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平

　　《刘子》研究三十年

　　陈志平

　　笔者是在2011年武汉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百年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加入本学会的，在那次会议上，我和台湾的游志诚、山东的朱文民分在了一个讨论小组，游志成和朱文民提交的论文均和《刘子》有关，然其他入会代表均表示对此问题毫无研究，所以也无从讨论。对此，我感到十分的诧异，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刘子》作者问题研究已经推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该书和刘勰有关联，这需要《文心雕龙》学者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些重要参考书如《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在论文部分“刘勰生平和著作”和“专著”部分均附录有关《刘子》的研究成果；作为《文心雕龙》研究的参考书之一，《刘子》也是研究《文心雕龙》时应该翻阅的，怎么能说毫无研究呢？会上游志诚妙语连珠，展示了学贯《文心雕龙》、《刘子》的深厚功力，引来入会代表的阵阵掌声，也让我见识了台湾学者的学术态度。相较而言，有的大陆学者的学术视野则略显狭隘。我觉得，无论是否承认《刘子》为刘勰创作，既然有历史记载，有学者举证，作为权威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会员就应该有所了解和回应，这总比做学术上的“鸵鸟”要好。

　　当时很多代表以不熟悉、不了解回避了对《刘子》的讨论，说明《刘子》这部书对于学界还是很生僻的，其研究成果也不太为人注意，所以笔者想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刘子》研究略作介绍（偶尔兼涉台湾），一方面是应此次大会主题之景，另一方面也是想引起大家对此书的注意。

　　据《刘子集校合编》附录三《刘子研究论著索引》，自1984年至2011年，共发表与《刘子》有关的论文86篇，其中21篇是关于作者问题的讨论；硕士、博士论文5篇；出版专著10部，其中7部是文献整理。可见，在目前的《刘子》研究中，作者考证和文本整理占的比重很大；而在思想研究方面，则存在明显的不足。

一、《刘子》作者研究论争激烈

《刘子》最早见录于《隋书·经籍志》，无撰者姓名。于是《刘子》的作者是谁，就成为《刘子》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从唐代至现在，共有九种说法：一、西汉末年刘歆作，二、东晋时人作，三、梁刘孝标作，四、刘勰作，五、刘昼作，六、袁孝政作，七、贞观以后人作，八、金人刘处玄作，九、明人伪撰说。唐张鷟《朝野佥载》和“最早”为《刘子》作注的“唐代”袁孝政认为是北齐刘昼著，两《唐书》著录为梁刘勰撰。此后，“刘昼撰”和“刘勰撰”两说成为最主要的看法，在后代争论不休。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余嘉锡、杨明照等人认为该书是北齐刘昼作，此观点一度为人们所接受。改革开放后，林其锬、陈凤金和朱文民力主梁刘勰撰，程天祜、傅亚庶、陈应鸾则认为刘昼作，另外还有人提出刘遵撰，甚至有人提出“别有一刘姓”作者。诸人对《刘子》作者问题均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虽然至今看法还没有统一，却有力地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1937年，杨明照在《文学年报》第三期上发表了《刘子理惑》，力排《刘子》为刘歆、刘孝标、刘勰、袁孝政作，认为是北齐刘昼作，证据有二：（1）《北齐书·刘昼传》载“昼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杨认为“以昼自言数十卷书计之，《刘子》必在其中，于数始足（《高才不遇传》四卷、《帝道》若干卷、《金箱璧言》若干卷、《六合赋》若干卷，再益以《刘子》十卷，差足云数十卷书）”。（2）传称昼“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今以《刘子》全书验之，其缉缀辞藻与言甚古拙，皆极为显著。

　　20世纪80年代，林其锬、陈凤金出版了《刘子集校》、《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两书，均题刘勰撰，并撰文《论〈刘子〉作者问题》、《刘子作者考辨》详细论证《刘子》的作者为刘勰。

