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世纪以后，日本进入“倭五王”（赞、珍、济、兴、武）时代。“倭五王”在对外交往方面采取了“远交近攻”之策，即积极与东晋、刘宋、齐、梁各朝建立密切关系，对朝鲜半岛国家进行征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倭国多次主动向中国要求封号。

　　438年倭王珍遣使刘宋，向宋文帝要求“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之称，宋文帝只承认他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此前的420年，宋武帝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其位高于倭王，倭王珍提出这样的称号是出于与百济一比高低的情绪。

　　451年倭王济遣使朝贡，从宋文帝处得到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的封号，这一封号与倭王珍曾渴望的如出一辙。

　　478年倭王武遣使上表，自称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此时大和国已统一日本，倭王武在表中用“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等夸张的词句加以炫耀。接下来又向宋顺帝痛切高句丽的无道、无礼之举，自己欲发兵却因丧父兄而不能征伐。最后明确提出要刘宋的“帝德覆载”来支持其称霸朝鲜。但是宋顺帝从其自称中去掉了“百济”一项，只承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国势上升，对中国朝贡所得恰能满足国内日益增加的物质需求。另外，得到中国的承认能提高倭王的威望，有助于其统一日本。从这几位倭王要求的封号来看，对朝鲜半岛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欲借助中国的权威来加强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得到封号也就得到了统治半岛的名义，这样就很容易达到其控制半岛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倭五王”向中国朝贡称臣，不如说是要假此道使朝鲜诸国称臣。

一、与隋朝的交往

“倭五王”时代之后，中日国交曾一度中断，直到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摄政时代，日本才同隋朝恢复交往。据《隋书·倭国传》记载，日本于600年第一次遣使入隋，隋文帝派人向日使打听日本的情况，使者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座，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中国皇帝向来以“天子”自称，隋文帝自然会认为这是“太无义理”了，于是要求其改掉这样的观念。

　　607年，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使节出使中国，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隋炀帝）览之不悦，为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国书的用词无疑是使隋炀帝不悦的原因。日本的地理位置较中国偏东，所以天皇自称为太阳升起处天子，而称中国皇帝为太阳落下处天子。这对视自己为世界中心的中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另外，日本传统上也的确存在着日出处优于日没处，是更加优秀的国家的意识。还有一点就是将两国君主同称为“天子”也是隋炀帝不快的原因之一。按照中国固有的观念，“天子”只能有一人，隋炀帝怎能容忍作为东边小国的日本与其平起平坐共享天下呢？这也反映出日本随着君权的强化、国家意识的增强，有了自己的“天下”观念。木宫泰彦认为“圣德太子要和隋朝缔结对等的国交，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一个新纪元”。

　　608年，隋使裴世清同小野妹子一起赴日，据《日本书纪》所载，裴世清向日皇递交的国书，全书虽情理兼备，但仍有天子对诸侯说话的语气和意味。开头便称“皇帝问倭皇”（据考证原文应作“倭王”，是《日本书纪》作者将“王”改为“皇”）。据说圣德太子对此感到不快，《经籍后传记》记载：“其书（指隋炀帝国书）曰：皇帝问倭皇。圣德太子甚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皇，而不赏其使。”可见圣德太子在与隋交往中非常在意国家体面，另外，“不赏其使”也是对隋炀帝“无礼”的反应。

　　在裴世清回国时，圣德太子再派小野妹子同往，并携国书一封。据《日本书纪》“推古天皇16年（608）条”所载，国书的开头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分别以“天皇”和“皇帝”称呼双方的君主，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一词。这些国书显示了日本力图区别于“倭五王”时代接受中国册封的心态。当时的推古朝与“倭五王”时代相比王权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对外交往上自然会有更高的追求。另外，当时新罗和百济已受隋朝的册封，但日本一直视朝鲜半岛的国家为自己的朝贡国，在同隋朝的关系上当然不能如他们一样同为隋朝的册封国。相反，对日本来说最好是能像“倭五王”时代一样认可其对半岛国家的支配地位，但是隋朝是不会承认自己的属国受日本支配的。尽管日本希望同隋朝对等，但隋朝国书中的“皇帝问倭王”却说明了两者的上下之别。

