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誉澄

　　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

　　汤显祖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上广为人知的大家，他的《牡丹亭》亦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奇峰。汤显祖曾经自称，“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①。《牡丹亭》之所以在横空出世之后就备受赞誉，直到今天依然受到社会广泛人士的喜爱，不仅在于其辞藻的唯美华丽，感情的真切动人，更在于汤显祖在其中倾注了对于两性情感与人性的自由和解放的思考，可以说，《牡丹亭》是晚明个性思潮下结出的文化硕果。

　　子弟书是一种由八旗子弟创制的曲艺形式，在清代曾经广泛流传，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存世的子弟书中，有五部是改编自《牡丹亭》的作品，本文就试图围绕子弟书对于《牡丹亭》的改编展开，试图以《牡丹亭》为例，就明清易代之后，在满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下，晚明倡导思想与个性解放的文化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扭曲、扼抑、伪形的状况进行探究。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提出形态历史学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本文的选题即是受到斯宾格勒的影响，他在《西方的没落》中分析了阿拉伯文化的变形，陈晓林先生概括斯宾格勒对于阿拉伯文化之所以发生“伪形”现象原因的分析时这么说，“所谓‘历史的伪形’，即是指在阿拉伯文化尚未成形时，由于古典文明的对外扩张，武力占领，以致整个被古典文明覆压于上，不能正常地发展，故而其文化型态与宗教生命，皆一时被扭曲而扼抑，但古典文明其实已经血尽精枯，只剩下一个空壳”②。就笔者的看法而言，在《牡丹亭》的传播过程中，也发生了所谓文化的“伪形”现象，《牡丹亭》在传播过程中，原本表达对于个体的尊重，对于爱情，对于自由的真挚追求，揭露美好的生命被社会的礼教压制与摧残的主旨逐渐消失，表现出了一种空有其形，而无其神的状态，笔者认为，至少子弟书这一说唱艺术的样式对于《牡丹亭》的改编就是如此。

一、子弟书这一曲艺样式的特性与扭曲、扼抑发生之外部条件

子弟书这一说唱艺术样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由清代旗人所创制。子弟书《子弟图》中这样写道：“曾听说子弟二字因书起，创自名门与巨族”，“题昔年凡吾们旗人多富贵，家庭内时时唱戏狠听俗。因评论昆戏南音推费解，弋腔北曲又嫌粗。故作书词分段落，所为的是既能警雅又可通俗。”，由此可知，子弟书原本是满清入关之后，旗人生活大多富裕之际，产生的用来消闲娱乐的曲艺，只因为不习惯昆曲的南方声调，又认为弋阳腔等比较粗浅，因而自己创制了子弟书。《子弟图》后文“按此说，如今子弟比昔年的苦，总因家道窄，爱押个大宝，葬送在十胡。”，又因为“一分粮，轻易时完不了饥荒多款，六力弓，拼了命也拉不开是水不足”，就“惟有这玩笑场中一条活路，是爷们解谗养命的护身符。”，在日渐贫困，生计难以维持之际，一些旗人开始将子弟书的表演视为自己的 “一条活路，但是尽管如此，“也当想那些无业贫民曾经过告示”，生怕惹出事端，到了衙门之后，“办一个寡廉鲜耻把旗党销除”。

　　细玩上叙的词句，我们可以看出，子弟书这一曲艺，实际上是清代旗人这一既得利益群体的玩意儿，在旗人普遍富贵的时期，子弟书出自旗人中的“名门与巨族”，是统治阶层的产品，即便是在相当多的旗人在经济水平上逐渐沦落下层之际，表演子弟书的艺人依然为自己是旗人这一享受国家特殊照顾的群体而感到不同于一般的平民，并且生怕自己失去做旗人的资格。因此，我认为，在对待文化的观念与品味上，子弟书几乎始终与帝国的统治阶层——满蒙贵族趋近于一致。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建立政权之后，开始推行实行“振兴文教”的政策，并且随着清初统治者文化素质的提高，清廷选择了将尊孔具体化而趋向朱学独尊的历史道路，对于叛逆性强的阳明心学加以摒弃，并且升格朱熹在祀孔庙的地位，将朱熹的学说确立为官方哲学，作为一种强化封建国家文化凝聚力的努力。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受到王学左派思想巨大影响的《牡丹亭》，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外在文化环境的影响，出现了扭曲，扼抑与变形。