　　首先，林其锬、陈凤金认为四库馆臣的反对意见不足塙证《刘子》不出于刘勰之手。（1）针对前人提出《刘勰传》除《文心雕龙》，不见更载别书，林其锬、陈凤金认为“既然史载有‘文集行于世’，又有这么多未被本传列举现已证实是刘勰著作的书文例证，怎么不可以认为《刘子》五十五篇亦属其‘文集’的一部分呢？”（2）关于“北音”问题，林其锬、陈凤金认为两部书谈问题的前提是不同的，《文心》谈的是“乐”的起源，《刘子》谈的是“淫乐”的起源，所以采取了不同来源的说法。（3）关于勰长于佛理，《刘子》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问题，林其锬、陈凤金认为应该联系南朝的社会思潮、学术风气以及刘勰生平和思想变化来加以考察。南朝门阀等级制度森严和晋代以降，儒释道彼此对立，又互相渗透的时代特点给刘勰的思想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其著作中留下了痕迹。从《文心》看，刘勰只是反对道教，不反对道家，并且有玄佛并用的色彩。

　　其次，林其锬、陈凤金认为刘昼是不可能写出《刘子》的。（1）今能直接见到的唐人著录，一致认为《刘子》的作者是刘勰。尤其是敦煌遗书《随身宝》中有“流子，刘协注”和《一切经音义》有刘勰著书四卷，名《刘子》的记载。（2）《刘子》的思想内容同刘昼的身世、思想不一致。刘昼是典型经生，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社会实践经验，且文风古拙，而《刘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领域，语言浅显轻蒨，两者对不上号。刘昼性格孤高、不阿权贵，怎么能够设想会在《刘子》一书写出公然论证并鼓吹投靠权贵、攀附达官以成其事的篇章？刘昼诋佛，《刘子》找不到任何诋佛的思想言论；相反，后世佛徒释道反把《刘子》引为同调。（3）更主要的是，十岁左右的刘昼无法写成《刘子》。《刘子》最早见录于《隋书·经籍志》，在《时务论》条下注云“梁有《刘子》十卷，亡”。《隋书·经籍志》参考了梁阮孝绪的《七录》，凡注“梁有今亡”，皆阮氏旧有。则《刘子》亦为《七录》所著录，《七录》序末署“有梁普通四年撰”，书当成于梁普通四年（523），此时刘昼年方十岁或十一岁，是无法写出像《刘子》这样的书的。

　　其三，《刘子》和《文心雕龙》，“从它们的思想方法、材料选用以及‘分类铸词’等方面看，则雷同之处随处可见”。如《刘子·审名》篇有“东郭吹竽，而不知音”；《文心雕龙·声律》篇也有“若长风之过籁，东郭之吹竽耳”。两书并用“东郭吹竽”，而一般书籍均作“南郭吹竽”。

　　林其锬、陈凤金是迄今论证《刘子》作者为刘勰最详尽，主张最坚决的两位，其后杜黎均、张光年等都表示赞同，近年朱文民撰文《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刘子〉作者考辨补证》等，依然是呼应林其锬、陈凤金的观点。《刘子》作者是刘勰，虽然没有为学界一致认同，却打破了当时“一统”的局面，使学界不得不重视这种观点。

