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红

　　江苏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一、前言

电影《时时刻刻》是由斯蒂芬·戴德利执导、由迈克尔·坎宁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女性主义电影，描述了处于20世纪不同时空的三个女人一天的生活和心理活动，讲述了处于不同时代的三位女性的挣扎和追求。其中由妮可·基德曼饰演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更是以其对伍尔夫深入骨髓的刻画而一举获得美国第60届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妮可·基德曼在电影中低垂的眼神、冷冷的目光、紧张的肢体语言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苦闷、挣扎及癫狂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她在电影中写作时在笔筒中找笔而不由自主痉挛的手、时而坚定时而狂乱时而迷茫的眼神无不诉说了这个英国文坛上才情和美貌并存的传奇女性主义作家悲情的一生。

　　电影是以倒叙的方式讲述故事的，以哗哗流淌的水声拉开了伍尔夫故事的序幕。这是一条位于英国里士满的河流，略显嘈杂的哗哗水声不仅代表了正在给丈夫伦纳德写诀别信的伍尔夫内心的挣扎与执着，河水在幽暗的光影闪烁下坚定地流向远方更代表了伍尔夫去意的坚决。伍尔夫急促地穿好衣服，低着头，匆匆地、偷偷地从后院溜出去了，似乎有紧急的事情要办，“最亲爱的，我感到我又要发狂了，我感觉我们熬不过这次的困境，而我应该是无法康复了，我有点耳鸣，无法集中精神，所以，我这么做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你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幸福和最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我知道我毁了你一生，……你对我如此宽容和友善，即使我身边的一切都逝去了，但我肯定你对我的爱依旧，我不能再耽误你了，我想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我更幸福的了……”[1]随着信件从伦纳德的手中滑落，他狂奔了出去，镜头切换到伍尔夫人生的最后一个画面：在急促奔流向前的河水中，她沉入了水底。

　　影片中伍尔夫义无反顾走入湍急的河流中的表情烙在了许多观众的脑海里，这样的美貌、这样的才情、这样受丈夫疼爱的女性为何会“视死如归”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为电影中唯一一位写实的人物，她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她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电影《时时刻刻》似乎给出了答案。

二、鲜花的孤独

鲜花，古往今来不论中外都是女性的象征。在电影《时时刻刻》中，故事是以身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伍尔夫正在构思的小说《达洛维夫人》中“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儿”[1]开始的，接着镜头切换到了身处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的劳拉，她靠在床头刚打开小说《达洛维夫人》，也正好读到小说的第一句话：“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儿”[2]，随即镜头又切换到身处2001年的纽约，刚起床的克拉丽莎靠在窗边朝正在卧室睡觉的同性恋女友莎莉喊道：“莎莉，我要自己去买花”[1]，可见，花在电影《时时刻刻》中寓意深刻，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她们各自的命运：劳拉丈夫送给劳拉的黄色玫瑰鲜艳热烈，蕴含了劳拉鲜烈、坚韧的个性及最终放弃家庭走向自我解放的命运；克拉丽莎从花店买回的花是粉色和血红色混合的双色玫瑰，这双色玫瑰暗含了她和老情人理查德和现女友莎莉无法协调的精神关系和肉体关系；而在伍尔夫的家里，插在花瓶里的鲜花始终是冷色调的，淡蓝色的或深蓝色的花束孤零零地被放置在伍尔夫空间里不远的身后，她们无言地诉说了伍尔夫孤独、苦闷和倔强的人生。