二、子弟书对于《牡丹亭》内容之改造——扭曲、扼抑之内部发生

有学者曾经撰文提出，《牡丹亭》子弟书根据傅惜华《子弟书总目》共有五段（其中的“闹学”实际上有《闹学》和《学堂》两种），子弟书基本表现杜柳的爱情主题，并且说《牡丹亭》通过子弟书的形式其思想性与艺术性更加得到了北方民众的认可。④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后来已有学者确认所谓五段子弟书中的《游园惊梦》实际上与《寻梦》重合⑤，如果将《闹学》（全三回）和应为前者删改本的《学堂》（全二回）分开，仍然视作五段子弟书的话，我认为这五段子弟书几乎与杜柳的爱情主题无关，甚至连柳梦梅都没有出现，其中《闹学》和《学堂》表现的主要是春香戏弄陈最良，《游园寻梦》（全三回）实际上只有第三回才是在表现杜丽娘游园寻梦，《离魂》则是写杜丽娘与父母诀别，至于《还魂》，他的情节与《牡丹亭》的不同之处在于是观音说“儿乃龙女来世界，放奴轮回奉二亲。寿活五十零九岁，那时复转紫竹林。”，然后让杜丽娘还魂，跟柳梦梅毫无关系，而且这一情节表现的是就连神仙菩萨都尊重世俗礼教中所要求的儿女对父母的孝道，与汤显祖试图极力表现的“情至”能够让“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对于传统伦理的叛逆思想可谓是完全背道而驰。《牡丹亭》虽然写的是爱情的主题，但是主旨并不完全在爱情本身，而是在于借此表达对人性的尊重，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作者的“情至”思想，然而子弟书中将爱情都已经几乎剔除了出去，又怎么可能表达汤显祖由两性感情生发出的深刻思想内涵呢？其伟大的艺术性又如何为因为子弟书被广大北方民众所认可呢？

　　在《牡丹亭》中，杜宝请陈最良作塾师教杜丽娘读书，可以说是汤显祖开明士大夫思想的体现，“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这样的想法，相比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念，无疑是汤显祖思想进步性的体现，《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也确实是一个才貌双全，吟诗作画的佳人形象，然而在子弟书中，作者借着杜丽娘的口，生造出了“烦死人，一个女孩儿人家进什么学堂？”“念这些《雅》《颂》《国风》何处用？纵学得满怀锦绣也只平常”，可见子弟书的作者觉得女性进学堂毫无必要，这一点与汤显祖的想法显然是背道而驰。

　　在陈最良讲《关雎》的情节上，汤显祖的《牡丹亭》写的是此事引发了杜丽娘的春愁，以及对恋人的渴望和思慕，这一点从杜丽娘的话“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和春香责备陈最良讲《关雎》引发了杜丽娘之后的一系列事端这两处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然而在子弟书中，则变成了陈最良说了一通《诗经》“有许多风雅在闺阁”，“无邪二字总包揽”，让杜丽娘“细心自体”，告诫她这一道理“久自明”，给杜丽娘加上了“小姐揖说承教诲，‘今世难忘师父的德’”的情节，对于所谓由《关雎》引发的春情更是只字不提。《牡丹亭》中原本借此表现出的人性本来的、自然的欲望的不可遏止，礼教的虚伪，在子弟书中全然成为了礼教的规训，其进步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

　　再比如在杜丽娘在《闹殇》中，是这样的表现：

　　【啭林莺】（旦醒介）甚飞丝缱的阳神动，弄悠扬风马叮咚。（泣介）娘，儿拜谢你了。（拜跌介）从小来觑的千金重，不孝女孝顺无终。娘呵，此乃天之数也。当今生花开一红，愿来生把萱椿再奉。（众泣介）（合）恨西风，一霎无端碎绿摧红。

　　虽然不过寥寥数语，却将杜丽娘即将与母亲诀别的悲伤、不舍、内心不能侍奉父母颐养天年的愧疚表现地淋漓尽致，读来动人肺腑。但是在子弟书《离魂》中，杜丽娘在行将就木之际，开始大段大段地说自己不孝，“短命的丫头身有罪，糊涂的逆子丧良心。二死后娘阿休念我，分明是讨债鬼，父母的仇人”，“叫孩儿生前已做无恩鬼，使丽娘死后还为不孝魂。难道说父母恩情不报也？眼睁睁就是这样两难分。世间人养的女儿全像我，可不就哭死为娘作父心？孩儿愿托身犬马填还父母，虽是个畜生，现在杜门。”原本真实的母女情深、难舍难分，一下子套上了礼教中孝道的枷锁，仿佛变成了枯燥乏味的说教，甚至是为人子女者的自我虐待，这一转变，无疑是清代理学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一样是杜丽娘母女诀别，原本汤显祖笔下真挚的感情没有了，加入的是礼教与传统伦理的异质。

