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宁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历史从未间断的国家有着五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在这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产生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伴随着我们五千多年历史的是漫长的封建制度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我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传统天朝上国的思想逐渐崩塌，中国人在摸索中不断认识着一直以来我们生活着的却从未如此清晰认识过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始逐渐走向现代化。经过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从1840年以后中国开眼看世界开始逐渐的工业现代化到甲午战争后逐渐开始的制度现代化再到五四运动后以“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现代化，最终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断上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各个阶段之中有着起主要作用的现代化发展领域，同时也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做着量的积累。

一、1840年以来洋务派和民族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现代化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处于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下的中国的大门，清政府中的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认识到，仅凭绿林兵勇手中的大刀长矛在面对西方受过现代正规训练并且火器精良的军队时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们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运动即洋务运动。虽然洋务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其最终结果是必然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和洋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民族企业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正是有着洋务运动中的工业现代化才有了之后现代化的逐步发展，可以说洋务运动主导下的工业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的开端。

（一）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早期洋务派的军事工业现代化

洋务运动历时三十多年，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洋务派官员的领导下，一系列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纷纷创办，清政府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三种方式创办了许多近代工业，对增强国力，挽救清王朝的山河日下起了积极作用。

　　历史上林则徐是最先着眼世界的人，他搜罗人才并翻译外国书籍。他的好友魏源也是当时坚决主张“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文人。魏源明确提出了要向西方学习，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所谓“师夷”指的是学习西方国家在军事上的先进技术。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认为不仅应该直接从西方列强那里购买枪炮，更加应该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自行制造武器装备。至于“制夷”，指的是克敌制胜、抵抗侵略。魏源认为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工业技术是抵抗外敌侵略关键所在。他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派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较著名的有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军火机器总局等。

（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晚期洋务派和民族资本主义的民用工业现代化

“中体西用”[2]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1898年5月,张之洞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主张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开采矿山、架设电线、修建铁路和船炮等工业技术以及采用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挽救统治危机。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统治。

　　洋务运动后期，为解决军事企业原料、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洋务派打出了“求富”的旗号，一批民用工业应运而生。如设立开平矿务局，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在洋务派官员发展军事工业以及民用工业的同时，我国涌现出来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如候得榜，史量才，以及曾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家族等。这些民族资本家像洋务派官员一样建立工厂，雇佣工人，改进技术，为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中国近代的工业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甲午战争失败后立宪派主导的政治现代化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认识到再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是走不通的，一些较开明的官员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意图用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挽救封建统治。这使得西方的一些先进制度第一次一定程度上的进入中国。这种情况下，在20世纪初，随着“新政”和“预备立宪”呼声崛起的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政治代表所组成的立宪派正式产生。从客观影响来看，立宪派尽管未超出“中体西用”的局限但是仍然具有进步性，清政府受立宪派影响而实行的某些措施，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趋势和资产阶级的愿望，有利于促进中国近代化。

　　另外立宪派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实际上是起着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立宪派在看到洋务运动失败后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使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得以传播到中国，起到了政治现代化开端的作用；另一方面立宪派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失败使先进的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一定程度上为之后的辛亥革命做出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思想文化现代化

尽管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五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封建统治下传统思想对人的控制，以及受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和北洋政府积极倡导的影响，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如袁世凯在《大总统祭圣告令》中曾说：“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可见即使经过了政治上的革命但是文化上仍未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而当时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传统思想对人的压迫，开始逐渐的接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传播。一直到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才开始真正意义上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

（一）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必须使人意识到封建思想的落后性，让人们认识到民主共和的先进性，以此来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为反对康有为等人宣扬的“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3]思想，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广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同康有为等人在报纸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与科学的传播成为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时代接轨的开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也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准备了群众基础。

（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李大钊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阅读了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识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不能救中国。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5]，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我国共产主义事业的起点。同时十月革命使以工人、农民为主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显现出来，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改变了对人民群众的看法，认识到必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也正是这批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和被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后来成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时我国对现代化建设有了新的追求。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建国初期我国在不断完善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十三大上，邓小平提出了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上进一步提出了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一）“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不断完善

在1954年9月的一届人大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这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不难看出在这个最初表述中更加侧重于物质方面。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道：“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第一次较为完整的表达。之后周恩来在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国情以及国际环境。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四个现代化”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大再次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在研究“四个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并不仅仅意味着现代化只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而是说这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着重建设的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关于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也在不断丰富。

（二）邓小平在十三大中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同时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针对怎样才是现代化的问题需要重新进行讨论。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中写道：要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工作重点转移后对现代化的认识。但是这个时候由于长期以来把“富裕”看成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错误观点，并没有提出关于“富强”的需要。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经过一轮轮逐渐深入的拨乱反正后，党的十三大把“富强”两个字和“民主”、“文明”一起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正是在这样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现代化建设逐步推进，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中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

虽然20世纪末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冷战局面结束，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局部战争从未停止，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国际上恐怖主义的复苏以及国内形式的变化，我们越来越发现对和谐的需要是那么的迫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写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其原因在于“和谐”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写入十七大党章意义在于今后我们奋斗的目标更加全面，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统一，表明在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的同时民生也同样重要。

（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中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目标

十九大报告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6]。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进一步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将“美丽”二字写入基本路线，为人民群众描绘出了未来中国的美好蓝图。早在党的十七大，我们党就已经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完善，从建设“美丽中国”的高度把生态文明置于五大文明建设的始终。更加符合“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一对应，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与时俱进。同时也显示了党和国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将“美丽”上升到基本路线的高度，显示出了生态文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新修订的党章所说“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这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国自1840年以来至今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其发展历程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本文从时代角度出发研究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说在某一时代仅仅有一个领域进行了现代化，而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领域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由于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化领域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我们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不断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