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 岩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曹禺戏剧创作具有一定的宗教意识，但“曹禺接受宗教的影响决不囿于某一具体宗教形态，它是一种泛宗教影响。”[1]结合曹禺的人生经历和戏剧作品考察不难发现：曹禺戏剧创作中的宗教意识主要表现在浓厚的基督教意识、佛教意识的关照以及宗教反叛意识三个方面。

一、浓厚的基督教意识

基督教对曹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曹禺早年的生活环境中基督教堂是重要的存在，他“在课间休息时，跑到二楼的小平台上，去听海河那面教堂传来的钟声，悠扬沉实的钟声也常常使他伫立凝思。”[2]17清华大学期间对西方文学作品的阅读，让曹禺对基督教有了更多了解。而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圣经》文学的经历则令他在情感上更为亲近基督教。在基督教的深刻影响下，曹禺的戏剧创作带有一种浓厚的基督教意识，这不仅明显地表现为《雷雨》序幕和尾声这样具有浓郁基督教氛围的场景设置以及《日出》对《圣经》的熟练应用，剧作的具体情节也展露无遗。

（一）原罪意识

《圣经》记载，在上帝的伊甸园中，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们的行为触恼了上帝，上帝不仅惩罚了他们，还将这份罪遗传给他们的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灾难、痛苦和死亡的根源。因此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即“原罪”）要受到惩罚。在曹禺所构筑的戏剧世界中，到处都充满着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和人性的罪恶。《雷雨》里，蘩漪违逆人伦与周萍发生乱伦关系，为争夺周萍失去母亲的天性，将儿子拉入情场。周朴园更是罪孽深重，为人夫他无情无义，年轻时为迎娶门当户对的大小姐抛妻弃子，年老时对妻子蘩漪专制冷酷；为人父他毫无慈爱理解，儿子们对他无比畏惧；为商他奸诈狡猾、视人命如草芥，为扣除每个小时工身上的三百块钱，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两千二百多个小时工。而鲁侍萍年轻时与周家少爷纠缠气死母亲；作为母亲“明知一对儿女的血缘关系,却允许他们远走高飞,知罪而隐罪更是道德上的犯罪。”[3]鲁贵他偷奸耍滑，嗜赌成性。身为下人不守规矩，经常顺手牵羊；作为父亲，把子女视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原野》中的焦阎王更是罪大恶极。他抢走仇虎家的地，烧了仇家的房子，诬告仇虎一家人是土匪，活埋了仇虎父亲，把仇虎妹妹卖到妓院，抢走仇虎的恋人嫁给自己儿子，并将仇虎送进衙门。上一代的罪孽注定下一代生来负罪，这种原罪意识在曹禺剧作中年轻一代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为逃避与蘩漪名义上的乱伦，周萍追求同母异父的妹妹四凤并令她怀孕，反而陷入真正的乱伦罪恶中。鲁大海与生父周朴园的阶级对立与无比仇视、四凤和周萍纠缠与乱伦、无辜的周冲的意外身亡都是原罪意识的具体显现。焦大星和小黑子因为是焦阎王的子孙，注定他们生来“继承”焦阎王的罪孽，最终难逃沦为焦仇两家恩怨牺牲品的命运。可见原罪意识在曹禺剧作中并非偶然，而这诸多人物原罪性的背后，显示的正是基督教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二）对罪恶的审判与忏悔

基督教强调对罪恶的审判，《马太福音》中有专门描述上帝审判的情节，曹禺的戏剧创作也受到了基督教这种审判意识的影响，他说：“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4]78《雷雨》的第四幕其实就是一场审判：周宅客厅里剧中的人物齐聚一堂，所有真相在人物的对质中展现：四凤和周萍私订终身，还有了孩子；蘩漪和周萍曾是情人关系；四凤的母亲就是周家三十年前已经死去的太太，也就是周萍的生母。原来，周萍、四凤、蘩漪都犯了乱伦之罪；周朴园曾为利益抛妻弃子；鲁侍萍深藏了兄妹乱伦的秘密。在这场审判中，尘封的往事被提起，每个人的身世都真相大白，而曹禺赋予读者（观众）审判一切的上帝视角，将其带入到这场审判之中，俯瞰一切恩怨纠缠。

