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华

　　中国古代多种小说概念辨析

　　吕玉华

　　中国古代对于小说有多种称呼，这些内涵相似的概念在具体来源和文论应用当中各有特点。稗官、稗史体现了小说作为史之苗裔的特征，相关论述集中在劝诫、补史的功用层面。说部相当于小说总汇，概念涵盖极为宽广，甚至包括戏曲在内。传奇概念几经变迁，不过最核心的内容一直是才子佳人世情故事。演义的方式来源于儒经、佛经等典籍的俗讲，是以大众喜爱的通俗方式解读历史经典。在文献记载当中，这几种小说概念一直并用。直到近代，“小说”一词方才彻底取代了前几项，实现了术语的统一和规范。

　　小说；稗官；稗史；说部；传奇；演义

　　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可分为两大序列、三条发展脉络。

　　一大序列是班固《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小说概念，可命名为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该概念为小说正宗，从汉代一直沿用到清末。这一大序列就是一条独立的发展脉络，从始至终，其概念内涵保持稳定性，也为历代正统史家所固守。该序列小说的语言特征为文言。

　　另一大序列是文学意义的小说概念，包括两条发展脉络，均与正宗的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有关。下面就结合作品实际来看。

　　发展脉络之一是杂传记。杂传记是以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材料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并且接受了史传散文的写法，其典型代表就是唐传奇。该发展脉络可表述为：汉、魏晋志人、志怪、杂传记——唐传奇（杂传记）——宋传奇——明文言小说——清文言小说。此类小说体现了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和史传的结合。有许多小说集是一书二体，既有曼妙铺陈的杂传记部分，也遵循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传统，体现为大量的材料杂纂。清代著名小说集《聊斋志异》就是如此。该类小说的语言特征是文言形式。

　　发展脉络之二是白话通俗小说，是市井伎艺以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为表演材料，并进行了口语化通俗化的加工，逐渐形成的新型文本，其发展脉络可抽绎为：俳优小说——俗讲／说话——话本——白话通俗小说。因为题材来源以及服务对象、影响范围的相似，戏曲也经常被归入此类小说。该类小说的语言形式为通俗白话，体现了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和市井伎艺的结合，其创作取材范围包括了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以及文学意义的小说之杂传记。

　　文学意义的小说概念被广泛应用，是从明代中晚期开始的。这个理论现象，与相应的白话通俗小说创作蓬勃发展大有关系。

　　“小说”一词作为概念术语，经历了词语内涵的变迁和发展。在“小说”概念的演变过程中，也出现了其他称呼，如稗官、稗史、说部、传奇、演义等，皆属于对小说文体的命名。本文对其一一辨析，有助于理解小说概念的复杂内蕴。

一、稗官、稗史

稗史的概念来源于稗官，而且是先有稗官，再有稗史。两者亦常常通用。

　　《汉书·艺文志》明确说过：“小说家流，概出于稗官。”并引如淳注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先秦至汉的古籍文献当中并无名为“稗官”的职务。那么稗官究竟是什么？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或认为是天子左右之士，或认为就是小官，如汉代的待诏、郎官等。

　　稗官言论等同于小说（也就是文献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小说作者就有方士待诏等稗官。在汉代以后具体的理论应用中，人们时常用稗官来代指小说。对此余嘉锡先生批评曰：“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不知小说自成流别，不可与他家相杂厕。且稗官为小说家之所自出，而非小说之别名，小说之不得称为稗官家，犹之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不得名为司徒儒家，亦不得称儒书为司徒家也。治学之道，必先正名，名不正，言不顺，莫甚于所谓稗官家矣。”余先生此处所用“小说”概念，就是对文献目录学原初意义的坚持。

　　本文认为，既然目前“稗官”一职无文献支持，则可以看成一个有修饰意义的词。稗通粺，就是碎米，首先有细碎意；又碎米价值低于好米，稗也有低贱之意。后人曾质疑曰：“稗官非细米之义，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故谓之稗官。”（清代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其实，无论稗是细米还是野草，以“稗”来修饰，都不脱琐碎、低贱两层意义。稗官，理所当然就是“小官也”。（《汉书》唐代颜师古注）

