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丹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在她所著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功能论（functional approach），将文本功能作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即从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出发评价译文，建立了功能翻译理论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诺德出版了《目的行为论——析功能翻译理论》一书，系统地概括了功能翻译理论，指出了功能翻译理论自形成以来受到的各种批评和不足之处，提出了“忠实原则”，即在遵循目的原则的前提下,译文对原文要忠实,译者、原文作者、译文读者及翻译活动发起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保持一致。[1]

　　在国外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从原始的理论束缚中解放出来，用全新的视角对翻译进行了诠释，将翻译研究延伸到读者这一层次，把翻译扩展到了跨文化交际理论和行为理论，以目的原则和忠诚原则为两大理论支柱，使译文达到预期的效果和功能，是一种以翻译目的为核心，同时兼顾原作者、译者、读者多边关系的理论，对现实的翻译活动时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从功能翻译理论看日语惯用句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的。归化翻译法主张将源语本土化，采取目标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可读性。[2]异化翻译法则倡导适度放弃目的语的习惯，保持源语固有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译者在追求传神达意的同时，还须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考虑译文的“可读性”和读者的“可接受性”。因此，功能翻译理论指导译者在翻译时不像传统所做的那样先考虑直译还是意译，应从翻译目的着手，异化和归化都只是实现翻译目的的手段，实践上的可行性才是译者确定翻译策略的可靠依据。

　　惯用句言简意赅、结构精巧、寓意深刻，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本民族鲜明的文化特征和浓郁的地域色彩，可谓文化的浓缩和精粹。惯用句有其独特的结构特征和语义功能，频繁使用类比、隐喻等手法，委婉却有效地传达着规劝、鼓励等语用意图。在功能翻译理论下，惯用句的翻译目的可谓既能保留源语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又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将规劝、鼓励、警示等意图准确地传达给读者。因此惯用句在文化语境中的抽象语义和情景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以及隐喻、类比、节奏等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一组常见的日语惯用句的翻译为例，从功能翻译理论角度探讨日语惯用句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例1:河童の川流れ

　　译语1:河童也会被水卷走

　　译语2: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译语1属于异化法，将喻体直接遵照原文翻译成河童。河童在日本是一种传说中的妖怪，生活在河边，如四五岁的儿童，眼圆，嘴尖，手脚有蹼，身上有鱼鳞般的鳞片，水性极好。这个惯用句描写的是即使擅长游泳的河童也会有被水卷走的时候，引申的意思是再聪明的人，再有经验的老手也有失手的时候。译语1仅仅翻译出来了表面的意思，但却让人一头雾水，中国人可能并不熟悉日本的妖怪河童，更不懂河童被水卷走表达的喻义为何，从功能理论来看可以说是脱离了读者，因此译语2的归化译法就显得十分贴切，用中国固有的谚语来解释日本的惯用句。相似的用法例如将日语惯用句“猫に小判”中的“猫”换成“牛”，译为“对牛弹琴”，而不是采用直译法“给小猫一万日元”。“蛙の子は蛙”可用归化译法译成“龙生龙，凤生凤”。

　　例2:腐っても鯛

　　译语1:腐烂了的加吉鱼也是最好的

　　译语2: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鲷鱼，也就是所谓的加吉鱼，在日本被认为是最好的鱼，形状和体态宛如一个勇猛威武身穿铠甲的武士，在镰仓时代深受武士阶层的喜爱，被奉为“百鱼之王”，并且在日语中加吉鱼的读音“たい（tai）”也是可喜可贺“めでたい（medetai）”的谐音，因此在结婚典礼或喜庆日子里，加吉鱼作为占祥之物成为餐桌上一道不可缺少的大菜。日本是岛国，鱼的种类非常多，鱼是主要的食材，对日本人来说，即使是腐烂了的加吉鱼也是最好的，但如果像译文1那样直译的话，难免会让人不解，虽然获得了原文的“形”，却不能很好地传达“意”。如果将加吉鱼换成中国人所熟知的骆驼，用归化法翻译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用中国人习惯的表现形式，配合汉语的文化特质，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译语。

　　例3:三人によれば文殊の知恵

　　译语1:三人智慧高，定把菩萨超

　　译语2: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文殊”是掌管智慧的佛，也就是文殊菩萨，此惯用句的意思是三个普通人聚集在一起就能拥有文殊菩萨一样的智慧，形容人多力量大。而中国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归化译法正好能巧妙地将这层意思翻译出来，并且对中国读者来说有亲近感，容易接受。类似的惯用句还有“釈迦に説法”，如果用异化法译成“对释迦牟尼佛讲经”，虽说符合忠实原则，但用归化译法为“班门弄斧”，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虽然改变了喻体，将“释迦牟尼佛”换成了木匠巧人“鲁班”，但意义却丝毫未变，反而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例4:沈黙は金、雄弁は銀