　　跟电影中伍尔夫背景中鲜花所营造的氛围吻合，妮可·基德曼饰演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影片中的形象是：脸色苍白、嘴唇紧闭、眉头深锁、衣着随意、发髻蓬松而凌乱、走路散漫而无目标——她的形象表露了她是一位身体和精神都不乐观的女子。在整部影片中，凡是有弗吉尼亚的片段，都不难发现她有一个动作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嘴上经常喃喃自语，这个细节或许部分观众会忽略，但是这个动作却是一个在影片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动作。通过喃喃自语的嘴唇，可以看出伍尔夫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她正在创作的小说《达洛维夫人》，构思着如何构建情节，及如何进展人物的命运，从而让人们有了一个思维延伸——这位凭借其美貌和才学成为家里“太太的客厅”[3]中心人物的女作家的内心是孤独的、是缺乏沟通对象的。作为丈夫伦纳德眼中 “英国最有才智的女人”[4]26，她有优渥的生活，有疼爱自己、包容自己的丈夫，但作为曾经是伦敦布鲁姆斯伯里文艺团体里最活跃、最有才情、作品最丰富的一员，她忍受了八年在伦敦郊区里士满离群索居、受仆人嘲讽、因为曾经的精神崩溃病史和两次的自杀而被丈夫伦纳德从早到晚“监视”其饮食起居及出行的生活。缺少了精神上契合的朋友与她探讨从文学到科学甚至到性的话题，物质上的富裕只能让她更空虚，就像影片里孤独地插在花瓶里的蓝色鲜花，虽然鲜艳、耀眼，但终究孤独。精神上的孤独使得伍尔夫的行为动作也异于常人，她经常用自己的嘴唇来与自己的大脑对话，以满足自己心灵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这部电影中，三个女主人公出场的所有场景都有“鲜花”陪衬，或是花瓶里的插花、家里壁纸的花的图案、人物的扣子上面的花的图案、甚至劳拉为丈夫丹做的生日蛋糕也是浓烈的花的图案，这似乎也向观众暗示了三位女主人公物质生活的富裕及幸福的家庭生活。伍尔夫，的确也是被怜惜她的丈夫伦纳德呵护起来的幸福的妻子，她的确如同被放置在精美花瓶中的鲜花。从电影里伍尔夫和伦纳德家里的布置、厨房的食品和伦纳德专门为伍尔夫安放的打印机看，伍尔夫过着富裕的物质生活，疼爱她、包容她的丈夫使伍尔夫精神和心理上的疾病缓解不少。伦纳德为了伍尔夫的病情，宁愿从繁华的伦敦搬到宁静的郊区里士满；为了伍尔夫的写作，他甚至买回印刷机放在家里，放弃自己的事业，亲自印刷伍尔夫的作品；为了伍尔夫的健康，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从早到晚“监视”并督促她的饮食起居。伍尔夫最大的幸福是丈夫伦纳德懂她，丈夫伦纳德在劝阻伍尔夫回家时所说：“我知道作为你这样的一个女人很难……我安放了那个印刷机，不是需要它才买的，那不是纯粹的需要，那是为了让你能够有一个能缓解你情绪的东西，能起到治疗作用，那是为了你做的，那是为了改善你的情况！”[1]伦纳德对伍尔夫如此掷地有声地宠爱也是她孤独、苦闷生活后面的一抹暖色！作为一个因从小受过男性伤害、从而在长大后对男性极度厌恶和排斥、在男性面前极度冷傲的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却能在丈夫伦纳德面前偶尔撒娇。可见，伦纳德给与伍尔夫的，不止是丈夫的宠爱，还有父亲一样的包容。对伦纳德而言，伍尔夫就是需要自己呵护的花。当然，在影片中，多数情况下伍尔夫的眼神是冷冷的，她仅有几次的温情微笑都给了丈夫伦纳德。

　　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位出身文学和艺术名门的女性，她无疑是一位颇为成功的职业女性，作为一名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女性，伍尔夫无疑是幸运的，她不缺鲜花和掌声，也是被丈夫呵护的花朵，但她又是孤单苦闷的，这不难解释电影《时时刻刻》在伍尔夫出场的所有场合，背景上总有一束鲜花、一束孤零零的蓝色鲜花存在。

