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海

　　《文心雕龙》与文学本体论

　　胡 海

　　中国文艺学之所以会用“本体论”去把握某些西方哲学和文论观念及思维方式，正是因为自身有着源远流长的本体论传统。《文心雕龙》以先秦两汉哲学中的道本论和气本论为理论基础，贯穿着本末统一的思维。道本论对后世文论影响深远。道本论是一种开放的视野，是观衢路的、调和折中的思维方式。《文心雕龙》是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的，就其“文”的概念相当于一切文化载体来说，可以说有着文化研究的视野。

　　文心雕龙；文学本体论；道本论

　　“本体”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本体论”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命题。1985年，文艺学界提倡文学观念和方法更新，意在突破意识形态本质论，引入西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鲁枢元的心理本体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由此兴起的多种本体论，实际上是对文学多重性质的探讨，也拓展了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功用与价值。意识形态本质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思想依据、理论指南的，本体论也有重新反思“思想本体”的意图，引入多种理论与方法，变一元为多元。这就将文学研究引向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所谓外部研究。又，马克思主义以客观存在为本，以实践为本，这一原理运用于文学，要求文学以社会生活为根本源泉，并强调社会功用。语言本体论、形式本体论则更为注重文学自身传统、语言文化传统、文学主体心理因素等“自身规律”。这是文学研究由政治、社会历史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又，意识形态本质论包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本末思维，文学以意识形态为本，潜在的内涵是，意识形态性是文学诸多属性中最重要的，与意识形态性相应的政治思想认识与教育作用也是最重要的。新时期以后，不少学者以“审美”来反拨或调和意识形态本质论，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认为审美性对于文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文学最重要的功用与价值也在于审美。本体论取代本质论，是消解本末对立的思维方式，从本体视野、“根本”视角审视文学性质、功用和价值。文化本体论强调的便是“文化”这一宽泛视野。

　　龙学领域的本体论探讨，在纯文学概论初建时期，主要是本质论——文学特性探讨；建国后至新时期以前，由道是宇宙本体还是精神本体，讨论刘勰文学观念唯物还是唯心；这关系到他是持实践本源、生活源泉论还是心源说。同时也讨论他究竟是以儒家思想为本还是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是更注重文学政教功用还是审美功能。1988年以后，这方面视野要开阔一些，探究《文心雕龙》与各种思想学说的关系，不再追究以哪家学说为本，更不讨论唯物、唯心这些看似带有“根本性”，实则机械、空疏的话题。这是有助于龙学向文学外部研究展开的，不过呢，因为很多学者还在意识形态和审美、文学他律与自律之间争议不休，所以龙学领域更为关注文学本质和自律问题，没有及时跟上更为丰富多元的外部研究和更为前沿的文化研究接轨。有些学者注意到本体论与本末思维的关系，对于刘勰究竟是重本轻末的二元对立思维，还是本末并举的中和、折中思维，则没有形成共识。这是本文所要彻底理清的问题。

一、《文心雕龙》“本乎道”和“原道”的目的

《文心雕龙》以先秦两汉哲学中的道本论和气本论为理论基础，贯穿着本末统一的思维。道本论对后世文论影响深远。当道具体指代儒家思想时，道本体是指向实践目标的理论指南。实践是趋利避害的，必然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因此重本轻末思维占主导，比如在政教与审美之间强调政教；当道在玄学、佛学中泛化为形而上的本体追问时，本末是统一的，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体道，趋近圣人，每个人都有佛性。当代学者讨论《文心雕龙》本体论，有突破意识形态本质论的目的，却又陷入以审美为本的片面性，这是本末对立的思维。如果将道本体当作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视野，那就可以客观地认识文学的多重属性、功用和价值。《文心雕龙》比较明显地推崇儒道，注重文章功用，同时又“唯务折衷”，崇尚通变，有着开阔、通达的理论视野。到底该怎么看待《文心雕龙》本体论，这要和刘勰本乎道、原道的目的结合起来讨论。