　　译语1:沉默是金,雄辩是银

　　此句译文采取了直译法，汉语中本身就存在“沉默是金,雄辩是银”的说法，所以直译符合忠实原则和目的原则，也能使读者一目了然。

　　例5:金魚の刺身——役に立たない

　　译语1:金鱼生鱼片——能看不能吃

　　译语2:华而不实

　　这两种译法从意义上来说都可行，都表达出了中看不中用的意思，但是原句中有解释说明的部分，译语1也有解释说明的部分，在形式上更加对等，并且将“金鱼”、“生鱼片”这些信息都保留下来并直译，既符合忠实原则，又符合连贯性原则，对读者来说也更朗朗上口，比起译语2更加俏皮、生动，因此选择异化法更为合适。

　　例6:白鷺と烏と言いくるめる

　　译语1:颠倒黑白

　　译语2:指鹿为马

　　译语3:指鹭为鸭

　　这三种译法都以短小精悍的四字词翻译出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意思，考虑到功能理论中的目的原则，将翻译行动看成一种有目的的行为，那么翻译的方法和策略都有了一个标准——目的。因此可以根据目的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译语。如果在口语中，可以选取译语1，通俗易懂，直接取谚语喻意；如果在正式的文章中，用归化法的译语2翻译成我国熟悉的谚语“指鹿为马”，可能会比“颠倒黑白”更加适合；如果在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学作品中，用译语3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的“白鷺”和“烏”这两个一黑一白的喻体形象，就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能充分感受到原作的地域特性和魅力。

　　例7:屁とも思わない

　　译语1:认为狗屁都不是

　　译语2:根本没放在眼里

　　功能理论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惯用句所使用的语言场合也是功能理论所考虑的因素之一。有些惯用句的文化负载词本身格调不够高雅，比如例句里的“屁”，译语1的异化法直接翻译成“认为狗屁都不是”，“狗屁”的形象就会显得比较粗俗，如果在特定场合，不是故意贬低对方时，译语2的归化译法“根本没放在眼里”比较合适，舍弃其文化色彩，只保留喻义，显得比较高雅，不落俗。

　　例8:月夜に提灯

　　译语1:月夜打灯笼

　　译语2:画蛇添足

　　译语3:月夜打灯笼——多此一举

　　此惯用句的意思是指月夜里打灯笼是无益、没有必要的事，单纯的异化法“月夜打灯笼”和单纯的归化法“画蛇添足”虽未尝不可，但一个丢掉了原文的韵味，一个失去了原文的意象。译语3多了一个解释说明的部分，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结合翻译的方法，不仅保留了原文中“月夜”和“灯”的形象，还加了解释说明的语言“多此一举”，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可以说达到了功能翻译论中目的原则的最高境界，弥补了单纯归化和单纯异化的不足，听起来也上口易记。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各有所长，通过功能翻译理论来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语言构造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因此其使用也要遵循一定的文化规约，日语惯用句中存在不容忽视的文化问题，例1、例2、例3都才采取了归化译法，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受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再加上惯用句本身的语言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完全再现原句的特点，直译的话做不到形神兼备，只能对原句做适当的删减和替换，以达到翻译的目的。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日语中的汉字以及许多惯用句的典故都来源于中国，像例4这样的说法在中日两国都是同形同义，因此直接采用异化法，例5在中国没有相同的说法，也找不到合适的喻体来替换，因此也采取异化法，既忠实原文和原作者，又能达到目的，将信息准确的传达给读者。例6、例7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原则，强调在不同的场合下，选择最合适的译法，是要雅还是要俗，是用于口语还是书面，用目的为翻译方法指明道路。例8采取了归化和异化结合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为实现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手段，一味异化会损害连贯性原则，过度归化又会破坏忠实原则，只有将二者巧妙结合，取长补短，才能完全实现翻译目的。

　　因此，对于日语惯用句的翻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中日喻义一致，喻体不一致的惯用句采取归化译法；喻义喻体都一致的惯用句采取异化译法；特殊情况下，根据文体和场合的不同，选择异化或者归化或者二者结合的方式。总之，功能派翻译理论主张以目的为准则，采取多元化的翻译策略和手段来达到翻译目的，用“归化”还是“异化”取决于翻译目的、语言环境和读者接受力等，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双语的各种因素，统筹兼顾，使译文通畅、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