　　在林其锬、陈凤金的文章发表后，杨明照也发表了《再论刘子的作者》，在旧文《刘子理惑》的基础上，进一步坚持《刘子》作者是刘昼，对林其锬、陈凤金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杨明照认为：（1）《隋志》梁有某书若干卷或梁有某书亡注语，并不是都指《七录》，因为《隋志》所据的底本是《大业正御书目录》，而不是《七录》，同时梁代书目不止《七录》一种。“因而对《刘子》的考辨只局限在《七录》一书上，似乎不够全面。”（2）阮孝绪《七录序》中的“梁普通四年”，是《七录》开始撰写的时间，而不是《七录》完成的时间。（3）梁代著录《刘子》的目录书，绝不是只有《七录》。（4）《随身宝》“流子刘协注”一则，“注”与“著”涵义既殊、音读亦异，不能等同，同时《随身宝》杂乱无章、错误很多。对其不能估计过高，只好存疑俟考。（5）《刘子》属于子部，不会是属集部的刘勰《文集》的一部分。（6）《刘子》与《文心雕龙》各有特色，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从思想倾向看，《刘子》以道家为主，《文心雕龙》以儒家为主。从语言结构看，《刘子》的文笔整饬、平板，排句多，好缉缀成文；《文心雕龙》的文笔流畅、生动、俪句多，善自铸伟词。另外，两者字句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刘子》习用“由此观之”、“以此观之”、“以此而言”、“以夫”等，《文心雕龙》全书从未使用，而《文心雕龙》习用的“原夫”、“观夫”、“若乃”、“若夫”、“至于”、“盖”（句首）、“耳”（句末），《刘子》也不曾使用。所以“《刘子》绝非出自刘勰之手，刘昼才是《刘子》的作者”。而周振甫也发表《刘子与文心雕龙思想差异》，对刘勰撰《刘子》提出怀疑。

　　杨明照和林其锬、陈凤金对于《刘子》作者的有关材料作了详细的收集整理和考辨工作，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将作者集中到刘勰、刘昼上和将证据集中在《七录》与《隋书·经籍志》关系的讨论上，也成为以后讨论《刘子》作者的两个关键问题。

　　80年代，程天祜也是主张《刘子》作者为刘昼很坚决的一位，他认为“《刘子》和《文心雕龙》非出一人”。从体系上看，《文心雕龙》体系严密，条科分明，《刘子》根本没有构造理论体系的自觉要求；从思想倾向看，《刘子》主张儒道互补而倾向于道，《文心雕龙》崇儒轻道，强调“经子异流”；《刘子》认为诸子的宗旨相同，《文心雕龙》认为诸子中有纯、驳之别。从袁孝政序、张鷟《朝野佥载》等文献记载和《刘子·惜时》篇透漏的信息分析，“刘昼说难以否定”。傅亚庶在不少地方承袭了程天祜的观点。

　　2008年，陈应鸾发表《刘子作者补正》，认为“《刘子》之用典、用词显见北朝之特色”、“《刘子》中存在着许多错误，与史传所载刘昼的心性特征十分吻合”，所以“《刘子》的作者应该是刘昼”。值得注意的，这篇文章是2000年代以来唯一一篇正面主张《刘子》作者为刘昼的文章，但文中诸多例证不久就遭到周绍恒的反驳。

　　2012年，林其锬《刘子集校合编》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子集校合编》的另一重要学术价值就是对《刘子》作者问题的重新考辨。在《刘子集校合编·前言》中除书名、篇名、卷帙、版本、研究概况等系统梳理之外，花了很大的篇幅集中于作者的考辨，对研究中十余个争议点考察，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新的证据，林其锬更加坚定地认为《刘子》作者为刘勰，而非刘昼。

　　在《前言》中，林其锬提出的所谓唐人袁孝政注序，完全是后人伪托，袁孝政根本不是唐人。研究者提出了五点新的证据：（一）注者传记无凭，来历不明；（二）迄至南宋初年，全无《袁注》记录；（三）南宋初袁注出现之时即为目录学家质疑；（四）袁注异体字与隋写本不成比例；（五）袁注注书体裁和唐人注书体裁不相属。

　　袁孝政序言在《刘子》研究史上的影响是重大的。所有关于《刘子》“刘昼撰”的说法均以它为起点。历来学者对其身份知之甚少，却少有提出怀疑者，如王叔岷曾推测：“袁氏《新》、《旧唐书》无传，其为何时人，未可塙断。……袁《注》本讳至高宗，或即高宗时人邪？”杨明照《刘子理惑》云：“孝政注之前，诸书征引已众（《新》、《旧唐书》俱无孝政注，他书亦无论及者，故其生卒不可考。然非初唐人则可臆测也。敦煌两写本均无注，尤为确证）。”两人均无法判定袁孝政具体时代，但依然笃信袁孝政为唐人。现林其锬将袁孝政注序断为南宋人伪托唐人而作，此无异釜底抽薪，彻底打掉了支持“刘昼撰”说的证据。此观点更有待于《文心雕龙》研究者的积极回应。

