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

　　摘 要：小说《抉择》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官场小说之一，小说出版后获得了较大的反响，导演于本正在上海市委领导的支持下将其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并搬上荧屏，本文主要采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对小说《抉择》和电影《生死抉择》进行比较，分析两者在人物形象、情节安排、叙事技巧等几个方面的不同，进而探讨电影改编的得与失。

　　关键词：《抉择》 《生死抉择》 小说 电影改編 比较

　　文学形象转化成银幕形象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小说《抉择》于2000年10月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一举成名后，众多影视改编者相继将小说搬上荧屏，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便是其一，其于2000年荣获第20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华表奖。小说《抉择》揭示了中纺领导班子集体腐败的行为，真实地再现了李高成在面对亲情、友情、各种利益诱惑时内心的煎熬，表现了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人民、国家的忠诚。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与小说在人物角色、情节安排、叙事技巧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不同，电影改编虽有缺失之处，但改编基本遵循了原著的根本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人性的善与恶。

　　一、小说与电影改编比较

　　（一）小说和电影人物形象的比较

　　李高成形象的现代化。小说中的李高成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他拥有良好的个人品质：沉稳、正直、嫉恶如仇。工人们闹事，他沉稳地向工人们表明自己的态度，平息混乱的局面。看到腐败分子吃喝玩乐，他会气愤地掀桌子，破口大骂。而在电影中，导演对李高成的人物性格做了有意识的改变。电影中的李高成与小说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有远大的抱负。“他不是谦谦君子、处处后退的标准化官员，而是具有企业家的精神，又有很强的政治理想的现代领导者”[1]7。影片中，生病住院的李高成在杨诚感慨城市繁华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远大抱负：“这离我心目中的城市还有很大的距离！”他并不是守旧的老领导，他是有现代精神的国家建设者，他希望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城市和国家。远大抱负的展现，增加了李高成形象的当代性。

　　吴爱珍形象的立体化。小说中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吴爱珍。小说里的吴爱珍是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她是一个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的人物，形象比较单一。而电影为了影视效果，将吴爱珍形象塑造的更加丰满、生动、有感染力。导演在此特意增加了吴爱珍对李高成温柔体贴的一面，让她褪去了官场女性的强硬，成为一个温柔体贴的贤妻良母。吴爱珍形象的改变使李高成对她的愧疚加深，在保护家人和维护人民的利益的两种选择中更备受煎熬，使其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的抉择更加困难。

　　最后是梅梅形象的彻底改变，增加了电影的感人力度，为整部影片添加了催人泪下的因素。电影中，梅梅是一个智障孩子，她出现在李高成与吴爱珍的多次争吵中，她的哭闹让吴爱珍更加委屈与伤心。同时，梅梅还是腐败分子贿赂吴爱珍的间接渠道。梅梅形象的改变让夫妻两人之间的冲突更鲜明地呈现出来，对吴爱珍形象的表现也有重要的意义，如导演于本正所说：“把梅梅设计成一个智障孩子，吴爱珍深厚的母爱在梅梅身上体现得无微不至。一切重担，吴爱珍都默默承担，从这个角度来表现这个善良女性的迷误失足和道德困境”[2]9。而在小说中，梅梅在李高成的反腐败行动中并不具备关键性作用。