　　在古代汉语中，本是和末对应的，“本”是诸多相关事物中最重要的一种，或者是一事物诸多性质与功用中最重要的那方面。汉代流行重本轻末、崇本抑末的思维，比如重农抑商、重政教之道而轻审美之文、重视圣人而轻视普通人、重视经典而轻视一般著述等。这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魏晋则出现崇本举末的思维。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认为《道德经》的要旨是崇本息末，领悟至道、大道，不要为各种具体事实、现象和道理所遮蔽；同时又认为，任何具体言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大道，大道也只能够通过各种具体事实、现象和道理去把握。因此，“本”这个词，包含了重本轻末和本末并举、统一两种倾向。本也和用相对而言。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讲述道家的宗旨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里的本，是思想基础、理论指南，用则是根本理论的运用。因此，本相当于今天的根本，有着强调其重要的意思，那么，用也就是相对次要的。

　　刘勰没有明显的重本轻末观念，他眼观衢路，兼采各家学说。他原道，不是为了确立某种“道”为本体或思想依据、理论指南，而是为了借助各家学说来展开自己的论文之说。从本体论角度说，刘勰不仅借助了道本论，也借助了气本论。古代学者在探讨宇宙生成时提出了道本论和气本论，集中表述于《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化生万物，具体就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产生新生命或新事物。道是万物化生的根本源头、根本动力，气则是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道本论和气本论都可谓本体论，前者对于事物来说是外在的，后者则是内在的。“气”作为构成万物的元素，也是构成主体精神的元素。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以气本论来解释作家各有所长：气有清、浊两种不同形态，作家秉气不同，便擅长不同文体。他说“文本同而末异”，就是说“文以气为主”，这是本，“气之清浊有体”，体现为不同文体风格，这是末。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沿袭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思想，将气当作主体的精神要素和文章的内部元素，接过孟子的养气说谈主体的精神文化修养，以气来讨论作者的志意、文风等。而“本乎道”、“原道”则是从外部寻求文章的根本源头、生成与变化的动因、文章性质、功用、价值的根本依据。可以说，《文心雕龙》之气本论属于本质论，道本论属于本体论。后世文论，如果注重对文学自身的研究，则会运用气本论；如果注重文学的功用、价值，则会以道本论为支撑。“气”作为精神构成元素，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随着对文学自身研究的具体展开，“气”会转化为许多表意更为明晰的概念，比如说“秀气”、“气伟”、“气盛”、“气扬”、“辞气质素”、“气有刚柔”等。显然，气是什么已经不重要，秀、伟、盛、扬、质素、刚柔等才是核心词。又如刘勰多次使用的“志气”一词，显然“志”才是表意明确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刘勰将气本论转化成了对文学特性和规律的具体探讨。

　　道本论是文论探讨的外在理论支撑，或者是来自外部的要求与规范，不是文论内部问题，刘勰只是在文论中运用道本论，并未对道本论本身进行专门探讨。因此，《文心雕龙》中的道本论涵盖了什么问题与观念，它是否可以说明文章本源、生成与变化的动因，为文章性质、功用、价值认识提供了什么启示或依据，这种结合对于后世文论有何影响，都是需要在现代学科视野中予以探究的问题。

　　刘勰“本乎道”和“原道”乃是借助道本论来肯定“道之文”的价值，并确立宗经和通变的原则。宗经通变进一步肯定了文章本身的发展，包括情志变化、文体丰富、辞采繁盛、技巧创新。道是宇宙本体，是万事万物存在合理性的根本依据，这是前人已经论述过的，因此“道之文”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不过，刘勰并非单纯地以道本体为依据来阐说文的功用。他在《原道》中接着前人有关宇宙生成的论说，探讨文明起源、文章发展的过程。在科学落后的上古时期，宇宙生成只是一种推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抽象的推论，《庄子·大宗师》中说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是抽象推论。严遵的《老子指归》解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时，认为“道虚之虚，故能生一”。“二”是阴阳二气，两者互相作用，“和”是这种作用力，与阴阳二气一样是客观存在，严遵谓之“和气”，与阴阳二气并称为“三物”。于是，“清浊以分，高卑以陈，阴阳始别，和气流行，三光运，群类生。有形脔可因循者，有声色可见闻者，谓之万物。”这是将老庄的“道生天地”具体化、过程化。这些抽象推理当然不能从科学角度来审视，值得注意的是严遵突出了“道”的运动变化，提出了“和”的互动原则，这启示后世文论家考察文章流变，尤其是启示了刘勰在道的运动及道与文的互动中考察文的变化。经是圣人体道的成果，以道为本带来的是宗经原则，道是运动的，因此道之文也要通变，要充分肯定文章本身的发展，包括情志变化、文体丰富、辞采繁盛、技巧创新等，同时，又不能背离经典，宗经和通变是统一的，这就是“和”的原则，也是刘勰所谓“唯务折中”的原则。

