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延生

　　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现代史有一段十分重要且绕不开的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底至1933年2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1-4次反革命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以100万兵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这段英雄的历史不仅是闪光的而且是悲壮的，作为文学艺术的创作理应作出重大的担当。遗憾的是这样重大的题材，当代作家们涉足不多。然而以《党费》《粮食的故事》《支队政委》《七根火柴》《三人行》《赶队》等优秀短篇小说打破“遗憾”的是王愿坚。“在擅长于写作革命战争题材的当代作家里，以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斗争生活为主要内容并取得成就的，王愿坚是较早的一个。”[1]他以系列小说艺术地再现了这段历史的悲壮和斗争的残酷，表现前辈的英勇无畏的精神，探求发掘革命前辈崇高的精神财富，是王愿坚自觉的艺术追求，正如作者所言：“我们的革命先烈和前辈，不但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铺平了道路，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歌颂英雄的前辈，努力开掘、搜求和理解革命的精神财产，这就是我学习写作过程中，给自己定的艺术探求的目标，也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2]这些具有共同主题的优秀短篇小说，却又呈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这里仅以王愿坚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的《党费》为视窗加以解读。

一、探求革命前辈的精神内涵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留下一部分红军游击队在闽粤赣等南方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采用封山等极其残酷手段，切断山上游击队和山下老百姓的联系。失去群众的联系和支持，加上敌众我寡，斗争愈发显得艰难。关键是供给上存在着巨大困难。但老百姓为了山中的红军游击队，不畏艰难，甚至献出生命。如《粮食的故事》里共产党员郝吉标与儿子红七冒着枪林弹雨为游击队送粮，不幸遇上了白鬼子巡逻队。在这紧要关头郝吉标想到的是“孩子要紧，革命更要紧。”他毅然决定让儿子红七放下粮担，去引开敌人，自己挑起粮担。当他同儿子分别时“眼泪呼的一下子涌出来了。”他走着走着“好像喝醉了酒，头晕晕的，脚像踩着棉花，软绵绵的。”他想到与儿子一别有可能是永别，但他克制住自己的私情，而以革命的情感为重。最终以牺牲儿子换得送粮任务的完成。这是多么崇高的大义，多么悲壮的情感，多么博大的献身精神。再如《党费》中，敌人为了割断军民的联系，采用“移民并村”的毒计，“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致使游击队的活动更加困难。但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女共产党员黄新所在村子被敌人一把火烧掉。“她就随大伙来到了八角坳”的地方。和党失去联系后，黄新日夜思念的是如何找到党。当交通员联系上她，她说：“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多么坚强乐观的女共产党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想的是组织、是党。即使没有联系到党组织之前，“山上缺盐缺得凶哪。”她暗暗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为山上的游击队腌制咸菜，作为特殊的党费。是她把咸菜看得比生命还宝贵，为把咸菜送到战士嘴里而献出生命。作者把咸菜——特殊的党费，同支持党的武装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从一个普通的革命妇女身上，发掘出蕴藏在她心里的博大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军民鱼水之情，而且体现在对党的赤诚的奉献情怀上，是一种大义凛然的爱憎、一种庄严豪迈的党性与人性交织的革命情愫。作者借小说创作，是要发掘革命前辈的精神蕴涵，给人以力量和鼓舞，达到励志教育之作用。