　　（二）小说和电影故事情节的比较

　　从小说到电影，情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变动和增加。

　　情节的变动。首先，为了更好地为主题服务，电影中变动了腐败分子借助中纺兼并重组掩盖自己腐败行为的情节。电影中，企业兼并重组，商界（曹万三，方总）和政界（郭中姚）借此联手谋利。郭中姚与商界人物曹万山以及方总是合作关系，且他们腐败的行动贯穿整个电影。小说中没有突出表现郭中姚与商界合作的情节。腐败分子急切地宣布中纺破产以掩盖腐败行为，引起李高成的愤怒，使李高成与腐败分子坚决斗争以保护中纺，推动改革顺利进行。其次，电影中，吴爱珍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她有关的情节自然也做出了相应的变动。小说中，吴爱珍欣然接受钞万山的三十万元，并劝李高成收下。电影中侧重表现吴爱珍的腐败是误入迷途。李高成大寿时，吴爱珍收到钞万山送的三十万元生日礼物后，焦急的立刻去找钞万山，在与钞万山和郭中姚的争论中，吴爱珍明白自己已经掉入他们谋划很久的腐败之网中，难以脱身。她不想贪污受贿，也不想让李高成知道自己贪污受贿，这样的情节变动就符合人物现有的身份。

　　情节的增加。电影中增加了与梅梅相关的情节。郭中姚和钞万山等人利用梅梅，主动为梅梅请老师、买名贵的花供其画画、看病、买保险，让吴爱珍陷入腐败，让吴爱珍成为腐败分子威胁李高成的重要砝码。这些情节的增加是梅梅形象塑造的必然要求，也为下文吴爱珍陷入腐败的怪圈埋下伏笔，为李高成抉择的艰难做了铺垫。电影增加了冯敏杰得癌症住院后，向李高成说出中纺腐败实情的情节。这个情节的增加使电影故事发展紧促有序，冯敏杰的反戈一击使市检察院迅速展开调查，这也成为了电影故事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三）小说和电影叙事方式比较

　　在叙事方式上，小说《抉择》中有大量的文字评论。小说的开篇，长篇的文字评论使中纺从挫折走向兴盛，从兴盛再到衰落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中纺的经历也是中纺每个领导奋斗的经历，更承载着中纺领导班子的奋斗精神与远大理想。对郭中姚和冯敏杰等中纺老领导过去行为的叙述评论，让读者了解了过去的郭中姚和冯敏杰的才能及对中纺的贡献，与蜕变后的腐败分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叙事方式的运用并没有影响张平小说的表达效果，相反，“张平在叙事之中加入大段大段的评论干预，以江河般绵延不断的设问，追问，挖掘出潜藏着的实质问题，用激情和理性引导读者的思索”[3]。而这一切处理得很好的原因更在于小说是以李高成的见闻为线索，展开腐败问题的描写。李高成在观察中进行思考，同时引领读者思考。

　　电影《生死抉择》在叙事上，采用双线并举、平行推进的方法，来强化悬念、增强节奏、加强对比。首先，电影的开篇，一面是中纺工人闹事，场面激烈而混乱。另一面是李高成与妻子久别团圆，场景温馨而甜蜜。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初步展示李高成一无所知但工人已忍无可忍的中纺腐败问题。紧接着，李成看完工人递交的材料，调查出真相后，气愤掀桌骂人乃至绝望。而郭中姚等腐败分子不知悔改、吃喝玩乐、谈笑风生，继续腐败行为。最后，一面是李高成与家人过大寿，营造了一种和谐宁静的氛围。一面是腐败分子，以金钱利诱妻子，妻子焦灼不安。在一系列平行发展的线索中，电影为我们设置了几处鲜明的对比情节，在矛盾冲突中为我们揭示了腐败现象，刻画了坚决反腐的优秀党员形象，使反腐倡廉的主题一步步深入人心。

　　二、电影改编的得与失

　　文学作品是一种充满想象与诗意的文字符号系统，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生活。电影是直观的声像符号，它借助声、光、色、影、形的手段逼真地再现人物和事件。媒介手段不同使电影改编呈现出与小说不同的风貌，而这种不同风貌的呈现亦有得有失。

　　（一）电影改编的得

　　纵观电影市场，很多好的影视作品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来。作家张平的小说《抉择》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而小说与电影的结合，为观众带来视觉盛宴的同時让作家张平再度火热，让小说《抉择》再次走上发行的高峰，导演自然也获得了相应的利益。

