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焱

　　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一、戈宝权生平

戈宝权，笔名“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1]，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外交家。1913年，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县一个进步的书香门第之家。自幼喜爱读书，尤其是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年龄稍长，便广泛接触《申报》等宣传民主新思想的刊物。15岁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广泛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俄苏经典名著，同时积极学习俄、英、法、日等十多种外语，开始翻译俄、英等国的文学作品。大学期间，翻译和发表了拜伦、雪莱及罗塞蒂等人的作品。1932年大学肄业，成为上海《时事新报》编辑。1935年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成为《大公报》等的驻外记者。1938年归国，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中苏友协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1957年起，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工作。1981年离休后，兼任北京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等职。2000年，于南京逝世，享年87岁。

二、戈宝权翻译成就与贡献

戈宝权是一位富有国际盛誉的翻译家。他“毕生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50余种”[2]，共计约300多万字。译作主要包括：《普希金诗集》《普希金童话集》《裴多菲小说散文选》《谢甫琴科诗选》、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写作》、《高尔基论文学》等、罗斯金的《高尔基传》、华希列夫斯卡嘉的《爱》《乌克兰作家弗兰科诗文选》《塔吉克大诗人鲁达基诗选》《唐克诗选》《保加利亚诗人雅沃洛夫诗集》《马雅科夫斯基诗选》《恰奇诗选》《吉亚泰诗集》《米凯亚诗选》《马尔塞林诺·多斯·桑托斯诗选》《恰佑比诗选》《安哥拉诗选》《阿尔巴尼亚诗选》等。这其中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是经戈宝权首次被译介到中国，这对于中国和俄苏、东欧和亚非拉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意义深远，影响重大。

　　戈宝权更是一位态度严谨的学者。他“担任过《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等刊物的编委”[2]，著有多篇研究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的论文。此外，他还专心研究过中外文学关系史和翻译史，著有关于普希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泰戈尔等大作家与中国关系的文章；还有莎士比亚文学、法国文学、西葡拉美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文章，以及《中国翻译的历史》、《“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在中国》等一系列文章。许多文章还被译成十余种外语，介绍到国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期把之前几十年撰写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了《中外文学因缘》一书，全面论述了俄苏、英美、法德等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且专辟章节介绍我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我国文学界颇受重视，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

三、戈宝权的译事“五难”

几十年的翻译实践使戈宝权尝到了成功的甘甜，也令他体验到了译事的艰辛。他认为：“翻译是一件严谨的工作，假如你想翻译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你先要对这部作品有较深刻的理解；还要对这位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直至他的文体进行认真的研究”[3]。他根据自身翻译实践经历，对翻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思考，认为翻译的困难是很多的，大体可归为“五难”。这“译事五难”随着时代的变迁，又有了新的解读。

（一）“避免误译难”[4]

译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虽然有时只是在一个单词上犯了错，但也会波及全文，影响极大。美国有个著名的议论文题目：Why are there no polar bears in Antarctica？（为何南极就没有极地熊？）结果在中国被误译为：为何南极没有北极熊？意思南辕北辙。更令人遗憾的是，这则误译竟然进入了2006年公务员考试的公共科目笔试中。再比如，前几年一些知名学者曾把费正清译为“费尔班德”、林同济译为“林TC”、夏济安译为“赫萨”、孟子译为“门修斯”、蒋介石译成“常申凯”、毛泽东译成“昆仑”，中山大学译成“双鸭山大学”等，引起译界一片哗然。究其原因，翻译风气浮躁，可见一斑。

（二）“翻译出典难”[4]