　　严遵注重道的运动变化，应当说是受到《周易》的影响。《周易·系辞》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是将《易经》卦象看作是推演万事万物变化的工具，实则是将人对事物和现象的认识附会于卦象。占卜者的判断与决定，并非由卦象而来，而是依据本人对事物的判断。假如占卜者缺乏知识与经验，根据卦象作出的解释和判断就是撞大运了。因此，易学非常强调通变。卦爻辞对卦象解释有一定制约，事物和现象则是千变万化的，这也要求解释者通于事物变化之理，不能机械地根据卦爻辞来解释占卜事情时所得卦象。《周易·乾凿度》将老学的宇宙本源转化为一个运动变化过程：“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炁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浑沦相当于庄子的混沌，是最简单的存在，所以称为“易”——简易；“易”又有变易的意思，从浑沦开始变化，就是生天地万物的过程。由此可见易学通变思想和老学道本体论的合流。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东晋张湛的《列子注》都是这样描述道的运动和宇宙最初的起源过程。宇宙起源过程在当时只能是推论，刘勰接着这一过程来考察道之文的起源与发展，则不是那么抽象。因为他考察的是人出现后的情况，有可以稽考的历史与文献为依据。他说道必然显现为文，相当于说，万事万物必然有其现象。人为天地之心，可以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这就有了人文，相当于精神文化。文章作为圣人体道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早期人类认识的载体。文章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没有文章载体，精神文化成果不可能得以保留和传承。这看起来像是一句废话，但这是针对汉代以前的重道轻文观念的。重道轻文观念一是注重文章内容而不注重文章本身，二是对于各种思想学说也有区分，最重视儒家思想，最轻视那些没有实践效用的文章。刘勰将道上升到本体层面，等同于精神文化整体，那就是一般地重视道本身，因而一般地重视所有道之文。刘勰宗经，是沿袭了汉代学术传统，通变则赋予了宗经以不同的意义。刘勰宗经只是认为，早期圣贤的认识是后世认识展开的基础，经典具有原创性，由最后一位圣人孔子删定过，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和众人的评判，因此一切认识理当由此入手，一切文章的思想内容及表述形式都要从效法和揣摩经典出发。这就是入门须正。通变则完全允许思想创新和形式创新。所以，宗经与通变结合作为文化发展原则，使得宗经突破了汉代经学的保守，也使得通变并非像魏晋某些思想家那样毫无目的和原则，走向虚无和空疏。作为文章原则，宗经和通变一方面要求文章始终注意要有内容，形式要与内容切合，不会忽略形式美，也不会走向形式主义；文章内容不局限于某一种道，形式不局限于某一部经典，不会走向玄言诗的晦涩，也不会走向宫体诗的轻艳。

　　宗经和通变还构成了一条清源溯流的学术思路，启示着文体流变和文学史考察的方法。“原道”是先秦两汉哲学家对宇宙起源的推论，由原道而来的宗经则是实实在在的文章本源考察。刘勰将五经作为不同文体的源头，也是按照五经来划分文化类别，这种划分忽略了太多细节上的例外，总体上还是成立的。最重要的是，文化传承，是有内在轨迹可循的，在没有严格学科分类的中古时期，刘勰按五经类别来对文化和文化载体进行流变考察，“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这种缜密的思维方式，是古代学术和文论比较缺少的。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道等同于本体，将刘勰本乎道和原道当作本体论，按照本体和本体论的内涵，认为刘勰仅仅是在为自己的文论观点寻求思想依据，或者是由某家学说为依据来强调文学的某种根本、最重要的功用和价值。他循着前代道本论的内在理路，确立宗经和通变的原则，提出清源溯流的思路，这才是最重要的。道本论是一种开放的视野，是观衢路的、调和折中的思维方式。《文心雕龙》是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的，就其“文”的概念相当于一切文化载体来说，可以说有着文化研究的视野。