二、追求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

（一）“我”的视角串联故事刻画人物

以“我”观物，“我”既作为故事的起点，在观照了客观的外部世界之后，又回复到自我之中时，小说的叙事结构便告完成，而自我感悟也随之结束。由于主要人物不是“我”，所以，在对主要人物刻画时，更能自由、方便地加以描绘。就《党费》而言，作品以“我”（交通员）来叙述的。通过交通员与黄新的两次会面，既串联了故事，大大压缩了作品的篇幅，同时又达到间接烘托人物的性格。如第一次会面，通过交通员最初的印象，对黄新勾出几笔，就使读者有了印象。黄新的几次动作和三言两语，加深了她与交通员的认识，也加深了读者对黄新的认识。通过第一人称“我”为媒介，把作者对黄新的看法表达出来，也传达了读者和黄新的情感。在第一次会面中着重描写那些表面看来并不重要的细节，如三次描写和盐有关的事情，交通员进屋，黄新把几个人打发走，说了“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走了。第二次写到盐，黄新在破坛子里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交通员吃萝卜所想到的……第三次写盐，交通员出门，黄新掏出两块银元做党费，但想到咸菜的实用，想到游击队缺盐，表现出一个普通党员与党的关系。这几个细节暗示了主题，又为下次会面埋下了伏笔。黄新机警有心计，对革命抱有热情，也使得交通员与主人公在感情上得到了交流。在描写上，作者没有从旁抒情，着力烘托他们第一次会面时的环境气氛。

　　第二次会面，安排两个情节：交通员从窗口发现黄新腌制的咸菜，黄新把它作为党费交给党，黄新心灵的美好充分表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写这些为的是让黄新去完成一次更伟大的任务制造了生活根据和性格根据。黄新为掩护交通员而牺牲了，临牺牲前，黄新表现出大胆、心细、果断、母爱……这一段描写，使人物性格得到了升华，尤其是结尾处再次展现了英雄的外在言行：当白匪搜到她家，为保护交通员“我”，“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这里将叙述、描写与抒情、议论糅合起来，表现黄新的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从容不迫和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品质。这是由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带来的便利。

（二）细节描写丰富情节丰满人物

“现代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已经使短篇小说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整个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个细节都以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姿态出现。”[3]王愿坚的短篇小说特别是《党费》善于设计精彩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情节，更为重要的是在塑造人物上让人物性格更凸显、形象更丰满。如党组织派“我”第二次下山同黄新接头，以“我”的视角看到了令人心酸的画面：在敌人包围根据地的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山下的群众生活十分艰难，老百姓连盐都吃不上，为了山上的红军游击队，他们腌制了咸菜以解决山上游击队吃盐的困难。当黄新那“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的非常瘦弱的仅五岁的女儿小妞儿，看到一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砸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沾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终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当妈妈一扭头看见这一幕，她觉得孩子不懂事，就“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结果吓得“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其实那一根菜相对于一堆菜实在微不足道，况且仅五岁孩子她又懂什么呢？做为母亲的黄新岂又忍心拿下孩子手中的那根咸菜？因为“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解决点困难。”这是多么让人心酸的细节啊！在此黄新的母性与党性撞击着，最终党性战胜了母性。正如她所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这里，她想到只要有党和红军在，就能保住千千万万的孩子不受苦受难。这是多么纯洁无私、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啊！“这些细节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而且为作者的文学创作扩大了思想容量和美学容量。”[4]

（三）动作描写补充情节透视心理

运用第一人称，可以营造一种亲切的氛围，便于拉近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党费》的确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但第一人称不可能像第三人称那样直接去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必须借助于人物的细小的动作、表情去侧面烘托或揭示人物内心的活动，以达到传情之功效。如黄新拿出丈夫留下的两块银元，“拿在手里掂了掂”的动作。从这一动作可以想象，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对能解决一些生活问题的银元的珍爱，而她却要把珍爱的东西交给党，从而揭示了她对党的依赖、敬爱等心理活动。在白鬼子挨家挨户搜查的紧急时刻，“看见她把菜篮子用草盖了盖”，刻画了她时刻想到支持党的武装斗争的思想境界；“抱起孩子亲了亲”，她料到事态的严重，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母亲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这些细小动作，传达出“此时无声胜有声”，把人物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使人们从动作中洞察了人物美丽的内心世界。不仅如此，对小说情节的延续和发展还能起到一些补充作用。

　　以上粗线条的解读，《党费》呈现出内容上的重温历史、励志教育的作用，因为从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所具有崇高的品质和奉献的精神，是今天必须要挖掘的。其鼓舞人心的普世价值对当下消费时代人们的精神补钙是必修课。而形式上的审美价值同样是人们在解读文本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