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
一、引言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39年其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问世，使作家的声望达到顶峰。该小说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背景，主要叙述了俄克拉何马州佃农乔德一家，土地被垄断公司没收后，被迫离乡，踏上了向西逃荒的艰苦旅程。1940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愤怒的葡萄》在美国上映。无论是小说还是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都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稳定的接受，受到民众的欢迎。小说中的许多元素契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如佃农对土地的热爱，流民们团结互助等品质；而小说中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这一转型所引发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二、小说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心理
（一）佃农的土地情结
《愤怒的葡萄》开篇就描写了受到沙尘暴侵袭的土地和佃农的反应：“地面结了壳，一层薄薄的硬壳。妇女们偷偷地打量着男人们的脸色……那些呆望的男人的脸上失去了迷惘的神态，变得勇敢、愤怒，有应付困难的决心了。”[1]即使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土地遭到严重沙化，佃农们也决不打算放弃他们的土地。可业主为了自己的利润要收回土地，用拖拉机强制将佃户赶走。佃户们叫苦连天，因为：地是他们丈量出来的，也是他们开垦出来的；他们在这片田地上出生、卖命，最后在这片田地上死去。佃农们流露出对土地深深的眷恋。在他们心里，这片由他们亲手垦耕出的土地，是他们的根基，是他们的家。佃农们的“土地情结”与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依赖是一样的，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受传统心理的影响，中国农民相信“土地是一个人的血和肉，是家的象征”，他们宁死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小说中汤姆的爷爷便是视土地为命的人，他在出发不久后便中风离世。正如牧师凯西所说：“爷爷并不是今晚死去的。你们把他带着离开了老家，那时候他就死了。”[1]爷爷离开了代表家的土地时，就已经失去了生命。[2]与爷爷一样的还有缪利，尽管大家都向西迁徙，他仍选择了留下，哪怕像孤魂一样飘荡。这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中国人故土难离和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故乡的土地便是家。
（二）团结互助的人性美
斯坦贝克在1962年的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讲道：“作家还受命要宣扬人类已被证实了的能力，宣扬人类世界和心灵世界的伟大，以及他们的勇气、同情心和爱。在与脆弱和绝望的无休止的斗争中，这些都是明亮的旗帜，给人们以希望和勇气。”[3]这些作家应宣扬的人类世界和精神的伟大，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得到印证。小说中母亲、汤姆、牧师凯西等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劳动人民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人性之美，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传统美德。乔德一家在迁徙路上，遇上了同样西行的威尔逊夫妇并与其结盟。赛莉·威尔逊不仅把自己的帐篷借给了垂死的爷爷，在爷爷死后还帮母亲给他装殓。她对母亲说：“我们是乐意帮忙的。我心里长久没有觉得这么踏实了。大家都应该——帮别人的忙。”[4]随后奥尔和汤姆还主动帮威尔逊家修理汽车，乔德和威尔逊两家人就这样互相扶持，共同前行[5]；分别之时，父亲还给威尔逊夫妇留下了肉和钱；到达加州后，在一家人都食不饱腹的情况下，母亲仍将自己的炖肉分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在路上的饮食店里，女服务员梅伊撒了善意的谎言——将五分钱一块的糖以一分钱两块的价格卖给了贫穷的流民和他的孩子；在小说结尾处，罗莎夏在失去自己的孩子后，用母乳去拯救一个即将饿死的男人，给人希望。就算身处如此困苦的境地，乔德一家和西进的流民仍保持善良，互相帮扶。流民们用善良打破人心的界限，从一个个独立的小家融为一个大家：“一个生病的孩子也许会在二十家，百来个人的心头投下绝望的暗影；帐篷里倘使有人生孩子，也许会使百来个人静悄悄得担一夜的心，而到第二天早上又使这百来个人为了新的生命而满心欢喜。”[6]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便信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在大灾大难面前，大家团结一心，同舟共济，从全民抗日到汶川救灾，无不体现了中国人的团结精神。《愤怒的葡萄》中的流民相互依存，乔德一家尽己所能帮助同行的人，这些都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共鸣。