　　有些令人难受的还在后头，在这一种子弟书中，杜丽娘主动提出让父亲收下春香为嗣，“劝爹爹收在身边为一子，岂不是少陵命脉一条根?”，这是子弟书作者自己加上去的内容，还有的子弟书写的不是要杜宝收其为嗣，而是纳春香为妾，《还魂》中杜丽娘说“奉劝老父依儿话，春香收下作妾身。上天垂佑生下子，万代香烟祭先人。”而就在杜宝不同意这么做之后，这部子弟书硬生生地加上了一句 “老夫人五十二岁生一子，鳌头独占状元尊。”，然后就这样收尾了。中国封建伦理中强调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男性强调要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最好还要能够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子弟书中这样的情节恰恰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样的情节强加在《牡丹亭》故事的改编之下，令我不由想起了斯宾格勒运用“历史上的假晶现象”来表述“历史的伪形”时的说法：

　　一种矿石的结晶埋藏在岩层中。罅隙发生了，裂缝出现了，水分渗进去了，结晶慢慢地被冲刷出来了，因而它们顺次只剩下些空洞。随之是震撼山岳的火山爆发；熔化了的物质依次倾泻、凝聚、结晶。但它们不是随意按照自己的特殊形式去进行这一切的。它们必须填满可填的空隙。这样就出现了歪曲的形状，出现了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矛盾的结晶，出现了一种石头呈现另种石头形状的情况。⑥

　　在笔者看来，那种火山爆发的强大力量，就好比清朝统治者通过一系列软性与硬性的文化手段所扶持的作为官方意志的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压力，而这一针对《牡丹亭》的改编过程，恰恰就造成了《牡丹亭》子弟书“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矛盾”的状况，给予我们读者好像“一种石头呈现另种石头形状”的观感，因为原本反对礼教、追求个体解放与自由的内容就像结晶“被冲刷出来”一样失去了，而在其内部又被加入了原本汤显祖所反对的压抑人性的礼教的内容，进而形成了这种非驴非马的现象，在戏曲发展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颇为奇特的景象。

三、对于子弟书改编《牡丹亭》产生的扭曲、扼抑、伪形之思考

《牡丹亭》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不朽之作，但也因为过于雅化而受到过一些批评，尤其是当时的下层民众，恐怕缺乏足够的文化修养去理解《牡丹亭》，从这一角度来说，子弟书对于《牡丹亭》故事的改编，对于《牡丹亭》故事的普及，以及培养其在民间的爱好者和生命力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子弟书在对于《牡丹亭》的改编过程中，对《牡丹亭》的内容以及汤显祖在其中表达的思想进行了扭曲和扼抑，进而产生了文化的伪形。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说，《牡丹亭》是晚明个性思潮影响下的文化产物，而在清代，晚明产生的个性思潮受到了压制，培育《牡丹亭》的外在文化环境不复存在，进而其文化的变形，在改编的过程中消失本来先进的文化内涵实际上是一种必然。

　　20世纪日本京都学派的重要人物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从宋代开始发生的，这一观点某种意义上也对中国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影响，例如章培恒先生就认为中国自元代以来近世文学的发展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方向，从而对于我们长期以来受到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进而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割裂的认知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但是我以为，我们仍然不能低估新文化的传入对于中国文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影响，笔者个人对于中国能否在不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的情况下将近世以来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学发展方向确立为主流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因为从子弟书改编《牡丹亭》这一个案也可以看出，《牡丹亭》所表现出的尊重个体、解放个性的思想并没有成为在后世戏曲发展中形成一种不绝如缕、日益强大的力量，甚至在对于它的戏曲改编作品中都出现了扭曲、扼抑、伪形的现象，在这样一种状况下，《牡丹亭》中汤显祖个人带有先进性的思想恐怕难以被很好地接受。以上仅仅是我个人一些浅薄的思考。

　　注释

　　① (明)汤显祖，著.(明)王思任，(清)王文治，评点.张秀芬，校.牡丹亭[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1.

　　②转引自刘再复.双典批判[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0-11.

　　③陈祖武.关于清初文化政策的思考[J].文史知识，1990(6).

　　④王省民，邹红梅.《牡丹亭》在民俗文化中的传播[J].民族艺术，2008(1).

　　⑤ 昝红宇，张仲伟，李雪梅.清代八旗子弟书总目提要[M].山西传媒出版集团，2010：664.

　　⑥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M].商务印书馆，200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