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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神秘巨星》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瓦解

时间:2023/11/9 作者: 安徽文学·下半月 热度: 19073
王曼利

  1.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 2.西北大学文学院

  2018年影片《神秘巨星》立场鲜明地将矛头指向印度长期存在的家庭暴力问题,这个梦魇来自男权社会的菲勒斯中心主义。阿米尔·汗将女性生存困境嵌入普通印度女孩伊希娅的歌唱梦想中,以爱和希望打破了冰冷坚硬的性别暴力,完成了对父权制的解构。

一、菲勒斯中心主义与印度传统社会

菲勒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着重批判和消解的对象。根据维基百科,“菲勒斯”(phallus)指男性生殖器或文化上的男性象征。“菲勒斯中心主义”是基于男性生理特点衍生出的以男性身份和权力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精神分析学认为男性的阳具被赋予了权力,男性器官因此是父权制社会中权力的象征。菲勒斯中心主义使男性具有天生的优越感,并以此作为镜像反射出女性弱势的“他者”地位,女性价值由男性来衡量,男性女性因此成为二元对立的范畴。

  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度、多元宗教、多种语言和多样文化杂糅的国家。印度《圣训经》《摩奴法典》和《罗摩功行录》都将丈夫视为妻子的天神,妻子最崇高的天职就是侍奉丈夫。印度传统文化教导女性服从男性,印度女性因此长期受宗教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歧视与暴力。印地语中“Pati”表示“丈夫”,是“主人”的意思。作为成对的逻辑概念来说,与“主人”相对的印度女性并非男性的配偶和伴侣,而是服从主人的“仆从”。

  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其经典著作《空间的诗学》中对空间进行了现象学阐述,认为家宅是人类情感和意识的储藏室,“是我们最初的宇宙”①和安放人类灵魂的所在。家宅通常由女性打理,是人类脆弱、敏感感情的滋养地。“然而,Betty的《女性的奥秘》(The Mystique of Female)和有关家庭暴力的研究表明,家庭空间对于女性可能是牢笼、陷阱和监狱,是被他者化的地方。”②据阿米尔·汗《真相访谈》调查,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印度中产阶级家庭,这种家庭的女性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因此更加依附于男性。大多数女性即使被长期虐待,也会选择沉默,这是印度父权制文化规训的结果;而男性气质被流行的男性气概所塑造,使他们满足于一种虚假的强大。

  菲勒斯中心主义强调男性权力建立在女性权力之上,印度社会的男尊女卑观念和家庭暴力问题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变种。菲勒斯中心主义之所以在印度社会长期横行,不仅有政治、经济、宗教和传统文化对此的强化,更源于女性将菲勒斯中心主义内化为自我准则,自愿充当了夫权父权文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二、《神秘巨星》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双重宰制

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③菲勒斯是拉康学说中“父亲”的象征,是社会和家庭中“法”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去势的母亲及其幼年的儿女自然成为这种“法”的受害者。精神分析学认为,因为缺乏“菲勒斯”,女性成为被阉割的他者,逐渐被边缘化。菲勒斯中心主义导致印度家庭中男性与女性、父亲与母亲二元对立的撕扯,男性、父亲是主导,是主人,女性、母亲是服从,是仆人。

  《神秘巨星》中娜吉玛长期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有时仅仅因为没有收拾行李或饭菜不合丈夫胃口就会遭到毒打。娜吉玛的丈夫是一位暴君,将妻子儿女视为私有财产任意蹂躏。娜吉玛之所以一直隐忍,根本原因是经济上的无助。娜吉玛与丈夫参加婚礼时没有戴金项链,丈夫强迫她戴上。已经拿项链换电脑的娜吉玛自然无处找寻,丈夫便当着孩子们的面毒打妻子。娜吉玛的婚姻也不能自主,她伤心欲绝地控诉道:“我的爸爸没有问过我想不想结婚,我的女儿没有问过我想不想离婚。没有人关心我在想什么……这就是我的命运。”即使清楚自己的命运,娜吉玛却没有勇气离开丈夫,殊不知正是她的忍耐加剧了丈夫的暴虐。娜吉玛最后的反抗源于伊希娅的吉他被父亲强令丢掉。丢掉吉他,娜吉玛可以预见女儿将来和自己一样的命运,强烈的母爱使她公然反抗丈夫。反抗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走出家庭,是已经觉醒的娜吉玛的唯一出路。

  二元对立的父母关系是家庭内部微观生态紊乱的根源,子女因此成为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牺牲品,父亲不仅控制了母亲,同时对年幼的孩子也进行压抑和控制。