　　稗官职责，或为民间庶人传言，记录他们的言行，“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鲁迅《古小说钩沉序》）所记录的内容既是一些琐碎的、不成系统的民间言论，则价值也较为有限。

　　小说概念在发展过程中衍变，稗官等于小说，所以其实际上的内涵也跟着小说变化了。稗官、稗史在文学理论当中被使用的频率从明代起增多，这与小说文体的发展是相关的。

　　刻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王圻《稗史汇编》，其分类形式沿袭历代类书，列“天文门”、“时令门”、“地理门”、“人物门”、“伎术门”等，每一门下又分类，如“人物门”下列“帝王”、“德行”、“节义”等，内容全属小说类。从该书命名及收录内容来看，“稗史”都等同于从汉代一脉相承下来的杂著“小说”，内容琐碎杂多，编纂的目的乃是补正史之阙。“稗史”的命名内涵基本等同于文献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但其具体所指却包括了文献目录学意义、文学意义两方面的小说。如《文史门·尺牍类·院本》（卷一零三）中有言：“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这里明确以《水浒传》为稗史。

　　稗史从其名称来看，自然也是史之苗裔，但在具体使用中更多地凸显了与史乘的差异。这个概念的使用，充分说明了理论家们的命名尝试，更能突出小说依附史传的自觉主动性，故对于稗官、稗史总是从劝诫、补史角度进行论述，并经常和野史、野乘等并列使用。

　　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明代凌云翰《剪灯新话序》）

　　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明代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

　　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其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明代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余窃有疑焉。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清代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

　　稗官与稗史内涵完全一致，不过在具体使用中有微小差异，即稗官、稗史均可作为文类称呼，但是“稗史”及其相似词语可以用来命名，如《呼春稗史》、《绣榻野史》、《禅真逸史》、《女仙外史》、《儒林外史》等，而“稗官”鲜有此例。

二、说 部

“说”是先秦时代出现的一种文体。有学者主张“说体”以论说道理为主，如韩非有《储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记载了《伊尹说》、《黄帝说》、《封禅方说》等。“说炜晔而谲诳”（陆机《文赋》），则“说”这种文体夸张虚饰、重文采的特征很突出。亦有学者认为“说”指传闻故事，“始于讲述、后被记录”成文本，与“传”、“语”同类，“说体中的‘小说’与后来纯文学分类中的小说文体，在许多特征方面的确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宽泛地讲，它们本身即可被视为文学性的小说”。

　　先秦时代，与“说”相关的重要著作就是《韩非子》，该书有八篇纂集式作品以“说”命名，即《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这些篇章都体现出故事集成的性质。

　　先秦之后，从西汉刘向的《说苑》到南北朝时刘义庆《世说》、刘孝标《续世说》、沈约《俗说》、殷芸《小说》种种以“说”命名的著作，皆为丛残小语、故事材料的缀集。

　　但是，“说部”一词并非“说”类文体的集合，而是与小说概念紧密相关。可以说，“小说”之部就是“说部”，这个“小说”是偏于文献目录学意义的概念，如下文所述：

　　唐、宋以前，治学术者，大抵多专门之学，与涉猎之学不同，故丛残琐屑之书鲜。唐、宋以降，治学术者，大抵皆涉猎之学耳，故说部之书，盛于唐、宋，今之见于著录者，不下数千百种。详考之，约分三类：一曰考古之书，于经学则考其片言，于小学或详其一字，下至子史，皆有诠明，旁及诗文，咸有纪录：此一类也；一曰记事之书，或类辑一朝之政，或详述一方之闻，或杂记一人之事，然草野载笔，黑白杂淆，优者足补史册之遗，下者转昧是非之实：此又一类也；一曰稗官之书，巷议街谈，辗转相传，或陈福善祸淫之迹，或以敬天明鬼为宗，甚至记坛宇而陈仪迹，因祠庙而述鬼神，是谓齐东之谈，堪续《虞初》之著，此又一类也。（刘师培《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

　　可见，唐宋人编纂的笔记类杂著，是说部的正宗内容。

　　北宋官方编纂小说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影响深远。南宋曾慥则以私家之力修撰《类说》，亦广集小说，《四库全书》归入子部杂家类。其《类说序》曰：“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如嗜常珍，不废异馔，下筯之处，水陆具陈矣。览者其详择焉。”