　　总体来说，在推古朝的对隋外交活动中一面是向往中国文化；另一面又力图顾全国家体面，保持独立自主的姿态，试图使自己处于比受中国册封的朝鲜诸国更高的地位。

　　关于遣隋使的目的，现今日本学界观点尚难统一。近年的主流意见是，真正目的是要从外交、军事两方面来牵制朝鲜半岛，学习佛法只是一种表现。主流意见主张圣德太子对隋朝是对等外交，凸显其寻求外交对等、摆脱屈从落后形象，敢于挑战华夷秩序的独立精神。中国学界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对推古王朝来说，尽快掌握佛教，不仅可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还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

二、与唐朝的交往

日本经过大化改新之后，进入封建社会。日本在与唐朝的交往中似乎继承了圣德太子时建立起来的争取外交上自主、平等的方针。例如：《日本书纪》孝德天皇白雉二年（651）条记载，“新罗贡调使知万沙食等着唐国服，泊于筑紫”，遭到日本朝廷的谴责并被驱回。

　　齐明天皇五年（659）条记载：“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锦下坂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大唐。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日本之所以将“虾夷男女二人”展示给唐朝天子看，这是要显示自己同中国一样是使夷狄臣服的“大国”。

　　日本建国以后一直力图把朝鲜半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虽几经失败仍不死心。660年百济被新罗和唐朝军队所灭，大和朝廷以应百济遗臣之请为由，迅速插手半岛事务，欲与唐朝一争上下。663年日军与唐、新罗联军激战于白村江，结果日本大败而归。

　　日本为何敢同实力相差悬殊的唐朝进行正面冲突，日本学者八木充认为，军事介入其实质是为册立百济王，“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倭国的统治者试图在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框架内，对百济王室建立其宗主关系。”可见为维护在半岛的利益，日本不惜向华夷秩序发起挑战。白村江战役的失败使日本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据点，4世纪末以来被日本视为朝鲜“从属”于日本的历史告终。

　　754年，遣唐使副使大伴宿祢古麻吕返回日本，向孝谦天皇汇报753年元旦唐玄宗接受文武百官和诸蕃朝拜的情景，“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已。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和得。’时将军吴怀实见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在此明显地反映了日本长期以来对新罗的轻视，总试图把自己置于其上的念头。由于日使的不肯屈就，反而使得唐朝将军做出让步，这可以视为遣唐使的一次小胜利。

　　关于遣唐使是否携带国书赴唐，学界争议不断。在日本，与唐朝之间的交往没有致唐朝国书的记载，所以自古一直怀疑日本未带国书赴唐。至今“不携国书”论在学界仍然占主流。“不携国书”论者认为日本遣使是为宣扬国威，敢与隋唐平辈论交，日本既要保持自主平等的态度，又要维持和平国交，不携带国书正好证明遣唐使不属于朝贡使。

　　虽日本《六国史》均无遣唐使携带国书的记载，但中国《新唐书》《旧唐书》和《册府元龟》等史书却有很多日本“献表”、“上书”的内容。按当时两国实力对比和外交常识，不回复唐朝的国书是说不通的。对此，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和汤浅幸孙等人认为不带国书是不成立的。东野治之也指出，“遣唐使时代的天皇，对外奉大唐为宗主而遣使纳贡，对内逞神国之威风而隐瞒真相，这便是正史不录两国往来国书之原因所在”。“不携国书”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自古就不甘心屈尊唐朝之下的心态及国家自我意识的提高。

　　在古代东亚的国际舞台上，日本面对强大的中华文明一方面不得不积极吸收利用，另一方面又试图与中国平起平坐，达到其所谓“对等”地位。此外，日本还试图确立一个以日本为宗主国，以朝鲜半岛诸国为附属国的另一种秩序。特别是在大化改新后，日本的国家意识更趋加强，自诩为“中国”，视大和民族以外的异族为夷狄，隐约可见以日本为核心的 “华夷观”萌芽。随着律令制时代的发展，这种日本式“华夷观”的轮廓更为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