　　首先，“改编要忠实于媒介的特征，拓展艺术的表现力并带给观众独特的视听享受。”[3]电影采取镜头与音乐结合呈现场景刻画人物形象，充分发挥了其视觉艺术的魅力，让小说故事体现出不一样的生动气息。在表现李高成与吴爱珍夫妻感情的场景时，吴爱珍拥抱李高成动作的慢镜头呈现，深刻地体现了吴爱珍对李高成的疼爱，同时也表现了吴爱珍小女人的一面。视觉的直观呈现让观众快速地进入到李高成与吴爱珍浓厚的爱情氛围中，而语言文字在表现这些场景时显然缺乏一定的感染力，需读者慢慢的去体会。正是因为“电影镜头可以通过视觉直接到达观众眼中，语言的“视觉”需要从个人的理解中慢慢渗透”[4]。所以，电影采用城市远景镜头，使人物随着广阔城市远景的拉开而舒展独特的个性特征，而小说则无法以直观的城市远景瞬间激发读者如李高成一般壮阔的豪情。

　　其次，小说的创作者张平被誉为“反腐作家”，他为了写好小说，采访了北京、太原、保定等地十几家国有大企业，看到了对企业损害最大的是集体腐败，看到了工人悲惨的生活境遇，作家的责任与良知，让他决心描写残酷的社会现实。“我认为作家不应该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 [5]。因此，他在小说《抉择》中，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腐败的事实，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官场人物，以更好地为反腐倡廉主题服务。而电影《生死抉择》以影视的方式实现了作家张平所弘扬的价值观，让更多的群众看到了官员的腐败，让更多的官员学会自省。

　　同时，电影改编扩展了小说的生存空间。通过改编，电影《生死抉择》获得的成功之处显而易见。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无论是李高成、吴爱珍还是梅梅，他们的形象变得更加具体、生动、立体化。在感染观众的同时，弘扬了主流价值观。电影故事叙事条例清晰，双线并发，叙事节奏张弛有度，结合紧密，使得这部时间较长的电影看起来一气呵成，而不沉闷。而这些都是小说重新获得关注的重要砝码。电影取得成功后，作家张平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之中，自电影《生死抉择》播出后，“反腐作家”和“山西省第二信访办”的美誉落在张平的身上。作家“触电”成功、知名度高涨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后续的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会去注意汲取电影艺术的优势，注重故事情节的创造，注重小说的画面感和色彩感，为小说增添电影的因素，作品质量也随之上升。

　　最后，导演个人对艺术和经济利益的追求都得到了实现。电影《生死抉择》的导演是于本正，导演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导演个人的情感意愿会影响电影创作。如吴爱珍形象的变化便带有导演强烈的个人情感意愿。他说：“李高成有这样一个夫人，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对主要人物有很大的损害”[1]11。因此，飞扬跋扈的吴爱珍变成了小鸟依人的贤妻良母，增加了观众对人物的喜爱与同情。小说中钞万山是严阵的内弟，电影中钞万山是严阵的养子，养父为了养子公开与李高成斗争，养子为了养父选择自杀，使观众对严阵多了些同情。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的变化在不违背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了导演个人对艺术的追求。

　　另一方面，电影创作者要考虑影片的收益。一部电影的完成不仅需要人力还要巨大的物力，使得电影创作者必须考虑商业回报。而商业回报的多少要看这部电影有多少观众。巴赞认为：“电影没有起码数量的直接观众就不能存在。[6]”因此，电影改编要考虑观众的审美趣味，创作大众化通俗化的作品，吸引更多的观众，使影片能够达到理想的收益，否则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电影着重表现了领导们在娱乐公司花天酒地、在豪华公寓中养情人、拿着公款吃喝玩乐，腐败景观越是触目惊心，越能引起观众的气愤。电影中对李高成和吴爱珍夫妻情感的增强，迎合了观众的审美趣味。梅梅的残疾为电影增加了一个很大的卖点，好评不断，经济利益自然不在话下。