　　元末明初陶宗仪撰《说郛》，内容也包罗万象，“盖宗仪是书，实仿曾慥《类说》之例，每书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亡，而从类书之中钞合其文，以备一种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七）

　　明代人对于小说格外重视。陆楫编《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辑录前代至明代小说。后顾起元编《说略》，“其书杂采说部，件系条列，颇与曾慥《类说》、陶宗仪《说郛》相近。故《明史》收入小说家类。然详考体例，其分门排比、编次之法实同类书。但类书隶事，此则纂言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子部类书类二）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说部”一词正式出现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其四部分别为“赋部”、“诗部”、“文部”、“说部”，从形式上看，当是对经、史、子、集四分法的借用。既有说部，则其后各种“说”类书层出不穷，如《说荟》、《说铃》等。“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

　　清代宣统二年（1910），王文濡等编成《古今说部丛书》，共十集六十册，乃是“仿《说荟》、《说海》、《说郛》、《说铃》、《朝野汇编》之例，汇而集之，俾成巨帙”；“要皆文辞典雅，卓有可传，上而帝略、官制、朝政、宫闱以及天文、地舆、人物，一切可惊可愕之事，靡不具载，可以索幽隐、考正误，佐史乘所未备。或寥寥短章，微言隽永；或连篇成帙，骈偶兼长。就文体而论，亦觉无乎不备”。（《古今说部丛书序》）

　　说部类容纳的著作无所谓文体，完全属于内容分类，包罗万象，驳杂繁多，体现出文献目录学方面的杂纂、裨补史阙、增广见识的意义。

　　自稗官之职废，而说部始兴。唐、宋以来，美不胜收矣。而其别则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证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清代李光廷《蕉轩随录序》）

　　说部之体，始于刘中垒之《说苑》、临川王之《世说》，至《说郛》所载，体不一家。而近代如《谈艺录》、《菽园杂记》、《水东日记》、《宛委余编》诸书，最著者不下数十家，然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求之古人多识蓄德之指亦少盩矣。（清代计东《说铃序》）

　　说部一词被逐渐等同于小说，并且随着小说概念的扩容，说部所涵盖的内容也扩展开来，最终包括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和文学意义的小说。至民国时期，则“说部二字，即小说总汇之名称”几成为公理，杂纂笔记、白话故事甚至戏曲皆为说部。

三、传 奇

传奇与小说相关，已经是唐代的事情了，晚唐裴铏所撰小说集名曰《传奇》。“传奇”应该是由“搜神”、“志怪”所引生，三个词语同一结构，意义相近。就整个唐代而言，“传奇”并不是文体专名，唐代人自己所写的小说如《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也并无统一的文类专名，因为他们是在按照史传的方式进行创作，虽然着意好奇出新，并虚拟情节，文心巧构，但结撰形式完全是正统的纪传体。故北宋编撰《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十几篇唐代传奇小说，统命名为“杂传记”。宋人也在写作类似的杂传记文章，如《绿珠传》、《赵飞燕别传》、《李师师外传》等，同样也不以“传奇”命名。

　　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有一则记载：“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这大概是第一次以传奇来命名“体”。因为《岳阳楼记》无甚故事情节，能够和传奇联系上的无非是其骈散相间的华美语言。故这个“传奇体”仍然不能看作文体，而只是一种对语言形式特征的概括，就像明代胡应麟的疑问：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铏所撰，中如《蓝桥》等记，诗词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骈幕客，以骈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书颇事藻绘而体气俳弱，盖晚唐文类尔，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喜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或以中事迹相类，后人取为戏剧张本，因辗转为此称不可知。范文正记岳阳楼，宋人讥曰传奇体，则固以为文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

　　说话伎艺在宋代兴盛一时，因说话的素材来源十分广泛，不同的题材势必影响到表演方式；听众各有喜好，也会造成听众群有所区分。故说话伎艺发展盛时，依据所说内容不同，逐渐形成不同的家数。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论《莺莺传》、《爱爱词》、《张康题壁》、《钱榆骂海》、《鸳鸯灯》、《夜游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魄偶》、《王魁负心》、《桃叶渡》、《牡丹记》、《花萼楼》、《章台柳》、《卓文君》、《李亚仙》、《崔护觅水》、《唐辅采莲》，此乃为之传奇。（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