二、道本体论的传承和现代转换

刘勰借助宇宙生成道本论来阐说他的文论原则和方法，所本之道不是哪一家思想。有些龙学研究者讨论《文心雕龙》是以儒道佛玄哪家学说为思想依据、理论基础，这种本体论探讨，与《文心雕龙》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刘勰眼观衢路，唯务折中，本末同一，兼容并包，没有特别倾向于某家思想。也许，与古代文人都崇尚功业有关，他比较倾向于儒家思想，“树德建言”、六经为之炳焕，军国为之昭明表明刘勰注重“文之为德”，注重文章的社会功用。不过呢，他也说过“文果寄心，余心有寄”，充分认识到并且肯定文章对于人的形而上意义。汉代儒家以儒家之道为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由儒道本体来强调文章的功用和价值，这一倾向在魏晋玄学中得以扭转。魏晋学术是兼容并包的。其本体论是本于无，实则是无具体所本，对玄远本体的追问，是对存在意义的形上思考，这种本体学说是人生之学，如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所说：“王氏形上之学在以无为本，人生之学以反本为鹄。”人生之学，必然探讨人的精神情感问题，和审美及艺术关联起来。《文心雕龙》的寄心之说，便折射出玄学本体论与人生论、艺术论的关联。

　　刘勰之后将“原道”与儒道本体论对应的，以韩愈的《原道》最为典型。该文以圣人之道、儒家之道为实践的根本指南，从人类文明进步角度高扬圣人的意义：“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可见韩愈以圣人之道为本，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他掀起古文运动，一是反对形式主义，二是反对背离儒道正统。柳宗元提倡文以明道，此道也是经世致用之道，尤其是政教之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更是鲜明提出文章要有“辅时及物”的作用。故而中唐有新乐府运动。“原道”作为道本体论，实际上相当于价值功用论。儒道便是决定文章价值与功用的思想依据。在政治话语主宰学术的封建社会，儒道本体论及相应的政教功用论是古代文论的主流。

　　严格来说，儒道本体论以儒为本，与“体”并无关系。本体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偏义复词，如张岱年所说，相当于“本根”。“本体”中的“体”字单用时，是和“用”相对的，两者没有本末轻重之分。“用”有时候和本相对，这不意味着“体”有“本”的意思。“体”具有“本”的意思，与中体西用的观念有关。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是基本原则，强调的是中体，基本目标、基本问题、基本观念、基本原理或思想指南是君王和圣人的，西方科学技术只是可资借鉴，为我所用。《壬寅学制》中所确定的“文学研究法”课程要义，是以儒家思想为中体。这样，体就有了本的意思。“本体”一词也就相当于本根，有着根本依据、思想基础等涵义。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以明道、经世为根柢，“根柢”相当于本体。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确定了广义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文学界限、文章起源、文之根柢及本质”，这个“根柢”也是本体。“根柢”是外部要素或要求贯穿于文章，明道经世不是文章必然具有的性质和功用，显然，道是外部要素，明道经世是外部要求，文章是有可能不明道的，不是什么文章都明道，有的文章甚至遮蔽道、破坏道。自然，也不是什么文章都有经世作用。

