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贵 黄玉瑗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从屈原开始，文人被贬往异乡的就代有其人，从贾谊到谢灵运、江淹再到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轼等都有过被贬谪的人生经历。贬谪就是将官吏降职并调往远方就任，往往是由京都迁往偏僻荒远之地，于是文学中就出现了贬谪文学这样一种题材类型。贬谪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惩罚，但他们又必须调适自我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他们以自然山水来表达情感并创作了游记类的文学作品，这些以“游”为主的作品是旅游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些贬谪名人的贬谪路径及贬谪地也成为后代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

一、贬谪诗人的空间位移

遭受贬谪之后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空间上的位移，可以说地理空间的移动是对贬谪之人的重要考验。贬谪诗人的空间移动是被动的，“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白居易《读〈庄子〉》）被迫离开原来熟悉了的土地而转向完全陌生的土他乡，“放逐的要害在于把流放者从所熟悉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连根拔起，将其驱逐到一种陌生的恶劣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去，从而产生空间、时间、心理、语言、权力、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的隔离感和失落感，让流放者备受生离死别之痛，和孤寂凄凉之苦。”[1]这对每一个被贬者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贬谪如果从地域上看，不同时代亦各有不同的贬谪路径与里程，而以南北方向的移动为最多，“自先秦直至唐宋，大都在南方瘴疠之地，元代‘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而到了明清两代，则主要集中在西北以及东北的塞外边疆。”[2]贬谪往往是长距离的远行，动辄是千里万里的行程。白居易被贬江州，“自我谪江郡，漂荡三千里。”（《感情》）韩愈被贬潮州，刚一出发就感叹“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唐杨炎被贬崖州，“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京都距贬谪之地白居易是三千里，韩愈是八千里，杨炎是万里之遥，这几位诗人均是由北方贬往南方，孙万寿《远戍江南寄京亲友》中说，“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可见贬谪之路从来都被贬谪诗人视为畏途，其间充满了艰险，文人也产生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文人由繁华都市迁往荒凉的异乡，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贬谪之地有着与原居住地并不相同的风景，气候的差异也较大，但当贬谪者以游览的心态观赏外物时，其身心也可以得到一种放松，或者说他们因为贬谪才充当了临时旅游者的角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贬谪也是一种重要的旅游文化现象。

　　江淹在474年因为贬谪离开京都建康南下闽地吴兴，但他并没有沉溺于悲伤之中而不能自拔，常以游览的心态对待外在环境的改变，这种旅游因素在诗人刚刚踏上贬所之时便有所表现，异地的风景时常出现在他的笔端。经过无锡历山时，他作有《无锡县历山集诗》，“落叶下楚水，别鹤噪吴田。岚气阴不极，日色半亏天”，吴地的风景被诗人形象地展示出来。江淹南下又必须经过浙江江山的泉山，他作有《渡泉峤出诸山之顶》一诗：“岑崟蔽日月，左右信艰哉!万壑共驰鹜，百谷争往来.鹰隼既厉翼，蛟鱼亦曝鳃。崩壁迭枕卧，崭石屡盘回。伏波未能凿，楼船不敢开。百年积流水，千里生青苔。行行讵半景？余马以长怀。南方天炎火，魂兮可归来！”险峻的高山，湍急的流水，炎热的天气，南行之路的风景与原来的生活之地是如此的不同，让他怎能不顿生新奇之感？贬谪途中看到的山水，成为了诗人欣赏的对象，江淹入闽旅途中和入闽后写下了系列旅途见闻式的诗歌，很好地展示了南贬途中空间位移的真实情况，清晰地勾画出了此次南行的路途轨迹。当诗人以山水描摹为作为主体，对贬谪途中山水的描绘就已带有旅游的因素。地域的更换和流动，改变的不仅仅是诗人身体所在的地域，重要的是由身体的空间移动而开阔了诗人的视野。

二、贬谪诗人对旅游景观的发现意义

唐时规定“逐臣不得与善地，多五溪不毛之地。”（刘禹锡《读张曲江诗》）但就是在这些不毛之地，通过一个个逐臣的眼睛却发现了其中独特的美。一些被人冷落的山水在经过贬谪诗人的吟咏以后，成为后人游览观光之地，激发了人们游览的兴趣，旅游者在诗人笔下文字的指引下，踏着贬谪诗人的步履重走贬谪之路，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后代旅游风气的盛行。