　　说话伎艺影响一时，其文化信息与大众之间是良好的互动关系。民间爱好的题材以及审美的、道德的观念会被说话伎艺采纳，说话伎艺又推动了这些故事、观念的传播。就宋代来讲，“传奇”所指范围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话伎艺之小说当中的一个门类，以及相似题材的诸宫调（详下文）。从《醉翁谈录》列举的小说名称可知，传奇基本上都是男女爱情故事。

　　《莺莺传》被列在“传奇”第一位，可见它本身就是说话的热门题材而长演不衰。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五“辨传奇莺莺事”引王性之所作《传奇辨正》云：“尝读苏翰林赠张子野有诗曰：‘诗人老去莺莺在。’注言：‘所谓张生，乃张籍也。’仆按元微之所作传奇，莺莺事在贞元十六年春。”同卷“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条载：“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传奇辨正》、《侯鲭录》皆以“传奇”指元稹小说《莺莺传》，这应该是文人接受了说话伎艺影响而应用“传奇”概念的一个证明。

　　唐人作品被宋代民间伎艺采纳为题材，且归类为“传奇”，流播日久，形成大众文化观念，反过来又影响了文人看法：“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乐，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写韵轩记》）至此，唐代的杂传记才正式得名为“传奇”。

　　“唐传奇”成为专有名词，专指唐代那些才情绝艳的文言小说。但是“传奇”仍非专有名词，它还是偏重于人间悲欢离合之情事，至于表达载体用文章还是用戏曲，倒是次要的事情。故宋金元时代的诸宫调、杂剧等也时常被呼为传奇。《录鬼簿》中有“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其下录关汉卿、高文秀、郑廷玉、白仁甫、马致远、王实甫等五十六人的杂剧剧目。

　　明清时代，传奇指南戏，被归入乐府。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辨析戏曲中“传奇”一名的流变，可与以上所论相参照，对于传奇概念的演变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传奇之名，实始于唐。唐裴铏所作《传奇》六卷，本小说家言，此传奇之第一义也。至宋，则以诸宫调为传奇，《武林旧事》所载“诸色伎艺人”，诸宫调传奇，有《高郎妇》、《黄淑卿》、《王双莲》、《袁太道》等。……则宋之传奇，即诸宫调，一谓之古传，与戏曲亦无涉也。元人则以元杂剧为传奇，《录鬼簿》所著录者，均为杂剧，而录中则谓之传奇。……至明人则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如沈璟《南九宫谱》等），以与北杂剧相别。乾隆间，黄文旸编《曲海目》，遂分戏曲为杂剧、传奇二种，余曩作《曲录》从之。盖传奇之名，至明凡四变矣。

四、演 义④参见谭帆：《演义考》，《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黄霖、杨绪容：《“演义”辨略》，《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李舜华：《小说与演义的分野》，《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

说到演义，今人的第一反应估计都会是《三国志演义》。

　　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若《六韬》之出于太公，则演其事者也；若《素问》之托于岐伯，则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诸儒因之为《大学衍义》；演事者，则小说家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亦使田家孺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故国，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

　　这段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路，演义就是“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演义等同衍义。其中的“演言”一系与小说关系不大，兹不赘述；而“演事”则演变为小说，故专门论述。

　　《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载有苏鹗《演义》十卷，是目前所见较早以“演义”为名的著作。《苏氏演义》的撰写体例与文献目录意义的小说相同，被《新唐书·艺文志》归入小说家类，更多是体例上的考虑。但是，该书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入杂家类（卷十）：“唐光启进士武功苏鹗德祥撰。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可见该书重在考证，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四库全书》也收入子部杂家类，其内文是从《永乐大典》当中辑录出来的。