　　在狭义文学概论出现以后，龙学领域同时论及本体和本质问题。文学本质论是对文学最重要性质也就是基本特性的认识，本体论是外在思想依据。民国学者似乎并未区分这一点。梁绳祎在《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中说：“情性是文学的本体，文采只是枝叶。美是本原的，而不是附加物的。所以文学的真美，也只是赤裸裸的情性表见，不是骈俪的讲求；正如盼倩之美，生于淑姿，不在乎铅黛的修饰。”刘勰一直是情性为本，以辞采为末的，当然，他是以折中态度看待两者关系，没有轻重之分，两者是统一的。梁绳祎认为美在情性，不在修饰，恐怕不符合刘勰的本意。最主要的是，梁绳祎强调文学以情性为本，这个“情性”是指文学的情感特征，是文学区分于科学的本质、特性，这和刘勰以内容为本、形式为末不是一回事。本质、本体概念在此发生了混同。又，吴益曾在《文心雕龙之文学观》中说：“人底思想，就是文学底本质；人底感情，就是文学底本体。”以感情为本体，这不是刘勰的意思，刘勰所谓“情”，是文章的情志内容，是性情，不是特指情感，吴益曾是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来强调感情对于文学最为重要。至于说思想是文学的本质，是文以明道为本的意思，刘勰当然也是这个主张，不过他是就文章而言，文章以明道为本，这种要求适用于文学，就文学特性而言，并不以思想性为主。那么，这里的本质，就不是特性的意思，而是文学作为文化载体，具有一般文章的属性、共性。吴益曾同时肯定了思想和感情，对于本质和本体概念没有明确区分，反倒是混用。也许更为合适的说法是思想是本体，是外在的，并非文学特有的，而情感则是本质，它可以将文学与科学著述区分开来。他之所以混用这两个词，是因为他同时肯定情感和思想，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根本”，故而都要冠以“本”字。事实上，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思想，仍然不失其为文学作品，而如果没有情感，那恐怕就不能说是文学作品了。这更见出，文学不可或缺的性质是情感而非思想，思想不是文学专有的，是它和其他著述的共性。

　　建国后的文学理论教材，以思想、意识形态为本质，摒弃了“本体”这个词。本质论在国外文学理论教材中一般是讨论文学性，或者讨论文学定义。本体论从未成为国外文学基础理论中的主干问题。我国文学概论中的本质论，界定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本体论则是追问到底是什么使文学成其为文学，也就是“文学性”何在。这是对意识形态本质论的质疑。以本体论取代本质论，不是否定意识形态性，而是否定以意识形态性为本质。意识形态是一个多义词，其中一种是指作为政治经济制度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此时，意识形态相当于政治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斗争，就是不同政治观念的交锋。列宁说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不同阶级会建立起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新中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强调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基础、理论指南。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然包括了文学具有阶级性、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思。这个说法本身没错，存疑之处在于，其一，文学是不是一定要有阶级性，以及文学是不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客观地说，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它不一定具有阶级性，也不一定要为政治服务。文学为政治服务是一种外在的主观要求，阶级性也是取决于主观视角，即便是在阶级社会，在阶级对立严重的时期，文学也不一定都具有阶级性。正因为文学本身不是必然具有政治意识形态性，而政治又强调这种外在要求，于是一些政治家或官方文学理论家就试图从学理上说明，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这样，文学的阶级性及为政治服务的目标就得到了学理支撑。何谓本质？本在中国语境中是本末之本，中国传统思维是重本轻末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本质论，就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是更重要的、更为基本的。这显然不能成为文学基础理论中的结论。其二，意识形态本质论意味着政治决定文学的根本功用和价值，文学为政治服务，其他文学功用和价值是次要的。“文学性”决定了文学特有的功用和价值，并不否认文学一般的功用和价值。意识形态本质论可以说是主观上明确了文学的功用与价值，“文学性”则兼容对于文学各方面功用和价值的客观分析。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本质论支撑着狭隘的文学功用价值观。其三，文学活动取决于他律还是有其自律？它是否具有自己的特殊方法？意识形态本质论显然是外律、他律为先的，并且为此不惜牺牲文学自律。显然，文学研究首先应该考虑文学自律，同时也不排斥任何外律。其基本方法就是注重文学事实和现象，在分析这些事实和现象时，又完全可能和任何方法结合起来。意识形态本质论使得文学失去学科独立性，缺失了文学自身的学理。

　　在建国后的《文心雕龙》研究中，“本体”一词是一直使用的。这首先是因为《文心雕龙》中有“本体”一词，是文章本身的意思，或是指相对变体而言的正体。其次是，因为原道与宇宙生成论有关，所以学者们就要讨论刘勰的宇宙观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而对刘勰所原之道究竟是何种道进行分辨。刘勰由气本论来论文学特性和特殊规律，这是本体论与本质论的关联，一些学者讨论《文心雕龙》道本体论，正是为了讨论本质论问题。没有引起重视的，则是依托道本论来论文学的价值与功用，并由道本论来确立宗经通变原则和清源溯流的方法。