国内外文学作品中典故的使用较多，“如不知道它们的来历，不稍加注解，读者就很难理解它们的含义”[5]。英语典故的第一大出处就是神话传说。如the wheel of fortune（命运之轮）就出自古罗马传说。命运之神福尔图娜手中有一金轮，此轮旋转一下便可指示出一个人的运气，又由于此轮停止的方位不同所显示的人的命运就不同，所以此典故应指命运的变化。英语典故的第二大出处就是《圣经》。如据《圣经·约翰福音》记载，托马斯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他不相信耶稣死后复活，并说他绝不相信，除非他亲眼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于是，a doubting Thomas成了多疑的人。此外，还有些典故源自语言故事、文学作品、历史事件、体育运动、影视作品等，如Romeo（罗密欧）指英俊多情，对女人有一套的青年。Cleopatra（克娄巴特拉）指绝代佳人。Pyrrhic victory（皮洛士的胜利）喻指得不偿失的胜利。Rambo（兰博）是智勇双全、大义凛然、意志刚强的代名词，等等。翻译时遇到这类情况，一定要究其根源，否则很容易张冠李戴，贻笑大方。

（三）“翻译人名难”[4]

国家间由于语言不同，发音规则不同，人名读法也不同，但在翻译时，译者往往想当然地按照国际流行的英语读音去处理，这样就很容易弄错。例如，好莱坞女星Jessica Lange，中文被译成洁西卡·兰芝就是典型的人名翻译错误，实际上她姓Lang（兰），而不是兰芝。再如著名男影星Keanu Reeves，国内译作基努·李维斯。译者其实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夏威夷语，意为“吹过山头的清风”，发音是Kee-ya-nu，应该译成基亚努才对。再比如，当年叱咤足坛的法国球星明明叫齐丹Zidane，却被当成Zidané，加了一个音节，误译为齐达内。英国球星Beckham按照发音规则应该译为贝坎（姆），译者却不求甚解，把不发音的h加进去，变成了贝克汉姆。这些错误在译界都是常见的。

（四）“翻译书名难”[4]

翻译国外的书名最忌不问内容，以词害意。我国译界长期以来把霍桑的TheScarlet Letter译作“红字”，实为书名误译,实际上应译作《猩红A字母》。首先，Scarlet一词指的是“猩红色”，并不是一般统称的红色，在文中是有其寓意的。“Letter A”不仅是“通奸Adultery”的意思，它更带给读者无限遐想，不同的读者解读也会不同，可以是“Able有才干”、“Admirable令人敬佩”、也可以是“Angel天使”、“Amorous爱情”等，此为霍桑的神来之笔，不可简而化之。梁实秋先生曾译为《猩红A字》符合他那个时代的翻译语言要求；陆谷孙教授译为《猩红A字母》也比较忠实原文原意。可见，这类误译现象在翻译实践中不胜枚举，应引起译者的高度关注。

（五）“翻译事物名称难”[4]

孔子曾说：“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国外事物的出现越来越层出不穷，千奇百怪，名称多样，而译者的见识与学识毕竟有限，势必会遇到难点。例如，以前的经济学被严复译为“计学”，哲学被梁启超译为“理学”、“智学”尚可接受；现在网络上已经为流行词汇主导，经常把knock-offs译为“山寨”，coupon freaks译为“折客族”，throw shade 译为“吐槽”，等等。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曾写过一段话，“可恨我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6]世事境迁，翻译也在变化。

　　正所谓，前有严又陵“译事三难”，后有戈宝权“译事五难”。然而正是这“难”字展现了杰出译人对待译事的认真严谨、孜孜以求的态度。德国文艺批评家和翻译家希勒格尔曾说过：“一个严谨的译者，不仅会移植一部杰作的内容，并且懂得保存它的形式的优美和原来的印象，这样的人，才是传达天才的信使。”[7]可见，翻译绝不是容易的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艰苦，绝不是读者从译文的字里行间所能感觉得到的。

四、结语

钱钟书曾评价戈宝权：“外语懂得多，掌握外国文学资料多”；郭沫若也曾称赞戈宝权“是个做学问的有心人”；毛泽东更是直呼戈宝权为“俄国文学家”。作为国内东欧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世界文学翻译研究的巨擘，国际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的译人、译事给所有翻译工作者以启迪和激励。译人难，须勤奋严谨、博览群书、开拓实践。译事难，然非高不可攀、不可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