（三）“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除了流民之间团结互助的美好品质外，小说中牧师和汤姆在历经磨难后所表现出的 “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也打动着中国读者。牧师凯西在西进路上亲眼目睹了流民被警察欺压，被资本家压榨的悲惨遭遇后，深刻地认识到他自己一个人的灵魂不过是一个大灵魂的一小部分，只有当自己的灵魂和其余的在一起，变为一个“整体”时，才会带来好处。随后，牧师凯西代替汤姆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看到了工人们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团结起来，感受到了组织的强大力量。他终于明白了，穷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抗争。出狱后，他积极组织罢工，向务工的流民揭露资本家的丑陋面容，抗议农场主的残酷剥削，最终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英勇赴死。献身“整体”的精神和推己及人的高尚品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一直以来为中国人民所称道的，正如大诗人杜甫曾抒发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凯西死后，汤姆也从那个一开始“只管自己的事”的小我，蜕变成一个“舍小我为大家”的大我，最后他决定加入工人组织，为广大农民争取权利。离别时，汤姆对母亲说：“到处都有我——不管你往哪一边望，都有我在场……我们老百姓吃到了自己种出的粮食，住着自己造的房子的时候——我都会在场。”[6]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当大家都团结起来，并愿意牺牲时，才能拯救更多的人。汤姆试图用自己的行动唤醒、拯救更多的人。正是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跨越了国界，打动了众多的读者，特别是苦难深重、农业人口居多的中国读者。
三、小说中的工业文明与中国社会转型
小说的背景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此时美国社会阶级分化严重，传统农业经济解体。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工业化运作的大农场应运而生，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小生产者；城市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力，导致大量佃农西进。小说中拖拉机是工业文明的象征，死气沉沉的拖拉机撵走了佃农，毫无感情地耕作着土地，摧毁了农业社会人与土地的密切联系，于是农业变成了工业。与此同时，失去土地的佃农看到西部大量的招工宣传，被迫离乡西迁；他们在西进途中因贫穷沦为“流民”，当地的大农场主顺势压低雇佣价格，流民们只能做着超出原本雇佣价格的体力活来赚取绵薄的收入。[7]这是农业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路，而那些西进的农民则沦为工业化进程的牺牲品。即使佃农们内心悲愤，但工业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小说中佃农的遭遇预示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需面临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该小说引起中国读者思考的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呼唤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是自然规律。小说中提到，人向前迈了步，也许要跌回来，但也只退回半步，绝不会退回一整步。人和社会总是要前进的，如同小说中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我们的社会也处于转型时期，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改革开放后，地区发展差距悬殊，农村里大量青壮年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涌入，由此引发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中国农民工进城与小说中佃农西进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为了生计，为了更好的生活，才不得不背井离乡，而每年的“春运”路程如同小说中的“六十六号公路”，承载着人们对故土的留恋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小说不同的是，在中国农村，出去的多是青壮年，留在农村的是年岁已高的老人和年幼的孩童，这就意味着一个完整家庭的解体。他们是这个时代转型时期的牺牲品，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家里的老人没人照料，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失了父母的陪伴，所以当有人抱怨着农民工拥挤在城市，农村孩子学识见识有限时，也应该想想这个时代的背景，记住他们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葡萄”。
四、结语
《愤怒的葡萄》中的多重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不谋而合。美国农民的土地情结，普通民众展现出的人性之美，深深地打动着中国读者。随着美国西部的工业化，小说中的流民沦为时代变迁的牺牲品，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葡萄”，中国读者透过小说感受着他们的无奈与愤怒，思考着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正是这种跨越时空的人性美和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凸显了该小说在中国当今的现实意义。尽管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使得某些人的牺牲在所难免，值得每个人深思的是：我们该如何保护这个特殊时代的“葡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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