　　（二）电影改编的失

　　艺术化的语言符号是小说的重要载体，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上，语言文字有极大地发挥空间，而电影在借助观众所能看到的表象化的人物动作来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时时间有限，因此电影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时有所缺失。小说以大量内心独白展现人物情感的起伏从而刻画人物形象。小说中对李高成心理活动描写的篇幅很多。面对职工代表，李高成内心活动极其细腻丰富。他深入思考着工人现在的艰难处境，与自己这个市长有很大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由深化改革带来的。工人们信任国家，信任党，对国家和党充满信心和希望。而如今工人与自己有很大的距离。面对工人，“你能说他们闹事吗？这样想对得起他们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7]”但是，中纺领导的发言，又让李高成瞬间陷入了煎熬。他相信工人，但也相信自己亲手提拔的下属。面对工人、领导、同事和妻子，一系列内心独白展现李高成面对抉择时内心的煎熬。而电影则无法将人物的内心独白完全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因此在人物内心感受的表现上，小说较电影发挥的空间更大。

　　夸张化处理。新兴的消费文化为电影追求奇观化效果提供了契机，它注重对消费者感官的刺激，以不同寻常的故事情节或艺术形式让观众获得短暂的审美享受。电影让小说中的人物集聚一堂，共话反腐，但是它在一些细节的设置上稍显夸张。虽然《生死抉择》的改编宗旨之一是贴近生活，无论是正面人物李高成还是反面人物严阵，他们的描写都贴近生活，人物的动作行为以及心理反应都有一定的生活依据，但是，电影改编在人物塑造上没有克服脸谱化的缺点。对于反面人物的描写过于夸张。如企业家方总，事情败露之前是一个油腔滑调的资本家，毫不忌讳地与腐败分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由此看来，电影将涉及中纺利益的相关人物都设计成腐败分子则稍显夸张。同时，导演将腐败分子毫不例外得披上了仁义道德的外衣。严阵是为报恩战友而腐败，吴爱珍是为了女儿梅梅而腐败，洪敏杰是被逼无奈而腐败，友情、亲情等成了这些腐败分子的借口。这样的设计有过分夸张化的因素。

　　另外，一些细节处理粗略，也是电影改编的缺失之处。李高成和杨诚之间的矛盾关系处理的过于简单。两人一开始互不信任，李高成以完全敌对的方式对待杨诚，而后两人皆知善恶后便毫无芥蒂地携手同仇敌忾。电影中对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处置不当，难以以逻辑有序的方式展示杨诚的性格特征。

　　三、结语

　　从对小说和电影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小说《抉择》和电影《生死抉择》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不同，电影改编虽在细节处置上存在不足，但是导演于本正在改编的时候能够遵循原著的基本精神，在与原著产生情感共鸣时对原著进行适当的改编，坚持互利互惠的原则，让导演、作家以及观众都获得了既得利益。在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较大反响可以看出，改编的电影是成功的，那么改编电影的成功也体现了作家张平创作《抉择》的成功。正如张艺谋所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8]”小说为电影提供了优秀的素材，电影为小说的表现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两者结合，实现共赢。与此同时，在当下的反腐倡廉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温这部官场小说和电影，以警示更多的人以身作则，做优秀的党员，做为人民诚心服务的党员。

　　参考文献

　　[1] 倪震.与于本正谈《生死抉择》于本正[J].当代影，2000（9）.

　　[2] 张冲.文本与视觉的互动[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4.

　　[3] 边哲.《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小说与电影的比较研究[D]. 湘潭大学，2014：37.

　　[4] （英）欧纳斯特·林格伦. 论电影艺术[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102.

　　[5] 韩玉峰.张平从《抉择》到《生死抉择》[J]. 山西日报，2000（3）：106.

　　[6] （法）巴赞.电影是什么[M]. 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258.

　　[7] 张平. 抉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85.

　　[8] 李尔藏.张艺谋说[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1.