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婷

　　历久弥新的《文话》

　　陈家婷

　　著名语文教育大师夏丏尊、叶圣陶先生的《文话七十二讲》，是中华书局“跟大师学语文系列丛书”收录的五本关于文章写作的名著之一，其源自于20世纪30年代两位先生编的《国文百八课》，可惜因抗日战争爆发，《国文百八课》只出版了四册，成七十二课。该书用七十二个主题，分别结合阅读，主要讲解文章的写作方法。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对“文”的定义与源流说法不一，因此对于“文”的解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是文学思想、文学现象以及文化的不同种类，大都是通过不同的文字形态呈现，并且这些文字有着其各自成文的规律和准则。信息时代的到来严重冲击着传统的文章观，现代意义上以迅速、便捷为目标的观念无疑逐渐淡化了诸多传统观念对文章的意义和作用的定义，甚至某些文体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况。在国学复兴的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国学在现实社会中的重要性，由此，“国学”统辖下的各个分支需要被重新认识和解读。文章的写作是每一个运用文字的人不可轻忽的技能，而今大多的学子仍旧会主观臆断地认为文章的写作是信手拈来，尤其是对于大部分已在中学教育中普及到的常用文体，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往往会被那些容易忽视的困难所羁绊。由此，《文话七十二讲》在文章写作中的指导作用就会愈发地历久弥新。

　　或许大部分人会说，自小学开始我们就学习写作，《文话》的内容只不过是重复一些耳熟能详的内容，不值得一读；或许会有人说《文话》每个主题内容过于简短，重要部分没有做出过多的阐释；或许还会有人说，《文话》不过是用理论讲写作的又一部文章作法而已。

　　初识《文话》，有这样的想法亦属正常，但仔细研读，自然别有会心。

　　《文话》由记叙文、论说文、文选三大部分组成，七十二讲主要包括前两个部分。《文话》将传统认知上的记叙文细分为记叙文和叙说文；同时论说文部分也是将其区分为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来展开讲解。在每一种文体的讲解中都是通过两个视角去完成，即“文”的视角和“人”的视角。所谓“文”的视角即是针对不同文体的写作要点来具体阐释的，这也是为文的最基本要求。在书中讲到关于记叙文和叙说文的顺序，应用文、普通文的体式与礼仪，说明文、议论文的方法以及具体体式等一系列为文的基本准则与要求。

　　第二个视角，即“人”的视角，在谈到叙述文时，《文话》涉及关于叙述的快慢、倒错及观点的一致与移动等一系列以情感的层次性和传递性为依据的解析方式。这些常常在为文过程中被我们忽视，却又在文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的叙事方法，犹如被寒冬肆虐的大地，经过一夜春风的吹拂，更是滋润、更是柔软了。更犹如第二十七讲、二十八讲、二十九讲中关于叙述的场面、事物与心情、情感的流露等章节，并不是从如何写好文章的角度去谈论，而是站在“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去商榷如何真挚地讲述一个故事、描述一个场景、表达一段真情，这样的方式或许使我们更加容易接受，更愿意去接受。

　　一般来讲，一本教你如何写作的书，难免会硬性地强迫你去识记某一部分的理论，六要素、三方面等，这往往让我们丧失了对学习写作的兴趣。鲁迅认为：“不应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作文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自然，作家的孩子们，从小看惯书籍纸笔，眼格也许比较的可以大一点罢，不过不见得就会做”。他还指出：“创造的基础是生活经验；而所谓生活经验是在‘所作’以外也包括了‘所遇、所见、所闻’的。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冰心也谈到：“当由一个人物，一桩事迹，一幅画面而发生的真情实感，向你袭来的时候，它就像一根扎到你心尖上的长针，一阵卷到你面前的怒潮，你只能用最真切、最简练的文字，才能描画出你心尖上的那一阵剧痛和你面前的那一霎惊惶！”叶圣陶先生也曾说过：“我们知道有了优美的原料可以制成美好的器物，不曾见空恃技巧却造出好的器物来。所以必须探到根本，讨究思想、情感的事，我们这工作才得圆满。”