  伊希娅提出参加校际歌唱比赛时,母亲婉拒:“你可以向我提任何要求,但对生活不行。”面对母亲眼角的淤青,伊希娅不敢揭穿,也不敢面对。伊希娅即使上网录制歌曲时也只能穿上黑色罩袍。“黑色的罩袍”构成了一个黑色寓言,它象征着父权压制下女性与世界的阻隔,女性在黑色罩袍下无法表达和展现自我;黑色罩袍又象征着父权压迫下伊希娅渴望与世界交流的期盼。父亲让伊希娅读书是为找到一门好婚事。要不要继续读书?在哪里生活?嫁给谁?伊希娅是没有发言权的。“伊希娅”的名字是有深意的,“伊希娅”即“女人”,她影射的是无数印度女孩的命运;如娜吉玛的印度女性则一代代重复着被男权左右的无望命运。

  父亲的暴力不仅是对女性身体的直接伤害,更是一种精神戕害。影片最后,伊希娅在奖台前摘掉面纱,第一次敢于以真实面貌去面对整个世界。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压制下,女性失去了话语权,她们只有倾听和沉默的权力;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统治后,女性的声音得以被倾听,她们的话语便指向了变革的未来。

三、梦想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瓦解及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男性”与“女性”本是出于性别差异而做的认知区分,但当人类身体被社会话语编码后,文化便赋予了他/她别样的涵义:男性成了女性的主导,成了她的父和她的主人。男性的主动建构与女性的被动认同共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密不透风的性别之网。女性如何名正言顺地去表达“我”?如何完成这个“我”的转化?如果说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认同强化了女性的“他者”地位,那么,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质疑正是女性自我身份获得的开始。

  《神秘巨星》中,母女关系在父权的威压下转化为一种更为紧密的女性联系。虽然同处于父亲的威压下,但娜吉玛一直全力保护女儿身心健康发展,伊希娅在精神上也一直寻求对母亲的认同。当父亲在登机前强迫伊希娅扔掉吉他时,一直沉默的娜吉玛义无反顾地爆发了:“做梦是人的基本权利。”她当众签署了离婚文件,带着孩子们离开。伊希娅在颁奖典礼上说:“我的妈妈书写了我的人生。有些人,是不许人有梦想的。做梦的自由,是妈妈给我的。”如伊希娅所说,母亲娜吉玛是天才,是战士,是真正的神秘巨星。

  上课时为了记住歌词和旋律宁可被老师打手心,在飞机上争取自己的座位,与夏克提争论歌曲的唱法,这些都是唱歌给伊希娅带来的勇气。伊希娅唱道:“有谁能告诉我,我身在何处。又有谁能知晓,我心之所向。恐惧萦绕在我的梦里,令我备受煎熬。恐惧盘踞在我的心头,令我千疮百孔……迎风而上还是跌落深渊?有谁能告诉我,我是谁?我有目标吗?有原因吗?有意义吗?信不信,依靠自己。我是大千世界里,与众不同的自己。我逃离的,我追寻的,内心都已明了。我是该活出真我,还是保持沉默。我是该越过边界,还是悬崖勒马。我是该坚持战斗,还是缴械投降。我到底是谁?”这段歌词充分展现了女性的痛苦、挣扎与欲望,她们渴望获得确定的身份、地位与独立自主性。“是睡是醒,没有意义。是生是死,没有意义。”在这样的生活之后,伊希娅发出了“有谁能告诉我,我是谁?我有目标吗?有原因吗?有意义吗?信不信,依靠自己。”的呼声。在质疑与反叛之后,女性面对的是如何获得全面性的自我创造,只有完成了自我创造,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才能奠定,因此,伊希娅说:“一切都可以由我们掌控,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了的。”唱歌是伊希娅生命的意义,与她身心搭建了亲密的联系,使她暂时摆脱了父权制的束缚,歌声将她带回到菲勒斯中心主义产生前的天堂。伊希娅通过歌声去倾诉去发泄,不断磨炼反抗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意志。

  2017年10月,好莱坞《纽约时报》揭露了大亨韦恩斯坦多年来对数名女性性侵的事实,女星艾丽莎·米兰诺随后发起了一场名为“ME TOO”的运动;2018年3月6日,韩国MBC电视台播出了调查节目《PD手册》,直指韩国神话级导演金基德的性丑闻。世界范围内的反性别暴力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很多人在质疑这样的运动是否能真正清除男女之间的性别暴力,但我们可以肯定,女性的坚持与梦想、热情和坚毅是抵达两性平等的桥梁。这正是《神秘巨星》的主题所在。

四、结语

奈保尔《印度三部曲》曾深刻描绘了灾难深重的印度,女性无疑是这些灾难最无辜的受害者。《神秘巨星》表面上是一个有关梦想、尊严和成长的故事,实质对女性生存与发展做出了深刻地思考。歌唱、梦想与母爱最终划破父权制的阴霾,成为反抗家庭暴力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一把利器。然而,如《玩偶之家》的结尾,伊希娅母女走出父权制藩篱之后,她们的前路在哪里?是回归另一个有男性的家庭,还是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中完成成长?《神秘巨星》的开放式结局留给了我们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暴力宰制之后的另一个思考。

  注释

  ① (法)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M].译文出版社,2009:2.

  ②万蕙,唐雪琼.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J].人文地理,2013(1):29.

  ③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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