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韵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20世纪早期美国作家F.司格特·菲茨杰拉德（以下简称菲氏）的作品。其研究盛极一时，囊括了主题、语言、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等。空间也受到了关注，程锡林（28）以空间叙事作为理论基础分析了该小说中的地理、社会和文本空间。然而国内研究鲜有涉及女性空间。

　　1970年代后期，空间女权主义发端于空间理论和女性主义的结合，空间成为研究性别压迫的途径。巴巴拉·胡珀高度强调亨利·列斐伏尔身体与空间的紧密关系并关注身体与社会空间的同构性，试图破解身体、城市、文本的秩序。（索亚：145）基于此，本文试图剖析该小说中的身体、都市和文本空间以揭示20世纪20年代女性解放形势并为该小说女性主义解读提供新视角。

二、身体空间——女性身体解放

列斐伏尔指出，全部空间发端于身体。身体是探讨一切空间的前提，是权力运作的第一场所。因此，探索女性生存空间应始于身体，而女性身体也应成为女性解放的第一寓所。

　　菲氏所描绘的性解放是身体解放的一种体现。首先，女性拥有了掌握其身体的权力，尤指性自由。传统严苛的贞操观下女性是没有性自由的，而文中的三位女性——黛西·布坎南、梅特尔·威尔逊和乔丹·贝克则展现了一战后不同的女性面貌。黛西和梅特尔分别是文中两段婚外情的主角；而未婚的贝克则享受其自由恋爱的权力。性解放使她们获得了释放欲望与情感的权力。列斐伏尔曾指出应当全面恢复感官，包括性的感官（路程：102）。而性感官的恢复实质上是欲望释放的体现。女性不再受性压抑而成为两性关系中平等的一方。同样，性解放是女性力量的展现，小说中的女性甚至拥有超越男性的力量。黛西在和盖茨比的恋情中始终处于优势，她正是菲氏描绘的“妖女式的女性角色”，是“理想化的”，“富有而有魅力的”（Darzikola&Fahimeh：180）；而在乔治与梅特尔的婚姻中，前者则受到了后者的背叛，后者似乎在这段关系中掌握了主动权。

　　然而，这一时期性解放下的女性仍是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女性性解放仍是为男性欲望服务。尽管性解放是女性欲望释放的一种途径，但男性欲望释放才是中心。男性欲望的投射体现在小说对于女性身体的描述总是带有性观赏的意味。乔丹·贝克“身材苗条，双乳小巧”（菲氏：13），梅特尔则臀部“肥实”，把“衣裳崩得紧紧的”（菲氏：26）。双乳和臀部作为评价女性的标准实则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性解放则为男性膨胀欲望的满足提供了道德缺口：汤姆·布坎南可以在纽约光明正大约会情妇，而盖茨比也能够在黛西附近购置房产设计引诱她。同时，女性性解放也是为当时的消费社会服务的。消费社会的发展衍生出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人们愿意为了金钱做任何事，对于女性而言，则是借助其身体依附于男性来获得利益，而这样一种现实则是需要性解放作为前提。否则，即使梅特尔想要通过身体依附汤姆以跻身上流，但苦于传统性观念的束缚也是不得实现的。

　　当然，即使肯定性解放对于女性的积极意义，女性身体解放仍任重道远，因为性解放并不等同于身体解放。身体解放的关键在于能量，男女力量差距仍是身体解放的一大阻碍。列斐伏尔（170）指出，“掌控着能量的身体、生命体，创造或生产了自己的空间”。男性力量仍是社会的主导，有着巨大的能量。相比之下女性身体是柔弱的且并没有被视作与男性有着同等力量（并不限于物理力量）与活力的存在，这尤见于梅特尔与乔治的对比。梅特尔“身材略显粗壮”，是一个有“活力”的女人，“仿佛她全身的神经在不停燃烧”（菲氏：24）；而乔治则一副病相，“无精打采，脸色苍白”（菲氏：24）。梅特尔的出轨似乎也证实了女强男弱的状况。然而，如此病弱的乔治仍能在得知妻子出轨之后将其锁在楼上，可见女性力量看似有所崛起实际仍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并未拥有足够生产自我空间的能量，也因此未能够实现真正的身体解放。

三、都市空间——女性空间解放

女性解放发端于身体解放，最终来到地理空间。20世纪初都市空间崛起，纽约正是此时都市空间的代表之一，都市空间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其之于女性空间的解放也同样意义重大。随着社会和都市空间的发展，女性生存空间也发生了转变。女性开始出现在家庭空间以外的公共空间（尤指工作领域），即便如此，女性地位仍得不到承认，甚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名化。乔丹作为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小说中透露其为人不端在比赛中作假；小说中另一个职业女性女记者埃拉·凯则觊觎丹·科迪的金钱并利用手段成为了科迪的情妇。可见，公共空间的女性在小说中承担着负面的角色。