　　《苏氏演义》二卷（永乐大典本）

　　唐苏鹗撰。鹗字德祥，武功人。宰相颋之族也。光启中登进士第，仕履无考。尝撰《杜阳杂编》，世有传本。此书久佚，今始据《永乐大典》所引裒辑成编。《杂编》特小说家言，此书则于典制名物具有考证。书中所言，与世传魏崔豹《古今注》、马缟《中华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证于《古今注》条下。然非《永乐大典》幸而仅存，则豹书之伪犹可考见，缟书之剿袭竟无由证明。此固宜亟为表章，以明真赝。况今所存诸条为二书所未刺取者，尚居强半。训诂典核，皆资博识。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伪谬，可与李涪《刊误》、李济翁《资暇集》、邱光庭《兼明书》并驱，良非溢美，尤不可不特录存之，以备参稽也。原书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仅此。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子部杂家类二）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苏氏演义》的考辨订正之用也是大加赞扬。若说演义就是以经典为根本而衍发，则《苏氏演义》或许就是考证经典文献当中的名物制度，但该书久佚，究竟演哪种经典文献不太清楚。由此个例可见，“演义”的言论是比较琐碎的，又有其独特的价值，属于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

　　唐代至明代，陆续出现了很多儒经、佛经以及子部、集部书的演义之作，如王炎《春秋衍义》、真德秀《大学衍义》、钱时《尚书演义》、梁寅《诗书演义》、徐师曾《周易演义》、杨慎《绝句衍义》等。“从南宋至明初，一种以广泛地引录圣哲议论和史事故实，适当参以作者个人意见，或用较为通俗的语言，明白、详细地阐发原书义理的一类作品被通称为‘演义’或‘衍义’。”

　　当士人们孜孜不倦地演义经典的时候，世俗说话伎艺当中的小说也出现了“演史”一门，以大众喜爱的通俗方式解读历史经典，其受众比儒经演义更广，受欢迎的程度更甚。与之相关的文本是元代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其实，世俗和高雅之间并无壁垒分明的界限，作为文化传承者和解释者的士人，既是朝廷的要员，也是市井生活中的俗人；既正襟危坐讲经典，也前仰后合地听说话。很多概念内涵原本就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正统的经典可以演义其哲理，严肃的史传也可以演义其故事，就这样“演义”成为一个使用率较高、被普遍认可的文化普及概念，与之相关的意义首先就是“通俗易晓”。

　　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庄》、《列》所载化人、伛偻丈人，昔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开元遗事》、《红线》、《无双》、《香丸》、《隐娘》诸传，《睽车》、《夷坚》各志，名为小说，而其文雅驯，闾阎罕能道之。优人黄翻绰、敬新磨等，搬演杂剧，隐讽时事，事属乌有，虽通于俗，其本不传。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刊本出现于明代嘉靖壬午年（1522），“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首弘治甲寅庸愚子序。章二，曰‘金华蒋氏’，曰‘大器’。又：嘉靖壬午关中修髯子引，有‘关西张尚德章’”。

　　庸愚子即金华蒋大器，其序作于弘治甲寅（1494），序中曰：“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这段序文几乎为其后所有的历史演义作品定下了基调，“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借助演义的形式，中华民族重史的传统从上层走进民间。

　　此时，“小说”概念属于文献目录学意义与文学意义双轨制运行，“演义”也同样在走双轨路线，一是偏史的，就是史的通俗化，语言通俗，内容引人入胜，有虚构成分，形同今天的历史小说概念；一是偏文学的，凡是与历史有点儿关联的人物事件，都可成为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也都是演义。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文学意义的小说概念更加成熟和稳定，演义也确定了自己的位置，逐渐被“历史小说”一词代替。“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之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厘然矣。”

　　稗官、稗史、说部、传奇、演义诸概念在明清两代直至近代皆并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同义词，如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标题明确“说部”，文中则论述曰：“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

　　

　　故事主题、故事情节的沿袭，使得文言作品与白话作品、高雅作品与通俗作品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从理论上对不同作品进行归纳时，采用同一个概念也是比较自然的。

　　“小说”一词在近代取代了前几项，实现了术语的统一和规范，成为该类文体唯一的称呼，并沿用至今。其原因大概是小说一词产生时代最早，且在正史目录当中有位置，其内涵文学化也是最早的。再者，“小说”一词，与其他学科门类没有太多语词上的关联。稗史，总难免想到史；说部，似乎是个分类词；传奇、演义，总有些题材限制，这几项都不足以表达一个独立的文体。故“小说”被理论家重复使用，格外凸显，最终成为唯一的现代学科术语。

　　吕玉华，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