　　“上帝则一方面命定人犯罪，另一方面又竭力引导人皈依。”[5]基督教通过向上帝忏悔来达到对灵魂的救赎。《雷雨》中不乏一种忏悔的意识，周萍经常去教堂，试图通过向上帝忏悔来消解他乱伦的罪过。鲁侍萍不让女儿四凤当下人，是对自己年轻时与周家少爷纠缠的忏悔。就连罪恶深重的周朴园也在忏悔，他一直使用三十多年前的家具，保留侍萍年轻时的习惯，是对侍萍的死忏悔；周公馆成为教会医院，也是周朴园对其一生罪孽的忏悔。这些对罪恶忏悔情节的设置，透露出的正是曹禺浓厚的基督教意识。

二、佛教意识的关照

曹禺父亲在世时经常念《金刚经》，继母也曾教曹禺背过枉生咒①。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虽然曹禺最终并未皈依佛教，无疑，在潜移默化之中曹禺也会受到佛教的影响，“父亲死后，曹禺对宗教逐渐产生了兴趣。……他对宗教的兴趣，倒不是寻找解脱，好像宗教能给一些人生思索的启迪。”[2]112佛教意识关照下，曹禺的戏剧创作呈现出善恶明辨的慈悲情怀、平等意识与“轮回”现象。

（一）善恶明辨的慈悲情怀

佛教希望人们明辨善恶，积极修行，持有像五戒十善这样的善恶观。曹禺剧作中的人物有恶有善，曹禺曾表示：“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4]70在佛教善恶明辨的思维启示下，曹禺的戏剧创作呈现出去恶从善的主题和一种慈悲情怀。

　　曹禺的戏剧作品中有罪恶的资本家周朴园、奴颜婢膝的鲁贵、老奸巨猾的潘月亭、道貌岸然的胡四、矫揉造作的顾八奶奶、心狠手辣的焦阎王等丑恶的形象。也不乏像朝气蓬勃的周冲、真诚善良的翠喜，这样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形象。曹禺在善与恶交织的戏剧世界构筑中，洞察人性的本质，勾勒出一幅幅社会百态图。在善与恶的鲜明对比中，彰显了善的可贵和恶的丑陋，立场鲜明地展现出他对善的歌颂和对丑的贬斥。“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做慈，愿拔一切众生苦叫做悲。”[6]曹禺悲天悯人，怀有一颗慈悲之心，他曾坦言“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4]78曹禺试图在戏剧创作中，将这种感情传递给观众。也正是因为曹禺那颗悲天悯人的慈悲之心，才让人们为《雷雨》中周家两代人的恩怨纠缠扼腕叹息；才让人们对《日出》里小东西的自杀感到震撼；才让人们深刻思索《原野》中仇虎复仇的意义。

（二）平等意识与“轮回”现象

平等是佛教的基本理念。所谓众生平等，是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平等，没有高低、亲疏之分。曹禺将佛教的这种平等意识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雷雨》中最富有人性光辉的人物是周冲，在他的眼里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他抛弃门第观念，喜欢上四凤，一心想资助她学习帮她摆脱现状。他从来不高看自己一等，愿意替动手打人的哥哥登门道歉，即使鲁大海恶言相向，他仍愿意和他做朋友。周冲爱身边的人，也愿意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甚至他最终也是为了救触电的四凤而亡。周冲作为《雷雨》中至善至纯的完美形象，透过他我们能窥视到曹禺对其身上独有的平等意识的赞美。同样在《日出》中，曹禺也塑造了一个极富人性光辉的人物形象——翠喜。作者在刻画这样一个人物时，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反而赋予了她许多高贵的品格。翠喜虽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妓女，但她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虽然自己境遇艰难却还同情小东西的悲惨遭遇，把她当成妹妹般真心相待，给小东西帮助并鼓励她勇敢活下去。曹禺表示“在旧社会妇女是受到压迫的，男女之间太不平等，我总觉得妇女是善良的……我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描写最美好的妇女。”[4]29-30曹禺对翠喜美好人性的赞美，正是基于男女平等意识下对众生平等的提倡。