　　尽管女性生存空间发生了转变，私人空间（家庭）仍是其主场。“父权力量的空间化”首先体现在“建筑物的设计”（索亚：140）。梅特尔所处的家庭空间则是这一空间典型。这是地处“西埃格和纽约之间约一半路程”的“灰沙的谷地”的一个汽车修理铺（菲氏：23），其楼上是居住空间。这样的两层设计富有深意，象征着女性封闭空间与男性开放空间的对立。楼下空间外人可以随意出入，这也是乔治的空间领域，是其工作场所，当然梅特尔有时会在此协助他。在尼克一行人开车去纽约的路上，尼克注意到梅特尔在楼上窥视着他们，此时，乔治把梅特尔锁在了楼上，因其发现梅特尔 “背着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自己的生活”（菲氏：105）。这意味着女性是不被允许有“另外的生活”，一旦被发现，则意味着失去男性给予的权力。因此，楼下自由开放的空间本质上是不属于女性的，在其中走动只是男性赋予的可以随时被收回的权力。楼上与楼下的二元对立最终折射出女性受到家庭空间束缚的生存状态。

　　空间解放的一大关键在于人物在空间中的流动性增强导致的越界行为。都市崛起背景下的女性通过其身体的部分解放增强了其空间流动性。梅特尔作为底层女性的代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荒地汽车修理铺到都市公寓的空间流动；黛西作为上层女性的代表，她的空间流动性则更强，辗转多个国家与城市。对于梅特尔而言，汽车修理铺是其家庭空间的体现，而她“趾高气昂地走了进去”（菲氏：27）的都市公寓实际上又是她另一个家庭空间的呈现。梅特尔本身并未关注其作为女性受到家庭空间的束缚，更多的是关注了其受到荒地束缚的阶级身份。因此从汽车修理铺到都市公寓是其跨越阶级的空间追求的象征。这种空间追求在都市崛起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是“美国梦”的流行给阶级越界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梅特尔最终被关在汽车修理铺的二楼并惨死于荒地的一场车祸则表明其越界终究以失败告终。其根本在于她从荒地到都市这一空间转变是通过男性实现的，缺乏独立性，这也必将导致越界的不稳定与最终的失败。而黛西的空间流动性大多是她的阶级特权所赋予的。她的空间流动大多和汤姆捆绑，并未跨出家庭空间。她唯一一次单独的空间流动则是去参观盖茨比在西埃格的豪宅，然而这却源于盖茨比精心设计的引诱。因此，不同阶级的女性由于在空间流动与越界方面缺乏独立性都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空间解放。

四、文本空间——文本建构下的女性解放

菲氏作为男性作家，思想中不乏对于女性的偏见。而身处“性别危机”时期的菲氏同多数男性一样经历了“男性气质焦虑”（黄邦福：215）。这部分源于新女性（New Women）的流行。他试图用其小说空间建构来压抑女性身体和空间解放探索成果并影响真实的社会空间建构。菲氏描绘了爵士时代“飞来波女郎”（flapper），并“把这种类型的女人不仅描绘成新秩序的象征，还描绘成了社会失序和社会矛盾的象征”（Berman：143）。其文本建构符合当时男性对于新女性的畏惧心理并试图重塑男性气质的一种普遍情绪。

　　菲氏试图对女性身体解放的压抑，体现在对性解放的污名化，因为性解放是身体解放的一个重要环节。作者通过其叙事话语的建构，塑造了不受传统道德约束的女性形象，并将此归结于性解放。黛西在婚外恋中被塑造成一个趋势而上的“失足”妇女，而同样在这段婚外情之中的盖茨比却被冠之痴情，由此淡化其精心设计引诱黛西这一污点，这是双标的体现。性解放意味着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也意味着男性权威的颠覆。当汤姆得知他的情妇即将被其丈夫带离荒地而他的妻子和盖茨比竟是情人，他感到了生活的失控，这是女性力量对其权威的挑战。而菲氏对于女性角色的污名化也许正是由于畏惧这样一种女性力量的崛起。

　　同时，菲氏试图压抑女性对于空间解放探索的成果。其文本将女性圈禁在了家庭空间并边缘化女性在公共空间的空间探索与社会存在。另外，他否定女性空间流动与越界的积极意义。以梅特尔的死和黛西的回归家庭作结，主观上营造女性空间流动的必然失败；同时又将流动归结于对于男性的依附，将女性对于空间的追求描述成拜金，无视女性自我的追求。而事实却是20世纪20年代，女性空间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一战期间由于男性需要参军，出于社会运转的需要已有大量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女性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新女性在社会上大量涌现表明女性空间流动已成必然趋势。菲氏出于畏惧而的文本建构的尝试对于现实的扭转无疑是失败的。

五、结语

有“编年史家”之称的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展示了女性身体和空间解放受到制约的现状，具有历史意义。但其文本建构仍由其男权思维主导，试图逆转女性解放成果，其心态实则符合当时社会男性的总体心态。在美国现代化转型时期，女性解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受到各方的阻碍，其中包括男性作家的文本建构。经由男性作家的作品来审视女性空间，拓展了以女性作品为阵地的研究，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如何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来考察作家文本建构的真实性应当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