　　永初三年（422）刘裕去世，谢灵运不为权臣徐羡之、傅亮所容，被贬为永嘉太守，在那里谢灵运发现了永嘉的山水之美。他恣情地游山玩水，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为了便于登山，还发明了一种登山用的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认为这样可以更方便旅游中的登山陟岭，谢灵运俨然已经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在游历着浙东的山水。此次行程就有这样一些诗歌与旅游有关：《登永嘉绿嶂山》《游岭门山》《登池上楼》《东山望海》《登上戍石鼓山》《游赤石进帆海》《游南亭》《登江中孤屿》《行田登海口盘屿山》，“望”“登”“游”一类的动词屡屡出现在诗题中，可见作者是主动借游览来排遣胸中的苦闷，谢灵运甚至有时还擅离职守而去游山玩水。作者描摹山水景物，而且多从“赏心”的角度来审视外物，可以说山水已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诗中表达的是对山水自然之美的欣赏，这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游览诗。

　　在贬谪中适应能力最强莫过于苏轼了。苏轼一生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但在这被贬之地他却发现了三地各自不同的美，在黄州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惠州之美是“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儋州之美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苏轼在《定风波》中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当东坡以旅游者的心态来看待这么多次的贬谪时，快乐之感竟油然而生。同为宋代的欧阳修也说“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他们甚至因为有过这样的贬谪而暗自庆幸。

　　应当说，文学中的山水之美往往是文人在贬谪中发现的。贬谪文学并不是一味的哀怨与苍凉，他们调适心态，游于物外地观看外在风景。暂时抛开外在的风雨，我们也随着诗人在贬谪之地感受到了许多异地的风景。当苦难向贬谪诗人袭来之时，他们多有亲和自然的倾向。这是诗人自我救赎的手段，通过外在的山水对自我的苦难加以净化，外在的山水往往也具有了贬谪者投下的印迹。

三、贬谪诗人在旅游中的名人效应

贬谪是一种被动的漫游，诗人有时又可以尽情享受这一过程，贬谪中的名人效应无疑提高了旅游地的知名度，使其具有了文化导游的作用。这些贬谪的文人也成了后人旅游中的重要因素。构成了旅游线路中非常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明代董传策被贬南宁，他时常登上青秀山来排遣内心的愁怀，他曾作有《青山歌》《青秀山记》，“盖不敢以余谴辱山灵焉。”他对南宁千峰万笋插入云霄的青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他的眼中那里是晴也好，雨亦好；晓也好，暝亦好。这里的一切仿佛都与这位贬谪诗人有着不解之缘，如今以董传策的名字命名的董泉就位于青秀山公园中，泉水之上还建有董泉亭，还刻有徐浦的题诗，“一派甘泉泻石涌，石龙暂卧此山中。商霖自是苍生泽，只令邕南忆董公。”其是的董公即指这位贬谪文人董传策。

　　贬谪文人的行踪成了后代旅游中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而且贬谪诗人也成了游览者追慕的对象，一个旅游者亲临前代名人所到之地，再听到导游讲解他们的事迹，这就是与古代文人的异代相接。“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在自然的审美游览中无疑增加了浓郁的人文气息。也就是说人们在欣赏自然美的同时，更愿意将其与人文美相结合。清代惠州名人江逢辰有诗：“一自东坡谪南海，时人不敢小惠州”。如今人们到惠州旅游，不能不关注东坡书院，不能不关注六如亭。贬谪文人在贬所的文学创作也为后代旅游加进了人文的色彩。又如欧阳修被贬滁州所作《醉翁亭记》，其对于滁州旅游的促进作用。

　　贬谪诗人无意中开辟了旅游的线路。贬谪文人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人文的遗产，产生一定的名人效应，贬谪之地原来可能是默默无闻，但贬谪诗人的介入，就使其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贬谪文学中旅游文学的出现，都加强了贬谪之地的知名度。地由人显，景由人成，随着时光的逝去与历史的积淀，许多文人贬谪之地就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这对于被贬的文人来说应当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