　　当代学者对“本体论”的理解有两个直接渊源：一是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的“本根论”，本、体分别对应于末和用，“本体”连用是偏正结构，相当于“根本”，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强调任何行为、观念、制度都要有一个思想基础和根本依据，在相对的事物中，其中一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地位。它为文学本质论提供哲学支撑，即在文学诸多性质中，有一种最重要的性质，它决定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分，并且，决定着事物的根本目的和功用。二是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以魏晋“本体的学说”与汉代“本质的学说”对应，是反对实用主义思维，强调对一切思想观念、事实现象的反思，目的在于关注人文问题，关注人的精神生命，反对将人文问题科学化，也就是反对将政治伦理天道化、真理化。该书在1957年、1962年已经两度出版，1980年汤一介整理汤用彤的《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发表后，本体论反本质主义的内涵迎合了当时文学理论突破意识形态本质论的要求。

　　1985年前后，学界提出文学观念与方法更新的问题。钱中文在《文学观念更新的预兆》一文中指出，文学观念制约文学研究方法论，方法论革新也可以推进文学观念更新，方法多元化的目的是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域；陈伯海在《文艺理论观念和方法亟待更新》一文中认为，应该突破文艺再现生活、从属于政治和经济的片面本质功用观，重视审美主体创造功能的研究和探求。总的来说，当时文艺学界希望摆脱以政教为中心的文学功用观，发挥文学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就要求突破意识形态本质论和反映论等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引入西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鲁枢元在《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一文将心理学方法引入文学研究，首先针对文学以生活为根本源泉和决定性基础的反映论，将文学的本体由物理世界推进到心理世界；又由创作心理的特殊性，将文学创作与其他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区分开来；再进一步，将文学功用和价值引向维护人的心理健康发展、心灵世界的丰富完整这一层面。鲁枢元没有对“本体”和“本体论”进行界定，他的“文学本体论”比较宽泛，是从文学本体——本源——根本源泉出发，涵盖了文学本质、文学特性与特征、文学价值与功能等文学基础理论问题。此后的文学本体论探讨主要也是围绕这些问题，如陈传才的《文艺本体论论纲》一文，在确定文艺本体是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结合的基础上，讨论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本质和情感特性、语言形式特征等。文学本质论作为最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决定着人们对于文学性质、特征、功用和价值的认识，因此文学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文学本质论。只不过往往是从本体视角反思文学本质，或者通过多种本体寻求来揭示文学多重本质。有些文学理论教材直接以本体论取代了本质论，或者在本体论中讨论文学本质，实际上就是重新讨论文学本质和特性、特征以及功用和价值问题。

　　由此可见，文学本体论绝非一个来自西方文论的话题，而是有着自身传统，近世以来，这种传统中渗入了西方相关思想的影响，而中国学者是按照自己的思想传统去理解和解释的。龙学领域的本体论不是跟风，而是立足于自身学术渊源。林衡勋《道·圣·经——中国文论要义》中由哲学道本体论引出文学道本体论，陈顺智、卢盛江以道本体论统率《文心雕龙》及整个古代文论的体系，并将玄学本体论与“原道”结合起来。我们不能仅仅依托西方文论来探讨文学本体论，还要和中国古代道本体论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说明文学本体论宗旨和要义何在。

三、本体论的主题和道本体论的意义

“本体”是“本”和“体”组成的复合词。“本”的本义是植物的根，引申义是事物的根本要素、最重要的成分、发生的起始点、根本来源等。“体”的基本含义是人的身体或物体的主干部分，引申为事物的主体部分、最重要部分。因此，“本体”一词兼有事物本身、事物最重要的部分、事物存在的根本依据或根本原因、事物发生的起始点或根本来源等含义。本体论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探讨事物存在本身——为何存在、如何存在、存在的形态与意义等等，具体来说，是探究事物内部最重要的性质——本质，探究事物的根本来源、事物存在的根本依据、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等等。由本体及本体论的这些含义，结合前两部分从龙学视域对本体论源流的考察，可以明确文学本体论的三方面主题，并就其中存在的争议做出回答，也进一步阐明《文心雕龙》本体论的当代意义。