　　由此可知，写作的真正目的在于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记录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形式重于内容的话就会显得本末倒置。这也是我们历来对于指导写作的理论性书籍产生恐惧感的原因。然而《文话》整部书的写作是以轻松讲述的口吻将理论条理化、生动化，不再是之前刻板印象里严肃的先生，硬性地教你识记，而仿佛儿时母亲的睡前故事，清新、明亮，带你融入故事里，看似轻描淡写，却永远记忆深刻。如书中第四十讲关于“诗的本质”的讲解，不是用大段理论告诉你什么是诗，诗的本质是什么，而是通过诗文与应用文的对比教你去感知。你或许会问，那到底什么是诗？为什么书中最后也并未给出答案？这也正是《文话》的妙处。它教你去感知，带你去体会，教你用感觉统辖你所习得的基础认知，好比《诗的本质》一讲最后说道“……可以知道含有情绪、情操、想象的语言、文字就含有诗的本质”，“……必须是一个含有诗的本质的意思，用精粹的语言表达出来，那才是诗”。这些结语都不能看作是对“什么是诗”、“诗的本质是什么”的标准答案，但是或许这样，我们才可以调动自身的各种感知和体验，进而从“人”的角度去深层次认知。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文话》全书大都采取这样的角度，完全以读者为主体，既可以激发你阅读的主动性，同时也不会给你重重的压迫感。也正因如此，当读完《文话》时，内心充满了惊喜与诧异。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流传于后世的不朽著作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这其中有以文章为载体传道的，有以文章表达情思的，而文章本身所体现出的审美属性亦是不容置疑的财富。如《文心雕龙》，且不说其在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卓越识见，就其本身的写作也为世人所惊叹，它是后世文章写作的极好典范。《文话七十二讲》也是这样，吕叔湘先生在《谈国文百八课》中讲到：“《文话七十二讲》有系统而又不拘泥于形式上的整齐，既有联系，又不呆板，给读者的整个印象是生动活泼的，本身就可以作为文章来学习。”如第二十八讲“事物与心情”中说：“生性缜密的人常常喜欢写事物优美的部分；生性阔大的人喜欢写事物壮伟的部分；一个闲适的人听了烦嚣的蝉声也会说它寂静；一个忧愁的人看了娇艳的春花也会感到凄凉。事物还是客观的事物，一经主观的心情照射上去，所现出来的就花样繁多了”，第十四讲和三十讲中有言：“仅只有荆棘中的‘铜驼’，可以表现出国家的灭亡；仅只有镜中的‘白发’可以表出衰老的光景……”，“明显的方式比较强烈，好像一阵急风猛雨，逼得读者没有法子不立刻感受。含蓄的方式比较柔和，好像风中的柳丝或者月光下的池塘，读者要慢慢的凝想，才能辨出它的情味来。”再如第三十一讲说：“喜有轻喜和狂喜，怒有微怒和大怒，狂喜和大怒固然人己共觉，轻喜和微怒也决不会绝不自知。这种感情在我们心里激荡的时候，好比江河涌来了潮水；等到激荡的力量消退了，心境就仍旧回复到平静……”《文话》中如此生动优美的论说比比皆是，确实是可以作为文章来学习的。以此而言，《文话》之作，可谓深得《文心雕龙》之三昧。

　　读完这本书，或许有很大一部分读者甚至包括我自己都会问：“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否有必要从写作的最基础学起？”是的，我们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语文的学习从未间断过，这就说明如何写文章，写好文章，一直是相伴我们左右的话题，即使是没有认真学习，课堂中的耳濡目染，生活中的经历已经教会我们如何讲话、如何为文；经历过高考模式化的训练，我们积累了无数的素材，识记了无数的名言警句；再加上我们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写文章的水平应是不会太差。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写作水平可能远远未尽人意，一个重要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文章被重重程式化所包围，时常局限于一种狭隘的思维方式，从而忽略了大千世界的多面形态，也失去了基本的真情实感。戚良德老师在批改笔者的习作时说：“不要时时想着如何‘作文’，否则文章便会显得拘谨。无论何种文章，首先是如实地传达自己的思考，写出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感情。”《文话七十二讲》的最终目的，亦正是如此。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章的写作并不仅仅是那些华丽的辞藻与唯美生动的素材，有时候拥有一颗“复得返自然”的心，真正用心去体验、用心去感知，以情为本，才能真正实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至高境界。

　　文章之作，关乎军国大政、社稷苍生，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谓“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所以《文心雕龙》开篇即言：“文之为德矣，大也！”诗圣杜甫亦告诫我们：“文章千古事。”也许正因如此，语文大师们才用心良苦地跟我们讲解如何作文；实际上，《文话七十二讲》既是作文之理，亦为人生之道。因为文“与天地并生”，亦必将与人生相伴左右；《文话》之历久弥新者，良有以也。

　　陈家婷，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