　　也有学者认为刘勰、刘昼都不是《刘子》作者，如张严认为“《刘子》五十五篇，因不著撰人姓名，后人又勿之深考，以致张冠李戴，有此名实不符之嫌”。曹道衡《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认为“《刘子》可能是另一位刘姓学者所作，归诸刘勰和刘昼都出于后人臆测，未必可从”。更有甚者，以为《刘子》的作者是梁代的刘遵。这些论文猜测的成分多了一些。

　　在此，笔者想说几句题外的话：

　　《刘子》作者为刘昼是被“假定”和考证出来的。《刘子》作者至南宋才有学者明确定为刘昼。南宋初年人吴曾读到了有袁孝政注的《刘子》，其《能改斋漫录》是最早提到袁孝政注的著作。稍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确记载该书“近出”，“终不知昼为何代人”。博学如陈振孙，此时都不知道刘昼是谁，足见学界对《刘子》和刘昼的陌生。随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黄震《黄氏日抄》中均有关于《刘子》的记载和讨论。而至王应麟（1223—1296）《玉海》时才明确知道《北齐书》和《北史》中有刘昼传，足见南宋人对刘昼的了解是逐步清晰的，所谓“《刘子》刘昼撰”的观点是在袁孝政注日益流行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而明清以来所谓的“刘勰撰”说和“刘昼撰”说之争，实发端于南宋出现的袁孝政注序，唯将陈振孙等尚存疑问的“刘昼”径直题曰“北齐刘昼”，曲解腰斩南宋人本意。如《四库总目提要》宣称：“姑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昼之名，而附着其抵牾如右”，一方面认为《刘子》作者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却仍然信从《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题《刘子》为刘昼。殊不知，晁氏、陈氏对《刘子》的作者也是存疑的，而题作刘昼者，是目录学家照实著录书籍的一种方式，而著录者自己的意见往往附于提要之中。四库馆臣置晁氏、陈氏二家之怀疑于不顾，径直截取其言之前半截从之，故题《刘子》作者为北齐刘昼。今人置四库馆臣之怀疑于不顾，径直截取其言之后半截从之，真的以《刘子》作者为北齐刘昼。正所谓“世人传言，皆以小成大，以非为是。传弥广，理逾乖；名弥假，实逾反”（《刘子·审名》篇）。真相反而遮蔽不出。下面这段文字取自《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读后，四库馆臣之意见当一目了然，以《四库总目提要》而定《刘子》作者为刘昼者可以休矣！

　　是书或题刘歆，或题刘勰，或题刘孝标，惟袁孝政序定为刘昼。然其书晚出，至《唐志》始著录，九流一篇，全袭《隋书经籍志》之文，疑即孝政所伪作，而自为之注也。然杂采古籍，融贯成篇，虽风格稍卑，而辞采秀倩，即出孝政之手，亦唐代古书也。

　　可见，所谓《四库全书》题作“刘昼”，是一种“假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杨明照、余嘉锡考证《刘子》作者为刘昼。杨明照的观点前已经介绍，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刘子》认为张鷟《朝野佥载》中已经记载此书为刘昼所作，对比刘昼生平和《刘子》思想，多相符合。对于袁孝政《刘子》注序中提到“天下陵迟，播迁江表”与刘昼传记中未曾提到他流落江南的矛盾，余嘉锡解释为刘昼视江南为衣冠文物存焉，而“齐自高洋之后，皆昏暴之君，行同禽兽，昼既不遇于时，自憾生于夷狄之邦，不及睹衣冠文物之盛，而揖让于其间”，“孝政推知其意，故曰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也。特孝政文理不通，不免词不达意耳”。余氏随意替古人改文章以合己意，其证据的勉强不用多说。

