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丽平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生态诗学在学术界被广泛认可的概念为“关于文学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各种立场、观点、思想和理论”①。这种以文学形式阐述生态观点的作品自古有之，《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论语》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的“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荀子》的“奄、箱、鱼、鳖、鳅、殖以时别，一而成群”……类似之例在此不予赘述，以上皆说明，文学本身具有和生命本源共振的特性，可以进行绿色生态美学的审视和解读。

一、以“兼顾人与世界和自我”为界定标准的宋代家训生态诗学概念和对象

根据上文“生态诗学”的概念，我们将“宋代家训生态诗学”定义为“宋代家训诗学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各种立场、观点、思想和理论”。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此处的“生态”，采用的是广义概念，即兼顾人与世界和自我。在常规的生态诗学中，认为其研究对象往往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当前曹瑞娟等学者就把宋代具有一定生态意蕴的诗歌分为“山水诗、田园诗、时节诗和咏物诗”②四类。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③马克思亦提出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④的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观中，人本身亦属于生态范畴。如《周易·序卦传》关于“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和礼仪”六个阶段的记载，明晰了以宇宙秩序作为依据进而产生的“有所错”的生态人伦建立顺序。南朝《文心雕龙》从原道篇开始就指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将生态哲学进一步与本于人心的人文相融合。唐《通典》从“得时气之和”“感天地和气”的角度，阐述了诗乐养生、食饮健体的重要性，这也是符合宇宙根本即生态原则的体现。当代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等亦认为，作为生态主体的人，和其他种群之间存在着联系共生的关系，生活在社会、自然等“复合生态系统”之中。而家训施受双方均为人，所以无论是系统思想、内容分类，还是语言使用的研究结合点，以下都将从人与世界的外在生态、人与自我的内在生态两个方面来论述。其中，外在生态指生命有机个体生存空间以外各种条件的总和，包括山川河流等物理角度的自然生态和治国理家等结构角度的社会生态。内在生态指生命有机个体生存空间以内各种条件的总和，包括血肉筋骨等生理角度的肉体生态和三观信仰等文化角度的精神生态。

二、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宋代哲学生态观与生态伦理精神

宋代哲学生态观与生态伦理精神若以一言蔽之，可曰“天人合一”。此论最早见于《庄子德充符》的阐述：“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从相对论的角度，阐述了事物的“毕同毕异”性。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亦言苍天也具有喜怒哀乐的心情变化，与人相符，因此“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可见在古老的中国，先人很早就认识到“道”即规律，在它的统摄下，天地万物同源共生。因此自然和人之间具有紧密有机的联系，前者的本性和变化影响决定了后者要与其不断跟进、保持协调。至宋代，随着“中国古代最为精致和完备的理论体系”——理学的高度发展，“天人合一”这一古老的整体论哲学观念被注入了新鲜血液，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显著特色。

　　在天人观上，宋人认为人与万物都是阴阳之气所生，人类只是自然物中之一种。张载明确提出了“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盈天地皆气”的观点（《正蒙·乾称篇》）。程颢更是认为“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将“天人合一”视为无需论证的自然之理。朱熹也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虽本意为阐述良知，但体现了他对于人心和天心相连甚至相代的思想。这些著名理学家的理论对于上文采用“生态”的宏观概念，发挥了极大的指导和支撑作用。

　　在自然态度观上，宋人凸显出了在自然中人的能力和重要地位。邵雍在《观物外篇》说“如禽兽之声，以其类而各能得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这是对于人在宇宙万物中超然灵之及至的高度评价。他甚至认为：“物为万民生，人为万物灵。人非物不活，物待人而兴”（《接花吟》），我们可以理解为：物因人而生，人依物而存；物因人而有价，人依物而有位。虽然其出发点是人类中心主义，但也体现了人与其他生物相依相存、互相联系的价值观。

　　在观物论上，宋人倡导了“万物静观皆自得”的生态观。“究天人之际”的强烈兴味与心理倾向，理学家们对自然万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独特的观照方式。他们重万物生意的“观物”并非纯粹地观察自然物，而是往往在对外物的观察中体悟宇宙间的至理，给予了自然深厚的人文内涵。程颢认为，生命是天地万物都禀赋的“大德”，也是万物、特别是人架构在主客体之间沟通的桥梁。这种推物及人、推己及人，从事物到人心、从自然到人文的思维方式，在宋代兴盛的咏梅诗、咏竹诗中得到大量体现。比兴的背后即是比德，生态与文学在心、情和性的生生不息中，实现了水乳交融。

　　在道德观上，宋人突出了儒家仁学的理想性。把“天人合一”逐渐地演变为“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的对人生最高境界——超越自我的一种理想和追求。为君，要“顺时布政”“国家本仁义之用，达天地之和”⑤；为臣，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为民，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道德规范逐渐向中国文化其它领域渗透，最终统率并实现了人与世界、人与自我双重的平衡。

　　在养生行文观上，宋人提出了“元气未分，混沌为一”的“元气本体论”。以王充在对“精气学说”继承的基础上，张载认为“太虚即气”（《论衡·谈天》），而这种气构成了天地万物，是一种本原和实体。人体内有气，“气聚而生，气散则亡”，因此宋代上至皇亲贵胄，下至百姓四民，均热衷于养生。特别是在文人群体中，文坛的养生达人们甚至形成了地位、人数、诗作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的前无古人的宋儒养生流派。文章内有气，宋儒陈善、李庸等皆把气作为文章四大要素之一，后者曾经明辞藻文采再华丽精妙的文章，如若缺乏了气韵的个中味道，均难以称为佳作。

　　在认识论上，宋人创新了“天道尚变”思想。王安石打破了董仲舒后一直占据哲学统治地位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在辩证法的分析运用下，抨击形而上学，认为“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也就是说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在“天道”的运行范围之中。而“天道”的特性之一乃是变化，因此以上诸类都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对此陈旉有相同的看法，人要“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在他看来，只认识生态环境不断变化这一客观规律并不够，还要理解、顺应、掌控和利用，进而让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不断完善发展。在“天道尚变”的大前提下，人必须跟着天的节奏而行，“顺天而效之”，如此方能做到天人合一。这种带有“经世致用”鲜明特色的观点，适用于天下一切事物，不仅统率了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且为王夫之等明清思想家打开了一扇精神大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后世影响。

三、结语

“自先秦开始，家训诗作为家训文化的文学载体”⑥，承担了从上至下、从国至家、从君至民、从父至子的“以诗为教”的重要职能。宋代作为其鼎盛期，更是在家训诗史中具有里程碑的代表性意义。因此将“宋代家训诗”置于这种生态审视和解读的视阈中，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天人合一”哲学生态观与生态伦理精神，为宋代生态诗学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养料充足的土壤。不仅让具有政治范式理念的家训诗更加贴近生命存在，更能够以社会的人文价值为基点，让生态智慧滋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充分发挥家训诗的诗教功能，反哺当今人类生态文明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