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靖舒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南北朝时期，中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周边的游牧民族政权开始入主中原，北方的佛教忠实信徒及传教者进入中原，延伸到南方，佛教南传进程加快。早期的佛教是圣物崇拜，即藏有舍利的佛塔，这种形式在北魏得到信奉和推广，中原佛学急剧的丰富起来。由于佛教的迅速扩张，使得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追崇佛学，信众群体扩大。南朝佛教团体经济实力壮大——以南朝都城建康最为突出，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寺院的修建，而更多寺院的落成又加速了佛教的发展。

一、寺院佛塔与佛殿

南京作为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南朝佛教最兴盛的地区。目前由南北朝时期在南京初建，且留存下来的可考的寺院有鸡鸣寺、栖霞寺、幽栖寺、方山定林寺等古寺院。但这几座寺院都几经战火毁坏，现有的建筑遗存也都是在原址基础上于明清重建，没有留下完整的寺庙遗址，只能通过列举同一时期北方和南方留存下来的寺院遗址、现有史料和文献进行研究分析。

　　佛塔随佛教传入中国，在后汉末年，佛塔建筑就已经风行全国了。据《后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丹阳人笮融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庙，庙内有一塔，塔上有塔刹，叫上累金盘，一层层金盘盘坐在顶上。这种塔的形象后来就变为佛教塔，是区分于中国传统阁楼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一般来说，佛塔的基本造型是由塔基、塔身、塔刹组成的，塔基有四方形、圆形、多角形，塔身以阶梯层层向上垒筑，逐渐收拢。佛塔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工匠们将印度原有的覆盆式的塔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的楼阁相结合，便产生了楼阁式的佛塔。继而由楼阁式衍生出密檐式塔。

　　南北朝时期的佛寺，是早期传入的受印度影响形式的寺庙，建康的很多寺庙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北魏时期建造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庙遗址是标准的例子。与此同时南北朝寺庙建筑中的主体建筑开始出现由佛塔向佛殿的转变过程，供奉佛像的佛殿逐渐成为寺院的主体，这是佛教建筑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佛殿对塔的主体地位的替代，体现的实际上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过程。隋唐以后，佛殿普遍代替了佛塔，寺庙内大都另辟塔院。这一时期的寺院建筑布局呈现一定的规律：总体呈平面方形，以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轴线来组织空间，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沿着这条中轴线，前后建筑起承转合，宛若一曲前呼后应、气韵生动的乐章。中国寺庙的建筑之美就响应在佛塔与佛殿的错落，简繁与遥遥相对之间。

二、寺院园林

寺院园林则是随着寺院建筑的发展而出现，它的大量产生与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寺院园林的发展是因为寺院经济的发展带动寺院的兴建，也因为南北朝时期的清淡之风加强了工匠对自然的理解和对返璞归真精神状态的追求，寺院建筑在功能上也需要一些幽静的空间以利于僧道的修身养性，因此大多寺院建筑都选在深山幽谷中营建，气氛清幽宁静，环境自然清新，本就是天然美景所在地，因此只要将其中的某一区域稍加整理、设计即形成优美的小园林。

　　随着佛教在江南进一步发展，寺院园林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相当可观，建康城内外更是遍布寺院园林。六朝建康寺院园林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天下名山僧占多。建康城内外的鸡笼山、覆舟山、石子冈、栖霞山、牛首山、钟山等均被佛寺占据，其中又以钟山佛寺最为密集。二是里中有寺，即居民与寺庙紧密结合在一起。梁朝大同年间，为了扩建阿育王寺，“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梁书》卷五四《诸夷·海南·扶南国》）。“南朝四百八十寺”几乎渗透到都市的每一个角落。

　　建康的寺院园林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城市型、山林型和综合型。城市型一般位于城市的近郊，寺周围无园林环境，常带有独立的寺院，园内以人工造景为主，其风格和构景特征与私家园林差异不大。如乌衣巷的山斋寺，系梁朝谢举舍宅而建。山林型一般位于自然风景优美的山林中，寺外有山林环绕，其主要构景方式以自然景观为主。如栖霞寺系南齐隐士僧绍舍宅建成，既有南朝各代雕刻的石窟，更多的是自然美景，环境清幽，引人入胜，至今仍然是南京著名的风景胜地。综合型一般位于风景条件较好，地形条件复杂的近郊，兼有前两者的特点，既有自然景观为主的构景，也有人工景观为主的构景。如建康城南的南涧寺，“寺园接连南涧，因簼起重启，若鳞相及。飞阁穹窿，高笼云雾。通碧池以养鱼莲，构青山以栖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荫。木禽石兽，交横入出”（《续高僧传》卷六《慧超传》）。

三、信众基础与文化基础

南北朝时期佛教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从士民到皇帝几乎都是佛教徒，从南梁武帝多次舍身到寺庙这个事情足以看出佛教实力受到统治者重视，并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一方面沿用僧官制度管理宗教，允许佛教高僧参与政治，名僧加入统治者的智囊团，甚至参与谋划军国大事；另一方面因为佛教在建康有着良好的信众基础，小到平民百姓，大到王公贵族都经常施财捐钱，有时甚至舍宅为寺。平民百姓尚且只能到寺院里听取佛音，王公贵族将高僧请到私家园林进行佛事活动则屡见不鲜。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和谢灵运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经常招揽天下名僧在自己的私家园林进行佛事活动，与当时著名的僧人都有交往甚密。谢灵运的始宁墅里就建有很多僧舍，很多僧人都到这里弘过法。

　　六朝是一个“文”自觉的时代，这种“文的自觉”是与园林紧密相关的，园林在反映时代文化方面有着超越其他精神艺术形态的优越性。六朝虽已逝去，但园林为我们提供了拓展六朝文化的切入点。在时局动荡命途多舛的年代里，在玄佛思想的盛行的文化氛围中，园林的崛起使得士人们找到了一个精神寄托的场所，士人们不但将这种寄托放入了私家园林里，也放入了寺观园林里。建康寺院园林化一方面是佛教受僧侣要求清净修行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受私家园林影响的结果。佛教徒为了修佛，一般都在一些风景极佳的地方修建寺庙，这些优美的自然环境容易使寺院园林化，加上六朝名僧都是玄佛共通，内外兼修，更导致了他们对园林山水的偏好之情，因此在营造寺庙精舍时，巧置泉石，尽幽居之静。另外受私家园林影响，官僚贵族、士人和僧侣在修筑寺庙时也在寺庙中建有园林景观，简直与私家园林无异。

　　由佛教在南北朝的信众基础和文化基础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南北朝时期佛与政治不分家，以皇家带头，士民对佛教的痴迷程度几近疯狂，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渗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士人以此麻醉自己纵情山水，放浪形骸，沉迷佛理，逃避着现实，无疑加速了南朝的灭亡。

四、结语

佛教作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对世界文化影响深远，给世人留下了一大批瑰宝。在国内，从佛教传入汉地起，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原有的中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地佛教。而现今遗留下的寺院古刹、佛塔等数量远不及过去的一半，尚能存留的寺院也都非始建之时的样子，大都几经战火，改头换面很多次，但还是在初建时的地址，少有迁址，令人欣慰。但遗迹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依然迫在眉睫。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国务院曾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这就意味着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优秀文化的弘扬已然是现在文化工作者的一大任务，同时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