　　学界轻易接受四库馆臣的“假定”和杨明照、余嘉锡并不完美的“考证”，反而对《刘子》作者为刘勰的观点不闻不问，既不重视古人两《唐书》的记载，也不注意今人不断提出的新证据，让人颇感意外。

二、《刘子》文本整理成绩斐然

早在唐代的时候，袁孝政就对《刘子》进行了注释，该注现仍保存在《道藏》本《刘子》中，宋代奚克让有《刘子音释》三卷和《音义》三卷，今不见存。清孙星衍、黄丕烈、卢文弨、孙诒让、陈昌济、民国孙楷第等均曾对《刘子》进行过校勘，其中黄丕烈尤为用力。清末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刘子》残卷多种，罗振玉、傅增湘、王重民均曾参与整理，校勘成果颇丰。

　　当代《刘子》整理、注释本有多种。杨明照《刘子校注》，题刘昼撰，巴蜀书社1988年版；林其锬、陈凤金《刘子集校》，题刘勰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台湾王叔岷《刘子集证》，刊于196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四，大陆中华书局2007年9月重版。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傅亚庶《刘子校释》，后附“历代《刘子》序跋”等资料。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又出版了江建俊《新编刘子新论》，并附有资料五种。2008年，林琳出版《刘子译注》。2012年，林其锬出版《刘子集校合编》，是《刘子》文献整理的最新成果。

　　有感于唐袁孝政《刘子》注的疏漏纰缪，1938年，杨明照在《文学年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刘子校注》，除对《刘子》诸版本文字异同作出校勘外，更对《刘子》作了全面注释。“词求所祖，事探其原；诸本之异同，类书之援引，皆迻录如不及。”此书1988年由巴蜀书社重版，书前附录了《刘子理惑》、《再论刘子的作者》两文。王叔岷认为杨明照的《刘子校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杨氏长于陈言故实之考证。然考证陈言故实，当留意直接来源，或间接来源。同一成言故实，见于数书，其最相合者为直接来源。某书虽晚出，而为直接来源，当以晚出之书为主，早出之书为辅。杨氏往往忽之。”因此，王叔岷“发扬幽光，从吾所好，因缀辑诸家之说，修正补苴，写成《集证》十卷”。这就是《刘子集证》。该书备旧说、审取舍、多创见，使《刘子》注释益臻完善。1998年傅亚庶出版《刘子校释》，该书博采众家之精华，参以己见。在版本方面，搜罗不同版本29种，在校勘方面，全面吸收了清孙星衍、陈昌济、孙诒让，近代傅增湘、罗振玉和今人孙楷第、王重民、杨明照、王叔岷、林其锬、陈凤金等人的成果；在注释方面，采纳了唐袁孝政注，明程荣、孙鑛、钟惺等评注和杨明照、王叔岷的注释成果。同时援引类书、子书，拾遗补缺，加以自己的论断，既全面反映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体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该书还附有《刘子》主要版本序跋14种，校注诸家序跋5种，全书集众说为一，资料翔实，是一部集成式的著作。而2001年，92岁高龄的杨明照先生准备以涵芬楼影印道藏本为底本，详细校注《刘子》五十五篇，预计字数在四十余万字。惜2003年，先生归于道山，其后陈应鸾继续整理，于2008年出版了《增订刘子校注》。全书60万字，改以《道藏》本为底本，参校42种版本，且注解也增加不少。

　　林其锬、陈凤金是当代对《刘子》版本用力最勤的学者。他们不仅著有《论〈刘子〉作者问题》、《〈刘子〉作者考辨》等论文，力主《刘子》为“刘勰撰”。同时，他们出版了《刘子集校》和《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两书。《刘子集校》广收《刘子》版本和名家校勘，书中列有抄本、刻本和前人校勘记共45种，囊括了现存的所有善本。校勘底本为乾隆重刊《汉魏丛书》本，诸家异文逐条附于篇后。“如此广泛的校勘工作，不仅使原著中的许多疑点得以冰释，还可使读者从中看到一批珍贵版本的面貌。”孙楷第给林其锬、陈凤金写信赞道：“此书校勘时所据本之多，用力之勤，度越前人，为《刘子新论》的校勘学立下了一个十分巩固的基础，是以辛苦换来的极有价值的著作。”今人清理《刘子》版本，是必须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的。