　　轮回是佛教一个常见的概念，“轮回”有流转的意思，是指生命体生死相续，没有止息，“轮回”现象在曹禺戏剧创作中绝非偶然。《雷雨》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来样貌没有怎么改变的周公馆，那里上演了已经“死了”的鲁侍萍和周朴园的重逢。三十年前遗留的爱恨纠缠，三十年后在“同一地点”继续上演。而周朴园与侍萍之间的少爷恋上丫头的故事，也从他们的身上轮回到自己子女的身上。《日出》中可怜的女孩小东西从旅馆辗转到妓院，不过是从一个高级妓院轮回到一个下等妓院，没人能够拯救她，她依旧要在悲惨、恐惧中度日，最终难逃死亡的命运。《原野》里仇父与焦父的仇恨，随着父辈的死亡轮回成为仇虎与焦大星子辈间的仇恨。这种故事情节上的轮回现象，颇具佛教意味，在增加曹禺作品戏剧性的同时，也极大地加深了戏剧的深度。

三、宗教反叛意识

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的慰藉，目的是为人的心灵寻找一个安放之地。宗教实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自我构建，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然而曹禺在接触《圣经》时，并没有像虔诚的教徒一样，对基督教的教条深信不疑、对上帝心悦臣服，反而却带着一种理性意识来“探索人究竟应该怎样活,为什么活着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生道路?”[2]113在宗教里只有神即耶稣或是菩萨才能拯救苦难的人们，神为信徒创造了天堂和净土等理想之地，只要虔诚信仰和修行就能到达。因此宗教成为在现世中经历苦恼的人们暂时摆脱烦扰的精神寄托。而曹禺在受到宗教意识影响的同时又能够超然于宗教，带着一种理性意识来关照现实世界，思索人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寻找一条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道路。这种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从根本上达到自救的精神，实质上是否定了神的作用，肯定了人的作用，带有一种宗教叛逆精神。

　　宗教鼓励人们约束自身，通过控制自身欲望来达到修行的目的。一般宗教都带有禁欲的色彩，如佛教的素食主义、基督教对性格修行的要求等。曹禺虽然受到了宗教的影响，但却对宗教的这种“禁欲”要求，充满反叛精神。《雷雨》中的蘩漪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但她的婚姻却非常不幸，丈夫周朴园的心里只有死去的侍萍，对她专制而缺少关爱。这个如雷雨般敢爱敢恨的女性，不甘在压抑中消耗掉青春，她背负乱伦的骂名和周萍在一起，在他身上寄托了一个女人对幸福的所有渴望。尽管在基督教里乱伦是罪大恶极的，然而曹禺却对蘩漪充满同情和肯定，“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蘩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吗？”[4]81《原野》中仇虎虽然外表丑陋性格凶残，但当他归来复仇时，焦花氏仍愿意抛弃一切和他重新在一起。“作家抛开了基督教义对人伦道德的规范而让他和花金子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从肉体到灵魂的恋爱……在对他们恋爱场景的设计中，丝毫看不到作家的道德评判。”[7]这种对自然人性和合理欲望肯定的背后，展现出的正是作者对宗教“禁欲”教条的反叛。

四、结语

宗教意识对曹禺的戏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浓厚的基督教意识使曹禺的剧作存在着原罪意识、对罪恶的审判与忏悔这样富有基督教色彩的情节设置。与此同时，佛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曹禺戏剧创作受到佛教意识的关照，具体表现为作家善恶明辨的慈悲情怀、平等意识与“轮回”现象。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尽管曹禺的戏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宗教意识的影响，但他对宗教的矛盾心理，也使他的创作带有一种理性思维下的宗教叛逆精神，展现了曹禺对宗教“禁欲”教条的反叛。

　　注释

　　①佛教净土宗信徒持诵的一种咒语,亦用于超度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