三、死亡的亲切

鲜花如果是伍尔夫的背景装饰的话，那“死亡”毫无疑问是伍尔夫的主色调。

　　电影开始，伍尔夫早上躺在床上那空洞的眼神、眼神深邃清醒地可怕。一大早她起床后去和在忙于印刷工作的丈夫伦纳德问候时，本是最该轻松的时刻，她却说出了“亲爱的，我想我已经被判刑了”这种惊世骇俗的语句，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丈夫伦纳德眼中才华横溢的女性[4]26，即使面色苍白，但“仍然具有令人惊叹的明月般的光辉”[4]26。她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电影《时时刻刻》中，她都有令常人羡慕的生活：富足的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疼爱她怜惜她而对她百般包容、为缓解她情绪和支持她的写作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在家里给她安放印刷机的丈夫，美丽的容颜及横溢的才华，她为何还渴望死亡——“希望深深地走入其中，直到永远找不到回来的路”？[4]124

　　因为对伍尔夫来讲，这常人所羡慕的幸福而富裕的生活，如同牢笼，束缚了她的梦想，让她窒息，却又无处可逃，无时无刻不遭受精神上的煎熬，她感到自己时时刻刻都被困在无形的包围圈中。伍尔夫想要的，绝对不是世俗的爱和幸福，她渴望自由、渴望激情、渴望对等灵魂的对话，她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她体内那 “几乎难以描绘的第二个自我”[4]27在膨胀。她渴望姐姐瓦妮莎眼中的、因频繁聚会而太忙的、可笑的伦敦生活，但却终日被困在安静如死水般的里士满的家中；她渴望亲情或者说同性之情，她渴望亲密的姐姐却忙于自己的生活而无暇顾及她；她因年少时遭受性侵而对男性极度厌恶、但丈夫伦纳德时时刻刻都“像个警察或者学监那样跟在她的后面寻找她”[4]154“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还动辄以“规劝告诫者”[4]154的身份劝说伍尔夫回归常人的生活。远离热闹伦敦的孤独、对女仆的恐惧、丈夫的严密“监视”和来自医生的叮嘱使得她在里士满的生活完全没有了自由，这对倡导女性主义的先驱伍尔夫而言，这无疑是致命的折磨，她在看似平静中酝酿着爆发，……她对赶到火车站来劝自己回家的丈夫喊道：“虽然我是疯子但至少也该问问我”[1]，可见因为种种的“爱”，伍尔夫被剥夺了话语权。对她而言，身体和精神的自由却是“生”和“死”的问题。

　　所以，在电影中，伍尔夫一张嘴就喃喃自语达洛维夫人“生”或者“死”的问题，伍尔夫对书中达洛维夫人命运的思考，无不反映出她对自己生死的思考。“那有什么所谓呢？她问自己，走向邦大道，她的终结是否无所谓呢？没有她的存在，这一切都会继续”[1]，“她怨恨这样吗？或者，相信死亡之结束能有所慰藉吗？”[1]，“死亡是可能的，死亡是可能的。”[1]从她的内心独白看，她时时刻刻都在考虑着生死、在向往着自由。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过”[5]，伍尔夫每时每刻都在审视着自己的生活，也时时刻刻挣扎在这种苦闷中，她知道她只有“逃走”才能生活下去。姐姐瓦妮莎顺路来拜访伍尔夫，她在和姐姐离别时问道：“瓦妮莎，你认为我终有一天会逃走吗？”[1]说完这话，她悄悄地流下了眼泪，伍尔夫知道“她想要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清净”[1]，她也一直是孤独地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死亡，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是一种解脱，正如在影片中伍尔夫用粉色的玫瑰花装饰了死亡的小鸟的床，然后和它相向而躺，她们彼此注视，彼此吸引。死亡，对伍尔夫而言，是亲切的。