　　2012年，林其锬又出版《刘子集校合编》，是作者30年研究《刘子》的心血之作，该《刘子集校合编》分上、下篇和附篇。书首有序、前言、目录，书末有后记。上篇：《敦煌西域〈刘子〉九残卷集校》，内容包括敦煌遗书伯三五六二卷、伯二五四六卷、伯三七○四卷、伯三六三六卷、斯六○二九卷、斯一二○四二卷、何穆忞旧藏唐卷子、刘幼云旧藏唐卷子、新疆塔里木盆地麻札塔格遗址出土M．T．○六二五卷等原本影印、文字标校。篇前有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手书《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序》；篇后六个附录：（一）敦煌遗书《刘子》著录资料；（二）敦煌西域遗书《刘子》残卷校跋叙录；（三）敦煌西域遗书《刘子》残卷、宋本、宝历本常见异体字；（四）敦煌西域遗书《刘子》残卷存篇示意图；（五）、（六）敦煌西域遗书《刘子》九残卷、宋本、宝历本异文对照表（一）、（二）。下篇：《日本宝历本〈刘子〉集校》，内容包括日本宝历新雕《刘子》原本影印、文字标校。篇前有《集校所用版本及主要书目提要》，附《〈刘子〉主要版本卷帙分合一览表》。附篇：（一）历代《刘子》序跋；（二）《刘子》作者考辨；（三）《刘子》研究论著索引；（四）承教录：题录、书简。《刘子集校合编》乃校编者费三十年之功积渐而成的力作，不仅囊括了《刘子》今存所有善本，包括多种敦煌西域残卷、宋刻、明、清钞本、刻本等四十多种，而且对版本真伪、作者谁属都作了深入考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曾有“搜罗广博，考校详审，所取得的成果大大超过前人”之评。因此本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1985年，林其锬先生出版了《刘子集校》；1988年，又出版《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刘子集校合编》正是在前期扎实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又不断收集新资料，同时对《刘子》作者等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而形成的集大成式整理著作。

　　敦煌残卷《刘子》是校勘文本的宝贵资料，自发现以来，罗振玉、王重民均参与了整理；而林其锬、陈凤金集录敦煌遗书中的《刘子》资料和前人校勘成果，汇为《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一书，题刘勰著，上海书店1988年出版。敦煌残卷多不易得，此书影印敦煌残卷《刘子》六种，同时著录相关资料五种，省减了研究者的劳碌之苦，颇有益于学林。对敦煌本《刘子》进行过研究的还有许建平，他发表了《敦煌本〈刘子〉残卷举善》、《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补》等论文，校勘了敦煌本《刘子》的文字，同时对残卷的时代考证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如对于伯2546，王重民认为此卷“于唐讳‘世’之字为‘代’，‘治’之字为‘理’，则写于开、天之世也。字小行密，然颇清秀”，许建平则认为“中宗至宪宗时才出祧不讳，则此卷当非开天写本。愚以为作于高宗、武后时期，即公元650—705年”。

　　200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琳的《刘子译注》，这是目前唯一的一本《刘子》译著。在《刘子》文本普及方面，还需要学界的努力。

　　可以说，今人对《刘子》的研究，文本校释是取得成就最多，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

三、《刘子》研究的思想“缺席”

相对于《刘子》文献整理的“热闹”，思想在《刘子》研究中“缺席”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只零碎出现了一些研究刘子美学、文艺、教育、人才思想的论文，如《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刘子新论〉的正名逻辑思想》、《刘昼文艺观初探》、《〈刘子〉人才思想初探》，这些数量有限的论文均只涉及《刘子》思想某一方面，没有深入研究《刘子》的思想体系，更没有对其思想史地位进行定位。

