对诗赋颂赞等各种文体的辨别、对‘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等的阐述，都是试图揭示文学自身的‘客观规则’。因此，今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其对文学自身进行研究的部分。”
“论文叙笔”栏目下的三篇文章，首先是林中明先生对刘勰与“刘子”的比较研究，林先生的大作既有委曲婉转的细致思辨，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概括，体现出行云流水的才华横溢，令人赏心悦目。其次是游志诚教授对《文心雕龙·议对》篇的细读，游先生不仅学问淹博，而且文风旷达潇洒，令人向往。其论曰：“一言以蔽之，《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而刘勰根本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皆未变本质的‘子学家’。《文心》所以曾经一度而降为‘论文’之专书，弊端全出在后人之不详查，尤不能详读文心文本早已内涵子学之故也。因此，文心学界若要认真反省当前研究新一步进展，首先要辨明《文心》此书的子学内涵，重探刘勰一生学术思想的真实‘本色’。”再次是吕玉华教授对中国古代多种小说概念的辨析，也是一篇资料翔实而辨析细致之作。
“剖情析采”栏目下的三篇文章，主要着眼《文心雕龙》的论文特色，皆各有专精而新人耳目。首先是王毓红教授对《文心雕龙》语句间主要关系及其结构方式的研究，可以说也是对《文心雕龙》文本的一种细读，同时又注意研究和概括其言语特点和话语方式，为我们深入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言语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其次是罗积勇等先生对《文心雕龙》之对偶的研究，可以说与王教授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是张坤教授对珠玉与文章审美关系的探索，他指出：“刘勰所处的六朝正是玉的雕琢工艺相当发达的时期，相比于清代‘精刻’，此时的特征是‘巧’，这正和六朝时期形式追求愈演愈烈的风尚息息相关，刘大同‘工艺之关乎文化，岂曰小补而已哉’，正说出了时代风尚对珠玉雕刻技艺的深远影响，玉雕工艺又进而影响刘勰的美学思想。如此便可想象：修饰文章时达到的精美巧妙的境界，一如美玉经雕琢而达到的美好状态。玉的雕刻美是视觉观感层面的，在刘勰眼里，它可以跟创作文章达致的审美效果相互融通：‘雕画’即‘修饰’，‘雕蔚’、‘雕采’即艳丽的文采。”
“知音君子”栏目下的三篇文章，首先是高文强教授《“批评意象”刍议》一文，高先生指出：“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从整体上看，较偏重思想、观念、范畴等内容层面的研究，而较忽略批评文体、批评风格、批评语言等形式层面的研究，或许这也正是‘批评意象’研究被长期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批评意象’的深入研究，也可补古代文论形式研究之不足。”其次是邹广胜教授从《文心雕龙·程器》篇解读文品与人品之争，邹先生以开阔的思路，对中国文论中“文如其人”的传统命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再次是陈士部教授《论刘勰的“读者意识”》一文，文章指出：“必须强调，在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的视域中，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已参与了文学意义的建构，读者的地位与作者齐等甚或超过了后者。从‘六观’、‘博观’与‘识见’等处看，刘勰的‘知音’是在对作者原意的追随、解读中得以确认的，‘知音’雅号的获取仍要参照作家作品本身来定夺。这是中西方有关读者接受观念的重要的区别。”陈先生说：“从理论的源出语境上说，刘勰的‘读者意识’衍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素朴的主体意识，它在物我交融、身心一体的诗性逻辑中生发开去，而接受美学、解释学则是在西方传统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走入困境而有意识谋求理论突破的产物，它们仍然留有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但同时不能漠视的是，在谋求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审美现代性进程中，注重物我冥合、身心交融的中国古典美学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审美主体间性带来了中西文艺美学比较的新契机。在这种学术理论的背景下，有待于进一步研讨刘勰的‘读者意识’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除了按照《文心雕龙》的文论体系设置的上述栏目，我们还设置了“学科纵横”和“文场笔苑”两个栏目。“学科纵横”栏目下，首先是日本学者静永健教授的《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该文资料翔实而要言不烦，对我们了解日本的杜诗接受史颇有助益。其次是尚在攻读研究生的冯斯我同学的《日本〈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趋势》，对日本龙学在21世纪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不少颇有价值的介绍。再次是陈志平先生的《〈刘子〉研究三十年》，较为详细地梳理了近三十年来《刘子》一书的研究概况。“文场笔苑”栏目下，我们特别刊登了林其锬教授和韩湖初教授的几首诗词作品，内容论及“刘子”与龙学，颇有中国古代论诗诗的风范。此外，还刊登了两篇文笔较为轻松的读书随笔。
最后，笔者要特别感谢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山东大学书法研究中心主任徐超教授为本刊题写了刊名。
戚良德
记于甲午新正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