　　伍尔夫“实际上过着两种生活：写作生活与普通生活。她在两个世界中穿梭。”[6]174当瓦妮莎的女儿安吉莉卡问伍尔夫在想什么时，画面却切换到了电影里的另外一个女主人公劳拉·布朗躺在汽车旅馆的床上自杀的画面，这暗含了死亡也一直是伍尔夫在思考的事情。当汽车旅馆房间的水快速地漫过劳拉·布朗的身体时，伍尔夫一下子从思绪中回到现实。她微微一笑，告诉安吉莉卡：“我本来想杀掉我的主人公，但是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害怕，我可能不得不杀掉其他人，”[1]那个人，就是她自己。

　　在通往伦敦的火车站站台那里，伍尔夫和追上来劝她回家的丈夫伦纳德有一段对话，伦纳德说回家吃饭也是应该尽的义务之一，忍无可忍的伍尔夫声泪俱下地控诉道：“没有这种义务，不存在这种义务，我一直忍受着这种监禁，我一直忍受着这种关押，我到哪里都有医生跟着，那些跟着我的医生告诉我我的兴趣是什么，他们和我说话不是为了我的兴趣，”[1]当伦纳德继续以责任义务相劝时，伍尔夫绝望地喊道：“我的生活已经被偷走了，我住在一个我不期望住的城市里，我过着我不期望过的生活，我想念伦敦，我想念伦敦的生活……我快死在这座城市里了。”[1]她悲痛地哭道：“如果我好好的想一想，我会告诉你我独自一人在黑暗里挣扎，在黑暗深处，只有我知道。只有我才知道我的情况，伦纳德，我也生活在恐惧中。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我选择不住在这令人感到窒息、麻醉的郊区，而是激烈的摇摆的都市，这是我的选择，是一个普通病人，是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低下的人给她自己开的处方。由此她定义了她的人性。伦纳德，我希望能看在你的份上，我可能会在这种平静中感到幸福，如果让我在平静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选择死亡。”[1]她告诉伦纳德：“我们不能指望逃避生活来获得平静”[1]，看着伍尔夫决绝的表情、坚定的眼神，伦纳德知道，他留不住她了，她要直面人生，“就在，一个平凡的一天，她清楚了自己的使命。”[4]做出了“作为一个人的选择”[4]，去拥抱那久违的死亡的亲切。

　　看着影片中她那么舒展那么“满意”地随急促的河流流向了远方，让人禁不住要问，有多少“伍尔夫”不在时时刻刻感受并渴望呼应自由的呼唤？

四、结语

电影《时时刻刻》是“对人类精神生态的警示”[7]，不得不说，有着上乘表演经验的妮可·基德曼，将伍尔夫的敏感、神经质、脆弱和痛苦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赞叹。从某种方面看，影片中这三位女性一天的精神生活无疑是一部深刻的20世纪女性精神史。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位享誉世界文坛的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及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在电影里，她的一生被浓缩在了一天里，或许也可以这么理解，她的这一天也代表了她一生中的许许多多个日子。也可以这么说，伍尔夫和她笔下的达洛维夫人及《时时刻刻》中和达洛维夫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几位女主人公是二十世纪西方女性精神危机的代表者，她们生活富足，但内心空虚，精神萎靡，终日惶恐，生命的无意义感时时刻刻困扰着他们，她们渴望心灵的自由却逃避不了现世庸俗的生活，尤其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8]2的女性主义者来说，“社会和家庭留给女性的空间太小了，使她们感到窒息，渴望摆脱，而摆脱的途径是死亡或出走。”[4]4

　　正如影片里弗吉尼亚用粉色的玫瑰装饰了死亡的小鸟的“死亡之床”，她的一生，也是鲜花和死亡伴随的一生。但《出版商周刊》的一篇评论中在谈到《时时刻刻》时所指出的：“她（伍尔夫）在作品中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更多的是有关生而不是死。”[4]6或许直面死亡，也是为了自由且有尊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