　　林其锬的《刘子思想初探》认为：“此书不失为今天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的宝贵史料，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该书中，体现了作者：（1）因时而变的社会历史观和与时竞驰的人生观；（2）从农本出发的富民经济思想；（3）从民本出发的清明政治思想；（4）知人、均任的人才管理思想；（5）“文质并重”、“各像勋德应时之变”的文艺思想。此是一篇比较全面概括《刘子》思想的论文。傅亚庶《刘子的思想及史料价值》则认为：“《刘子》全帙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儒学为纲，吸收各家所长，其言修身治国之要，可总括为治身、治人、治农、治军四个方面。”

　　林其锬的《“适才”“均任”是用人之道的主要内容》主要是谈《刘子》的人才思想，作者认为：“《刘子》作者立足于魏晋南北朝森严的门阀制度的现实，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用人思想的许多精华，大胆地提出了冲破凭靠‘华裔世胄’唯亲是荐的门阀制度，要求‘因事施用，因便效才’和‘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它反映了广大处于受压抑，被摧残的寒门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皮朝纲、詹杭伦的《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是一篇讨论《刘子》美学思想的论文，作者认为“刘昼在书中杂取九流，融汇儒道，表述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他对美的本质、美丑的具体性和相对性、美感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审美标准及其赏评态度、文质关系等美学问题，都在前人基础上形成了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从“行象为美，美于顺也”，“物有美恶，施用有宜”，“美丑无定形，爱憎无正分”，“情实、理真”几方面进行了分析。

　　张辰、曹俊英《刘昼文艺观初探》从文情与文用，文质与文德，文道论，刘子与刘勰、钟嵘之比较，刘子文艺观的思想基础五方面就刘昼的文艺思想作了探讨，“概括地说，刘昼的文艺观是以儒、道思想为核心，以‘中和’、‘适用’为美学思想基础，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最终目的的一个整体系统”。

　　李军的《刘昼的教育思想》则从生平和著作、教育价值论、道德修养论、论学习心理及相应教学原则等方面讨论了《刘子》的教育思想。作者认为：“实际上，刘昼的《刘子》是通过讨论教育问题来讨论治国之要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教育政治学’。他广泛吸收儒、道、法、农、纵横、兵、杂等各家的传统理论作为思想资料，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结合自己的人生境遇和社会现实，提出了以儒家的伦理道德问题为核心的、体大虑周的、理想的教育理论，不时体现出辩证的、科学的思想火花，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燕国材在《中国心理学史》中辟有专节讨论《刘子新论》的心理思想，他认为：“其中《清神》、《防欲》、《去情》、《崇学》、《专学》、《知人》、《心隐》、《和性》、《殊好》、《观量》诸篇，包含有颇为丰富的心理思想。”作者分“形”、“心”、“神”，“情”、“欲”、“性”，注意问题和学习问题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这些论文或概述了《刘子》的思想，或深入论述某一方面的内容，但都尚未触及《刘子》作为杂家著作的思想体系和哲学概念、范畴等。

　　王叔岷说“惜其作者不明，讨治者不多”，道出了思想研究“缺席”的部分原因。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和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基石之一。一部著作的写作时代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参照的坐标，有效地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定位，而作者的生平是发现写作动机和追寻思想渊源的重要资料。但《刘子》成了“反面典型”，有关它的评论材料为它提供了一个上至汉代，下至唐代可能出现的漫长时间段和刘歆、刘孝标、刘勰、刘昼、袁孝政等数个可能的作者，其时间长达近四百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朝代几经替换，南北合而又分，分而又合；思想学术也是风云变幻，经历了数次变化，如章太炎认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如果将《刘子》模糊定位在如此长的时间段里会大大降低它的思想学术价值。尽管当代研究者们通过敦煌残卷伯3562和《北堂书钞》的引用以及该书中引用的典故涉及曹操和刘备，从而将讨论的时间范围缩小到了魏晋至隋之间，又依据对历代目录和史传、笔记等记载材料的分析，将作者“嫌疑”重点放在了刘勰和刘昼身上，但支持双方的材料势均力敌，仍很难判断谁才是真正的作者。且二人的思想和生平经历均同《刘子》有不相容之处。在这种既不知道写作时代又无法确定作者的情况下进行思想研究，很是有些冒险。