　　其一，文学本体论探讨何为文学本质，是什么要素决定文学成其为文学，也就是何为“文学性”。本质和性质实际上不是同义词，本质论要求明确在文学的多重性质中，哪一种性质最为重要。从延安时期到新时期的文学基础理论，一直是以意识形态性为文学本质，新时期以后强调审美本质，前者意味着文学具有阶级性，应该为政治服务，后者则是强调文学特性、特殊规律和特殊价值。此后提出心理本体论，是突破哪一性质为本的二元对立思维，更新文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实际上会带来对文学多重性质和多重价值的探讨。“生命本体论”、“实践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实践存在论”，都属于引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这里的“本体论”不再是一个特定的命题或学说，只是以本体论为旗号拓展文学外部研究。又，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读者反映批评、接受美学、叙事学、解释学等传入，中国学者提出形式本体论的说法，即文学与其他著述的根本区别在于语言形式、叙事手法，语言文本研究是文学自律研究、内部研究。

　　《文心雕龙》是一般地肯定文章明道、表意的媒介性质的，但刘勰原道、征圣、宗经，显然是突出了文章传承优秀文化的功能，突出文章的经世致用作用，同时也强调通变，肯定文章的多重价值，如“文果寄心”的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由刘勰传承王弼崇本举末的观念来看，文学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政教作用和审美作用是可以并存的，如果处于特定的时代需要，强调某一方面也没有问题。如果片面强调哪一端，才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刘勰“原道”是对人把握世界过程的回溯，也就是文明起源的回溯。道是物的代表，道、人、文三位一体，文不是独立的。它的性质、功用和价值始终应该结合外物和主体来讨论。文和道没有本末轻重之分，没有哪一种性质绝对更为重要。政治意识形态性有时比审美性重要，文体特性不是最重要的，不算文学就算别的文体。作者一般不会事先决定采用某种文体，而是根据思想对话、情感交流，或实现某些意愿的需要而选择某种文体。不过呢，也有作者因为喜欢某种文体而写作，文章形式有时比内容重要，比如说，如果一段文字被称为诗，与它没有称为诗，读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其二，文学本体论探讨文学的根本来源是什么。根本来源，从起源论角度，是探究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与动力。建国后至新时期以前的文学理论，主要强调实践根源说和生活源泉说，其目的在于要求文学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实现文学的社会功用，尤其是政教价值，后来进一步提出文学对于人的精神关怀。一些学者从西方文论中引入了语言文化本源说，从古代文论中找到了心源说。语言文化都要通过个体来传递，因此心源说和语言文化本源说是相通的。当然，心源说可能更强调主观表现，而语言文化本源说则似乎认为主观表现也不是纯然自我的，因为自我是文化塑造的，语言就是文化塑造个体的媒介。

　　刘勰原道，只是说明文采出现及特殊文的出现是自然之道、必然之理。文章、文学没有唯一源泉，经典——文化传统、文心——主体心理积淀、宇宙——世界和现实生活、社会实践和个人行为等缺一不可。这些“本源”没有轻重之分，当然，具体到作家个体，可能其中某一方面更为重要。

　　其三，文学本体论讨论文学存在的根本依据。有时候这个问题等同于前一问题，即实践、生活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依据。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指的是，文学是以自身性质、规律为存在依据，还是另有思想指南、理论依据，它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取决于自身，还是受制于外部要求。刘勰原道、征圣、宗经，是强调外部依据的，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启示。上文说到，道、人、文三位一体，文不是独立的，它的性质、功用和价值始终应该结合外物和主体来讨论。文学不可以孤立地讨论其性质，人为自然立法，人总是从一定主观目的出发来审视文，有各种目的，也就有各种视角，因此文学体现出多重性质、功用和价值。哪一种视角更为重要，这个裁判，也许取决于人数，也许取决于权力，还取决于时间。所有争论，都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结论，只有最大限度的共识，约定俗成，因时而变。这样，又显示出刘勰通变的意义。

　　胡海，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