　　当然，从研究策略上讲，大可不必等作者问题完全弄清楚之后再进行思想研究。揭橥哲学著作的思想体系，揭示并阐释它的重要哲学命题，为它在哲学、思想史上定位都是研究者可以从事的工作。冯友兰说“哲学家必有其自己之‘见’，以树立其自己之系统”。但面对《刘子》，这样的期待又会落空。《刘子》篇幅不长，涉及的内容却很多，颇显庞杂；而且分为五十五篇，最多的一篇字数为1 000多字，最少的为300多字，全书平均每篇不到六百字，给人一种简洁浅显，缺乏思想深意之感。更让人沮丧的是《刘子》的写作方法难脱“抄袭”的嫌疑。《刘子》有很多观点和近四分之一的段落、语句袭自《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有的是稍稍改写化用，有的则是原原本本袭用。《黄氏日钞》卷五十五称：“《刘子》之文类俳，而又避唐时国讳，以‘世’为‘代’，往往杂取九流百家之说，引类援事，随篇为证，皆会粹而成之，不能自有所发明，不足预诸子立言之列。”“会粹而成之”，是批评《刘子》一书创造性太少，无法自成一家之说，人们想要在书中寻找新意的想法很难实现。正所谓“《清神》、《防欲》、《去情》三篇，道家之说也。《崇学》、《专学》二篇，荀卿、王符以降所同之说也。《贵农》一篇，王符、仲长统以降所同之说也。《法术》则慎、申之说，《审名》、《鄙名》则尹文之说，《知人》、《荐贤》又王符以下之说也。《因显》、《托附》、《通塞》、《遇不遇》、《命相》、《妄瑕》、《适才》、《均任》、《伤谗》，则王充、王符、葛洪之所同衍也。《诫盈》、《明谦》、《大质》、《兵术》、《阅武》、《祸福》，则《吕览》、《淮南》之所同衍也。略举其近已如此，若一义片言莫不本于周、秦，则不可胜数也。”

　　作者的不确定，内容的浅显，使思想界对《刘子》不太重视，一般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根本不提及它。

　　尽管《刘子》思想研究有种种困难，依然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如陈志平的《刘子研究》，曾勾勒过《刘子》的五十五篇的思想结构图，并对《刘子》学派归属和思想体系进行了分析。作者借用了思想史“问天”与“问心”理论的传承转变，以为《刘子》正处在两种理论的交接点上，体现了思想史转型时期的典型特点。而林其锬《魏晋玄学与刘勰思

　　想——兼论〈文心雕龙〉与〈刘子〉的体用观》，则认为：“刘勰不仅是个杰出的文论家，而且也是个杰出的思想家。刘勰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大变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以哲学为骨干的学术思潮也正从析同为异诸子分流到合异为同诸家互融的玄学主导时期。”玄学对刘勰影响颇深，这在《文心雕龙》和《刘子》中有着共同的反映。该文为从哲学的角度为《文心雕龙》和《刘子》寻找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近年，涂光社也在《诸子学刊》上发表了有关《刘子》思想研究的论文。这些，都透漏出一种新的信息，《刘子》思想研究正在突破简单的人才、心理、教育等社会学“断章取义”式的研究，而回归了它作为诸子著作的本质。诸子学著作，应该有其自己的研究方法，一批学者正以《刘子》为研究对象，在探索诸子学著作的研究方法，这也许是《刘子》研究的又一新领域。

　　陈志平，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